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研究

江右书生

汪琬研究

一,前言
近人研究清代古文,多偏重於桐城文派的探讨,对其他文派及文人,大都轻轻带过,然就历史而言,清初一代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与精神风貌,处於明清交替的学者文人,对以前的制度与文化,都表现出强烈质疑,进而发展出总结前代诸体风格流派的倾向.另外,经世学风的兴起,根源於对现实世界外在事功的强烈追求,形成强烈强调文学的经世效果,而要求一切作品必须有益国家社会与当时后世.种种时代社会思潮的转变,形成清初独特的精神与风貌.
汪琬一生经历明清两朝,廿二岁时明朝覆亡,进入清朝后,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在世的时候,受到当代文人热烈的推崇与赞扬,追随他学习古文者众,在当时造成一股风潮,其本身足以代表清初一代的文风,因此经由汪琬本身与散文作品的研究,可进一步勾勒出清初文坛的概况.
二,生平传略
汪琬,清初散文家.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於明熹宗天启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卒於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年六十七岁.汪氏性情急躁冲动,坦率直言,不能容人过错,以是人多嫉之.然坦率无城府,光明磊落,立志自重,耿介有守.顺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二四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后因病辞官归家.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归.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学者称尧峰先生.
晚明社会动荡,明室昏庸,流寇作乱,汪琬待亲人至情,但早年失怙,母亲在其未仕前去世,两位弟弟无嗣早卒,子女亦都早夭不育,此连番打击,带给他数不尽的哀伤和悔恨.早年忠贞明朝的思想,产生变化.汪氏肯定清廷治理政绩,使社会恢复生机,百姓安居,天下安定,开展出与明末截然不同的世局,从而认同清帝,支持清廷.可知汪氏不以皇亲血脉为政权成立的著眼点,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统治者角色的扮演,这与清朝兴起的经世文风,可相互印证.
汪琬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他的散文疏畅通达,主张才气要归於节制,以呼应开阖,操纵顿挫,避免散乱.他的文风，一般论者认为受欧阳修的影响,而近於南宋诸家.〈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绮里诗选序〉,〈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诗，以清丽为宗，成就及影响不如其文.著作丰富,主要著有《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抄》五十卷,包括诗十卷,文四十卷,今传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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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散文渊源
清朝人评析汪琬文章,认为他的为文写作,系法韩愈,欧阳修,追宗归震川.汪琬以为文之法,来比拟治生之道,认为文章之道必须取材学法於「诗书六艺诸子百家」.〈治生说〉云:
为学亦然,举凡诗书六艺,诸子百家,吾所资以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亩也,故必惫精竭神,以耕且获於其中.

他以「诗书六艺诸子百家」比拟富家的田亩,文人惫精竭神,日夜钻研六艺诸子,学习为文之法,方能产生优秀的文章.如同富家在田亩上播种,耕耘,收获,勤勤恳恳,发愤努力,方能收割稻谷.
汪氏训勉世人勤治家业,并揭示为文之道,说明「诗书六艺诸子百家」乃为文之资,点明自己为文的渊源.〈治生说〉进一步说明云:

故必惫精竭神,以耕且获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养之也熟,则有渐摩之益,而无剽贼之疪;有心手相应之能,而无首尾舛互之病,浩乎若御风而行,沛乎若决百川四渎而东注,其见於文者如此,则亦庶几乎其可也.

汪氏认为,取法之道,在不被前人成就所局限,避免字剽句窃的毛病,将所学融会贯通,文章挥洒自然,以达到「浩乎若御风而行」,「沛乎若决百川四渎而东注」的境界.他意识到文学艺术在创作初期,乃处於模拟学习的阶段,必须吸收前人作品的优点,作为艺术创作的资源,而后才能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风格,达到完美的境界.
兹根据汪氏为文所资的「诗书六艺诸子百家」,分为「根抵六经」,「规模唐宋派」两部份讨论其文章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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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柢六经
计甫草为汪氏挚友,尝从汪氏学古文,两人常在一起讲文论道.计氏为汪琬文集撰序,谈到汪文的渊源及其在古文派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计氏(钝翁类稿序)云:

汪苕文者,出其始亦仅志乎古人之文,习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经而出之,然犹未得夫经之指归也.益黾勉窥测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为经者,遂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数万言,而沛然不悖於圣人之道,则其文之足传於后世,而近继归王垂绝之绪,远蹑韩欧阳诸公无疑也.

计氏认为汪琬早年研读古人文章,仅注重前人为文法则,后来方知为文之道,在根柢六经.又《四库总目 尧峰文钞提要》云:

为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有别.
可知汪氏学术精深,研究六经有得,取材六经内容事迹,引入文章中,提高文学深度及广度.六经为道之原,为正宗道统所在,故汪文表现的思想,旨在追求醇正中规,阐扬六经渊深懿美的义理.汪氏〈三衢文会记〉一文云:
先儒云:经非文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经,又不足谓之文.
汪氏认为,文章不根源於六经,不足以称为文,而六经的真谛,道理,必须依靠文章的阐扬,发明,方能发扬光大.
例如:汪琬〈改过说〉一文,引用《易经》阴阳相生,刚柔互居的道理来阐扬人世间改过迁善,趋吉避凶的道理: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则为刚为柔,刚柔互居其位,而后吉亨利无咎,凶厉悔吝之象生焉,盖教人趋避之道至矣.
汪琬热切关心国家社会的盛衰兴废以及世道人心的风俗善恶,表现出他济世救民的胸怀.他用经史子集所载的内容为标准,衡量判断世间一切事物,凡举为人处世,世道人心,社会道德以及品评人物的标准,莫不以六经为德业节操之本,表现出汪文另一个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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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法唐宋派散文
清代早期文坛,针对前明的文学,加以反省回顾,形成一个共识,将韩愈,欧阳修等古文派,从唐代至明代的传承统绪,加以厘清.唐宋古文派自唐韩柳,宋欧苏至明代之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之间一脉相承,发展出特有的散文风格及内涵.后代唐宋派的文人,吸取前人的养份,加以继承发展,具有共通的文风及特质.而唐宋古文派在明末时,曾消声匿迹,清朝初年,古文风气又起.《四库总目 尧峰文钞提要》云:

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有别.其气体浩瀚,流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蹊径亦略不同,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

四库馆臣叙述清初古文派的兴起,汪琬开风气之先,文章风格浩瀚流畅,接近南宋诸家,继承明代唐顺之与归有光的传统.而他在〈与周处士书〉一文中亦云:

仆於词章之学,本无深解,三四年以前,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日复一日,渐以成帙.

可知汪琬写作文章,继承唐宋古文派的文风.
而汪琬学归有光的特点,运用清新白描的文字,描述平凡琐碎的题材,极力表达闲适自在的心境.然而归有光的散文,所寄之情与所写之景,是相融合一的,达到景生情,情依景,情景相生之境,塑造出独立自足的艺术情境,〈项脊轩记〉一文,即表现的淋漓尽致.汪文则情景分离,在〈饮冰轩〉一文中,描述闲适自足的天地,「乐之忘疲,常至日暮而返」,其所乐之情与所乐之景,是分开相对的,并无寓景於情,或寄情於景,而是情景分离.两篇文章在文学表达的艺术层次上,并不相同.
汪琬本身是个热血好义,慷慨激昂的至性汉子,对人,事物的好恶分明,有强烈丰富的情感.他所受的道学经术的训练,使为文的风格倾向条理严密,简鍊精丽,疏畅明白.表现最好的文章,如〈江天一传〉,〈周忠介公遗事〉,具有简鍊有法,说理明确,气势十足的特质,情感的表现,酣畅淋漓.
可知汪氏喜爱师法归有光文章,模拟学习归文的风格及技巧,吸收归文的优点,进一步能突破归文的范围及限制,自成一家,获得文学上独立的地位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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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汪琬认为六经是古往今来,唯一达到文与道合一的作品.六经以后,文与道分裂,继承文统的是唐宋古文韩愈,欧阳修一派,继承道统的是周张二程的宋明理学,文统与道统从此分道扬镳,无法相合.直到南宋朱熹,将文与道再度统一,故朱熹是六经之后集大成者.
汪氏的理论体系,韩,欧之文为六经文统的继承者,故比六经次一级,又因唐宋派所继承为文统,故汪琬师法唐宋派诸文,著重在文章的艺术性.〈与周处士书〉云:
而复取韩,欧阳集伏读而深思之,未尝不叹其才识之练达,意气之奔放,与夫议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裏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能望其肩项也.
汪氏赞赏欧阳修「才识练达」,「意气奔放」,「议论超卓雄伟」,乃针对韩,欧的人格与文章,所谓「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裏者」,乃针对韩,欧文与六艺诗书的关系.他认为文章必须根源於六经,乃称为文,韩欧文与诗书六艺相表裏,继承六经文统,故汪琬认同效法唐宋派.
他以朱熹后继者自居,致力於文统与道统汇流为一,文章思想内容,多承袭六经义理,文章技巧与风格,多学法唐宋派古文.汪琬倡导义理,词章合而为一的文学理论,隐隐开启清代桐城派义理,词章,考据合而为一的文风,奠定了清代正统派文学的基调.
四,文学理论
汪琬对文学的看法及理念,大多散见所撰的序,跋,及与人来往的书信,本身并没有体系完整的文学理论专著.他表达身为古文家,对古文创作发展规律的自觉意识,因此,汪琬并非文学理论家,他是根据创作的观点,叙述本身的创作经验,并书诸於文.
汪琬不仅以一名文学创作者自居,事实上,他同时是学术湛深的经学家,实事求事,热烈追求外在事功的经世家,具有开明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将这四种身份,融合起来,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成就为本原,综合前人创造的艺术经验为借镜,来讨论文学问题.所以在他的文学思想中,掺有经学家,经世家,思想家的精神.
兹根据汪琬散见作品中的文学思想,加以汇集整理作一概括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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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道合一
他身为一位经世古文家,提倡强调「文道合一」的观念.所谓的「道」包含有「程朱之道」,「天地自然之道」,「经世治民之道」等三种含意.
汪琬认为先儒所言「载道之文」,惟有六经,论语,孟子足以当之.孔子以后,汉儒讲经修明,然治学不得其法,专注於章句训话之功,六经精义,晦乱悉尽,於是文统与道统岐而为二,汉儒之后,唐代韩,欧古文一派继承孔子的文统,专注於文学的写作,主张「文以明道」.道学家二程,周,张承继孔子的道统,主张「文以载道」.两派各执孔学一端,未能得其全貌.后世惟有南宋朱熹,能承继六经「文道合一」的传统,将分途已久的文统和道统,汇合为一.朱子云: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於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朱子倡「一本」之说,文学的渊源归於「道」,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所谓「圣贤贯道文章」,皆自然而然写成,无须刻意惨澹经营,只要学「道」有成,便能摅发胸中所蕴而成文,故朱子言「文便是道」.
汪氏极力称赞朱子,并以继承孔子,朱熹融合文统,道统合一的使命为职志,作为本身为文治学的目标.汪氏将作者於现实生活中客观事功的建立与本身文学成就与风格,加以串联起来,强调文章所表现的风貌,端看个人救世理想的是否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表达这些思想最强烈清楚的作品,如〈王敬哉先生集序〉,〈问亭诗序〉,〈张青琱诗集序〉与〈山闻诗序〉,大都是康熙十四年后续稿的作品,可知汪氏经世文学思想的成熟定型,在接近晚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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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艺术性
六经透过「文」的形式而呈现「道」,「道」诉诸六经的语言文字,阐明其内在的义蕴.六经渊深懿美的文章内容,达到「文道合一」的境界.
汪氏提倡「文道合一」,文与道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故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汪氏〈答陈霭公论文书一〉云:

其文或简鍊而精丽,或疏畅而明白,或汪洋纵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御,盖莫不有才与气者在焉.……而及其求之以道,则小者多支离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按猖磔裂,尽决去圣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篱,虽小人无忌惮之言,亦常杂见其中.

前人尝引〈答陈霭公论文书一〉一文,以为汪氏「才气论」与「文道合一」的文论,两者有自相矛循的地方,事实上,汪氏强调成功的文章作品,必须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并进一步探究力量的来源,在作者的才与气.文学作品的传达及媒介技巧的问题,与文学作品的思想与情感,两者分属不同领域,并不互相矛盾.汪氏於〈计甫草中州集序〉一文亦题及自然环境的薰陶可使诗文因好游而益工,他注意到文人本身受客观自然环境的影响,会反应至作品本身,唯有作者主观的才气学习与客观的自然环境相互配合,方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
为求作者本身能掌握艺术创作的活动,汪琬於〈答陈霭公论文书一〉一文中亦标举作文之「法」,认为文学家为文之有「法度」,就如同下棋之高手有棋谱,作曲之高手有曲谱,木匠有绳墨尺度般,为文需按照一定的规律法则,方能完成出色的作品.而所谓的「法」,必须经由日积月累勤勉学习而得,不可能天生自然拥有.
汪氏提出「法」,代表文学写作,从不自觉的,偶然的,纯粹依才情机遇完成,转回自觉的,有条理可循,可自我掌握的艺术创作活动.但汪氏进一步於〈篴步诗集序〉一文提出「忘乎法者尤工」,达到艺术精神「主客两忘」的自然天成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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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之至者不两能
汪琬指出,文章为有寄托而作,要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将如何促进文章艺术性的方法加以讨论,进一步提出文学作上的限制,即「艺之至者不两能」.
他认为学问之道有义理之学,经术之学,历史之学,辞章之学等.世人多以辞章之学易於它项,然文学之士,终其一生,惫精竭神於文学领域,也未能在各个文学项目上,得到全面的成就.汪氏〈愿息斋集序〉一文云:

杜子美之诗,举世宗之,号为集大成矣,而无韵之言,辄不可读.苏明允,曾子固,皆不长於诗,子瞻之於诗若文雄迈放逸,其天才殆未易几,及而倚声为小词,则不如周秦远甚.……惟其惫精竭神於一艺,夫然后可以尽其变,而入於神且化,所谓艺之至者,不两能与

汪氏以杜甫之文章,苏辙,曾巩之诗,苏轼之词为例,这些文人在本身擅长的领域中,成就非凡,为首屈一指的佼佼者,然诗圣杜甫所撰写的无韵之言,几达不可卒读的地步;苏子瞻诗文双绝,为词却拜倒周邦彦,秦观的足下,为什麼会有这种情形呢 汪琬指出,任何一项艺术,要达到完美的境界,创作者皆竭尽心力,学习开发此项艺术之技巧与规则,熟悉各种表现手法,穷尽其变化之极至,探索其艺术规的精微内蕴,终能超越前人的成就,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但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即使是天才,也逃不过自然界对其肉体精神的限制,文人以有限的精力,致力於无限的艺术领域,终究跨越不了「艺之至者不两能」的创作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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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汪琬散文的特色
汪琬的散文呈现著丰富多彩的面貌,题材广泛,体制多样,思想内容深刻,而艺术的表现手法也相当出色,优秀的作品为数众多,其文学成就不容忽视.
他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上,对文章的立意,句法,词汇,结构,章法等构思谋篇方面,均能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挥运用,与清初继承旧制,开创新机的蓬勃气象,互相辉映.
(一)立意高远,论点明确
汪琬的文章立意高远,浮想联翩,意出尘外,妙想绝伦,能独立於事物的表面,超出世俗的见解,不受传统固陋思想所束缚,看得远,也看得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
〈复雠论〉一文,可以窥知.
他的主观情思是独具个性的,本身不仅是开明创新,积极追求现实世界事功,不为世俗愚见所蒙敝的经世家,更是一个湛深於经术,深明於经义,又能「出之以制断使经义大伸」的经学家及文学家,这种种的身份及特质,使他不仅观察到事物的表面,并深入到事物的本质,看清事物的个性,抓住其精神命脉骨髓,从而使文章不再因袭雷同,人云亦云,而能独出於物表之外,带有崭新的立意,超脱世俗见解,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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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剪裁得当,结构井然
汪琬为文主张「法」,此「法」乃观察,学习前人累积的创作经验,经过归纳,演绎的方式,从中提炼出文学创作活动内部规律的法则,并成为为文时的规范及标准.
汪琬意识到前人文章中结构布局及剪裁取舍等技巧,使他在创作过程中,能自觉的遵循前人的创作法则.〈江天一传〉为汪琬贯彻本身理论的优良作品.
面对明末局势的错综复杂,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要表现江天一这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事实上是头绪纷繁,碍难下笔,汪琬却处理得雅洁明畅,层次井然.文章层层递进,一线穿成,记载的事情,都围绕著「抗清」这一条主线来组织,条贯清晰,将人物事件写得有头有尾,剪裁适当,布局精确,可看出汪琬在「法」所下的功夫.
(三)描写生动,历历如绘
汪琬的文章以情感激烈,明理卓绝见长,这些特质,除见於汪氏条理清楚,结构谨严,立意高远的论说文外,还见於记叙往事,见证来者的叙事文.
汪琬生於明清之交的动乱时代,他凭藉著文人敏锐的感觉,将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人民百姓的情感,时代的思潮,这些情感,思想,事件,浓缩为一幕幕的场景,收集在他的文章中,人物与事件描写的灵活生动,历历如绘,.由於文章内涵包容的广大,自然产生雄肆的气象,流动其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周忠介公遗事〉一文.
〈周忠介公遗事〉纪录明熹宗时,魏忠贤揽权干政,使明室大乱,耿直忠贞的大臣起而与宦党相拒争斗,大臣周顺昌无故被害所引起的一场民变,汪琬於此篇作品,于「事」,「情」得於一「景」,尤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