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企业信用的问题

汪乐志祥

中国企业信用缺失代价惊人 每年损失达6000亿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年05月04日07:24我来说两句 (1759)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中国的很多企业只有法律底线，没有行业底线和道德底线。在我们经手过的商账追收的案子中，最后能成功帮企业追回账款的不到一半。”多年从事“商账追收”业务的中贸友施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奎元在谈到“商业信用”这一话题时，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倒。他的表情，在痛心疾首之中，还夹杂着几许无奈。

　　有这样一组统计数据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相比较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

　　另据商务部的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在征信成本太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巨额的信用成本，如同扼住企业喉咙的那只手，在残酷地剥夺着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本就狭小的生存空间。

　　400万大单带来一场噩梦

　　这家企业等来的不是400万大单所带来的滚滚利润，而是一场到现在都没醒来的噩梦。

　　李奎元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起一个他经手过的案子，感慨颇多。

　　“商账追收”的委托方是一家生产麦芽糖的企业，这家企业此前和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家县级生产啤酒的工厂合作，为其供应生产啤酒所需要的麦芽糖。“生产麦芽糖的企业在和啤酒厂合作之前，去当地考察过它的厂房，而且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啤酒厂每期都按时付款，第一期20万、第二期30万、第三期50万，期期不落。所以，当啤酒厂第四次提出要其供应400万的货时，这家企业立即就同意了。”李奎元说。

　　不过，这家企业等来的不是400万大单所带来的滚滚利润，而是一场到现在都没醒来的噩梦。李奎元说，在这批400万货供应之后，这家之前“信用良好”的啤酒厂忽然没了动静，每次打电话过去催收账款，得到的回答都是“目前资金紧张，没有钱还。”再后来，索性就音信全无。

　　不久之后，两个消息几乎同时传来：一是这家啤酒厂因资金问题倒闭了;二是这家啤酒厂的所有者的哥哥在当地注册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做的还是啤酒生意。也直到此时，这家生产麦芽糖的企业如梦方醒它掉进了骗子精心挖的坑里，前面的那些20万、30万乃至50万都是“诱饵”。

　　“这个案子太典型了，在中国，很多乡镇企业都会存在类似的信用问题。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供货方都急着把自己手里的货给卖出去。如果收货方在10万、20万乃至30万的单上都表现得特别好，然后忽然和你要求了一项300万的单并提出先拿货，你可能就答应了。而对方一旦收到这批货，你就再也别想要回这笔钱。因为对方要不就是出事了，要不就是人间蒸发了。”李奎元说。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用，即商业信用，它主要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现金交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赊销。而李奎元所从事的商账追收并非简单的讨债，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信用风险管理，其通过合法的追收流程和技巧，进行商账追收服务，降低企业风险率和坏账率，防范和规避企业由于使用赊销方式带来的信用风险。

　　李奎元介绍说，企业失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欠款逾期不还。当然，逾期不还款的动机中，有的是善意的，比如因为自身资金周转不到位，确实没钱还;而有的是恶意的，比如故意的欺诈;但企业信用的体系是一个链条，如果链条中有一个环节是恶意的，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影响。“上述那个麦芽糖企业的案例，就是故意欺诈，我们叫"挖坑"，现实中这些案子还不是少数”。

　　截至2010年11月末，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总额达到6.46万亿，同比增长22.4%，比上年增长了8.4个百分点。从工业企业数字来看，应收账款总量和增长速度都是很高的。这说明，应收账款的风险很高。科法斯企业信用管理调查结果显示，有67.4%受访企业曾于2010年遭遇国内买家拖欠付款，这一比例与2009年的72%相比，下跌了6.4%，但由于交易规模的扩大，被拖欠付款的绝对数额并未下降。

　　而据有关机构的调查，2009年，我国逾期账款平均超过60天的企业占33%，较2008年同期增长了50个百分点。企业的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相比较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另外，我国商业诚信环境之差还体现在合同履约率低。据调查，目前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说，企业在国内进行交易的话，货款回收通常需要90天左右。而在国外，平均回收期大概30天。这样一来，国内一年只能周转4次，不仅限制了交易的规模，加大了资金投入的成本，也加大了融资的难度。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制假售假、合同欺诈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

　　想了解一家企业的信用难于登天

　　“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家国外的皮包公司竟然连续行骗九起才被揭穿，这在国外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41.4%受访企业预计拖欠货款表现或需逾3年时间才有改善，并有33.3%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

　　谈到他所经手的那些“追讨”的案件，李奎元在忧心忡忡之余也显得万般无奈。他直言，在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欺诈、造假、毁约的事件发生，根源就在于中国的信用体系极其不完善。“每年央视的3·15晚会对于一些企业会有威慑力者不假，但是说到系统性的信用体系建设，我国还差得远。”

　　实际上，在当前的中国，企业失信的代价太低，而征信的成本又太高。李奎元戏称，好多企业就是“滚刀肉”，多次恶意欠款，但什么也不怕，该做生意照做生意，而且还会有企业继续上当。

　　而这类企业要是放在信用体系成熟的发达国家，根本就寸步难行，因为企业良好的诚信记录一旦被破坏，该企业将难以生存，会被市场自动淘汰。

　　中安信诚保理公司副总经理宫钊曾在国外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给《经济参考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根据《北美自由贸易法》，如果类似于沃尔玛这样的企业欠其三家供货商货款超过3个月，并且对每家的欠款达到5000美元或以上，那么这三家供货商其中的任何一家供货商可以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宣布沃尔玛倒闭，并且这种倒闭是合法的。“这就表明，在美国这种信用体系完备的国家，其信用成本极其高，企业若不讲信用，后果之严重是企业承担不了的。”宫钊坦言。

　　“另外，不仅该企业不能经营下去了，企业法人代表的个人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比如，他将被限制不能出境，不能开过于高档的车，甚至连移动电话的品牌卡都只能用神州行而不能用全球通。在这种情况下，敢问，哪个企业敢轻易失信?”李奎元说。

　　“国内信息的开放和质量，安全和便利程度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这直接推高了国内企业征信的成本。”韩家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他指出，在国内，信用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很难。想要了解一家企业的信用状况，最有力的信息就是在银行登记的信贷记录、付款记录、财产抵押情况、法院诉讼情况，而了解这些信息对于国内单个企业来说，简直难于登天。

　　目前只有人民银行建立了企业和个人的信贷登记系统。所有在银行有信贷记录的企业个人的还款情况是有登记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就没法查到。而且这个系统只对银行自己开放。

　　另外，即使是最基本的企业在工商登记时注册的信息，也不是能够免费拿到的。据韩家平介绍，因为现在这些工商登记信息还没有实现全国联网，所以需要分省市去查询。而国内大约有占全部三分之二比例的省份查询需要收费，且查询一次就要收取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不等的费用。这笔费用对于需要查询多家交易方信息记录的企业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成本。

　　因此，一般来说，若企业之间进行交易而要做信用调查的话，一般会选择一些渠道亲自去了解，或者通过同行之间的交流或第三方的信用调查机构比如征信公司等去搜集信息。

　　“不过，即使征信公司相对于企业信息稍微多一些，也很难拿到企业过往全部的交易记录，因为国内不仅信息开放程度不高，而且信息质量也不高。”韩家平直言。而国外在信息共享和交流方面就比较规范。以美国为例，企业一般的注册信息和经营记录在美国国内外都能查到，其完整的付款记录方面也能够收集到。而国内的信用调查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基本没这些内容，而只是一些打过交道的上下游企业得出的定性结论。此外，像财产抵押之类的信息，由于房地产、汽车和一般设备都在不同系统登记，全国也不联网，因此在国内也很难查到。征信公司获得法院诉讼记录、银行往来信息记录、财务报表等活动的渠道也非常有限。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07年有一家加拿大的皮包公司来中国不同省市行骗，当这家公司的罪行败露之时，已经有九家国内的外贸公司被诈骗。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家国外的皮包公司竟然连续行骗九起才被揭穿，这在国外简直是不敢想象的。”韩家平说，国外征信系统的健全，会将这家皮包公司的全部信息完整记录在案。这家加拿大的公司就是因为深谙中国市场的情况，所以才会肆无忌惮。

　　与此同时，很多企业尤其是一些小企业自身平时对信用管理的意识不高，造成被侵害时不能够很好低保护自己，白白酿成损失。

　　据李奎元介绍，其所在公司接受的商账追收案子中大约有75%账龄都到达了两年以上，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案件存在一个两年的诉讼时效，若过了两年而又没有更新的证据提供，法院将不受理这个案件。即使因为有更新的证据提供而进入诉讼程序，很多企业又因为时间太长而且内部管理混乱而丢失了很多宝贵的证据，这也难以成功追收到账款。

　　他向记者又讲述了中贸友施曾接手的另一个案例：江苏某公司委托其催收债务人北京一家建筑工程公司所欠的30余万元。而双方除了各自的账面欠款数字记录外，没有签定、履行过任何书面认可的证据，并且时间已经相当的久远。此外，对方原来的负责人和知情联系人、经手人已经全部退休或离职，北京公司已经完全不予认可欠款，这使得催收账款陷入了完全的困境，江苏公司在经过长达7年时间催收之后依然未果……

　　“小企业在企业自身的防范，包括合同管理，交易凭证记录的保存等内部管理方面的做法还有待提高。在应收账款方面，目前企业缺乏系统性管理。很多时候在对方出现拖欠以后才开始关注，可能为时已晚。”韩家平提醒说。

　　商务部正在筹建保理行业协会

　　宫钊认为，保理业的发展可以成为国内信用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他还透露，商务部等有关部委目前正在筹建保理行业协会。

　　科法斯企业信用管理调查结果还显示，近年中国各行各业愈来愈重视信用风险管理，其中有85.4%受访企业表示曾在2010年实行相关措施以管理信用风险。在采用第三方信用管理工具的受访企业中，有42 .3%的企业表示曾于2010年采用信用保险，比2009年(32.3%)增长31%。其他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包括：信用报告及额度建议58 .5%，商账追收27 .9%，应收账款融资11 .7%，外包发票管理1.6%，其他2.5%。

　　不过，仅靠企业自身对风险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信用平台才能降低信用成本。在信用体系匮乏的现状下，《征信管理条例》于年内出台的呼声越来越高，央行副行长杜金富在2011年央行征信工作会议上更是对此事予以了肯定说法，表示将尽快出台该条例，积极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咨询、贷款交易和相关信息服务的在线贷款服务提供商易贷中国认为，《征信管理条例》何时出台，将标志着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将告别无法可依的时代。

　　“不过《征信管理条例》对于信息的公开和共享未必能规定的那么细致，而这恰恰非常重要。”韩家平说。他指出，要推动企业之间尤其是同行业企业的信用记录的交换和共享。比如银行体系的信息共享机制，效果就很好，有效地防范了信贷风险。而目前，企业之间的这个交换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他建议，可依托于行业组织、信用服务机构等建立企业间信息交换机制。不过由于我国企业数量庞大，政府应该给一定的财政支持。可考虑先做局部，再形成网络。

　　发展信用服务业不仅能防范企业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扩大交易规模，还能不断提升信用经济比重，切实保障市场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可以说，信用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和成熟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信用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

　　以国内的信用保理行业为例，宫钊介绍说，国内保理行业从2006年起步，与国外已经发展了50多年的保理业相比，还处于幼稚初级的阶段。目前国内保理公司约有25家，其中超过一半是外资公司，而且绝大多数保理公司只做国际贸易保理业务，真正做内贸保理的只有1-2家，而国际上保理公司内贸保理业务的比重可以达到70%-80%。

　　“目前国内的保理行业还没有行业规范，配套的法律体系也不健全。”宫钊认为，保理业的发展可以成为国内信用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他还透露，商务部等有关部委目前正在筹建保理行业协会。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商务部市场秩序司获悉，商务部还将研究制订与商业信用相关的信用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和措施，培育市场需求，规范行业发展，推动建立门类齐全、运作规范、专业化水平高的信用服务业。同时，还在研究制订商圈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相关政策。据介绍，商圈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是由商圈管理机构牵头，依托有基础的单位或机构，搭建的以区域性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数据库为核心，提供融资支持、信息查询、信用评价、信用管理咨询及培训等服务，推广使用企业信用报告和其他信用产品的平台。

　　“信用服务机构应该得到扶持和鼓励。他们目前没有"原材料"，"产品"质量不理想，所以需求也受到影响。处于供需两缺的状态，没有形成良性循环。”韩家平强调。他指出，尽管目前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落实不是很好。征信机构要获得行政处罚记录和财产抵押等政府信息很困难，要付出过高成本，这会影响征信的质量。信息流通才能有效降低风险，因此政府信息应该有序规范的开放。

汪乐志祥

洋奶粉涨价多少信用就值多少价(2011-04-30 01:42:31)转载标签： 财经  
洋奶粉涨价多少信用就值多少价



2011-4-30 南方都市报



    洋奶粉涨价，自4月以来部分品牌提价10%。媒体发出惊呼，在发改委纷纷约谈国内企业，洋妢粉顶风作案，底气何在？



    洋奶粉的涨价理由颇具本土特色，声称受成本上涨、配方改变等因素推动。但媒体采访的业内人士指出，即便不涨价，洋奶粉的毛利率在60%左右，成本上涨的理由根本说不通。



    洋奶粉之所以顶风涨价，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内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极度恐慌。



    2011年3月，海关总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国内消费者认为，国外奶粉质量优于国内奶粉，大部分消费者选择购买国内生产的进口奶源奶粉或通过网购等方式购买国外原装奶粉，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内乳品生产企业，为适应国内消费需求也开始使用进口奶源,导致对进口乳制品的需求居高不下。报告指出，当前洋奶粉已垄断一线城市市场，洋品牌已占据国内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80%以上的份额。而我国近2000家乳企中，规模较大的200家企业30%在亏损，其余180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绝大部分亏损、甚至停产。



    洋奶粉层层进逼的过程，就是国产奶制品安全信用节节败退的过程。



    据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莹透露的数据，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奶粉进口总量达到37.06万吨，进口奶粉已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预计到2011年，进口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有可能超过50%，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蚕食。今年1月10日，在中国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与全产业链模式研讨会上，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马莹再次披露，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国产奶粉的市场占有率达60%，而到2010年，进口奶粉已经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刘佩智委员作大会发言时透露，三鹿事件后的2009年，我国乳制品进口由12.06万吨猛增到59.7万吨；高端婴幼儿进口奶粉所占份额接近90%。今年春节，由于内地客蜂拥到香港扫货，香港迎来罕见的“缺奶”春节，一些药房店主表示，由于货源紧张，他们提升了部分热销品牌奶粉的价格，从二三成到一倍以上，仍无法抵挡扫货客流。香港的缺奶春节，是对内地奶制品质量的黑色控诉。



    拜三聚氰胺所赐，洋奶粉已经彻底拥有了中国高端奶粉市场的定价权。



    国内的消费者并非不爱国货，但市场信用已经影响到生存质量。三聚氰胺事件刚消停，两年后蒙牛、伊利的A股股价恢复常态，迎来了双汇瘦肉精事件；瘦肉精事件未了，蒙牛再曝中毒事件，榆林榆阳区食安委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出事的蒙牛奶并未检出致病菌，但没有解释学生不适的原因，暗示臆症集体发作遭到媒体炮轰。此外，墨汁粉条、毒素腊肉等等，让消费者如坐针毡。不要说到香港扫货，只要能力所及，就是到北极扫货，中国的家长们也会义无反顾。



    处于食品安全恐慌之中的中国消费者，正在给食品信用最高的溢价。这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规则，洋奶粉价格上涨，并非成品上升或者利润下降，而是在收获信用溢价，试探中国消费者愿意为信用支出多少。只有信用食品获得了高额溢价，中国的企业才愿意付出成本打造信用体系，如果信用一文不值，企业就会视信用如弊屣，从这个角度说，洋奶粉涨价刺激国内企业，未必不是好事。



    一个市场的质量底线是食品与药品，都与生命息息相关；一个社会的秩序底线是公平的法律，两大底线受到挑战，社会也就失去了安全边际。



    面对洋奶粉涨价有两种做法：或者斥责国外乳制品企业趁火打劫、顶风作案，游说政府部门约谈国外乳品企业，让这些企业打消涨价的念头；或者加强制度建设，在制度上让造假者付出终身难忘的代价，从文化上让全民族对普遍的失信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民族的诚信刮骨疗毒，从市场上对于信用给予高价。只有三管齐下，才能治愈造假顽疾。否则从上到下的造假者将食髓知味，从历史到食品，无处不假。



    笔者坚定地支持后一种做法，并且，正是出于爱护民族品牌的本心，希望为洋品牌涨价放行。无论国货洋货，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信用溢价；无论消费者贫贱富贵，都应该有起码的安全保障。

汪乐志祥

从奶粉二度恐慌看中国的经济成本



2011-2-23 FT中文网，叶檀



    内地再次出现奶粉荒，大批内地人士到港、澳地区采购奶粉，以至某些品种出现断购现象。



    这是内地奶业的第二次耻辱，也是内地市场运作成本的真实体现。此疾不除，未来市场动作成本将越来越高，总有一天，我们得回到以货易货时代。

  

    牛奶行业已经被三聚氰胺大伤元气，现在再次被皮革奶重击。我们首先看到行业普遍缺乏最起码的伦理，在人命关天的婴儿奶居然敢掺杂三聚氰胺，三聚氰胺之后则是有可能导致重金属中毒的皮革奶。某些企业的底线已经到达只要今天吃不死就与我无干的地步，如此大规模的失信是史上罕见的。



    政府难辞其咎。



    首先是处置太慢，其次是处置不力，就牛奶行业而言，在三聚氰胺奶泛滥成灾、结石宝宝现象无可遮掩后才下决心整治，但在整治的过程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左右开弓，既惩罚了造假者，也以其他罪名惩罚了受害者家长。



    在惩罚的过程中政府没有追究到底，利益根基依然完好。从美国论文中活学活用三聚氰胺的化学家们没有受到惩处；生产三聚氰胺的整个生产链条没有追究到底；涉嫌掺杂三聚氰胺的大企业被轻轻放过，一些高管甚至还获得了期权的奖励；渎职的检验部门官员浮出水面又被放到冰山之下。媒体对于三聚氰胺的报道在各种原因下被迫无疾而终。



    由于造假成本过低而收益太高，政府的处置给造假者划出了成本底线，反而使造假者有了明确的收益预算。因此并不奇怪，造假愈演愈烈，几分钱成本的假鸡蛋、十块钱成本不到的假燕窝、几十块钱成本的高档葡萄酒四处开花。



    这既是一场食品灾难、也是一场生态灾难、更是一场经济灾难。以葡萄酒为例，朋友告知，在河北等地真葡萄酒被挤兑得无路可走，中国最适合种植葡萄酒的产区之一葡萄树被大量砍伐，由于葡萄酒树龄成熟期起码在二十年以上，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起码在二十年内不可能大量生产优质葡萄酒，更别提培育出中国自己的高档葡萄酒品牌了。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此次皮革奶事件由农业部最先通告全国，没有一瞞到底，算是进步。日前，农业部下发“2011年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农业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工作规范”两个文件。此次安全监测计划提出，除所有抽检样品都必须检测三聚氰胺外，其中30％的样品还要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碱类物质。



    光有检测还不够，相信消费者都有同样的疑问，负责产品质量的部门去了哪里？造假的企业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对于造假企业是否有利益追溯剥夺机制？对于那些大到不能倒却有造假嫌疑的企业又将如何惩处？诚信的企业家是否有了生存的空间？



    企业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由于没有机制给诚信企业以奖励，导致创新企业被抄袭企业逼死在岸上，一些造假企业在证券市场获得天量资金，企业因为造假获得犒赏。没有正确的激励机制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市场效率大大降低。很大一部分GDP产生在伪劣产品、强拆等方面。



    直接的信用损失难有确切的数据。来看2003年的一则数据，当时人民银行调查，有51.3%的改制企业有逃废银行贷款债务行为，逃废银行债务达1851亿元。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透露：中国每年由于企业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其中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另据蒋正华透露目前全国三角债大概有15000亿元)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社会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和银行提高经营效益和稳定发展的严重障碍。



    2004年，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山西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根据汕头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因为质量信用问题给其经济带来的损失应该在20％左右。另有统计称，由于信用缺失，我国每年财政上的损失高达约五千个亿；十几年来，我国金融、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大约四万个亿。



    奶粉一再恐慌反映的是市场监督和诚信机制一再失灵，长此以往，建立中国市场与品牌所需要的土壤就不可能，市场化的根基虚弱无比。



    以金融业为例，没有抵押品，银行就会出现天量坏帐，导致现代金融体系无法建立，金融创新往往被投资者视作圈钱，只有投机机会；社会的中介评级机构屡屡爆出黑幕，使市场评级成为金钱交易的代名词，债券衍生品无从建立。



    建设内需经济，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没有人愿意为产品创新与品牌营销付出代价，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国粹产品，大多数沦为地摊货，结果是不仅奶粉，除高档白酒之外的奢侈品牌由境外企业独霸中国市场。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境外奢侈品公司获得了更高的溢价。



    国人也许可以自慰，美国上世纪初也曾出现假货横行、内幕交易横行的现象，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伪冒品的代名词，但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靠伪劣产品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美国等地都出现过对假冒伪劣产品刮骨疗毒式的重拳整治。



    媒体的监督与法律的严惩并行不悖，当造假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时，当结石宝宝家长获得高额集体赔偿，当媒体出现越来越多的深度报道，当民间维权团体被赋予更多的信任，中国的市场化制度根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没有一个国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在毒奶粉、地沟油的哺育中成长，没有人愿意受重金属污染的毒害，任何理由不论是GDP、不论是温饱论，都不足以成为鼓励造假的借口。我们需要诚信与正确的激励机制，来挽救岌岌可危的信任感，与市场土壤。

临清汪氏

信用是能够履行诺言而取得的信任，信用是长时间积累的信任和诚信度。信用是难得易失的。费十年功夫积累的信用，往往由于一时一事的言行而失掉。它还是是指我们过去的履行承诺的正面记录，它还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人人可以尝试与自我管理的行为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