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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子 明 作者：北京大学 谢宁 我第一次见到项子明是在1983年夏季，那次我们是去大讲堂听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报告，介绍当年五一节四医大学生在陕西华山抢险救人的事迹。时任北大党委代理书记的项子明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也不大讲情面，作报告的人即使职位再高、名气再大，如果讲不出有价值内容来，都能让人下不来台，而且越是所谓“正面教育”的报告往往越不受欢迎。那次的报告人只是四医大的几名年轻学生，不免都有些紧张。项子明首先讲话，他讲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普通话很好，而且还带有一些京腔，而我通常见到的老干部们都是讲方言的。项子明讲了没几句，不知道为什么竟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全场两千多人都跟着笑起来。项子明这一笑，让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报告人也没那么紧张了。他们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抢险救人过程的，确实比较具体、实在，其中一位北京籍的女生口才极好，令人印象深刻。报告会始终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是我多年来在北大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一次“正面教育”的报告。 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期间我曾在校学生会当过一段小干事，那时候的北大学生会其实也很有些官场特点，我们这些小干事都学着巴结学生会的部长们，或更高职位的学生干部，以期弄个副部长、部长当当。不过当时学生会的能量还是不小的，能组织许多大型活动，也能请到许多高官、名人。我在学生会呆了一段日子，觉得自己干不上去，就主动离开了。其间我不时在学生干部那里听到一些对项子明的议论，那时候北大上下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融洽，校领导也十分重视同青年学生打交道、交朋友。在项子明任职前后，有几位刚从北大毕业的学生会主要干部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于是在校的学生干部们也很受鼓舞。从他们的议论中，我知道项子明是支持、重视青年干部的，他的形象是比较开明的，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我大学毕业，被选留到校党委办公室工作。其实以我在学生会的简短经历，应该说明我是不善于在官场里混的，这次选择可能是一个错误。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当时对自己并没有清醒的认识。项子明已于1984年3月不再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但还担任着北大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记得我刚上班没几天，恰逢项子明从陕西考察回京，办公室需要安排人去机场接一下，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表示认识项子明，可以去接。在机场出站口，我果然从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他虽然是满头银发，但看起来精神很好，步履轻捷。我迎上去作了自我介绍，项子明十分热情，因我是陕西人，很自然地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在回来的路上不断同我谈起陕西的风土人情。记得那次他还很随便地说起去陕西之前已诊断出患了鼻咽癌，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人都是谈癌色变的，不过项子明好像并不在意，感觉上他只是在说一种平常的疾病。 因为项子明患了鼻咽癌需要治疗，从陕西回来后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北大的日常工作了，他在办公楼二楼的办公室也不再保留。1985年底项子明从朗润园的一套四居室公寓搬入燕南园63号的两间平房里。燕南园是燕园中的“园中之园”，环境幽雅，当时还健在的王力、朱光潜、冯友兰、陈岱孙等一些名望极高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63号平房前面有一小块空地，刚搬进来时十分荒芜杂乱，项子明用心经营，遍植花木，还撒上了他女儿从美国带回的草籽——那时国内还极少有这个草种，一般的草坪秋天后就黄了，但这种草入冬之后还是绿的。项子明还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株白玉兰，我和党委研究室的金小鹏去帮他在屋前种下，记得他当时满有信心地说：明年春天就可以开花了。项子明对北大是非常有感情的，虽然他的夫人在真武庙还有一套老式的三居室，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燕南园。 项子明原名汪志天，因参加北平地下党改名项子明，解放前在北京做地下党学生工作，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撤职、批判、监督劳动。“文革”后期复出后，又先后在北京市的一些部门任职，回北大前任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进出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项子明对北大很有感情，喜欢大学的氛围，有要办好一所大学的理想。于是他在年过花甲、临近离休之际回北大工作，先任校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他是很希望在北大有一番作为的。本来项子明是应该干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据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访谈中的回忆：项子明1983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告诉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丁石孙，让丁石孙回国当北大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不过后来项子明并没有当上党委书记，据说主要是由于他在畅观楼事件中得罪过彭真，遭到了彭真的反对，所以他仅以代理书记的职务主持北大工作一年多即匆匆离任。 项子明离任后是希望能在北大安度晚年的，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却是多灾多难：他先是在1985年发现患了鼻咽癌，经过积极治疗，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不想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87年间他不慎摔倒，造成颅内出血，几乎危及生命，在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术才逐渐恢复过来。当时我们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但1989年初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他又患了结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项子明的生命受到了真正的威胁。经过接连两次的大手术和其它治疗，居然又奇迹般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当时我们还乐观地认为他可以再次大难不死，但这些治疗手段都只不过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了一些时间。 在项子明生前的最后几年中，因为他多次住院，唯一的女儿又在国外，我作为单位工作人员经常要为他办理一些具体事务，如送他去医院，办理住院、出院、医药费报销等事宜。这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也多次听过他的谈话。项子明一生阅历丰富，同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彭德怀同志，认为彭德怀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正直、最敢讲真话的人，他对某些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则时有微词。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老党员、老干部，项子明对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直非常关心。我每次去他家里，一般都会和我谈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及当前时弊，常有一针见血之论。项子明实际上是通过彭德怀等人不同的兴衰浮沉，不同的遭遇、命运，并以自己几十年的实际经历，对共产党的历史、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许多思考。 记得1989年寒假前我去燕南园项子明家里时，他还是同往常一样和我谈起当前的形势，但不像平时那样谈兴甚浓，而是话语不多，似乎有些忧心忡忡。最后他突然说了一句“邓最近有个讲话，杀气腾腾”，此后再不发一言。我不明白他的所指，只好告辞离开。春节后邓小平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我作为秘书也负责将文件送党委领导们传阅。我看到邓小平的讲话对“自由化”的泛滥极为不满，表示不能再退让了，并说了一句“实在不行，我们还有300万军队”的话。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看后觉得这句话讲的过于严重，商量后决定向中层干部传达时先不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讲了一般人也不会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了项子明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他的预感是比较准确的。 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项子明虽然在进行治疗，但他对形势的变化一直非常关切，由于很多时候局势不明朗，项子明很关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要同我交流信息、议论形势。项子明是希望事态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他甚至还在北大学生送来的某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政治风波之后王孝庭大骂有些老同志给我们党施加压力，我认为他主要指的应该就是项子明。 到了1989年下半年，项子明的身体状况已是每况愈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虽仍有兴致谈论一些问题，而且分析判断能力不减，但精力却是大不如前了。谈及当前形势，项子明往往是低头叹息，继而默然无语。他对自己的病况实际上也很清楚，已经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有时候会拿一张纸，工工整整写上许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些已经去世的人。但项子明还总是对去看望的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对当时的形势，他都已彻底失去了信心。 进入1990年以后，项子明的病情日趋恶化，住到了真武庙的家里，生活已基本不能自理。但他还是心系北大，曾经在一个下雪天乘车回到北大，长时间坐在车里不走，经我们劝说后才离开——他是要最后看一眼北大的校园。3月初我送他去住院，项子明的定点医疗单位是友谊医院。不料当我们到达医院后，预定好的病房却被陈希同住进去了。于是我只能陪着垂危之身的项子明，于春寒料峭中在车内呆了一个多小时，等待医院方面另行安排病房。陈希同曾经是项子明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的老部下，在项子明住院后也曾多次看望并给予关照，我和项子明夫人颜纯教授当天还在医院大厅里碰见过陈希同，陈希同对颜纯说他是“拉稀了”。陈希同可能并不知道他住进了项子明的病房，不过对医院方面来说，当然还是大领导的小毛病更需要重视。 项子明住院后我曾数次前去探望，还曾在他的病房中守护过一夜，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仍坚持自己起身洗脸、刷牙。次日我离开时，项子明几次向我说：谢谢你，麻烦你了。此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项子明指名要我去。我以为他或许有所嘱托，当即出发赶往医院，但到病房时项子明正在昏睡。我在病床前侍立良久，看到他已经是形销骨立、一息奄奄，内心十分沉痛。项子明醒来后看见我，好像略有兴致，但仅问过数语后又无力地合上双目，并无要紧的嘱托。此后我又和学校负责人去医院看过他一次，再过了一两天就接到了医院告知他去世的电话，他是3月29日凌晨去世的。后来我听颜纯教授谈及项子明临终前一直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项子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上千人参加，我看到很多人泪流满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比起生平介绍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赞誉之词，或许更能体现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我对项子明的一生所知不多，不过在我和他有限的交往中，感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老干部相比，项子明身上更多地具备了比较宽容、开明的思想和作风。从一件小事上也可以体现出他的开明：我曾偶然听到过一位学工干部对他表示不满，说项子明任代理书记时，学工干部发现某对男女生同居，要进行处分。项子明却轻描淡写地说年轻人有这个需要嘛，不赞成处分学生。须知当时有过“严打”的历史背景，大学里关于男女关系的校规也十分严厉，但项子明对青年学生的此类行为却是不想过度追究的。 项子明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年的他对共产党、对毛主席都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即使在畅观楼事件上得罪了彭真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但是在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曾告诉我们说对有些事才看的明白了，感到以前的自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项子明晚年对共产党的历史和制度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反思，我以为他总体上的思路是倾向于共产党应该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道路的。尽管项子明在北大主政的时间非常短，他也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但我和他的这些交往，他的一些思路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 
发表于 2010-5-29 11:46:03
发表于 2010-5-29 1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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