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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国教授在
2011汪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题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1年3月30日)
我实际上是一个徽学的初学者,研究汪华最近也发表过两篇文章。实际接触汪华研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就是2008年,我们为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就是做《林权与民间法秩序》这个课题,基本上是在绩溪县作田野调查。在2008年7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们到家朋乡一个叫千木屋的小村庄,这个村全部都是姓汪的。我们本来想要看家谱,结果那个村会计说,他的父亲去世时说,祖上说过家谱不可以轻易示于外人的。但是他从楼上拿来另外一份材料,说这个材料你们可以看。是什么呢? 叫《汪氏登原藏稿》,是清代道光年间和光绪年间,围绕绩溪县唐金山叔举公的司马公墓所展开的两次比较大的纠纷。道光年间是围绕汪公大庙就是忠烈庙的祭祀权,以及唐金山叔举公墓树木砍伐权展开的一次纠纷。然后光绪年间是一个盗葬案,是周围仁里村和其他村姓程的、姓王的侵占叔举公墓风水盗葬,就是偷偷在这里埋葬他们的先人,为此产生的纠纷。这两次纠纷,汪氏宗族联合了一府六邑及六邑之外包括池州府、严州府的宗亲,特别是在京的四品官员参与的这次大规模的诉讼。那次诉讼不是孤立的诉讼,而是首先在云岚山集合,再去唐金山祭拜叔举公墓。关于这两个案件的文章我都发表了,一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一篇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二期。我在文章中提出,他们是把云岚山作为一个地标性的地景,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地标。对汪华祭拜,无论作为祖先崇拜还是作为神灵祭祀,云岚山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景,这是在清代以后。当然明代的时候不一样,在汪道昆的文集里讲,明代祭祀是先到淳安的严州府邵石山汪氏江南始迁祖汪文和的墓前祭祀,先邵石山而后登源,就是绩溪唐金山,再云岚山,是这样一个空间节序。到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就是以云岚山为核心的地景,而且在礼部的祀典上,把云岚山越国公墓祠和乌聊山的忠烈庙,以及吴清山墓祠,崇福寺、灵山院的忠烈祠这五处地方载入礼部祀典,并且报户部由财政免征税收。绩溪登源唐金山就没有纳入五处祀典,这就说明叔举公的墓,就是汪华曾祖父以及他的父亲僧莹公的墓,实际上他们都是因汪华而显。这就说明汪华在汪氏宗族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到清代是处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所以,这是宗族文化的一个反映,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同时由于在一府六邑各个县都有汪公的行祠,实际上形成了对汪华这样一个神灵的祭祀体系。因此,汪华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民俗,我借用北师大民俗学专家刘铁梁教授的一个概念叫标志性文化,我稍微改动一下叫标志性民俗。因为汪华崇拜实际上是徽州这个地方的标志性民俗,但可惜这个标志性民俗到五十年代初就消失了,现在在恢复。去年我到丰瑞里看了一下,他那个恢复,已和传统时代祭祀汪华作为一个祖先同时作为一个神灵崇拜这样的祭祀活动不同。去年我去贵州参加贵州大学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他们安排到安顺去参观。我们到了屯堡,屯堡也是一个地域的标志性文化。安顺地区有两路地戏,是民间的一种祭祀活动。东路地戏是以抬汪公为主,西路地戏是祭祀五显神就是我们徽州祭祀的五猖神。他们都是明代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迁到那个地方去的,他们不是以汪姓宗族文化作为凝聚力,而是把抬汪公作为一个地方神来共同崇拜,在他那个地方表现得特别明显。西南民族大学有一个原来在北大读博士生叫张瑞安的,他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现在恢复的抬汪公,听说在2007年广东一个什么活动上还获得金奖。他们那个抬汪公仪式,实际上有一个传统的历史基础,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所说的标志性民俗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丰瑞里的抬汪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
我还准备写一篇文章,就是清代光绪年间和民国时期杭州的汪王庙,也有几次纠纷。清代光绪年间钱塘县的知县汪文鼎,这个人是粤籍汪氏后裔,他在钱塘做知县,他发起重修汪王庙活动。到民国时期,国家废除了原来一切神灵的祭祀,因为政府不再支持,因此和旁边一个尼姑庵产生了关于汪王庙地权地界纠纷的事件,这和清代就不完全一样了。最近我听说杭州的徽学会向杭州市政府提出重修汪王庙,我想这个恐怕不大可能。杭州汪王庙到民国时期有一个汪王庙管理委员会,基本上类似于今天的汪华文化研究会,带有宗亲会的性质。所以,把徽州本土、安顺屯堡以及历史上杭州吴山汪王庙这三个地方作个比较,各有特点。徽州是把祖先崇拜同神灵祭祀结合起来这样一个标志性民俗;贵州安顺屯堡文化的这样一个活动,基本上是神灵祭祀;而清代和民国时期吴山汪王庙的活动,基本上是祭祖这样的汪氏宗族组织的活动。这三个作这样的比较,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
我讲的如有贻笑大方的地方,请多批评。谢谢!
(张佩国,男,1966年生,山东成武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受聘为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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