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长篇小说
陆建华
大约1999年，韩石山在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汪曾祺未必能写出长篇小说》。有意思的是，韩先生这篇文章的前面有四个大字，曰“我来抬杠”！弄不清这是报纸的栏目名称呢，还是韩先生自己另加的、以强调文章的“抬杠”性质？好像都有可能。报纸会设这个栏目以倡导争鸣之意，以韩先生之个性，也可能借此再次张扬自己卓而不群之性格。因为摸不准，也不想为抬杠而写文章，在抬杠情绪下动笔，容易无视客观事实，很可能使文章缺少冷静和理智；加之汪曾祺先生已经过世，我们却在争论他能不能写出长篇小说，似乎有点荒唐，也显得不够厚道。
现在我重拾这个话题，倒不是为了和韩先生抬杠，而是我近日在整理汪曾祺先生生前给我的数十封信中，发现有两封信重点谈了他写长篇小说的问题。我觉得，把信中有关内容介绍出来，相信不仅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会感兴趣，也可供汪曾祺研究者们参考。
我与汪曾祺先生的通信始于1981年，即通常说的汪曾祺文坛复出时期。在这之前，我虽与他同为高邮老乡，却从未见过面。只是因为看了他于八十年代初期接连发表的那组引起文坛瞩目、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后，我写了篇长篇评论，从此我才与他开始了长期交往和通信。现在看来很清楚，整个八十年代，是汪曾祺先生复出文坛后创作上的黄金时期。他受压抑既久，如今终逢改革开放新时代，解除了精神束缚后，加之当时年岁不算大，精力旺盛，久蕴心中的、他所擅长和熟悉的题材便顺理成章地喷薄而出，几呈一发不可收之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汪曾祺先生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写长篇小说的愿望。
汪曾祺先生在1983年9月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明年，将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他们来要我写长篇，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就随便说了一句：‘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要写除非写汉武帝。’不想他们当了真，累来催促。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之。不成，就算了。”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我想回高邮，是有一点奢望的，想写个长篇，题材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我是想写写运河的变迁。半年了解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身体还好，将常常回乡，才能真正有深切感受。到我七十岁时，也许能写出一部反映高邮的‘巨著’，上帝保佑。”这封信很清楚，当时正声名鹊起、创作势头也正猛的汪曾祺不仅想写长篇，而且雄心勃勃地想写两部。比较起来，他似乎更想写历史题材的《汉武帝》，因为那个想写的关于家乡的长篇，“题材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写《汉武帝》的想法是不是汪曾祺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而谈呢？绝不是！差不多一年之后，即1984年8月16日，汪曾祺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再次提到《汉武帝》这个话题，他说：“《汉武帝》尚未著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比如汉武帝的佞臣韩嫣、李延年，‘与上同卧起’，我就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搞同性恋，而这一点在小说里又非写不可。诸如此类，十分麻烦。今年内一定要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曰《宫刑》（这个‘宫刑’就很麻烦，成年人的生殖器是怎样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中国作协明年要创办一个大型刊物，名曰《中国作家》，指望我能给一篇小说，我想即以此塞责。历史小说最难作心理描写，而我所以对汉武帝感兴趣，正因为这人的心里很复杂的。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人’来，这，难！”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对《汉武帝》这个长篇，汪曾祺先生不但一直在认真思考，而且确已准备从司马迁这个角度先付诸行动。但最终汪曾棋还是没有写，连设想中的《宫刑》也没有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一是汪曾祺本人清醒地意识到的；难！题材、细节、人物心理等诸方面都难掌握和处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已名声大振的汪曾祺，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使他很难静下心来写作和思考问题。他在这个时期给我的来信中，几乎每次都要谈到忙和乱，尤其是约稿之多，使他甚感为难。他在1982年3月4日的来信中这样诉说道：“我近来甚忙，文债丛集，而来访、来信、来稿接连不断，真是应接不暇。各地又来邀请，为怕拖欠文债，只好退避。”记得我省《钟山》杂志当时也曾请我代向汪曾祺先生约稿，他没有回信。我便再次去信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话说到这地步，他不好再不回信了，便在1982年11月16日来信中解释道：“我没有对你有什么不快，请勿疑心。只是我今年实在太忙，又东跑西颠，不遑宁处，收到的信又多，实在没有时间回。大概人出了一点名，都有这点苦处。”对汪曾祺说来，也许更难处理的是与自己工作单位的关系。当时他任北京京剧院编剧，写小说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必须、也不能不用较多时间为他供职的单位做些事情。就在他说“《汉武帝》尚未著手”的同一封信中，汪曾祺不无苦恼地这样写道：“我今年写得很少，小说只写了一篇。……原因很多，主要是我的那些陈货也贩得差不多了，新的生活又还不熟悉。……客观上是因为我被拉进剧院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领导小组，老是开会，看剧本，还要给一些不像样的戏打补丁，思想集中不起来。这么下去是不行的，得想想办法。”办法想出来没有呢？没有！汪曾祺先生文坛复出时，已是花甲之年，这时，尽管他本人欣逢盛世，壮心不已，但也毕竟英雄迟暮，时近黄昏。时不我待，岁月如飞，对汪曾祺先生来说，最耗不起的便是时间！当他事实上想不出改变现状的办法后，加之年事渐高，精力日益不济，最后，他只好无奈地放弃长篇写作的打算。
韩石山认为：“以汪先生的小说艺术观念，和他对自己的观念的坚执，汪先生是写不出长篇小说的。多活几年也是一样。”此一推论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终究与事实不符，故而有失偏颇。
一己之言，直陈如上。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发表于 2006-8-27 23:29:15
发表于 2006-8-28 09: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