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族姓渊源概说（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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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许多族姓由于重视血缘继嗣，及为了维护壮大家族社会势力，因而形成不少异姓联宗的状况。这些异姓联宗出自多种原因：一是因为姓源相同而联宗。如陈、姚、虞、胡、田，因同为舜帝后裔的沩五姓联宗；吕、卢、高、纪、许同为炎帝后裔的烈山五姓联宗；刘、杜、留、侯同为尧帝后裔的四姓联宗等。二是因为血缘相同而联宗，如洪、江、翁、方、龚、汪，原先同为兄弟的六姓联宗，柯、蔡、辜，原先同为兄弟的联宗，萧、钟、叶、林，原先同为兄弟的联宗等。三是因为异姓联姻而联宗，如张、廖、曾、邱等姓。四是因为政治迫害改姓而联宗，如赖、罗、傅的三姓联宗。春秋战国时，赖姓为避楚灵王杀害，其子孙改姓寄于友邻罗姓、傅姓两家族；余、徐、涂、佘、俞的五姓联宗，亦为避秦乱，子孙改姓逃亡。五是以郡望堂号而联宗，如咸阳魏、冯、梁、毕、万五姓联宗等。此外，还出现许多以郡望堂号命名的同姓宗亲会，如颖川陈氏宗亲会、太原王氏宗亲会、陇西李氏宗亲会、西河林氏宗亲会、江夏黄氏宗亲会、锦绣庄氏宗亲会、弘农杨氏宗亲会、乐安孙氏宗亲会，以及临濮堂施氏宗亲总会、让德堂吴氏宗亲总会等等。以上异姓联宗和以郡望堂号为名的宗亲会的出现，都说明了历史上晋江的族姓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为了扩大家族势力，高度重视血缘嗣系传承和族姓的联盟。
由于晋江各族姓的不断传衍发展，晋江自宋代起即“人稠地狭，仰粟于外”。因此，这些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族姓又开始向外播迁，除了播迁大陆如广东潮汕、浙江温州、福建闽东一带外，富有开拓拼搏精神的晋江各族姓多选择向海外播迁。据清蔡永蒹的《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林智惠、高逢桢导舟远航勃泥（婆罗州）等地，其后因其“往来有利……晋江商人竞相率航海”。晋江至唐代中叶就设置对外交往的港口，船舶可至东南亚各国。唐末战乱，有些闽南人（包括晋江）便随商船迁居南洋群岛。如今，在菲律宾发现中国唐代古墓和唐代铜钱，当地土著称闽南华侨为“唐山人”。至宋代泉州设市舶司之后，晋江诸港成为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晋江人出洋经商、谋生屡见于族谱、史籍。北、南宋时期，先后有李公蕴、陈日煦两位晋江人在海外创立安南（今越南）王朝。宋末元兵入侵，晋江不少民众出海逃难，迁居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元代，泉州港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每月有定期船通往印尼等地，晋江人迁居海外随之大增。明代，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进一步促进晋江商民迁居海外。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同时倭寇为患，晋江人纷纷外逃海外。仅据安海黄、陈、颜等１０姓１１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６６人。此间晋江人迁居菲律宾最多，“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清初，清朝实行“海禁”、“迁界”政策，晋江沿海民众深受其害，许多晋江人奔逃海外谋生。清末，帝国列强入侵，晋江经济凋敝，又有不少晋江人漂泊海外。
晋江与台湾一水之隔，因此，晋江人迁居台湾的历史悠久，在明末清初就有３次晋江人迁居台湾的高潮。一是明天启年间，郑芝龙在晋江、南安一带招募贫民３０００多人到台湾开垦。二是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于康熙元年，先后招接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福建沿海居民近２０万人到台湾垦殖，其中有不少晋江人。三是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复台湾后，大量晋江人随之迁居台湾。此外，自元、明代起，就有晋江人迁居香港、至近、现代，晋江人迁居香港、澳门形成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祖籍晋江的海外侨胞近１００万人，台湾同胞１００多万人，港澳同胞近４０万人。迁衍于外的晋江各族姓人数远远超过本土晋江各族姓人数，而且有不少已成为迁居地的著姓望族。

从《晋江族姓渊源概说》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因各种原因形成不少异姓联宗状况。其实，真实的原因都说明了历史上晋江的族姓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为了扩大家族势力，高度重视血缘嗣系传承和族姓的联盟。但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建立在血缘嗣系的基础上，而是通过联盟扩大势力，在这无政府状态的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里求生存。在海外谋发展，更需要通过这种形式以求生存。

因此，“汪氏出于翁姓”这一说法，是不可靠的。没有真正的可靠谱系作证。

汪胜忠

是不可靠的, [s:1]

汪兴吾

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