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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0 2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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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习俗
徽州民间 徽州山多田少，手工业发达，手工业习俗丰富多彩。手工业习俗中技法的传承性是一大特
点，从业人员都有神秘的行业信仰，沿袭先师的技艺操作经营。因此，行业性的祭祖和师徒之间的技
艺传授成为手工业习俗中的重要内容。学徒拜师，要由人介绍，俗称“荐保”，担保人称“保头”。
砖工学艺，一般一年出师，拜师前要办“拜师酒”。木工学徒期一般三年，无工资，师傅只供给伙
食；学徒期满还要当一年至三年“伴作”（即伙计），由师傅给一定生活费，然后才可以单独营生。
铁工和裁缝学徒期及伴作期与木工相同，待遇也大体差不多。学徒学业期满，叫“满师”。要举行满
师仪式，表示徒弟已学好技艺，可以独立谋生了。届时办“满师酒”，宴请师傅、师母、师伯、师叔
及亲朋好友等。首先祭祀行业祖师，然后向师傅、师母行三拜九叩之礼。师傅当众介绍徒弟已经学到
全部技艺，同时师傅赠送一套工具给徒弟。民间请工匠上工，东家除请吃三餐外，还要在下午四时左
右加点心，多为面条、包子、米粉餜等。凡建房、砌灶、安葬事，动工时要给工匠送红纸包（内装钱
币）；建房架梁竖柱要给双份工钱。婴儿剃满月头、男子结婚理新郎发，也要给理发师送红纸包。请
裁缝做结婚服或做死人穿的“寿衣”，亦要送红纸包或给双份工钱。
建房习俗
徽州民间 建新房是徽州民间的一件大事，其俗尤重。徽派建筑正梁不起负荷作用，但却是“屋神”
的象征。一般上梁分偷梁、接梁、赞梁、祭梁和上梁五个程序，正梁既是屋神，自然不能玷染污秽，
上梁前夜才能砍伐。正梁不能在自己山场上砍，必须到别人的山场去偷砍。树主发现也不上门索赔，
若树主当众骂街，被视为“越骂越发”。砍下正梁后，由工匠在两端写上“文东”、“武西”，寓发
家有日；正中画太极图以“驱邪”、“镇煞”；两端内侧雕饰月形花纹，称为“开梁”。梁上披红
布，插金花，主人在新房门口点爆竹，拈捧香火接梁。正梁被供养于新房正中，上放墨斗、曲尺。梁
前供桌上放木盒，内装“三牲”即块肉、豆腐、包子，各12双。赞梁由木匠师傅主持，边唱边做，众
人在旁“接口彩”。如匠人赞：“金斧响到东，文武在朝中；金斧响到西，福寿与天齐。”众人接：
“好啊！”开祭时，匠人持酒壶，先祭天，后祭地，再祭八方神灵，最后以红毛公鸡血祭梁。有的地
方木工在架梁时，常在梁上钉有棺材钉。如遇不明底细的人看见，必然会惊讶地高喊：“棺材钉！”
这时房东即连口道谢。棺材钉同“官”、“财”、“丁”谐音，寓升官、发财、添丁之意，房东图得
就是个口彩。上门拐时，宰杀公鸡，将鸡血淋门口，叫做“祭门神”。祭门神时，主祭人边淋鸡血，
边念贺词：“鸡血淋到东，恭贺东家添儿孙；鸡血淋到西，恭贺东家多添丁”。众人在旁高声呼应，
以求吉利。
贸易习俗
徽州民间 明清时期，徽州人以经商作为谋生的第一手段，男子一到十三四岁就要外出经商学做生
意，谣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意即指此。进店学徒须有亲朋好友或同
行中的头面人物介绍并担保，有的还要交保证金。进店时，先要拜见财神。拜“先生”，有师娘在店
中居住的，还要拜“先生娘”。“先生”就是师傅，一般由店中的“阿大”、“阿念”（即经理或副
经理）收徒。然后学徒还要向“上手”（即店员伙计）和师兄们叩头，请求关照。保证金用红布裹装
妥，悬挂在店堂梁上，抬头可见，以督促学徒学做生意。学徒期满，保证金退还，中途学徒违反店
规，犯有重大过错被开除，则保证金予以没收。学徒期一般三年，中途不得离店回家（父母丧事例
外）。每天早晚，学徒要向财神爷和门神上香祈祷。逢年历初六、十六、二十六要煮一大块猪肉向财
神爷祭拜，名为“烧六日”。除学做生意外，凡扫地抹桌、端饭端菜等下手活都得干。如学徒被开除
回家为家乡人所不齿，被称做“茴香豆”、“茴香萝卜枣”（“茴香”与“回乡”谐音）。
饰习俗
徽州民间 徽州旧时服饰为男着长袍马褂，女着襦衣。长袍、马褂均为盘领、窄袖，马褂是对襟，
大都有马蹄袖，长袍为大襟。马褂以直贡呢、黑花绸缎为多，与蓝色、朱色、灰色长袍配套，显得庄
重大方。夏季流行斜襟道袖式直缀，是一种宽袍大袖式的长袍，令人有飘逸、洒脱、清爽、舒适之
感。襦衣多为宽衣大袖式，单的称“褂”，棉的称“袄”。面料主要有朱青布、兰竹布、白底兰花
布、士林兰布和黑香云纱、绸、缎等。
居住习俗
徽州民间 徽州山区气候潮湿，为防瘴疠之气，人们把楼上作为日常生活主要栖息地之处，保留土著
越人“巢居”遗风。明代居屋楼上厅屋一般都比较轩敞，有厅堂、卧室和厢房，沿天井还设有“美人
靠”，供作休息小坐之用。清代以后，开始以楼下作为起居的主要场所，多为一明（厅堂）两暗（左
右卧室）的三间屋和一明四暗的四合屋。一屋多进，大门饰以山水人物石雕砖刻。门楼重檐飞角，各
进皆开天井，通风透光，雨水透过水枧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财不外流”。各进之间
有隔间墙，四周高筑封火墙（马头墙），远远望去，犹如古城堡。一些大的家族，随着子孙繁衍，房
子就一进一进的套建，形成豪门深宅。平时边门一闭，各家各户独立过日子；节日一到，边门打开，
同一个大门出入，同一个祖宗牌下祭先人，体现了徽州聚族而居的民风
饮食习俗
徽州民间 徽州人主食大米，喜籼不喜粳。山居农产多以小麦、玉米为食、辅以大米、山芋。以豆、
毛豆、茄子、扁豆、丝瓜、南瓜、苋菜、韭菜、百菜、莴苣、芥菜等为家常小菜。腊月家家杀猪，腌
制火腿，春上户户晒咸肉。春茶季节，咸肉烧春笋，为农家美味。臭鳜鱼、鸭子臭（豆腐）、毛豆腐
是人们喜食的风味菜。过年时，农家喜欢将米粉用木模做成各种动物、花卉形状的米餜，用水浸在缸
里，随吃随取，烤、炒、煮均可。同时家家做冻米、芝麻糊、猫耳朵（油酥面点）、豆粉饴糖、麻酥
糖等。作为地方习惯，春节吃粽子。对于日常来客，多以四碗、六碗、八碗招待，荤菜多于素菜。正
规宴请则为“八碗八”，即在每张餐桌上摆八盘徽州土特产品和八碗徽州传统菜。八盘土特产品分
“四咸”、“ 四甜”，四咸盘通常为透明似玉的皮蛋瓣、鲜美可口的鸡什丁、黄金喷香的花生米、乌
黑发亮的瓜子；四甜盘分别装的是苹果瓣、蜜桔瓣、甘蔗段和荸荠肉，苹果盘和桔瓣盘造型宛如两朵
盛开的梅花，甘蔗段和荸荠盘造型则是两座七层宝塔，八盘是宾主谈心、叙情的下酒菜。八碗传统徽
菜依上席次序分别为清炖鸡、炒肉片、徽州圆子、红烧肉、红烧鱼，八碗菜貌似平常，但佐料、做工
都极讲究。游子有句口头禅：“吃千吃万，不如徽州‘八碗八’！”
徽州是“茶叶之乡”，喝茶之风盛行，无论是文人士绅的细瓷盖碗茶，还是农民工匠的粗瓷大碗茶，
以及樵夫上山所带的竹筒茶，都是徽州饮食习俗中的一道风景线。来人一杯茶，已成为徽人待人接物
的最基本的礼节。徽州以茶为礼，主要表现在婚娶方面，俗有“三茶六礼”，三茶就是接待来人时必
备的清茶、枣栗茶和鸡子茶。文人品茶还注重环境、气氛，讲究以茶立德、以茶陶情、以茶会友、以
茶敬宾，逐步形成一整套饮茶的规定和秩序，被人称为“茶道”。徽州茶道场地一般选择在园林庭
院、竹坞流泉上，追求的是汤清、气清、心清、境雅、器雅、人雅。茶道器具有风炉、石鼎、瓷瓶、
盛炭篮、涤物桶、铜火筋、茶洗、竹杓、茶轩、竹扫帚、竹茶匙、竹茶橐、茶壶、茶盏等。水以泉水
为上，河水中，井水次。程序主要有静气、烹汤、焚香、涤器、烫盏、赏茶、投茶、洗茶、注汤、敬
茶、闻香、观色、品位、上食、论茶等。宋罗愿有《茶岩》诗曰：“岩下才经作夜雷，风炉与鼎一时
来；便将槐火煎岩溜，听做松风万壑回。”可作徽州茶道的真实写照。
附件九-4
徽州文化研究有关单位、机构及主要研究方向
单 位 研究方向
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徽州建筑、徽州方言、徽州宗法、契约文书等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 徽州文书、徽商、徽州历史人物、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方言、旅游、世 界 遗 产保护与利用、徽州文学（民谣）、徽州民俗等。
黄山市党校徽州文化研究院 徽商、徽州文化的开发利用
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所 新安医学
歙县徽学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色文化保护、利用
黄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民间歌舞、民间故事
黄山市徽剧研究中心 徽剧艺术
徽州文化研究所（黟县） 徽州古村落特色文化
附件九-4
徽州文化研究有关单位、机构及主要研究方向
单 位 研究方向
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徽州建筑、徽州方言、徽州宗法、契约文书等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 徽州文书、徽商、徽州历史人物、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方言、旅游、世 界 遗 产保护与利用、徽州文学（民谣）、徽州民俗等。
黄山市党校徽州文化研究院 徽商、徽州文化的开发利用
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所 新安医学
歙县徽学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色文化保护、利用
黄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民间歌舞、民间故事
黄山市徽剧研究中心 徽剧艺术
徽州文化研究所（黟县） 徽州古村落特色文化
附件九-5
徽 州 学 成 果
徽商研究
民国21年（1932年）日本根岸佶著《中国行会的研究》专门论及徽商问题，但还没有系统地考察徽商的活动。民国32年日本藤井宏《明代盐商一考察》一文也专门谈到徽商。国内的傅衣凌民国35年完成《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发表于《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2期。该文是第一篇对徽商进行专门研究的长篇大作，全文约三万字，对徽商形成原因、徽商的活动范围、经营行业进行全面考察，并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对徽商在中国商业上的历史地位及所代表的商业资本的类型作出评价。1958年，傅衣凌又有专门研究徽商的论文《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发表。
与傅衣凌同时，日本藤井宏也着手对徽商进行系统的研究，1953年完成《新安商人的研究》专著，连载于日本《东洋学报》第三十六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1953年6月、9月、12月和1954年3月）。文章发表后不久，就被勤于搜集徽商资料的傅衣凌先生获悉，傅衣凌通过天野元之助从藤井宏处获得《新安商人的研究》日语原文，并与黄焕宗合作，将《新安商人的研究》翻译成中文在《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4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
何炳棣1954年发表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一文，是就徽商某一行业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另外，何炳棣1962年发表的专著《明清社会史论》中，也有一些篇幅论及两淮盐商，尤其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社会流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虽然还有一些其他专门研究徽商的论文发表，但都没能超出傅衣凌、藤井宏、何炳棣的研究成果。
1980年《中国史研究》第3期发表叶显恩撰写的《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与傅衣凌、藤井宏不同的是，叶显恩侧重从徽州佃仆制的角度出发，论述徽商的形成与发展。随后，叶显恩又连续发表《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两篇文章。叶显恩的研究，深化了傅衣凌、藤井宏的研究成果，拓展了徽商研究的视野。
1984年《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张海鹏、唐力行合著的《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一文，把徽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该文的特点是把徽商的形成与成功从自然地理上升到人文地理，强调徽州这个“东南邹鲁”所盛行的儒风对徽商带来的影响，指出徽籍学者王道昆提出的“商何负于农”的观点，极大地解放了徽州人的思想观念，使徽州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去经商营生。同时徽商把儒家道德观念运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徽人的商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
张海鹏、唐力行当时在安徽师范大学（唐力行90年代初调出安师大），还有他们的同事王廷元、王世华都在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共同对徽商这一课题展开攻坚。为了更好地对徽商进行研究，他们从搜集资料做起，经过数年的努力，从搜集到的一百多万字的资料中筛选出40万字，汇集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于198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解决了徽商研究资料分散难觅的难题，方便和促进了徽商研究的深化。他们自己也在搜集、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获利，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张海鹏先后发表《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从汪氏阄书看徽商资本的出路》等论文和《徽州商帮：翰墨儒商，信义为先》专著。唐力行先后发表《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徽商心理研究》、《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徽州商人文化整合》等论文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专著。王世华先后发表了《论徽商的抗倭斗争》、《徽商与长江文化》、《双子星座：徽商、晋商比较研究》等论文和《富甲一方的徽商》、《徽商》（与王廷元合著）专著。王廷元先后发表《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徽州典商述论》、《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等论文。
后来，周晓光、李琳琦相继加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徽商研究中心，共同对徽商这一课题进行攻关。周晓光发表有《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李琳琦先后发表有《论徽商资本流向土地的特点及其规律》、《明清徽州粮商述论》、《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等论文，两人合著有《徽商与经营文化》专著。李琳琦著有《徽商与明清教育》，主编《话说徽商》。
1995年，作为安徽师范大学的集体攻关项目，张海鹏、王廷元任主编的《徽商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对徽商的形成与发展、资本积累与出路、经营活动、徽商与政治的关系、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徽商与徽州文化进行了全面、持久、深入的研究，在徽州学领域徽商专题研究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陈学文1958年就发表《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是国内研究徽商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侧重于徽商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选择徽商在江南的经商活动为重点，发表了《古代徽州纸砚墨手工业的发展》、《徽商与明清时期嘉定县的经济发展》等多篇论文，阐述了徽商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作用。90年代中期，陈学文又集中精力对徽商与明清之际的商业文化进行探讨，从徽商总结经商经验、著书立说、编纂商业用书、传承儒商文化方面着手，对徽商编纂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士商要览》等商书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收入他的著作《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2003年4月，陈学文出版了他研究徽商和徽州文化的专著《徽商与徽学》，这是他研究徽商的一部总结性成果。
王振忠研究徽商是从徽州盐商切入的。王振忠的学术背景是历史地理专业，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事两淮盐业与苏北区域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中，接触到不少徽州盐商的史料，自然而然便转入到对两淮盐政与徽州盐商诸问题的探讨。先后发表《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青楼文化》、《清代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区域之变迁》、《两淮“商籍”何以无徽商》、《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等论文。1996年他又将上述论文整理成《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专著，由三联书店出版。王振忠从移民史的角度，提出了徽商从本土到侨寓地的土著化进程。徽州盐商麋集淮、扬，提高了淮、扬城市地位，在当地掺以徽州乡土色彩，最终蕴育出独具特色的扬州城市文化，扬州城市文化是自明代中叶以来东南地区新兴的徽州文化的表征，它以集大成的形式成为闭关时代东南城市文化发展的顶峰。王振忠的学术思路把徽商研究从经济史层面推进到社会史层面，提高了徽商研究的学术品位，也引导他进入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促使他倾力搜集徽州民间档案文书，导致他的另一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专著的问世。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对清后期徽州宗族与商人、商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005年2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她的专著《徽州商人的研究》，对徽商在明清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徽商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对海商的研究。胡武林的《明代徽州海商》认为明嘉靖、隆庆时期徽州海商主要有以许栋为首的许氏集团、汪直集团和徐海集团，他们是在违反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海上贸易，具有商人和海盗的双重性。戴裔煊、林仁川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指出，以汪直为代表的所谓嘉、隆年间的“倭寇”不同于万历年间的真正倭寇，他们是不顾封建朝廷的海禁，出海从事正常贸易的商人，他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之间的斗争。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进一步指出，徽州海商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他们反海禁斗争的意义超越于农民战争，是市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叶显恩的《明清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以更广阔的眼光把以汪直为代表的海商集团置于16世纪东西两半球商人在东亚海域相遇而形成的世界海洋贸易圈这一大背景下加大考察，认为他们“对时代富有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脉搏，所以敢于加入世界性海洋挑战的行列。他们这种超前的思维和举动，自当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时代，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日本学术界对徽州海商的研究也很重视，1961年，李献璋就发表有《嘉靖年间浙海私商及舶主王直行迹考》。80年代以后，松浦章先后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明代末期中国商船的日本贸易》、《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等论文。松浦章指出，汪直等海商在中国被称为海盗，但他在日本却是受人尊敬的商人。基于汪直在对日海外贸易及促进日本福江市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日本福江市还将两处与汪直活动有关的遗址“六角井”、“明人堂”定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文物遗址加以保护。2000年，日本福江市议会代表团访问歙县，捐款35万日元，用于在汪直的故乡拓林村修建江氏祖墓纪念汪直。
从徽商研究成果的目前态势来看，关于徽商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经营行业、活动范围，徽商的性质、特色、资本出路与历史作用，虽然研究者或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重于某一方面，大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关于徽商的起源，最初有东晋说、宋代说，但作为一个商帮形成，基本认同于在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徽商的衰落，从总体上看也基本认同于清道光以后。徽商的经营行业可以用无业不营来加以概括，其中以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为主，但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各有侧重。关于徽商资本的出路问题，不少人认为主要是投向土地、投资于家乡和侨寓地建筑、进行奢侈性消费，只有少量用于扩大积累。不少人认为徽商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还有不少人从文化、科技、商贸、城市建设、社会慈善事业等不同领域探讨了徽商的积极作用。
后来，周晓光、李琳琦相继加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徽商研究中心，共同对徽商这一课题进行攻关。周晓光发表有《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李琳琦先后发表有《论徽商资本流向土地的特点及其规律》、《明清徽州粮商述论》、《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等论文，两人合著有《徽商与经营文化》专著。李琳琦著有《徽商与明清教育》，主编《话说徽商》。
1995年，作为安徽师范大学的集体攻关项目，张海鹏、王廷元任主编的《徽商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对徽商的形成与发展、资本积累与出路、经营活动、徽商与政治的关系、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徽商与徽州文化进行了全面、持久、深入的研究，在徽州学领域徽商专题研究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陈学文1958年就发表《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是国内研究徽商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侧重于徽商对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选择徽商在江南的经商活动为重点，发表了《古代徽州纸砚墨手工业的发展》、《徽商与明清时期嘉定县的经济发展》等多篇论文，阐述了徽商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作用。90年代中期，陈学文又集中精力对徽商与明清之际的商业文化进行探讨，从徽商总结经商经验、著书立说、编纂商业用书、传承儒商文化方面着手，对徽商编纂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士商要览》等商书进行研究。研究成果收入他的著作《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2003年4月，陈学文出版了他研究徽商和徽州文化的专著《徽商与徽学》，这是他研究徽商的一部总结性成果。
王振忠研究徽商是从徽州盐商切入的。王振忠的学术背景是历史地理专业，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事两淮盐业与苏北区域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中，接触到不少徽州盐商的史料，自然而然便转入到对两淮盐政与徽州盐商诸问题的探讨。先后发表《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青楼文化》、《清代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区域之变迁》、《两淮“商籍”何以无徽商》、《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等论文。1996年他又将上述论文整理成《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专著，由三联书店出版。王振忠从移民史的角度，提出了徽商从本土到侨寓地的土著化进程。徽州盐商麋集淮、扬，提高了淮、扬城市地位，在当地掺以徽州乡土色彩，最终蕴育出独具特色的扬州城市文化，扬州城市文化是自明代中叶以来东南地区新兴的徽州文化的表征，它以集大成的形式成为闭关时代东南城市文化发展的顶峰。王振忠的学术思路把徽商研究从经济史层面推进到社会史层面，提高了徽商研究的学术品位，也引导他进入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促使他倾力搜集徽州民间档案文书，导致他的另一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专著的问世。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对清后期徽州宗族与商人、商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2005年2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她的专著《徽州商人的研究》，对徽商在明清时代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徽商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对海商的研究。胡武林的《明代徽州海商》认为明嘉靖、隆庆时期徽州海商主要有以许栋为首的许氏集团、汪直集团和徐海集团，他们是在违反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海上贸易，具有商人和海盗的双重性。戴裔煊、林仁川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指出，以汪直为代表的所谓嘉、隆年间的“倭寇”不同于万历年间的真正倭寇，他们是不顾封建朝廷的海禁，出海从事正常贸易的商人，他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之间的斗争。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进一步指出，徽州海商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他们反海禁斗争的意义超越于农民战争，是市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叶显恩的《明清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以更广阔的眼光把以汪直为代表的海商集团置于16世纪东西两半球商人在东亚海域相遇而形成的世界海洋贸易圈这一大背景下加大考察，认为他们“对时代富有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脉搏，所以敢于加入世界性海洋挑战的行列。他们这种超前的思维和举动，自当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时代，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日本学术界对徽州海商的研究也很重视，1961年，李献璋就发表有《嘉靖年间浙海私商及舶主王直行迹考》。80年代以后，松浦章先后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明代末期中国商船的日本贸易》、《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等论文。松浦章指出，汪直等海商在中国被称为海盗，但他在日本却是受人尊敬的商人。基于汪直在对日海外贸易及促进日本福江市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日本福江市还将两处与汪直活动有关的遗址“六角井”、“明人堂”定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重要文物遗址加以保护。2000年，日本福江市议会代表团访问歙县，捐款35万日元，用于在汪直的故乡拓林村修建江氏祖墓纪念汪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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