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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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蛟公
通宗世谱第六十二卷有琮公下七十三諱淑璋公的七代孙应蛟公的多篇列传、行状、诰命，父母、祖父母诰命，皇帝的祭文等，是研究汪应蛟公的重要资料。如：
八十代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汪應蛟並妻誥命、尚書汪應蛟父母誥命、尚書汪應蛟祖父母誥命，御祭文  三道，資德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登源汪公行狀，直隷徽州府婺源縣鄉宦武英殿大學士何如寵僉都御史方孔炤庶吉士方拱乾等呈、在隷徽州府婺源縣儒學教諭朱祖文、允俞庶賢呈有光道統大振牒呈縣、崇正十一年十月  日知縣張晉徵，本朝欽定明史汪應蛟列傳、府志、東林汪應蛟傳等。
还有应蛟公先祖《七十三代莘原遷祖淑璋公傳》 、《七十四代原獎公傳》 、《七十五代法海公传》 、《七十六代經公傳》 、《七十七代存福公傳》 、《七十八代希利公傳》 、《七十九代煥祖公傳》等。
汪应蛟简介：
汪应蛟（？—1628），字潜夫，号登原，江西婺源段莘村人。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初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历任南京礼部郎中、兴泉宪副、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平生著作甚富，有《诗礼学略》、《乡约记》等百余卷。
史载
《明史?汪应蛟传》（另发）
事迹
一、屯垦改地泽乡民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倭将平秀吉兵围朝鲜，危及我国安全，朝廷派天津巡按领兵赴朝镇抚，升汪应蛟为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屯兵驻防，保卫海疆。
由于连年征战，军队的后勤供应非常紧张，百姓不堪重负。汪应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天津附近葛沽、白塘一带的土地，一片荒芜、径苇丛生。他想，这一带水源充足，若能将此荒废之地开垦为水田，不仅能改善军队的粮食供应，同时还能大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汪应蛟找来几位当地老人，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一大片地都荒芜了”。老人们告诉他：这些地是因为“斥卤不可耕”。汪应蛟经过调查分析，得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的结论。于是，他力排“盐碱地不能耕种”的“风土论”观点，决心一试。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减轻百姓过重缴纳军粮的负担，汪应蛟下令驻防兵丁2300人进驻葛沽、白塘一带，筑堤围田，开浚河渠，灌水洗碱，开始屯垦。是时，他吸取江浙治理盐碱地的经验，采取“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相通”的办法，四面筑堤以防水涝，开挖深渠利于排涝，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盐碱。第一期垦田5000亩，其中水田2000亩，亩产粮四五石；旱田3000亩，亩产薯豆一二石。“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汪应蛟首次屯垦，并创天津种植水稻之始获得成功，为当地大规模开发改造盐碱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是军民始信，闽浙治地之法可在北方推行，而各官也相信斥卤可尽变为膏腴。”在汪应蛟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天津“田利大兴”，大片的盐碱地得以开发成为良田。屯田范围逐步扩大到何家围、吴家嘴、双港、辛庄、盘沽、贺家围、东泥沽、西泥沽等地，分别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十字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开田数量达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每年获利饷银6万两，使天津财力大增，极大地改善了军粮供给和百姓的生活条件，并造就了津门著名的水利设施，福及子孙后代。
二、心系百姓解民忧
抗倭援朝战争胜利后，汪应蛟移调保定巡抚。时保定恰遭大旱蝗灾，粮食颗粒无收，造成饥民无数，畿民困敝；而矿税却有增无减，强行摊派，百姓苦不堪言。汪应蛟一面开仓赈灾，帮助饥民度过灾荒；一面上疏直言请尽罢矿税，减轻百姓负担。他说：“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馑相望，加以频值寇警，屡兴征讨之师，按丁增调，履亩加租，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疮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概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室无己，奸人肆虐何极。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持无可究诘之说，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在汪应蛟的力争下，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神宗帝终下诏停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谴谪诸臣。 汪应蛟官保定时，看到保定一带也是“荒土连封，蒿莱弥望”，对此情状，他认为“惟屯田可以足食”。于是上疏朝廷，建议“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此疏“得旨允行”，引之卓有成效。后来，汪应蛟为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又奏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这一建议得到了工部尚书杨一魁和神宗的称许。只是后因神宗去世，明王朝走向衰落，使他的建议未能实现。但汪应蛟利用“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之变河北为江南的设想，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 不久，汪应蛟辞官归婺源故里。在居家的十九年里，他曾捐俸置义田五十亩，建“正经堂”，修“三贤祠”并讲学其中。光宗即位，汪应蛟复起任南京兵部尚书。当时东西战事又起，朝廷骤加赋银数百万。汪应蛟急上疏力诫，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馈饷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殚之民穷，变化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并列上十八个爱养民众得民心的事例。汪应蛟的上疏得到熹宗的嘉奖与采纳，加赋计划为之取消。接着，熊廷弼奏议加征饷银1200万两，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也被汪应蛟上疏阻止。
著作
后因年老，汪应蛟七次上书辞官，获准。诏加太子少保，旨赐其“理学真儒，经济实用”评语。平生著作甚富，有《诗礼学略》、《诗礼品节》、《学诗略》、《中诠》、《读庸悟言》、《理学经济汇编》、《九问密语》、《独言》、《海防奏疏》、《津门疏》、《抚畿奏疏》、《蜀语》、《古今彝语》、《计部奏疏》、《病吟诗草》、《乡约记》等百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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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汪应蛟传》（通宗世谱《本朝欽定明史汪應蛟列傳》）
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南京礼部郎中。给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相讦，应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于政府多所讥切。
累迁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陈矿使王虎贪恣状，不报。朝鲜再用兵，移应蛟天津。及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即擢应蛟右佥都御史代之，屡上兵食事宜，扼险列屯，军声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将遣代。应蛟疏请止之，忤旨，切责。朝鲜事宁，移抚保定。岁旱蝗，振恤甚力。已，极言畿民困敝，请尽罢矿税。会奸人柳胜秋等妄言括畿辅税可得银十有三万，应蛟三疏力争，然仅得减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矿税，俄中止。应蛟复力争，不纳。
应蛟在天津，见葛沽、白塘诸田尽为污莱，询之土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应蛟念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因条画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寡以请，得旨允行。
已，请广兴水利。略言：“臣境内诸川，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亟称其议，帝亦报许，后卒不能行。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进兵部左侍郎，以养亲不出。亲没，竟不召。
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北部。东西方用兵，骤加赋数百万。应蛟在道，驰疏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馈饷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殚氓穷，变乱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因列上爱养十八事，帝嘉纳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饷千二百万，应蛟力阻之。廷议“红丸”事，请置崔文升、李可灼于法，而斥方从哲为编氓。
应蛟为人，亮直有守，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遂见忤。会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诏加太子少保，驰传归。陛辞，疏陈圣学，引宋儒语，以宦官、宫妾为戒。久之，卒于家。应蛟学主诚敬，其出处辞受一轨于义。里居，谢绝尘事，常衣缊枲。

九华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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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明史?汪应蛟传》
      汪应蛟，字潜夫，江西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担任南京礼部郎中。到北京上报本部官员的履历资料时，正好赶上吏部侍郎陆光祖和御史江东久等人相互攻击。汪应蛟不信任陆光祖，上疏弹劾他，对于政府多有痛切的进谏。
　　积官至山西按察使。在易州练兵，向皇上陈述矿使王虎贪婪放肆的情形，没有得到批复。第二次朝鲜战役，改派汪应蛟到天津。等到天津巡抚万世德改任朝鲜经略，立即提拔汪应蛟为右佥都御史代替他。屡次上书有关军粮的问题，在险要的地方派兵屯戍，军队很有声誉。税使王朝死后，皇帝准备派人代替他。汪应蛟上疏请求不再设税使，违抗圣旨，遭到皇帝严厉责备。朝鲜战役结束，改任保定巡抚。遇到旱灾、蝗灾，大力发放粮食，赈济贫民。不久，尽情说出京都附近老百姓贫穷困苦的情况，请求皇帝全部免除矿税。适逢奸诈之徒柳胜秋等谎称搜括京都附近的畿辅地区矿税可获得十三万两银子。汪应蛟三次上疏极力争辩，然而仅仅只减矿税的一半而已。万历三十三年(1605)春天，皇帝下令停收矿税，不久又恢复了矿税。汪应蛟再次大力抗争，皇帝不采纳。
　　汪应蛟在天津的时候，看到葛沽、白塘等地的田地都积满污水、长满荒草，询问当地人，都说是斥卤之地不能耕种。汪应蛟心想土地没有水就会成为盐碱地，有水就会滋润，如果兴修水利，一定能够获得丰收。于是召集农民开垦荒地五千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每亩收成可达四到五石，农田之利大兴。等到移官保定，于是上疏说：“天津有军队四千人，军饷要六万两银子，都来自民间，没有耗费国库。驻扎军队则当地老百姓负担过重，体谅农民则军粮供应又得不到保障，想来想去只有屯田可以两全。现在荒芜的土地很多，一眼望去全是蒿莱野草，如果开凿沟渠修筑堤堰，把它规划改造为农田，可得七千顷，每顷可收谷三百石。附近城镇粮食丰收了，可以互相补济，不仅仅天津的军饷足够补给。”于是分门别类地规划垦田、劳动力和税额的多少，然后请示皇帝，获得皇帝允许后实行。
　　不久，请求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大意说：“我管辖区域内的各河流，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流经邺下，西门豹曾治理过。瀛海位于各河流的下游，与江南水乡泽国没有差别。其他山下的泉水、地下水，也很丰富，都可以引水溉田。请求沟通渠道，修筑堤防，派遣军队，完全按照南方水田的标准执行。国家可得田数万顷，每年增加千万石谷，京城的人民从此富足，不用担心水旱灾害，即使不幸运河漕运被阻塞，也可以改道于南，取粮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对此大为赞赏，皇帝也答复同意，后来终于没有实行。征召授官工部右侍郎，没有上任，告退。不久，提升兵部左侍郎，以照顾父母为由不出任。父母去世，居然没有征召。
　　光宗皇帝即位，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改任北京户部尚书。东方和西方都在打仗，一下子增加了好几百万赋税。汪应蛟还在赴任途中，马上上疏说：“汉高祖称颂萧何的功劳说：‘安定国家，安抚百姓，保障粮饷供应不断，我赶不上萧何。’保障粮饷的供应以安抚百姓为前提，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建立汉朝，灭掉西楚霸王。现在国家变故不断，经费不够支出，这种形势下，赋税的征收一定不能放松；然而不爱惜老百姓，只是去收搜民脂民膏，使得财尽民贫，就一定会发生动乱，怎么能不预先考虑呢。”于是条列十八件爱民养民的事例，皇帝高兴地采纳了。熊廷弼计划布署三方的防御，需要一千二百万两粮饷，汪应蛟极力阻止这件事。朝廷讨论“红丸案”，汪应蛟请求将崔文升、李可灼正法，而将方从哲斥退为平民。
　　汪应蛟为人正直，高风亮节有操守，视国如家。开支和收入很谨慎，杜绝无谓的消耗，使国家财政正常运转。皇帝的养母客氏找的墓地超过了有关规定，汪应蛟坚持不批准，由此得罪了皇帝。正赶上有人讲他年纪大了不能管事，于是极力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下诏赠太子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闭门谢客，钻研儒家学说，引用宋朝儒生的话，以宦官、宫妾为戒。很久之后，死在家中。汪应蛟的学问真诚而严肃，著书立说全都符合君子的道德行为。居在乡里，谢绝俗务，常常穿着粗麻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