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桂芬轶事

汪胜忠

汪桂芬轶事

江上行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票界前辈江子诚、罗亮生、徐凌云、林植斋、顾森柏、陈小田、宋小坡等，有一个谈戏的聚餐会。我以后学忝陪末座，并责召集之责。一次在四马路会宾楼举行，江子老叫我去约请赵如泉以特宾身份来参加，席间罗先生谈起汪桂芬。
    汪桂芬（1860～1906）外号汪大头，拜陈兰笙为师学老生，倒嗓后改习文场，曾为程长庚操琴，因而掌握一部分程的唱腔，曾师事程长庚，与谭鑫培、孙菊仙并称程门三杰，此三人中孙菊仙年龄最大，谭鑫培次之，汪桂芬最小，但他去世最早，因而对他的文字记载也比较最少了。罗先生说庚子前在上海天福茶园看过他的戏，只记得他演《打鼓骂曹》中饰演祢衡，用的是场面上的堂鼓，不同于后来，即谭鑫培演此，也是特制的花盆式大鼓。汪桂芬且擅演老旦戏，在天福茶园曾和李长胜（李如春的父亲）合演《断后龙袍》饰李后很受欢迎。不过当时罗尚年幼，对他的唱工不能领会，直到后来在北京同仁堂药铺，听了乐家收藏的汪桂芬《硃砂痣》和《捉放曹》的腊筒，才觉得汪调与人有别，贵在嗓音运用得法，不仅高低音都动听，其中音尤佳，韵味之足如饮醇酒，有独到之处，非谭、孙所能及。
    接着赵如泉谈了很多汪桂芬的轶事，他说：“我父亲赵祥玉唱架子花脸曾与汪桂芬同班，由于这层关系我曾为汪配演过《硃砂痣》剧中的娃娃生，照剧情娃娃生要向扮演韩员外的汪桂芬叫声‘爹爹'，当时只见汪脸上突然出现一副惊奇的神气，以乐不可支的口气答应了一声‘嗳'，就是这一‘嗳'字，声音清脆，如穿云裂石，震耳欲聋，把我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可见汪桂芬不仅是唱腔，白口、做工也具有深厚功底。”
    赵如泉又说：“汪桂芬在上海时期，寓所外面经常有许多戏迷聚集在那里，偷听他吊嗓子。因为汪每天起床后必自拉自唱吊上几段，习以为常，戏迷们掌握了他的生活规律。不过他的性情古怪，要门外没人时才肯吊嗓子，戏迷们就躲藏在隐蔽地点，并且讲好必须屏息静听，不可出声，以免被他发觉。有一天，他在吊《文昭关》，门外戏迷听得比在戏园买票还过瘾，内中忽有一人情不自禁叫起好来，汪桂芬发现有人窃听立即停弦，叫好人成了众矢之的，竟然被他身旁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其他诸人也群起而攻之。此人急忙分辩说：‘你们打我自然有理，但是我听他唱得好，不叫好会把我憋死。'可见当时汪调之受人欢迎了。”
    从前也有人传说，汪桂芬最恨观众叫好，其实并不尽然，赵如泉又接着谈下去，他说：“在前清末年，有很多各地驻沪的客帮，其中以北方人居多，大豆嗜好京剧，当时上海戏园全靠这批客帮观众捧场，每逢有新角来沪，都先由案目陪同演员去客帮拜客，以兹联络感情。后来上海一直有拜客之风，就是从那时开始。客帮中的观众当然也良莠不齐，欣赏艺术的人固然多，喜欢起哄捣乱的人也不少。汪桂芬对后者非常厌恶，为了对付这帮人，有一天他故意‘泡汤'唱念象背书一样，这样一来起哄的人反而闹不起来。第二天他开始唱的很好，等到台下一乱叫，他就又用这个办法来对付他们，好在他不出差错，台下无法喝他的倒彩。几天以后这帮人共谋对策，想法子要触触汪的霉头，准备在汪出场后一哄而散，来坍他的台。那天正是他演拿手好戏《文昭关》的日子，当东皋公唱完落坐将要上伍员的时候，这帮人就不约而同地一齐起身走了，待听到汪在幕内一声‘马来'，觉得比往常精彩，这帮人走到半路又停住脚步。等到汪上场后一句‘伍员在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这帮人竟不由自主地又都回到原位，乖乖地听完了整出戏，可见他的艺术魅力之强了。”
    据赵如泉说，汪桂芬艺术虽好，脾气很坏，最大的缺点是不受信用，不仅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有过临场逃遁辍唱的怪事，即在上海天福茶园，也有戏园卖了满堂，他却装病不到的事情，还有一次上海丹桂茶园的老板刘维忠，挽熊文通做中人，预付他包银三百两，立下字据作为他下次来沪演出的定洋。不料他再来上海却在另一家戏园登台，为此讼诉于上海会审公廨，结果判决杖汪一百，掮枷游街示众，这件事确属事实，很多人亲眼看过汪大头披枷戴铐在大马路（即今南京东路）游街，一时传遍申江。

汪胜忠

汪大头，本名汪桂芬，字艳秋，又号美仙，是清末著名的京剧演员。因为他的脑袋长得特别大，人们就叫他汪大头。

    汪大头初学老生，后因嗓子倒仓而改拉胡琴，长期为程长庚演奏。后来刻苦练嗓，登台唱戏，形成高昂激越、慷慨悲愤的艺术风格，自成汪派，在剧坛大放光彩。但汪挂芬脾气耿直，刚正不阿，又任性率直，不谙世事，唱戏看人头，只要不对他的心思，他说不唱就不唱，有一股犟劲，任凭是谁都劝不动。尤其是侍候王亲贵族的堂会戏，他一概严辞拒绝，常常弄得前来邀请的人下不了台。

    有一次，某亲王召他去家中演出，汪桂芬不动身。某亲王勃然大怒，派人把他捉来，像程长庚一样，也被锁在戏台旁的柱子上，逼他去应差。汪大头天生傲骨，软的不吃，硬的更吓不倒他，绝不屈服于淫威，大声地说：我头可断，戏绝 不唱。

    又有一次，慈禧太后委派专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大臣继禄前来邀他入宫唱戏，这在一般演员，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汪桂芬也不应允，气得继禄大骂说：宫里请你去唱戏，是看得起你。你不去，真是不识抬举，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的。汪桂芬听了，嘻笑着说：我是奴才，本来就没有出息，所以只能学唱戏。如果有出息，我就不会当戏子，也像你一样，成为天子驾前的一位大臣了。这话把继禄噎得好半天才喘过气来，却也只能干瞪着眼，拿他没有办法。

    汪大头性情倔强，不合潮流，很容易得罪人，生意也 萧条起来，常常弄得家里揭不开锅，只好到天津和上海等地演出，以维持生计。可是，外地的码头也不好闯。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汪桂芬在天津鸣盛茶园演出。戏开演后，场内坐满了观众。他从幕帘后望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心中十分高兴。不久，轮到他上场了，场内的一些观众却离座而去。戏还没演完一半，观众差不多都走光了。这使汪桂芬非常着急，在台上大卖力气，扬开他那宏亮激越的大嗓门，欲留住观众，可还是不顶用，观众照样退场，场内几可罗雀，弄得他好不懊丧。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戏院老板也对他冷嘲热讽说：你这叫唱戏吗?你上场，人都走了，有这样演戏的吗?你还摆出一副名演员的架势，好不害躁!几天后，这个老板终于忍不住了，竟拉下脸来，扣了他的包银，打算把他赶出戏院。汪桂芬百思不得其解，面临着艺术生涯的危急关头，抛出了杀手锏--上演自己最擅长的《文昭关》，以争取观众。果然，海报刚贴出，观众蜂拥而至，把戏院挤得水泄不通。汪桂芬心里很高兴，从戏一开始，就使尽浑身解数，全力以赴，唱念做打，字字情真腔圆，招招潇洒漂亮，观众的掌声不绝。演至全剧最精彩处，是他最为得意的唱段《叹五更》，以前要是唱到此处，台下总是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但这次没想到当他张口刚唱了几句，台下的观众不但不鼓掌，反而陆陆续续离场，不一会儿，只剩下寥寥无几。对观众的如此冷场，汪桂芬痛心得几乎要哭出声来。等到演完戏，他的精神接近于崩溃了。

    其实，汪大头在天津演戏遭观众遗弃，并非是他的戏唱得不好，个中原因，他却一直浑然不知。直至很久以后，他才明白真相。这也许是对他不谙世事的一种报应吧。原来，当初他在天津唱戏时，恰逢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人们害怕打仗，人心惶惶，那有心思看戏。冲着汪桂芬是京剧名家，来津演出一次又很不容易，他们又怕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所以在白天都去买了票。晚上坐在戏院里看戏，心中却惦记着时局。那时，社会上天天谣言纷飞，什么外国人己打了进来啦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家里人不放心，到剧场把看戏的人一一找回来。戏院老板明知此事，仍然逼着汪桂芬上台卖命，以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这就是戏院天天票卖光而人却冷场的根本原因。耿直的汪大头对此毫无知觉，一直蒙在鼓里，像猴子一样遭戏院老板耍弄。看来，旧社会的梨园艺人不仅要有精湛的演技，还应具备洞察世事的能力。

    这样才不会上当受骗，被人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