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父亲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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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父亲轶事
汪太戈

一封来信
    1966年的春天是充满火药味的春天，《评海瑞罢官》象一枚炸弹，不仅在文坛上掀起了风波，而且波及政治、经济……。当然，当时谁也没有料及到它以后的破坏力会如此之大。
“反右”之后，我们的家庭始终笼罩在担惊、受怕的阴影之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最初受过冲击的注定每次运动都会被当作活靶子。然而，我们始终虔诚地相信组织、相信“明察秋毫”的领导人，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我们总是带着负罪感地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我们自身，在我们还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旧思想。那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父母亲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我也和父亲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努力建设一个革命化的家庭。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在天天向上。
然而，美好的愿望和付出的努力抵不住残酷的现实。我和同学们从黄山采摘春茶回来后不久，在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中，歙县中学也开始了“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首当其冲的是一些历次运动受过批判的“老运动员”，还有在教学上有一定造诣的所谓“学术权威”。不久，我接到父亲寄自北岸中学的一封信，信中开门见山地说他“欺骗了组织”，也“欺骗了我们”，他是“混在教师队伍中的披着人皮的狼”，要我们“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大胆地揭发他”，“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尽管对运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有所担心，然而没有想到竟是这样，“反右”、“四清”之后父亲的种种进步表现竟是假象，难道在他的灵魂深处还是那样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难道我们长期以来丧失了最起码的“革命警惕性”？
之后，在徽城初中工作的母亲也遭到批斗。我和在歙中高一、初三读书的音、丹妹交流过思想，坚定了一条信念，那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在工作组的启发下，我分别写了父、母亲的小字报。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狂热和盲从，只要冠以“组织”的名义（毛的名义就更不用说了），要我们真的去“赴汤蹈火”，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的。
迷信和盲从又岂止青年人呢，父亲在给我写这封信时是否也带着茫然的“负罪感”？是否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抑或，还是在尽力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向他的伤口上撒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父亲写这封信时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
两段语录
    1966年的暑假酷热而难熬。
学校里都在搞斗批改，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徽师也出现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效仿批判“四家店”的做法，把父亲和高原、江淑鸾、曹恂老师打成前校长王世杰“王家帮”的“四大黑干将”，父亲名列四大黑干将之首。
教师分片集中学习、批斗，学生们除参加对学校牛鬼蛇神们的批斗外，还杀向社会“抄家”、“破四旧”。我参与了班级组织的两次外出“破四旧”活动，目睹了对文化古籍的摧残，同时也促使了我产生了回家抄查一遍的念头。我分别到母亲和父亲的住处徽城初中和北岸中学一趟，搜检之下，当然找不出任何反动的罪证，只是焚烧了一些旧书籍。其实我们家本来就没有底子，再加上经历了反右以来多年的困境，父母亲的藏书很多都变卖以维持生计了。在母亲那里只找到两张父母结婚前后朋友送的花卉画，我没舍得烧。在父亲那里我找到父亲在徽师当“右派”劳动时写的一些笔记文，里面有对学问的研究和思考、对事业的追求和忠诚，更多体现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即便是当时被“左”的口号熏陶的我，也看不出其中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分。这些，我都悄悄保留下来了。经过那么多年的颠沛流离，父亲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幸亏保留下来的这些笔记文，成为在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整理编印父亲遗著《跬积编》的主要内容。
借到父亲处“破四旧”之机，经北岸中学“文革”有关领导同意，我和父亲见了一面。本来就瘦的父亲显得更瘦了，又黑又憔悴，见到我时，困乏疲倦而深陷的大眼睛里又透出一丝神采。我除了简单地告诉父亲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的情况后，就是用毛主席语录开导勉励。文化大革命使得好多家庭都政治化了，“文革”期间我和父亲经常用毛的语录互相鼓励，用得最多的是两段，初期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期是努力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父亲表示他一定会认真检查交待，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诗词唱和
    1966年11月，歙中和徽师的学生开始冲破阻力，外出长征串联。我们8个同学组成的长征队大约11月10日到了杭州，一张由聂元梓领衔署名的大字报使我们目瞪口呆，说“刘少奇是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越往北进，大字报越多，调子越高，到了北京，连天安门城墙上都是“打倒”、“炮轰”刘邓的巨幅标语口号。我还到清华、北大和团中央看了大字报，脑子里除了触目惊心之外，就是一片混乱。困惑之下，我开始比较冷静地反思了。
当然，对毛的崇拜热情丝毫未减，我在北京等处收集了不少传单，还抄录了不少毛的“最新指示”和未发表的诗词。返回歙县后，我除了把这些资料和母亲、弟妹们交流分享外，还给被隔离的父亲写了一封信，附上毛的诗词。这封信对父亲的鼓舞很大，父亲赋《五律》一首表达了心情：“小子捎书至，遗余主席诗；融融春意暖，灼灼曙光熙。从来万事急，补牢尤忌迟；前车殷鉴在，后事以为师。”诗前有小序：“戈儿抄赠主席诗以诫我，恭读之余，感愧良深，因成五律以谢。”后来我曾发现父亲在日记中记到，看到我的信时，他正在劳动拉板车，“顿觉步履轻快……”，可惜那些日记后来找不到了。
毛的“炮打司令部”和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信也传到我们这个小县城了，随着1967年1月的来临，“一月风暴”、“造反”、“夺权”的浪潮也涌来了。各种旗号的造反队应运而生，各单位、部门如同演戏般地揪斗当权派游街，一些老“牛鬼蛇神”也免不了陪游，在农村北岸中学的父亲未能幸免，而父亲此时的心态已经有些放松了，只把这当作是“资产阶级的新反扑”。立春之后，下了场大雪，父亲给我寄来一首《临江仙、春雪》：“蔽日铺天而下，俨然盖世魔王，岂知着土成泥浆；原疑杀手锏，却是蜡头枪。 可笑不知时务，春回犹自逞强，从来垂死倍疯狂；凌空气佼佼，落地水汪汪。”父亲满怀希望地认为，中央很快就会纠正文革初期这种混乱局面的。而此时我对父亲的认识已经清晰了，他没有瞒着我们干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他是一个忠诚、正直、充满爱心的人。我也学着和了父亲一首《临江仙、春雪》：“霎时天昏地暗，纷飞四野茫茫，欲杀万物实猖狂；模样诚可惧，力量却不强。 可笑不识英雄，骨硬心红眼亮，从来愈斗愈坚强；溶溶白雪尽，昭昭红日上。”作为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既是对父亲的，也是对自己的。北岸中学和父亲一起被游斗的许元涛老师也和了父亲一首《临江仙、春雪》，具体已经不记得了，好像有“何惧逞霸逞强”的句子，许老师是一条硬汉子。
当时我因属“黑五类”被拒之在造反派之外，我们8个有着类似经历的同学自己组成一个造反队，叫“铁骨红心”造反队，“铁骨红心”取自据说是毛未发表的词句中。既然“赵老太爷”不许我们造反，我们就去学工吧，父亲曾在一封来信中根据报刊社论有关精神，鼓励我去学工学农。不久，我们举队到农机厂学工了。
父亲要求我去学工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实践毛的“五四讲话”精神。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日子里，除劳动外父亲通读了四卷《毛泽东选集》，抄录了不少毛的语录，还有毛的诗词，父亲爱好音乐，他试着为一些毛的诗词、语录谱曲，还制作了一些精美的毛主席语录牌送给我和弟妹们。不知毛是否意识到，他发动的运动挨整的有开国元勋、专家学者，更有不少象父亲这样忠诚的底层人物。
三大罪状
    父亲对毛是忠诚的，然而他在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竟被重新戴上“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在全县是绝无仅有的，父亲深陷在痛苦之中，百思不得其解。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才逐步了解到自己的“案情”，主要是因为涉及到毛的三大罪状：
其一、在一次语文课上，父亲讲解“一分为二”这个词汇时，有学生竟然问道，对毛主席能否一分为二？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通常对人的一分为二就是说有优点也有缺点，而那时的毛已经神化，如果说毛有缺点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说对毛不能一分为二又不符合辩证法；如果置之不理，又不符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道德。父亲当即答复了对毛也应当可以一分为二，并举对雷锋的一分为二为例作解释，即雷锋有对人民爱的一面，也有对敌人恨的一面，然而如此苦心仍然摆脱不了攻击毛也有缺点的罪名。
其二、又是在语文课上，当时文革已经开始，语文课也改为学习毛的著作和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社论中提到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学生问道“什么是权威”、“无产阶级有否权威”？父亲就权威这个名词向学生们作了解释，同时答复说无产阶级当然也有权威，比方说毛主席就是较高的无产阶级权威。在之后的运动中，起初是批判父亲诬蔑毛是权威，那时狂热或无知的人们把“权威”和“资产阶级、反动”有意或无意地等同了。后来“顶峰”和“绝对权威”说其嚣尘上时，又批判父亲有意贬低毛，说毛只是“较高”的权威。
其三、一次在和其他教师谈论中国传统相术时，父亲说相面之说不足为信，例如相书上说帝王之相胡须必须如此如此，而毛没有胡子，足见相面只不过是封建迷信。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多年的沉冤得以昭雪，然而第一次平反时还留了个尾巴，就是这一条，说如此评论伟人不够严肃，学校要给予批评教育。数月之后下达的第二次平反结论终于割掉了尾巴。当时北岸中学的程校长对父亲说，今后对于“老人家”的事还是少说为妙。
特务嫌疑
    除了三大罪状外，还有一桩“特务嫌疑”。“一打三反”运动中，突然县人武部的一位参谋带了几个人来突击审问了父亲，说父亲还有重大历史问题没有交代，具体什么问题他们不说，只是责令父亲深挖细查，老实交代。父亲头都想炸了，始终想不出还有什么未交代的重大问题。若干年之后，父亲才得知是有人揭发他解放初在屯溪女中任教时，曾是一个特务小组的组长，那个特务小组一共三个人，揭发者是组员之一。
2000年春节前后，我作为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到昌溪乡指导党委换届工作，参加了该乡的党员代表大会。会间休息时，有一位自称是经学大师吴承仕侄子的人找到我，说他叫吴洪猷，曾经是我父母亲的学生，他十分崇拜我的父母亲。我询问了他的情况，在乡医院行医，是作为党代表来参加会议的。返回后我把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父亲的“特务嫌疑”就是此人告发的。
我到县人大常委会工作后，人大一位退休的杨主任告诉我一些此事的大概，原来解放初他和吴洪猷都在屯溪读书，他在现代中学，是学生会干部，吴在屯溪皖中就读，正追求屯溪女中一名姓程的女生。为了获取程的芳心，吴竟自诩为皖南某地下党的特派员，是直接受命于刘少奇的。父亲当时在女中任教，担任程的班主任，程即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觉得此事可疑，除对程进行诫告外，还报告了屯溪团市委。在组织进行调查后，吴又一反常态地承认自己是特务，说他们有一个特务组织，其中有父亲、杨等。因无实据，吴后来到上海读了大学，并闯荡关东多年，返乡后又做了乡村卫生院的医生。没想到此事并未了，组织一直内控，“文革”中又旧案重提。
此事完全是莫须有的，当然也就查不出任何证据，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父亲却因此吃尽了苦头，那时县里的党政大权都在支左小组也就是人武部手里，父亲的“特务嫌疑”案既然惊动了人武部的领导，这也就可能增加了对父亲严惩的砝码。
好管闲事
   父亲向来秉性耿直，好管“闲事”，即便在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之际，仍然如此。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给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三件：
其一为我亲眼所见。那是在1967年暑假，我到北岸中学看望父亲。其时县里的造反派已分为两大派：“部派”（联指部）与“站派”（革联站），北岸中学的造反组织也相应划分成两大派。两大派忙于内讧，对“牛鬼蛇神”的管束也就放松了。一天中午我随父亲到食堂吃饭，路过食堂管理员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有学生的哭泣声，原来是一个学生从家里返校，竟没有午饭吃了。管理员明里说是学生到校迟了，错过了午饭时间，其实问题不难解决，关键是这个学生是“部派”的，而食堂管理员是学校“站派”的一个小头头。当时来来往往的老师很多，其中不乏学校的中层领导和造反派红人，可就是没有人出面干涉。父亲这个“牛鬼蛇神”颇不自量力，挺身仗义执言，刚开始那位管理员还盛气凌人，甚至训斥父亲，但父亲站在理上，义正词严，终于迫使管理员给那个学生补了一份午饭。
其二是听人所说。大约在1973年，我已经招工进城了，听人说北岸中学有个“右派”居然和上海派来的医疗队员打架，县里正在严肃查处。对父亲的为人我已经十分了解了，我想一定事出有因，后来了解到确实因为在午饭时，一位上海医疗队员打饭时不排队，父亲为维持秩序和他发生了冲突。当时上海派来的医疗队住在北岸中学，大部分医疗队员打饭时都遵守秩序，就是这位医疗队员经常插队，师生们早有意见，加之那一天人特别多，那位医疗队员的行为引起了哄动，父亲批评了他的行径，从来自视高人一等的医疗队员怎能容忍一位“右派”的批评，他不仅骂了父亲，还继续朝卖饭窗口挤，于是父亲怒不可遏地拎住他的领口把他拽了出来。此事被医疗队员告到公社，又告到县里，并扬言不解决好他就回去不干了。考虑到政治影响某县领导当即表态：“‘右派翻天’那还得了，一定要严肃处理。”但后来经调查取证后，也只能批评一番大事化小了之。
其三是音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的。音妹在《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中回忆到，1967年除夕下午四时，我们全家都在母亲吴山铺徽城初中的住处团聚，刚从北岸中学步行30余里返回的父亲因十分疲惫正在休息，突然附近村庄里传来了救火声。父亲立即起身，找到木桶脸盆，不顾劝阻冲了出去。这时火场因无人指挥一片混乱，且火势随风越来越猛，有向四周蔓延的危险。父亲一个健步跃上一块大石墩，大声指挥现场群众分成几路有序救火，而父亲则到火势最凶猛的地方，和群众一起切断火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大火扑灭了，当群众找这位“不知什么地方派来指挥救火的干部”时，父亲已悄然回到家中。
新增两艺
    许多认识父亲的老师和同学，每每称道父亲的多才多艺。确实，父亲会唱歌、会多种乐器，拉得一手好二胡，还能摄影、作画、篆刻、剪纸、制作小手工品，体育上更是一把好手，曾在解放后屯溪第一届运动会田径项目上拿了四个冠军，还爱好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但是父亲没有预料到，他在文革中还新学会两艺：饲养和草药。
1971年“林彪事件”后，对父亲的批斗已经停止，他被发配到学校养猪场劳动。我探望父亲时，去过北岸中学的养猪场，大小大约十余头猪，此外还有一群鸡，两条狗。多年和粉笔打交道的教书匠，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狂风暴雨的“洗礼”和无所事事的煎熬后，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父亲以他惯有的对事业的忠诚找来一些饲养资料，学习和钻研饲养技术，同时向工友和附近农民们请教，还真琢磨出一些门道。在对两条约克夏猪进行生饲料喂养取得对比成功经验后，父亲对所有的猪都实行生饲料喂养，以学校农场新鲜瓜叶和食堂的泔水为主，拌入适当的糠粉精饲料，猪不仅爱吃，还能迅速增肥。他饲养的几只白立克母鸡，旺季每只鸡30天可下29个蛋，因为白立克鸡体型大，鸡蛋也特别大。父亲还制订了表格，对每只鸡下蛋情况都有详细的纪录，绝对不私自占用一个蛋。父亲饲养的两条狗是一对母女，继承了“祖母”善于打猎的传统，时不时地到养猪场来“狗拿耗子”一番，我曾亲眼见过它们到养猪场搜捕老鼠的情景。父亲说，有一次狗撵耗子围着装猪食的大木桶转，转了几圈后，聪明的狗竟然知道停下掉转身子，把迎面逃来的耗子逮个正着。
父亲热爱大自然，在经历了文革初期对人格的侮辱后，父亲更加钟情于那些待人毫无歧视和充满生机的草木。父亲借了一本《中国植物图鉴》，还买了中草药有关书籍，外出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在地头山坡采集了不少植物标本，对照图鉴认真辨认。他采制了大量的中草药植物标本，周边地区大部分的中草药植物都能识别，甚至省中医学院的学员到这里来实习时，遇到有关难题还要请教父亲，父亲当然乐此不疲。文革后期，父亲将采集的中草药标本进行整理，配上诸如“名称、学名、形态、习性、药用”方面的知识说明，刻印出来在学校里展览普及。
梅村诗话
    1968年10月底，我和音、丹妹到黄山梅村插队，稍后些岚弟也去了，全家的重心也就转移到这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山村。不久，母亲主动要求调到离我们较近的黄山中学（后改为寨西中学）任教。有时父亲获准休假几天，也到梅村和我们团聚。
梅村属于杨村公社，从县城坐汽车到杨村下车，还要走12华里山路再到梅村，不过我们插队时，山路已被开辟成板车路了。山里蔬菜少，父亲来时，总要给我们带些蔬菜、海带、粉丝之类，往往是一根扁担，一头是蔬菜，一头是背篓，背篓里除了给我们带的食品外，还有书籍和日用品，还有一把小锄头，以便随时采集草药植物标本。
父亲返回时，我常常送父亲到杨村，一路上我们谈论生活、谈论时事，但谈论多的还是文学、诗词。在当时压抑的气氛下，父亲仍时时不失兴致地谈一些诗坛趣闻。父亲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尤喜欢那首《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说苏东坡的诗词气势豪迈，胸襟宽广。例如“苏小妹三难新郎”的传说中，苏小妹出的“墨斗”谜语浪漫纤巧，秦少游的答谜则阴森乏味，而苏东坡的对谜浩然大气，“为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不仅形象扣题，而且抒发了作者的理想抱负。
我还记得父亲讲过的有关苏东坡的两则趣闻：其一是苏在杭州任知府时，一日天气晴好，见两个皮商兄弟在西湖边晒“皮统”，亦称作“皮板”。此兄弟二人虽无文化却也附庸风雅，说如此良辰美景不可无诗，但憋了半天憋不出一词半句来。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撒下几星雨点，哥哥突得灵感，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出首句“大雨落在大皮板”，无奈“板”字不知如何写，只好以符号“O”代之。弟弟颇受启发，赶紧跟了一句“小雨落在小皮板”，“板”字同样以“O”代替。兄弟二人好不容易凑出第三句“大皮O（板）来小皮O（板）”后，却再也想不出结句了，见大文豪苏东坡走来连忙请教，苏东坡辨认了半天，大笑续了结句“笑煞杭州苏子瞻”，苏东坡把“O”辨认为“圈”了。此诗虽粗俗不堪，“大皮圈”、“小皮圈”倒也可与“笑煞杭州苏子瞻”押韵，谁知那兄弟二人也连呼好句，原来他们把“苏子瞻”读成“苏子膽（胆）”了，恰巧也和“大皮板”、“小皮板”押韵。其二说某塾师被一财主所聘，而财主为人吝啬，三餐粗蔬淡饭，塾师面有嗔色。财主觉察竟在墙上置一条幅，上书：“苏子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塾师见此灵机一动，提笔续了两句：“要想不俗又不瘦，须得餐餐笋烧肉。”
此类趣闻还有某生书法极佳，而疏狂不羁。某官慕名延请题写王之涣的凉州词，生酒酣饭足，提笔一挥而就。某官视之再三，询问如何漏了一字。生此时酒意已去七、八分，检视乃漏写了首句“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间”字，情急生智，巧说所题写的非诗乃词，吟作：“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父亲喜欢鲁迅、陈毅的诗。每吟到鲁迅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和“忍看朋辈为新鬼”时都感慨万千，那时运动不断，一会儿批“刘邓陶”、一会儿批“杨余傅”、一会儿批“王关戚”，而每次运动都要祸及到底层不少无辜的百姓。父亲读造反派编印所谓的《陈毅右派言论集》时，为陈老总的大胆直言、敢讲真话叫好，并多次谈起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过的陈毅的诗。1977年父亲写了《五古二首》，其一曰：“我爱陈总诗，直朴有真趣；德高量比海，志洁言如玉。”其二曰：“人雄诗亦豪，心正术不刁；此去集旧部，定已斩群妖。”
手工制品
    父亲喜爱制作小手工，文革前就常常替人做些拐杖、擀面杖什么的，前些时候高原老师曾在《黄山日报》上著文，回忆父亲替他母亲做拐杖的情景。父亲算是心灵手巧了，剪的窗花颇为精致，利用废砖头雕刻制作彩色拓片、利用老南瓜蒂磨平篆刻印章都堪称是环保型的工艺品了。
文革初期，毛像章尚未普及之前，父亲用旧纸板剪成小标牌，包上红纸，用黄颜料工整地写上毛语录，有的还贴有毛的相片邮票，四周细心地包上用香烟锡纸做的银边，还用硬币滚上花纹，外边包上塑料薄膜，背面则用橡皮膏粘上别针，那时算是时髦的了，我们都很喜欢。
那时我喜欢捣鼓无线电，文革前曾制作过一个单电子管的收音机，木壳盒子是父亲弄的。文革武斗当“逍遥派”期间，又开始捣鼓起半导体收音机了，父亲不仅和母亲商量，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挤出一点钱，买了3个晶体管（一个正品，两个副品），同时动手帮助我自制一些元件。例如线圈用的多股漆包绞线，是父亲用漆包线像搓鞋绳一般搓出来的。我也利用旧材料制作了一些电阻、电容之类，甚至用旧三角板的塑料片、旧烟盒的铝片和废照片底片自制可变电容器。父亲给我做的收音机盒子十分漂亮，上宽下窄的台式造型，磨得光滑的外框刷上翠绿色漆，刻有声音槽孔的面板则漆成奶油色，上面嵌上毛主席像章，像章下方则是用红漆书写的毛体诗句：无限风光在险峰。大功终于告成了，晚饭后，大家坐在宿舍门口的空地上，利用晒衣服的铁丝做天线，听着新闻音乐，父亲十分得意。顺便提一句，那时弄不到三合板，做收音机盒的薄木板是用小钢锯条把稍厚木板裁开的。
父亲利用竹匠丢弃的边角材料做了一些笔筒、筷筒。父亲做的笔筒古色古香，先选取适当大小的竹筒，用砂纸打磨得溜光锃亮，再用清漆画上图案文字，然后用一定浓度的硫酸溶液刷抹，未涂清漆部分渐成古铜色、咖啡色，而用清漆描画出来的图案文字则显竹白色。还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硫酸溶液的浓度和涂抹时间，以取得不同的仿古效果，用此法还可以仿出湘妃竹效果。记得父亲曾在一个笔筒的上下方描上仿古图案线条，中段用篆体书写了“人贵有自知之明”7个字。父亲到梅村，看到农民丢弃的老茶树根如获珍宝，取回后精心打磨，略作雕琢，然后漆成紫檀色，配上灯头线路，竟成了独具特色的台灯。父亲如法炮制了好几个，有的还施以小摆件，饶有风趣。
父亲还做了更精细的手工制品，那是一组用木片、竹片和细铁丝制作的袖珍家具，有桌子、椅子，还有一把收折靠椅，均按照实物比例精心制作，涂了油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桌子是一张收折桌，这给了我启示，我和岚弟动手取木，锯成板材，然后按同等比例放大，用长螺丝组装成一张收折桌，打磨后漆上红漆，不仅美观，而且方便实用。
酷爱摄影
    这是我们珍藏至今的一张照片：一泓碧波，荡漾着山光云影，我和梅村小学的同事赤膊在水中捉鱼，音、丹妹在水边杀鱼，大家的脸上都绽放出快乐的笑容。这也是父亲的得意之作，是用旧127相机拍摄的黑白照，以后父亲又放大了数张，还精心地填上色彩。
父亲酷爱摄影，但一直没有象样的相机。“反右”之后，家中更是一贫如洗，那时连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搞摄影了。“文革”期间，我到了南京大伯家，大伯拿出一架带皮套的127双镜头照相机，嘱我带给父亲。大伯说这架机子虽旧，但镜头还是德国蔡斯的，不过镜片有些发霉了，此外127的胶卷比较难买。大伯算是摄影高手，他知道父亲喜欢摄影，但他家庭经济状况也颇拮据，只能拿一架旧相机表达“文革”之际长兄的关爱。
这架旧相机确实由于镜头发霉，很难照出十分清晰的照片，但在那个岁月给父亲带来很大的乐趣。父亲不仅用这架相机为家人拍了很多相片，更多的是为学生、同事、当地的乡亲们拍。我们插队自立后，父母亲的经济压力相对减轻些，父亲不多的生活费除了吃饭、抽烟，就是买胶卷、相纸，还有显影剂、定影剂。父亲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包，但都是最便宜的“大红鹰”之类，那时浙产的大红鹰每包仅0、13元。父亲还自制了印照片的箱子，晚上把房间窗户蒙上被单等物，用双层红纸包上灯泡，就洗印起底片和照片来。父亲住的房间狭小，夏日里洗印好照片往往热出一身汗。他还买了填照片的水彩颜料，好些的照片设法找人或花钱到店里放大，然后自己填上颜色。
父母亲虽然都是教师，但没有手表。我在梅村插队时，曾赴浙江金华替村里（那时叫大队）采购磨粉机，在旧货店化16元买了一只短三针的手表，回来后给父亲使用。一次表坏了，父亲找人修，那个人也会摄影，他告诉父亲这只表老化了，修好后将来还会出毛病，不如给他，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替父亲做一架土放大机。父亲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换来的放大机确实非常简陋，然而父亲还是用这架机放出了不少相片，只是不够清晰。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终于用80元买了一架新的海鸥牌单镜头120相机。不久，我的两个女儿相继出世，音、丹妹的孩子也先后降生，父亲用这架相机纪录下他们幼时许多美好可爱的形象，还有我们家庭度过的那段快乐的时光。
     （2009年6月28日）

亮翁

《临江仙、春雪》：“蔽日铺天而下，俨然盖世魔王，岂知着土成泥浆；原疑杀手锏，却是蜡头枪。可笑不知时务，春回犹自逞强，从来垂死倍疯狂；凌空气佼佼，落地水汪汪。”

《临江仙、春雪》：“霎时天昏地暗，纷飞四野茫茫，欲杀万物实猖狂；模样诚可惧，力量却不强。 可笑不识英雄，骨硬心红眼亮，从来愈斗愈坚强；溶溶白雪尽，昭昭红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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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唱和明天性，心有灵犀一点通。。。

古石厂

父子唱和明天性，灵犀一点有心通。
天昏地暗从来短，唯有文革乱祖宗。

1tiger

谢谢楼上诸位。
之所以提到一些不堪回首的旧事，不仅仅是年纪大、爱回忆的缘故，而是现时不少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模糊，甚至一些不年轻的人也好了疮疤忘了痛。
亲情是十分宝贵。
民族振兴，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能走回头路。

汪高山兵官

写作太生动了,钩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文革大乱,民不聊生,社会倒退,文明毁灭,不堪回首.......

汪篪

人妖颠倒是非混，黄钟毁弃瓦釜鸣。浩劫洪荒终作古，莫负盛世党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