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巩昌汪氏的族属探秘

大风

元朝巩昌汪氏的族属探秘


                            汪 楷


     巩昌汪氏的民族成份，据《元史》的记载为“系出旺古族”①，清朝屠寄《蒙兀儿史记·汪世显传》沿袭了此说，并征引姚燧《汪忠让公神道碑》相佐证。新近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汪世显条亦载其“系出汪古部”。由此看出，汪氏属汪古(即旺古)族，不论古代正史还是当今学界均无异辞。然而，汪氏的民族成份近来竟多有异议，其观点与正史载籍、学界看法大相径庭。第一个提出疑异的是漳县李兴华先生，他在《元代陇右王汪氏家族》一书里，列出专门篇幅，引证谱牒探讨汪氏的族别，结论认为汪氏不属汪古族而是汉族②。接着，胡小鹏在《元代汪世显家族事略》中推测汪氏可能是“汉化的西蕃部落酋豪”[1]。因此，汪氏的族属就存在着汪古族、汉族和吐蕃族三种说法。
    笔者认为，在汪氏族别的争议中，前述三种观点之一的“吐蕃族说”似有新意，但仅属推测，无充分论据。“汉族说”系遵信私家所撰《汪氏族谱》③，而此谱所述，不尽可信。“汪古说”则载之正史，并有元碑佐证。但就笔者的浅见，持汪古说的古今史家也不是那么充满自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几部史册的行文看，凡涉及汪氏族别，文字表达或犹疑不决、或前后抵牾，如《元史》没有按特定的写法直接载明汪世显为“旺古族”，而是说“系出旺古族”，“系出”二字，既显得多余，又反映了编者的举棋难定。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汪古辞条云：“巩昌另有一支汪氏”，一个“另”字，大有把巩昌汪氏排除在汪古族范围之外的意蕴。再如，屠寄在评价了汪世显、汪德臣功过后说：“汪氏以后服见义新朝，独保军权，与国终始，安乎东诸东诸侯(指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东平严氏、济南张氏等)，然其帅府亦尝再罢，元朝之视汉功臣，至与蒙兀色目异耳。”“汉功臣”，即汉人功臣，是又将汪氏看作第三等级了，前矛后盾，不能圆吻。二是从《元史》的编排看有破绽。学界普遍认为，《元史》人物传本是依据先蒙古色目、后汉人南人的次序编纂的，具体说“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32卷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汪世显传记按族别应列入前32卷里，事实上却排在第42卷中。笔者赞同汪古说，兹就《汪忠让公神道碑》的载述为宗旨，结合所掌握的资料，对持此种倾向的理由作一番辩白。
                                           一
    “汪忠让公”即汪忠臣，他是汪世显的长子，最初以“质子”身份在元太宗窝阔台位下供事(可能当御前侍卫即怯薜)，后在巩昌帅府担任要职。世显卒后，长期辅佐其弟德臣、侄子惟正转战四川，参予过一系列重大战事及军前总帅府的决策，因功绩显著，官拜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副都总师”[2]，据《汪氏族谱》，忠臣卒后，追封陇西公，谥忠让。汪忠让公碑碑文，现载《陇右金石录》第五卷中，编者张维先生注释说：“(此碑)在漳县，今佚。”难怪元代以来的陇西县(汪氏第二故里)文献中没有记载。张先生在碑文末尾加按语说道：“忠臣，《元史》无传，仅见其名于世显、德臣传中。此碑亦姚燧所作，载于《牧庵集》中，目曰《便宜副都总帅汪公神道碑》，其叙汪氏在蜀功伐甚详，非惟有裨乡邦掌故，且可参证《元史》。惟汪氏之先，漳、陇两志(指《县志》——笔者按)均谓出自于鲁成公(子)黑肱之后，唐越国公之胤。杨奂《汪义武公神道碑》，以为系出徽州，即越公之说也。王鄂《汪忠烈公神道碑》以为‘汪本姬姓，世掌汪骨族，因以为氏’，即鲁后之说也。此碑独云‘公王姓，由大父彦忠，世掌汪古族，故汪姓’，与前二碑又不同。既为汪氏作碑，其事状必先出于汪氏子孙之自述，三碑之说各异，而俱树于汪氏之粉榆之邦，殊可怪也。”引文中的“鲁成公子”之“子”系衍文(据《左传》鲁成公名黑肱，非其子名黑肱)，应删，圆括弧为笔者所加，又，“义武公”即汪世显，“忠烈公”即汪德臣。张先生将诸碑所述汪氏源流大致归纳为：(1)“越公之说(唐越国公汪华后裔)”；(2)鲁后之说(鲁国公室姬氏后裔)；(3)汪古族之说(汪占族酋长的后裔)。笔者觉得除第(3)种归纳外，(1)(2)两项有牵强之嫌。因为，《忠烈公碑》实际是两说并存，张先生却简单地归纳为一说(鲁后之说)；鲁后之说与越公之说实为一说，他却截为两说④。不过，按语的主旨在于揭示诸碑的抵牾，至于归纳分类的恰当与否不能过分苛求。相反，我们十分膺服张先生对这个问题的首先关注。
    《义武公碑》⑤：“公(指汪世显)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聊聊十二字将汪氏的来历作了交代，何其简短匆忙?既称“系出”云云，那么何时迁陇?因何而迁?始迁祖是谁人?按神道碑书法规则本应明确记载的重大关节，碑文竟然一概省略!果真源出徽州?还是有意掩碑主的胡人身份?足以启人疑窦。汪世显是巩昌汪氏基业的最后奠定者，且是汪氏一族功劳盖世的宗主，按常理，记载他丰功盛烈的碑传文字，当然要追溯先祖的渊源及光荣历史，以昭示子孙后代，奇怪的是，作者对此讳莫如深，根本避而不及。如果不是刻意隐讳、掩盖历史真象，还能有何种解释呢？
    《忠烈公碑》⑥记载说：“称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盐川(今漳县境)一隅之汪骨族，因氏焉”，姓氏学资料表明，中国汪氏的一支源出鲁国公族姬姓，始祖为鲁成公黑肱次子姬汪[3]。此碑所云“汪本姬姓”，当指此意。但后面又接着说：先世掌管盐川一地的汪骨部族，因这种缘故取姓汗氏(即以汪骨族之省称“汪”为姓氏依据)。既然盐川汪氏因源出姬汪而姓汪，就不可能因掌管汪古族的缘故而取氏为汪。反过来说，盐川汪氏最初凭借“汪古族名”而姓汪，就绝不可能出自鲁国公室，此碑将两个源流生硬地揉合在一起，造成了盐川汪氏一姓两岐的怪现象。这种做法进一步将汪氏有意遮掩自己本来面目的心理暴露无遗。
    作为《汪忠烈公碑》作者的翰林承旨王鄂，是不可能不加考究乱写一气的，我认为，碑文在叙述汪氏源流时特用“称汪本姬姓”(张维引文省略了“称”字)之“称”字，颇能反映作者的审慎态度和良苦用心。称者，自称之谓也。说明正文中模棱两可的说法，并非出自王鄂胸臆，而是汪氏自己的有意编撰。王鄂是元朝前期著名的学者、诗文大家，生平应邀撰写的碑志甚多，《汪忠烈公碑》是他依据巩昌帅府参议潘珍写的《汪德臣行状》加工而成，时间大致在至元四年(1276)[4]。因与汪德臣生活在同一时代，凭博学卓识，对汪氏先世来历及《行状》的破绽，应是相当清楚的。只是碍于“疏不破注”的情面，不能在碑文开头就点破真相，只能“按状”写来，两说并存。另一方面，作者毕竟是谙练修史之道，且正在国史馆供事的严肃学者，深知汪德臣这样的功臣碑传，会被有司采入国史馆备档，如果在关键性问题上采用模糊之词，容易给后人留下诉讼公案，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俯就”的。于是这位老先生就巧为设谋，在碑传的末尾铭辞，对碑主的族属真伪作了断决。涉及的铭辞共有二句，即“西州著姓，因官氏汪”，意为“西部显赫的望族，凭籍官名(汪古族酋长)取姓汪氏”。“因官氏汪”实在是点睛之笔：—来使隐晦的问题明朗化，二来妥善地解决了“直笔”与“曲笔”的心理矛盾，三来无形中否定了正文“汪本姬姓”的附会之说。
    相比之下，惟有姚燧撰于成宗元贞二年(1296)或稍后的《汪忠让公神道碑》摈弃伪饰⑦，直截了当道出了庐山真面目，故此碑对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也可以这么说，它对汪氏“属什么族”的问题作了最后的定案。姚燧是元代最负盛名的文章高手，他写碑志的原则是必其人德行与事业可称才肯动笔⑧，可见他也是—位治学严谨而不苟的学者。在《忠让公碑》中，姚燧进一步肯定了“汪之为汪”，乃是缘于“汪古族名”而非他的道理。不仅如此，他还揭示了汪家姓氏的另一个秘密，这就是：汪氏本不姓汪而姓王，原话为“公(指忠臣)王姓，由大父(即祖父)彦忠世掌汪古族，故汪姓”。改姓的时间并不是忠臣这一辈，而是彦忠之子、忠臣之父汪世显登上政治舞台后。
                                           二
    元朝自世祖改国号以来，大力效法汉族统治阶级的治国之术，积极吸收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成果，当时，进入北方农耕地区的各民族，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各方面的影响，汉化的倾向与日俱增。其中，汪古人最为突出。如阴山汪古部主崇尚汉文化，在集宁．净州、德宁修建文庙，设有儒学。成宗时，阔里吉思曾修筑万卷堂，网罗图书典籍[5]。巩昌汪氏，早在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就构筑了学官，创建了“万卷楼”，着意培养同族子弟[6]。因而，汪氏子弟凭文武兼资、才学优长被有司选入翰林院充任翰林者达20人之多⑨。元朝前期的文学家马祖常、学者赵世延均为汪古族的杰出代表，二人在文坛、学界颇有影响。
    仅管如此，元朝统治者在实际的待遇上，还是按既定的朝纲、典制优待他们．从而表现出该族与第三等级的汉族有霄壤之别。《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1289)有这样一条记载：“(世祖对汪惟和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汪惟和是世显之孙、德臣之子，为人比较端谨，他鉴于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282—1284)权臣桑哥猜忌汪氏而采取的高压政策[7]，当朝廷下达收缴汉人(包括汉族士兵、军官)兵器命令后，便积极行动，很快完成任务。同时，为表达汪氏家族对朝廷的忠贞不二，他连自家使用的武器也准备送交上去，上奏皇帝说：“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今陕西西安)官库。”世祖接到禀报后．才对惟和温言温语地说了上面一番话。
    据《汪氏族谱》及漳县汪家坟出土的诸墓志，汪氏至少有三人“姻联王家(姚燧语)”、“尚公主”(汪良臣娶阿思带公主，汪惟勤娶阿德茶公主，汪隆昌娶某公主)为皇亲国戚；有很多人曾入质朝廷、藩府做奉御、怯薛之类的近侍“贵要”职务。元朝规定，达鲁花赤官职，首选国族委任，如果无蒙古人，则选拣有脚根的(即高贵的)色目人委任[8]。至元二年二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7]，成宗时朝廷仍然申禁此令。但直至元朝中后期，汪氏还有人担任达鲁花赤官职⑩。更引入注目的是，有元—代、汪氏一直掌握巩昌等二十四处地方的军政大权，接连六代十余人承袭便宜都总帅官职(只有中间九年例外)。故《元史·汪世显传》云“汪世显……系出旺古族(即汪古)”．其基本定论是不容否定的，惟当删去“系出”二字。至于《元史》将该传编入32卷后，与真定史氏同列，显然是为了照顾列传的类别(金末元初，汪史二氏均为称霸一方的军事豪强)，不能据此就认为汪氏是“汉族”。同样，唐兀族(即党项族)的杨朵儿只和汪古族的赵世延传，也被编在第32卷后，不能据此就认为杨赵二人不是“色目人”[9]。
                                            三
    由于译音无定字的原故，“汪古”—词，在金元之际被译作王孤、雍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等，现在统一作“汪古”[5]。从汪忠臣之祖父彦忠本姓王这一事实推敲，其姓氏当于“王孤”之“王”字有关，后来改姓汪，又与“汪古”之“汪”密不可分。金元史籍中，雍，王、旺、汪几字互通互训，故改王氏为汪氏，倒也没有什么称怪的地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彦忠后人易王为汪，却为本家族附会巩昌史上的汉族高门——汪达家族，创造了便利条件。由此，笔者得出下列结论：第一，盐川汪氏最初姓王不姓汪，到王彦忠之子世显这辈时才改为汪氏的。第二，世显家族改姓之前姓王，与徽州汪氏无关，改姓之后姓汪，同徽州汪氏亦无任何瓜葛。既不是越国公汪华之苗裔，也不是鲁成公之子姬汪的后代，其理显然，无足疑者。至于改姓之后，汪氏与汪达系统相攀附，属于另一回事情。当代学者王树民先生阅读了陇西《汪氏族谱》后指出：“汪氏为元陇，右王世显之后，世显《元史》有传，称其系出旺古族，为金之巩昌总帅，金亡附元。其后族支繁衍，为陇右巨阀，至有‘先有汪家人，后有巩昌城’之谚，……《族谱》自称为唐越国·公汪华之后，汪达即其子也，始居陇西云。以《元史》校之，汪氏之姓实为旺古族之简称，《族谱》所记殆未足凭也”。[10]至今漳县城南5里的地方，有座陡峭的山，民间还叫“汪古山”，实为汪古部落在盐川长期游牧而烙印于地名的一种反映；汪古山下埋葬着汪氏家族的族人，民间呼之为“汪家坟”。山以汪古名，族以汪古称，汪氏阴宅又选在汪古山下，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相互关联着的[11]。
                                            四
    最早将盐川汪氏与徽州汪氏牵连一起，遮盖汪古族真面目的文献，乃是杨奂据汪氏子孙提供的《行状》撰写的《汪义武公神道碑》。人们不禁要问，汪氏这样做，目的何在?
    金末，随着蒙古铁骑南侵，天下大乱，四方扰攘。在陕西西路，胡酋出身的豪强汪世显统率大军转战陇上，成为最有实力的抗击蒙古南侵的军团首领。其间，他为发展个人势力，采取了一些积极对策，如发家赀，率豪右助边；与南宋蜀边将帅互相结纳[1]；争取巩昌汉民的拥戴，改善汉胡关系等。长期以来，陇右吐蕃横行，汉族士民惨遭其祸[12]，汉蕃关系视同仇敌，直到北宋收复后，汉民地位才渐有改观。金朝女真族(汉人称“胡虏”)统治时期，汉人又沦落到受岐视的地位，故胡汉对立，其隔阂很深。盐川汪古族呢，也屑胡人系统，长期杂居吐蕃间，风俗习性有“蕃化”的倾向。政治上因其弱小而依附吐蕃、女真统治者，自然受到饱经蕃胡欺压的普通汉民的敌视。这种民族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各族的凝聚力，也制约着汪世显(当时应叫王世显)的号召力，要从感情上行动上使巩昌民众靠近，就必须以同族同种相号召，把自己标榜成汉族的政治代言人，故而附会巩昌历史上的汉族高门，就成为政治权谋之必需。笔者认为，基于上述的考虑，王彦忠之子世显遂利用“王—汪”两字音近之便，易王氏为“汪氏”，将本家族渊源同唐朝时镇守渭州(即金朝巩昌府)的将领汪达牵连一起（11），而冒称汉族贵胄，改换了自己的族属。这是巩昌汪氏族别的第一次变化。
    1235年10月，汪世显迫于形势归降蒙古，被皇子阔端委以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后改都总帅)的高官重爵。中间经历其子汪德臣，到其孙惟正袭任都总帅的中统元年(1260)，战火仍延绵未绝，天下未能一统。其时，蒙古统治者仍需倚重各族上层、特别是汉族上层为其效力，故原。金朝的降臣降将仍能拥有一方封土，掌握方面军政大权。由此可见，中统三年（1262）山东李璮叛乱之前，汉族将帅在政治上是享受高级别待遇的。另一方面，局势尚不稳定，不宜推行过激的民族压迫政策，因此“四等人制”还未出笼。换言之，普通的汉族人与蒙古人之间还没有用法律制度的手段严格区别开来．这一时期(归降蒙古到至元前期)，汪氏仍然在强调自己的所谓“汉族”身份(如《义武公碑》)，标榜“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川”；《忠烈公碑》强调“称汪本姬姓”云云，而不太看重本来的汪古族血统，其原因当从上述历史背景去索解。
    经过世祖至元(1263—1294)间的大力整顿，到了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姚燧撰写《汪忠让公碑》时，元朝“四等人制”已经确立，汪古人属色目等级，在法律、任官及其他方面享有仅次蒙古而高于“汉人”的特权。此时，巩昌汪氏再无需“攀附”地位沦落的汉族，更无需掩饰“高贵的”汪古族血统。因缘于此，《忠让公碑》一改此前二碑遮遮掩掩；欲露不露的做法，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即不仅恢复了汪氏的族别，而且声明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不相关涉。所谓“公王姓，因大父彦忠世掌汪古族，故汪姓”就是一个郑重其事的宣言。这是汪氏族属的第二次转折性变化。
    元朝末年，朱元璋等人以“驱逐胡虏”相号召，矛头指向蒙古统治者及依附于他们的色目贵族官僚；巩   昌豪门——汪氏面临危难，为保家族荣华富贵，遂又再次援附徽州汪氏而抛弃自己的汪古族身份。明朝永乐年间，世显七世孙汪福、汪寿兄弟创修陇西《汪氏族谱》，为此将江南《汪氏族谱》所载周秦汉魏晋隋唐初世系逮移过来，同巩昌汪氏的金元世系拼接，并正式分为“南汪”与“西汪”两大地域流派，共同以鲁成公次子姬汪为受姓始祖，以越国公汪达为陇上汪氏的“始迁祖”。明清两代，巩昌汪氏后裔请人撰写的谱序、墓志、诗文等都要追叙越国公汪华、汪达，上至鲁成公之子姬汪这一源流。这是汪氏族属的第三次转折性变化。
    附记：笔者曾推猜“汪义武公神道碑”中的“公系出南京徽州歙郡之颖州”一句话，为汪氏立碑时私目更改的文辞，杨奂原文绝非如此，因无证据，没有轻下结论。这篇论文写成并发表后，笔者才见到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中华书局点校本，以元代刊本为底本），其中卷六为《总帅汪义武王》事略，与神道碑校对首尾相同，恰恰是有关族属的记载却称“公系出汪骨族”，从而映征了笔者的推断，也有力地佐证了汪世显家族源目汪古族的观点。因漳县政协文史委来函约稿，拙文篇幅较长，来不及修改，只好附识于此。
    又，这篇文章发表于省博物馆学术期刊《陇右文博》，后又刊于国际交流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被经济出版社编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三）》大型百科论文集。作者荣获“优秀论文著作证书”。


    ①见《元史》卷155《汪世显传》．又，汪氏为金朝巩昌府盐川镇(今甘肃漳县盐井)人，元初徙居巩昌府陇西县，郡望巩昌，故称巩昌汪氏．本篇因行文方便，在提法上“盐川汪氏”与“巩昌汪氏”交替使用。
    ②《漳县地方文史资料丛书第一集，附题一，漳县图书馆编印．惟李先生信奉汪古族“是元代蒙古族的一个支派”，故所拟标题为“汪氏究竟是蒙古人还是汉人”。
    ③该谱系复印本，共四卷四册，编者为清朝道光年间陇西四汪金铭，现藏漳县博物馆，笔者录有副本。
    ④“鲁后”意为鲁国公族姬汪的后裔；“越公”意为唐代越国公汪华的子孙。据(汪氏族谱》卷3《越旧公华公行状"己述，汪华是鲁成公次子姬汪的苗裔，故“鲁后之说”与“越公之说”实为一说。 ·
    ⑤·此碑全称《故巩昌路便宜都总帅本路兵马都总管知府事赠陇西义武公汪公神道碑》，作者杨奂，据考，撰于元定宗二年(1 247)以前，碑立于世祖至元四年(1267)。
    ⑥此碑全称为《故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兼本路兵马总管知府事赠陇西忠烈公汪公神道碑》，作者王鄂，据考，此碑撰于至元四年(1267)，同年立碑。碑文今载杨凌宵《陇西艺文集》、张维《陇右金石录》及汪金铭辑《汪氏族谱》。
    ⑦碑文称“（忠臣)受谥于元贞二年丙申……由安昌求铭公碑。”可知此碑当撰于元贞二年或大德初年。
    ⑧《元史》卷174《姚燧传》云：“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勋、显行盛得，皆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
    ⑨据《汪氏族谱·世表》注，官至“翰林学士”者为：隆昌（大德十一年)、文昌（泰定元年）、归昌（至顺二年）、佐昌(元统二年）、高昌(元统二年)、胤昌(至大四年)，兴昌(至大三年)、弘昌(皇庆二年)、震昌(至治元午)、益昌(至治元年)、俊昌(至治元年前)、道昌(天历二年前)、真昌(至顺二年)、永昌(天历二年前)、原昌(元统二年前)、友昌(至顺二年前)等1 7人；官至“翰林学士”者为：智昌(至大四年任)、晋昌(元统元年）、伯昌(至治元年)等3人，总共20人。
    ⑩泰定二年，汪巽昌任“昔保赤达鲁花赤”，汪泰昌任“碉门黎雅军民安抚司达鲁花赤”(见《汪惟永墓志》)；泰定四年，汪源昌任“临洮府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劝农事”(见《汪源昌墓志》)；大历三年，汪义昌任“乾州丝棉散慢总管府达鲁花赤”(见《汪惟简墓志》)。
    （11）光绪《甘肃全省新通志·人物志·群材二》汪达传云，“唐汪达，字德远，越王(即汪华)第三子，身长七尺六寸，呼如虎哮，骁勇多谋．贞观八年，配左卫勋府都尉，十四年，从征贺鲁、龟兹，高昌有功，袭爵上柱国、越国公，留镇巩昌(当时称“渭州”不称巩昌)，宋追封忠应候，历封崇善衍佑公．”
    [1]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2）。
    [2]屠寄. 蒙兀儿史记·汪世显[M]。中国书店。
    [3]张澍. 姓氏寻源（卷17）[M]。岳麓书社。百家姓[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4]戴楚石. 陇西县志金石。1964年油印本。
    [5]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戴楚石. 陇西县志·金石[M]。元朝“十九、万卷楼记”；“二十、重建学官铭并序”。
    [7]元史. 世祖记[M]。
    [8]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M]。
    [9]钱大昕. 十驾斋养心录[M]。“赵世延杨朵儿只皆色目”条。
    [10]王树民. 陇游日记之一，陇岷日记[M]，“盐井镇与陇西汪氏故里”条，兰州：甘肃文史资料选
辑（第28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1]李兴华，海内闻名的元墓群[J]，武阳今古，漳县宣传部。
    [12]旧唐书·吐蕃传[M]，资治通鉴[M]。

    作者：陇西县博物馆馆员．


　

hnnywjg

[s:1] 早已知道这篇文章（比较早），本不想放在这里。无非是一些陈辞老调。非常老的传统观点。

后来，胡小鹏等新的观点出现后，没有见这种老观点再拿出什么新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