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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以 “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在了天安门广场，立刻轰动北京，轰动全国，轰动海外，“那时来二外院要《诗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
“想当年，我审江青的时候，她大骂我是笑面虎，还说我是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今天来采访我，也是在采访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看我像笑面虎么？我凶不凶？呵呵，其实我很温和吧。”
白发银丝的汪文风惬意地靠在褚红色沙发上打起了哈哈。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时间已过30年。此刻，我走近汪文风只需三步。他安坐在那里，强调又强调，“我怕你们这群小娃娃搞不懂，‘童怀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一共16个人，我是其中一员。”
然而，将眼前这个带有浓郁川音，身体羸弱，言谈举止中透着一股子倔劲的七旬老者，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童怀周”，主审过四人帮集团的人物联系一起，似乎有点失真。
四周老式的装修，浅啡色的木质地板，深黄色的过时家具，五斗柜上微笑着的毛泽东塑像，壁画里沉思的周恩来，都在无意地营造着一种怀旧。往事，则像汪文风的玄色唐装上的盘扣，一环套着一环。
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诗抄》，
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为什么要给小组起名‘童怀周’？”
“我们要共同怀念周恩来。本来要叫‘佟怀周’，我老觉得这个‘佟’字不通俗，后来就改为‘童怀周’。再说，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在周总理眼里始终是个儿童。”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早就从报纸中获悉了总理的病情，对这一天的来临也有预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还是痛苦不已，“我是痛哭不已啊。”
他跑回了教研室，想告诉每个同事总理去世的消息。他推开门，陡然发现其他人眼圈也是红的……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数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这里，在严寒中肃立致敬，作最后的告别。灵车所到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
茫茫人海中，没有汪文风及其全家。“‘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天，我没去，我的老伴孩子也没去。”他面无表情地直视着茶几上的那杯茶。
汪文风曾在他的著作《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详尽描述过北京二外院“文革”伊始的紧张气氛：
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由于“政治问题”，汪文风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担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不满一年，又由于“历史问题”加“政治问题”，被改派到汉语教研室当主任。1966年8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革命呼声迅即响遍全国大专院校。二外院里，几个通宵达旦的批判大会下来后，从反右倾开始，就是挨整专业户的汪文风，也由“保皇派”到“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再到“小爬虫”、“变色龙”。
“‘小爬虫’是指我在群众运动中发表不同意‘文革’的言论。另外，我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时，暴露了身份，蹲过国民党的大牢。你想想，一个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成了‘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
于是，很自然的，周恩来逝世后，这只“小爬虫”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学院“文革”当权派的暗中监视。
“我是苦孩子出身，13岁就是重庆的‘雾都孤儿’，根正苗红，只是后来‘变了’、‘修了’。他们没明着阻止我对总理的爱，在这点上，就算是江青也不敢明着反对的。”
汪文风拿到了一张票，那是一张1月12日到14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周恩来仪式的入场券。对于那晚的吊唁，汪文风只说了句“人山人海”。
真正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个悼念场景：大批首都居民、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举行悼念仪式。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人们追悼、怀念的主要场地。短短几天里，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
“两个悼念同时进行。在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才属合法，而天安门的悼念仪式是江青他们不满意的，幸而这两个场面，我都参加了。”汪文风微笑地说道，“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广场贴诗了，我都是偷偷去看的。”
4月5日的北京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汪文风成了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他的文字记录被没收过，“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做过笔迹鉴定。”同时，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召开了全院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了当众审查。
事实上，不仅是汪文风，他的孩子、学生、朋友，以及所有汉语教研室的同事，都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和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卷进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
10月10日，“四人帮”被捕，但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天安门事件依然压在汪文风们的心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眼看着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快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不要命了。”他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出来，找一个钢板字刻得好的同事刻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
《诗抄》有了，还需名正言顺。于是，通过自愿签名的方式，汪文风与15个参与收集、编辑《诗抄》的汉语教研室的同事共同组织了“童怀周”小组。
这15人分别是：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以 “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在了天安门广场，立刻轰动北京，轰动全国，轰动海外，“那时来二外院要《诗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
就在《天安门革命诗抄》铅字版出版后，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童怀周”小组成员之一白晓朗突然被捕，罪名是在天安门张贴批判“四人帮”、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因为我们的行动激怒了参与镇压天安门运动，依然还在台上的当权者，冲击了‘两个凡是’的围墙。”汪文风解释道。
一天傍晚，他背起一袋子《诗抄》，走进公安部，敲响了原公安部宣传室主任陆石的家门。
“我把书往地上一放，对他说，我是来给你送书的。如果你要抓人，我就在你面前。”陆石被汪文风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书？”
“《天安门革命诗抄》！”汪文风直截了当。
陆石一把抱住汪文风说：“我的好同志啊。”
这一幕多么像1980年代电影中的某个桥段。100天后，白晓朗被放了出来，公安部还将过去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的“罪证”——另外900多首诗也交给了“童怀周”，于是，就有了后来再版的1000多首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其他15个人的现况如何？”
“前段时间听说白晓朗得了重病，具体情况不清楚。李先辉后来当上了二外院的党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休了。黄林妹是小组里比较特殊的一个，她开始反对周恩来，但自从进了汉语教研室，思想产生了变化。”
“谁是‘童怀周’真正的发起者？”
“这事有过争议。社会上公认是我。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诗抄》，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谁会想到那么多功利的事情？可能……后来看到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人心就起了变化……”
汪文风的眼中掠过了一些困惑。
邓小平最凶恶的刽子手
所谓生活起变化，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汪文风当选由100人重组而成的中央纪检委员会委员。“中央大报刊登的中纪委成员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跑来问我。我不敢确实，一律推说不知道，万一重名怎么办？”
直到1979年1月4日，汪文风收到了参加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请柬，才敢确认报上登的汪文风真是自己。
会议前后开了18天，由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分别作了发言。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对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会下，中纪委秘书长魏文伯找到汪文风，开门见山提出让他进中纪委工作。“那时，我面对几个选择：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陈荒煤要我到文学研究所。按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我是很想进文学研究所的。”
魏文伯的脸沉了下来，重话轻说，“把你留下来，是黄克诚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
形势如此严重，汪文风立刻表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安排。
对人生是否有过遗憾？他摇了一下头，“我这一生都听党的话，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没进过中纪委，比它更小的部门都会把我吓住，所以，魏文伯的脸那个一板，我马上就点头答应了。有人说我进了中纪委是人生中的转折点，我不否认这点，但谁又能说我如果进了兵工部或者社科院就不好了呢？”
汪文风被安置在中纪委研究室，但没有马上就职，而是接受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安排：与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常委曹瑛一起负责审理“四人帮”集团问题。
“在审案过程中，你觉得这4人里谁最厉害？”
以为他会说是江青，他却低沉地说：“张春桥。”
在汪文风眼里，张春桥是4人中学养最深、城府最深的一个。“他最初可不像在法庭公审时那个样子，他是撇得清的问题一字不说，滑不掉的问题，他会告诉你。”
根据4人的不同特点，汪文风采取了不同策略。针对老奸巨滑的张春桥，他冥思苦想了好久，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大脑中盘旋。终于，在一次审讯中途，他突然发问：“你们几个打算把邓小平、周恩来拱倒后，让谁来当总理？”
“张春桥回答道：‘是我。’以后就一句话也不肯讲了。他知道，他把最重要的事交待了。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汪文风至今都觉得自己干得漂亮。
“那江青呢？”
“她简直就是大杂院的一个破女人。”他很不屑地说。
汪文风曾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中如此谈论江青，“自恃她是主席夫人，不讲道理，胡搅蛮缠，一张破嘴吵吵闹闹。”
她说，我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重大的决策，我所知道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严重的问题，你们要听，你们要我说，你们敢听吗？你们敢问吗？你们敢知道吗？
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判你，审查你的问题的，你所参与的阴谋我们都要听，你所参与的事情，你都有责任向我们彻底坦白交代……。
她又说，你们开口闭口最爱毛主席，最崇敬毛主席，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跟毛主席谈过几次话，你们熟悉毛主席吗，了解毛主席吗？我，再不才，也跟毛主席生活了38年，是38年呐。
我回击她，过去跟了马克思、恩格斯一起战斗过的人，成十上百，恰恰是这些人当中有一批人后来叛变了马克思，叛变了恩格斯……你还有什么说法？”
几个回合下来，她对我有了一个评价，“你别看汪文风笑，别看他和颜悦色，他是笑面虎，是邓小平最凶恶的刽子手。”
审判“四人帮”已过多年，汪文风对这4人的看法依然不变。
“他们是罪大恶极。在审问过程中，他们倒没有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揭发的现象，足可以见他们关系之铁。不过，我们也没有采用诱供、挑拨的伎俩。
“蒯大富回忆往事时，说过毛泽东评价江青缺少自知之明。抛开蒯大富与江青的关系不论，他肯定了江青的某些能力、特色，只说她在‘德’字上不够。
“哼，蒯大富，‘文革’中的一个学生娃娃，他经历过解放前的革命斗争吗？他懂得什么？他真的懂得江青么？江青如果不在高位，只是一个普通人，顶多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作风不正派的女演员，就是她的地位害了她，也害了无数人。”
进入中纪委后，他当选过第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中纪委委员。“我一直在做纪检工作，1992年从中纪委离休前，整顿过人民日报、新华社……那时，我是副组长。”2004年1月，他出版了《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对“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有过深入研究的作家徐晓说：“仔细思考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背后，不仅仅是一群中国人表达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之情，还有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强烈不满。他们不知该怎么做，无形中，周恩来成为了一个符号，成为他们想表达的，想突破的，但，仅仅以一种意识形态去批评另一种意识形态，似乎是不够的。”
徐晓所提出的思考，不知汪文风，这个个人命运伴随中国政治命运起伏跌宕的沧桑老者，是否也深思过？他对自己的这本书满意吗？
“我惟一的不满就是不能尽情地写。”汪文风沉吟片刻。“这关乎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无法想象，有些战斗英雄，浴血奋战，建功无数，可就是在‘文革’中，政治头脑不够……现在把这些曝光有什么意思？在审案时，王鹤寿说，汪文风，你一定要给我守住了，不要扩大。你想想，如果扩大，就会再次形成你揭发我，我揭发你的场面，那岂不又成了天下大乱？所以，不可写，不可说……”他轻轻地摇着头。
“也许可以保存副本？”
“如果再有红卫兵来抄家，怎么办？”结束时，他再一次发挥了幽默天性，“开玩笑，开玩笑。我想还是保存在我的脑中最保险。”他笑了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彭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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