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五)
怀念汪胡桢老师
须景昌
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之江大学（按：原设在杭州。抗战爆发后迁至安徽屯溪。1938年8月又迁至上海）宣告停办，数百学生顿失求学之 所。经留沪的顾世楫老师倡议，徐篆、廖慰慈、林汉达等老师共同努力，借用民立中学继续开办土木工程补习班，使土木系同学得以重温课业。这时汪胡桢老师来校 授课，我们主听过他讲授的“灌溉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等课程。他循循善诱地为我们讲课，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严谨治学，为人师表。记得 上完第一堂课后，汪胡老师就来问我，你姓“许”，还是“胥”？我说我姓“须”，这虽是稀姓，但百家姓上是有的，即是“养鞠须丰”的“须”。他听了又问：“ 我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有一位与我同时毕业的，叫须恺，是你的同乡吗？”我告诉他，“须恺不仅是我的同乡，而且还是我的堂兄呢！”他又说：“我 和须恺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共同在导淮委员会协助李仪祉先生制定导淮计划的……我们真是巧遇，有着历史的渊源。”说完，向我微微一笑，使我有如沐浴春风的温 暖。
汪胡老师 有着高高的个子，平时总穿着长衫和布鞋。他上课从不带课本，只带一二支粉笔。每课都突出一个中心内容或讲透一个不易理解的难点。用一种由浅入深和触类旁通 的手法来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的热情。记得一次他在课堂上讲，他在浙江省水利局任总工程师时，引进了风行欧美的喷射沙浆用的“水泥炮”，在钱塘江闻家堰石塘 塘面试用，塘缝被封住，塘后的附土不再流失，节省了海塘的岁修费用。这事我一直记在心头。1959年，我在南通工作，那时正在建造40孔的200米净孔宽 的长江澄通河段的第一大闸——九圩港闸，闸底板完成后发现渗水，我就想起汪胡老师讲的“水泥炮”，于是就用“水泥炮”补漏。这个闸已使用了近30多年，现 仍屹立在长江边上。
他在授课 的同时，还对我们讲一些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的事情。他的老师是李仪祉先生——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那时，在近代水利科学中，还没有“水库”这一中 文概念，有的只是外文Reservoir（意为水体储蓄处）和我国古书中的“陂”或“塘”，用在近代水利科学中，都不能言尽其意。李仪祉先生让他的学生们 想个既科学又上口的双音节名字。汪胡桢当时经过一番思索，悟出了“水库”二字。李仪祉先生听了以后，十分赞同。从此，中国现代水利工程的辞典中才有了“水 库”一词，“水库”这一概念正式延用至今。
汪胡老师向我们讲授水利专门技术学课时，又要求我们学习《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信条七则》。这是他1936年10月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倡导并亲自起草的。这7条是：
（一）应绝对相互尊重职业上的名誉与地位；
（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之下，应极端尊重技术上应有之人格与操守；
（三）不得违反科学的论据，提出或施行任何工程计划；
（四）搜集及分析技术上之资料时，应绝对的忠实；
（五）对于任何水利主张，有相反之论断时，应作善意之商榷，不得作恶意之攻击；
（六）任何人员对于水利有错误的主张时，不得率意附同；
（七）对会员或其他水利工程师工作，应尽量协助，不得牵制或排挤。
这不满160字的简短守则，勾画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科学立场、伦理与道德标准，反映了汪胡老师为振兴中华水利的忠贞意向和竭诚追求。今天我们重温这一守则，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水利界乃至整个工程界都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
1942 年我在之江大学毕业的前夕，汪胡老师一面在之江教书，一面正在主编《中国工程师手册》。在那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组织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投入 该书的编辑工作。在编纂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延缓甚至停顿。他为使编辑工作不致半途而废，除额外承担繁重的编写工作外，许多细碎、烦琐的事务都集中 压在他一人身上，还亲自统稿、校核。当时他曾要我协助他做一些校核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筹集资金，寻求出版。万不得已，他将南京乐居公司的部分房屋卖 掉，解决出版印刷资金不足的问题。到1944年底，这部包括3个分册、共41编、3833页、300余万字的手册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大型的专业工 具书，对以后的工程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45 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获得胜利。1946年2月，我在上海，顾世楫老师对我讲：汪胡桢先生在镇江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任赈务处处长，急需工程 技术人员，他非常欢迎你去。于是我和几位同学去镇江找他。他把我安排在技术室工作，从此聆听汪胡老师的教诲。遇到一些工程技术上的难题，就向他请教，他总 是热心指导我们。
1949 年春，我去浙江海宁国华工程公司钱塘江陈文港海塘工程所工作。当时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在原先汪胡老师1946年用柴塘抢修的陈文港海塘大缺口的基础上，利用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拨款，把柴塘改建成永久性工程混凝土斜坡海塘（该工程由塘工局招标，国华工程公司中标承包）。那时汪胡老师的儿子汪胡熙正在浙江大学 土木系读书，曾利用暑假来陈文港实习，因此我又有机会得悉汪胡老师离开塘工局后的一些情况。
解放后， 我在南通市水利局工作，为水利志题词等有关事项，经常和汪胡老师联系，他总是乐于并及时答复。如1986年8月19日，我因主编《南通市水利志》，曾去函 汪胡老师，请他为《南通市水利志》题签书名和题词。他于同年9月复信道：“之江一别30余年，犹如昨日。我年临90，目患白内障，写字犹如默写。南通书法 家很多，我实不能题写书名，以免贻笑。只勉写题词数语，以应雅索。如蒙采用，请以铅字排印为盼。”他的题词是：“南通市，斥卤地。经妙手，成佳艮。引江 水，增水田。棉与稻，都丰收。”
1988 年10月，我曾因堂兄须恺事访问过汪胡老师，向他咨询须恺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的过程。还有一个历史问题也请他回忆一 下：1950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水灾，根据毛主席关于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总理于同年8月主持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会上发生了蓄泄之争。我的堂兄须恺当时担 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原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先后达14年），他根据南通张謇的“统筹全局，蓄泄兼施”的导淮论断，向总理提出了“蓄泄兼施”的意 见，并为政务院所采纳，作为治淮的方针。事后，汪胡老师编制了《治淮方略》（其中，治淮的主要措施是在上游山区建水库蓄洪水，在中游利用洼地及洪泽湖拦蓄 洪水，在三河闸泄大部分洪水到长江，在刘老涧泄一小部分洪水经废黄河入海），到北京去向周总理汇报。对所有这些，汪胡老师都作了详细的回忆介绍，并肯定了 这一事实。
汪胡桢老师于1989年10月13日因病与世长辞。他去世时很安详，很平静，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毋须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来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作者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现任南通市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南通水利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