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只南方的土豆

大风

汪曾祺，一只南方的土豆


http://www.rednet.cn  2007-5-19 0:12:47  红网  字体: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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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眼界大开，居然通读了凌宇编辑的《沈从文文集》，并且极其认真地撰写了长长的评论，自以为很懂、却只是略略窥见一点皮毛的样子。后来，看到的资料多了，才知道为了沈从文先生的研究，凌宇先生一度弄得颇为狼狈。这也算那一个时期特定的景观之一吧。
　　
　　那个时期，文学上的争论往往会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甚至上升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上。那个1930年代风靡一时的沈从文，既已雪藏有年，其可再提乎！即便偶尔提及，至多说说《中国服饰研究》一类的东西就可以了。他的审美取向，已被文艺总管先生判定为不健康啦。
　　
　　然而，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80年，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发表，小说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怎么还有这样的小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一个出家四年的小和尚，飘摇着自在着，也摇曳着读者的心境。里边的三师父甚至还有这样的话语：“姐儿长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汪曾祺自己解嘲：“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没有清规的和尚，寺院里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和小英子的时间却清清爽爽，“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小英子的话，就像水面上掠过的风一般，吹过去，好象有过，好象又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样，汪曾祺这个白头发的新作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他的清新、简练，让没有接受过沈从文一代大家熏陶的读者受到极大的审美冲击。原来我们的文字还可以这样漂亮、精致，摇曳醉人。而不仅仅是以往年代里的文字惊人，文字吓人，文字吃人。
　　
　　往后的文学就真的百花开放起来了。因为“沈从文热”也热起来了，不仅恢复了大师的旗子，他的小说也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里的席卷和扫荡。可惜的是，那都是旧社会的作品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同样被奉为宗师的汪曾祺，居然就是沈从文的学生。难怪。
　　
　　读《受戒》，接着是《大淖记事》，后来就看到了《七里茶坊》、《羊舍一夕》、《葡萄月令》、《沽源》……汪曾祺先生的这些小说的背景竟然都是吾乡张家口的风土人情。查知，此君1958年至1962年期间，以补划右派身份。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坝下农科所四年。边地朔风，漫天沙尘，形势逼人，当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铁凝后来著文称许汪的乐观，“我去沽源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亮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
　　
　　当年，汪曾祺受命在沽源绘制马铃薯——当地称土豆，大致是取其土头土脑的意思吧——后来绘成《中国马铃薯图谱》。在一篇散文里，汪快乐地写道，自己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这样的快乐生活不仅仅因为土豆，还有口蘑，汪同样也绘制了《中国口蘑图谱》。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铁凝说：“我又常想，一个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铁凝以温婉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下放右派的苦难生涯，让我们也感觉到这个老人的快乐或者说制造快乐的热力。这其实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文学描述之外，尚有另外的真实的苦难记录。汪曾祺说：“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随遇而安》）
　　
　　他还说：“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他又几句短诗写道：“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山药花翻滚着雪浪/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这就是俺们的坝上。”（山药，塞北指马铃薯，也叫土豆。）
　　
　　以我生活塞外20余年的经历，吾乡虽非困住苏武、张骞的“绝塞”，但与南方人汪曾祺自小生活的高邮里下河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凭诗意化的文学描述，或者说事过境迁式的宽容和豁达，就真的以为如何如何，一样未必真实。
　　
　　很多人在抬举汪曾祺的过程中，不免走远。以为此老后来喜欢写吃，就以为是天生的美食家、高蹈者，也算误读。剥离了具体时代环境，大概误读就是常态了。事实上，像汪这样一个经历了大苦难的人，怎能高蹈？他在1987年2月17日写下的《马铃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吃上罗宋汤和沙拉。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不过也说不定。中国人过去是不喝啤酒的，现在北京郊区的农民喝啤酒已经习惯了。我希望中国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
　　
　　这是看似轻松实则沉痛的文字。好在，现在的中国农民能够吃上很多好吃的东西了。不止北京郊区，即便他下放的绝塞，农民喝啤酒也很习惯了。汪曾祺，这只偶然掉落在北方的南方土豆，大可宽慰了。民歌唱：“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火跌进了山药窖。”土豆掉进了土豆窖，一窖土豆而已。
　　
　　——汪曾祺1997年5月16日逝去，谨以此文纪念汪先生逝世十周年。
[稿源：红网]
[作者：胡印斌]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