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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8 08: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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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两者关系之阐述摘之网上)
“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自由”的垄断,第二是对市场经济的垄断。之所以需要在“新”字上加引号,是因为这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至少与在南美的“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由于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可以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定义,在不同的时候采取不同的语言,我也很难说这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如何定义,由于中国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将他们自己称为新自由主义,我也没有理由不以“新”自由主义来称呼他们。汪丁丁经常说其他出身的学人实在有必要向经济学家学习,将自己的讨论规范得严谨一些,我很赞同他的看法。哈耶克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于他至少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并不想与言必称自由的人为伍,他认为正是这些人在危害他的自由主义。他非常清楚“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所以他写了那么多书,来告诉我们,自由主义在“自由”二字的后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涵,“新”自由主义者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可以用模糊自由主义内涵和偷换概念的方式,向我们推销他们的自由主义。
哈耶克不愿意与言必称自由的人为伍,其实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自由主义不能垄断“自由”。“新”自由主义说,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将自由视为最高价值,至于如何达到自由的境界,只是自由主义内部的道路之争,于是,凯恩斯和罗尔斯也被纳入了自由主义阵营,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解释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以及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的论战,我只知道,在凯恩斯当道的时候,自由主义被称为是非主流,这种非主流的悲情还是哈耶克人格伟大的证明。不仅如此,马克思也将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他的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标志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包含了资本主义是对自由的剥夺,比如异化理论。“新”自由主义总不好意思将马克思也纳入自由主义阵营吧。
汪丁丁对非经济学家的批评在某些场合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很多非经济学家会将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等同于自由主义,典型的是朱学勤[ ]的说法,他说只要有了自由,然后就可以主义了,这种垄断自由的霸道说法的结果就是,历史只好从这里开始改写了,比如北大“百年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什么时候有过“自由主义”传统?北大的学术传统如果可以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历史恐怕应该从诸子百家算起了。这并不是玩笑,因为他认为陈寅恪都有自由主义倾向!一个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都成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谱系之广,就应该几乎概括了全部人类的精神财富,有谁还敢斗胆怀疑自由主义?如果说陈寅恪的自由主义是显然的荒唐,那么,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学人的排列可以说是足够唬人的。除了后来的共产党人不好列为自由主义以外,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几乎人人都是自由主义者。但这里面,从李大钊、陈独秀的经历就可以看出,当时,主张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而这其中与自由主义最有渊源的恐怕非胡适莫属了,因为胡适的老师就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胡适的老师杜威未必是“新”自由主义喜欢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的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什么地方实现过[ ],这与“新”自由主义一定要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普世的社会制度并不一致。至于胡适本人,却有一段“新”自由主义不愿提到的历史,他在一个不那么自由的政府里做了官。“新”自由主义说这没有什么,不应该抓住这个而否定胡适的自由思想,这也不错,胡适的做官可能与他的政治思想没有什么联系,但令人不解的是,秋风却将哈贝马斯痛斥了一顿,只因为哈贝马斯的朋友在一个还有点“自由”的政府里做了官。我以为,双重标准是语言霸权的又一个特征。
“新”自由主义的语言霸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市场经济的垄断,和非经济学家喜欢将自由和自由主义等同的习惯相类似,经济学家喜欢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但汪丁丁在一篇讨论自由主义的文章里这样写到:“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成熟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世界,就我个人多年的体验而言,一组可以叫做“基本事实”的观察是:(1)那些成熟市场社会里多数人的物质生活的质量比我们要高一些,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质量上的差距,当我们沿着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前进时越拉越大,而当我们沿着市场经挤的方向走时越来越小;(2)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人,在使个体生命得以发展的基本权利方面,似乎比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更充分,并且最重要的是,更有发展的潜力。例如生命权利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又例如批评政府的权利和在防止个人利用官僚机器剥夺他人自由方面等等;(3)那些成熟市场社会的多数,他们独立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表现得比我们要强烈些,并且更要的是,只有依托于这种精神,“自由精神”才可以被开发出来;后,我想再加上一条,(4)对一般人而言,独立精神决不是生来就的。人们必须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利才可能培养独立精神。在人类已经找到的各类制度当中,只有市场制度比较充分地赋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一部分人可以“自由到一无所有”。”这段话里,第4条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显得和前3条不那么协调,但这并不重要,和本文要说的也没有什么关系。汪丁丁的观察显然是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将“市场成熟”的社会说成自由主义社会,比有的经济学家强的是,他应该知道,这里是有区别的。他要说的是市场经济有利于“自由”,而不是市场经济等于“自由”。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新”自由主义很喜欢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在中国的胜利,但汪丁丁在这里区分了,“成熟市场”的国家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确实是获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却因为俄罗斯的经济被休克了10多年而大打折扣。还有一个更大的折扣是,美国到现在也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自由国家”,甚至连市场经济国家也不算,弄得“新”自由主义不知道说什么好。
和汪丁丁一样,我也做过一些观察,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基本事实”,它们是:1)二次大战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使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同时,也没有人否认这些经济体的市场经济性质。而中国恰好是另一个东亚经济体;(香港也许是个例外,但香港太小了。和整个中国几乎没有可比性。)2)在采取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并不是真正自愿选择了自由主义政策,而是来自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被外来力量植入的“自由主义”实在有损“自由”的名声。而在南美,这种经济政策显然遭遇到了困难,也有一些IMF官员对此有过反思;3)自由主义经济教科书预言经济发展可以籍市场力量向不发达地区扩散,从而达到区域间的均衡,但这预言并没有实现,全球经济差异没有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而“新”自由主义往往忽略这一事实,像宣讲教义一样继续古典作家的思辩;4)正是在自由主义思潮回归最猛烈的20世纪90年代,亚洲遭遇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自由主义思辩和在30年代大萧条以后一样受到质疑; 5)这个观察其实是个问题:里根-撒切尔的自由主义回归到底走了多远?也有人对它的效果提出质疑。英国重提将铁路国有化经营是否对自由主义回归的又一次反动?
这些事实和英美这样的“自由堡垒”也曾经抛弃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数十年这样一个事实加在一起,可以有一个结论,即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有许多不同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大国,采取什么经济政策,光靠重复古典作家的推理和思辩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新”自由主义的语言霸权,不仅是要垄断“自由”和“市场经济”,更需要将“平等”、“正义”纳入旗下,甚至要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天知道这都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哈耶克将自由主义“科学化”了,大家一致奉哈耶克为旗手、为导师、为偶像,可是哈耶克的学说却被他们搞得千疮百孔,哈耶克的“科学化”在不同的场合被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修正。哈耶克知道很多人不赞同他的自由主义,也知道这些人一定不放弃自由主义的旗号,于是很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他的学说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在任何地方有任何后退,只要有所后退,他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厦就会崩塌[ ] 。但“新”自由主义既没有勇气坚持哈耶克的理论,更没有勇气明示他们不同意哈耶克,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并不奇怪的现象:既要祭拜哈耶克的牌坊,又要随时准备抛弃哈耶克,在被他们定义的“自由主义”谱系中寻找另外的支持。正是有了宽广的自由主义谱系,“新”自由主义就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正因为“新”自由主义总是有理,它就成了一个矛盾百出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没有理论的理论,按波普尔的话说,它成了一个不可能被证伪的理论,也就是一个伪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声音比自由主义更响亮,而理论比自由主义更贫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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