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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2日10:35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大同学园旧址。碑后埋葬着汪大捷先生的骨灰。
日军战俘（资料图片）
特别提示
1938年，国民政府将设于西安终南山下的“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迁往宝鸡。为了感化教育这些顽固的日军战俘，西安行营参议汪大捷奉命出任所长，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收容所内继续着……
文／图记者吴飞实习生王磊田丁辉
村里来了日本战俘
1938年，经过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先后在华北、中原战场上赢得了局部胜利，日军俘虏随之逐渐增多。
时年，日军铁蹄已踏到黄河北岸，炮火射程可及潼关。国民政府只好做出将设于西安终南山下的“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迁往宝鸡的决定。
迁址前，第一俘虏收容所内关押的多系轰炸南京的日本飞行员，他们所受军国主义教育甚深，把无耻的侵略行为当做爱国，气焰嚣张极难管束，常发生打骂管理人员的事。恰在此时，日俘伊藤正荣逃跑被抓回，精通日语的西安行营参议汪大捷在处理此事时，以德服人感动了对方，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汪大捷随即奉命出任所长，负责将收容所迁往宝鸡县（今宝鸡市）西10公里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渭河的太寅村。
1939年夏，太寅村村民张尚仁正坐在村口麦场的大槐树下乘凉，突然，他看到由村西的河道里上来一支着装各异的部队，其中一些人相互搀扶、还拄着拐杖。惊慌的村里人急忙赶着牲口，把刚收的粮食往山里藏。时隔66年，张尚仁仍然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日军战俘时的情形，“战俘有将近一百人，都穿着灰色衣服，头剃的‘倍儿’亮，像大头和尚，而当兵的只来了三十多人，有的村民对日本人怒目而视……”
张尚仁时年15岁，收容所里一名叫金志杰的翻译后来就一直住在他们家。如今，他成了太寅村里为数不多的见证了那段历史的人之一。据老人回忆，第一批迁来的战俘里有六七个女的，被俘前都是慰安妇，中途有几个被转走，剩下的三个人中，一个叫田中照子，约30岁；另外两个是朝鲜人，一个叫天子（音），一个叫水子。
直到抗战胜利，先后有500多名战俘被关押在太寅村，他们中绝大多数为日本人，也有少量的朝鲜人。日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上过大学者不乏其人，有的还精通汉语，甚至会说方言。
战争在收容所内继续
抗战中，宝鸡是日军重点轰炸的城市之一，遇到日机飞临，战俘会站在场院里行注目礼，大胆者甚至欢呼。
为了让他们彻底放弃军国主义的极端思想，收容所组织了一些具有反战情绪的战俘进行学习。结合关押地点的特殊性，教员们撰写了许多盛唐时期中日友好交流的资料，如日本高僧阿倍仲麻吕以及唐高僧鉴真等人的事迹，战俘们既喜欢听，又具有说服力。1939年末，在所长汪大捷的极力倡导下，“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的牌匾被挂在了角落，大门上则挂起了“大同学园”的牌匾。
抗战期间为侵略军战俘办学校，这一非常之举所遇到的困难非一般办学可比。当时正值日军疯狂屠杀轰炸，举国上下奋起救亡图存，为日俘办学校显然不合“时宜”，反对者多，赞成者少，甘心参与者更少；此外交通不便、物资严重匮乏，作为教育对象的日俘伤病者多，消耗也大；何况他们身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害，既分不清正义与非正义，也不明白中国人民反侵略抗战必胜的道理。
要改变日俘的顽固思想，并不亚于在战场上将其擒获。于是，一场特殊的“中日之战”在没有硝烟的收容所内继续着。决定胜利的已不再是飞机大炮，而是正义在握、拥有仁者之气的一方。
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指挥者汪大捷曾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第二次留学期间恰逢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因鼓动留学生闹事而被驱逐回国。1946年，汪大捷任熊式辉的少将级秘书。全国解放时，他毅然留在大陆，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转业后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授。1972年中日建交后，汪大捷赴日讲学，并受聘主编《日英汉科学技术大辞典》。他客居日本，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
战俘过着上等兵的生活
“当年日子很苦，但战俘们享受的仍然是中国军队上等兵的待遇。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还有被褥毛毯。虽然吃大米白面的机会不是很多，但吃饱不成问题，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村民一样，吃的是苞谷面。”张尚仁当年经常看见，战俘使用河滩里的水磨磨面，他们爱穿木板鞋，对黄豆和山野菜有偏爱。战俘还会将自己种植的西红柿主动送给路过的村民，但因为吃不惯，村民都礼貌地拒绝了。
参加学习的战俘，会在管理人员的组织下制作一些如躺椅、筷子、手杖、玩具、肥皂盒之类的物品，有些学员编织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等很受村民的喜爱。张尚仁家里曾经保存有一个军舰玩具，雕刻十分精细，可惜文革中被毁掉了。后来，因为太寅村集体搬迁，保留在村民家中的许多工艺品都被丢弃，现在在村子里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枚木质的私章和躺椅。
据张尚仁讲，制作工艺品的时候，战俘都是跪坐在垫子上，一些学员坚持不愿做枪炮玩具，以示对战争的深恶痛绝。
由于产品受到欢迎，学园在宝鸡县城西街租用了一间房子，专门销售学员制作的物品，所卖之钱全数兑现给物品制作者。战俘们把挣到的钱用于购买香烟，或者在村里的小店买一些酱菜改善生活。
汪大捷任所长时，教育俘虏颇有成效，管理也相当宽松，俘虏出门给门卫打个招呼就行。后来学员多了，有些人干脆被分配到农民家中居住。上文中提到的田中照子就曾给汪大捷和第三任所长马益祥看过孩子。她与村民十分熟识，冬天到农家炕头盘腿而坐，与老头老太太用流利的汉语拉家常。抗战胜利后，她没有返回日本，而是在当地做保姆，终老一生。
“其余的战俘和当地村民也相处和睦，他们见到小孩总是要主动抱一抱。”张尚仁说。
战俘演出“反战”剧
收容所在驻地为战俘专门开辟了篮球场，组织他们参加运动和比赛。除了夏季组织到渭河游泳外，还利用河水在驻地的东南角修了一个简单的游泳池。
战俘们修建了一条从大同学园到宝鸡县城、约十公里的简易公路，参加修路的人每日可以得到两角零用钱。该路在解放前也被命名为“大同路”。
1939年，从延安转来一批俘虏，17岁的台湾青年林一鹏就在其中，他爱好音乐，歌也唱得好，在延安时学会了很多反战和抗日歌曲。汪大捷认为，“林一鹏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俘虏。”经过与上级交涉，解除了林一鹏的俘虏身份，并录用他为音乐老师。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广为流传的反战歌曲开始在战俘中传唱———太寅村许多老人当年都听过日本战俘用中文演唱《游击队之歌》。
1939年7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与“大同学园反战剧团”在西安行营的大会堂举行了成立大会。根据胡宗南的秘书张光祖留下的记录，“当天不巧大雨倾盆，但行营的有关人员、普通大众，还有不少政府高官都出席了。”
剧团准备了独幕剧《觉醒吧，同志》和现代剧《侵略战争的罪恶》，在西安钟楼北边的明星剧院公演了三天，天天爆满。后来又应邀到三原、富平、武功、泾阳县等地巡回演出，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因此专程前往宝鸡的大同学园参观。
在张尚仁的记忆中，担任主演的森下九郎后来做了模范俘虏，另一名演员押切五郎担任了反侵略战争同盟会的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一个叫彭尔拉姆斯（音）的官员视察“第一战俘收容所”后表示，他去过许多战俘营，只在中国战俘营里没有看到铁丝网，俘虏能外出买菜、写生、还演“反战”剧。
天皇第25代孙的忏悔
大同学园的成功，与几位俘虏的努力关系重大，除森下九郎和林一鹏外，另外一个就是山本。
山本被俘前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的顾问，由于受过高等教育，在战俘中颇有号召力。1940年夏，他组织战俘趁大雨集体夜逃。被抓回隔离禁闭期间突患重病，自以为不被处以极刑也得病死。但学园很快把他送到宝鸡县医院治疗。入院次日，汪大捷亲自前往探视。后来山本在写给所长的信中主动披露了自己的身份：“作为清和天皇第25代孙，祖先是开拓北海道的功臣……帝国思想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大同学园的人道主义、大同思想和自己身受对战俘的优待，我信服了……”
张尚仁回忆说：“1940年秋，押切五郎与田中照子因违反园规畏罪潜逃。到第三天又主动回来了，心知难免重罚，甚至会被处死。不料学园念他们主动回来认罪，只令其写悔过书，免去了处罚。”
此外，几个俘虏曾在一名看守苏奉勤（音）的带领下前往太寅河河沟里捉一些鱼、蟹改善生活。因看守没有带枪，被反目的战俘差点掐死。逃脱的战俘因为人地生疏，没几天只好回来，受到了重罚。
当年，张尚仁的同学在学园里当教员，他有机会认识了厶禅百崔（音），“他满嘴金牙，身宽体胖，黑脸，汉语说得很好。在抗战爆发前来宝鸡三次从事间谍活动，其罪行后被第三任所长马益祥查清，并将其枪决。”据张尚仁了解，战俘中极个别顽固的，都被单独关押在老百姓家里，由士兵负责看守。
在老人的记忆中，单独关押的战俘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桃学三郎（音）因煽动在押人员暴动也被枪决。另外，关押在一位韩姓村民家中的战俘冢塬力一（音）也因为参与组织暴动而被枪决在村外的一个土坯房内。
大同学园志未酬
众多的战俘中，五矢来美雄（音）和五矢厶之吉（音）拥有很高的美术天分，所长汪大捷在1941年春带领俘虏郊游写生，因而被控告“纵兵扰民”等候处理。其间，汪大捷搬出收容所住到太寅村一姓马的村民家（与张尚仁邻居）。虽然最终被判无罪恢复了名誉，但他还是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泪别大同学园。
汪大捷在离职后愤然写下一手藏头诗：“大同学园志未酬，同种相残几时休。学习鉴真学阿倍，园内一家泯恩仇。志在育人同济世，未竟鸿图写春秋，酬酌共誓反侵略，痛诛肖小害良猷”。诗中藏一句：“大同学园志未酬，痛！”
汪大捷走后，收容所随着俘虏增多，看管也就严了，生活也不如以前。战俘不管死亡原因如何，管理人员会叫来宝鸡照相馆的摄影师盛敛照相，造册登记，为以后交换战俘用。死者则被埋葬于村子西北角的后山坡上。
接任汪大捷的先后是少将王丕云和马益祥。此时，俘虏增加到500多人，管理也开始加严，文艺队出园演出停止了，但工艺品仍然可以做。
历史不会忘记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麦子已经开始抽穗，士兵押着战俘们在西北公署的配合下，将他们带到郑州交换中国战俘。
“日俘走时，有些真的是不愿走，痛哭流涕，据说尉官以上的俘虏，回国后会受处分。”张尚仁说，当地村民看着战俘离开，对于这些和自己相处了7年的“敌人”，不知是该恨还是该道上一声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长崎市一区长大长开四郎（音）从遣返的战俘那里得知哥哥被俘后的关押地点在宝鸡，曾前来祭奠，并寻求张尚仁的帮助希望找到哥哥的遗骨或遗物。“从年龄上推测，那些战俘如果活着的话，也是近90岁的人了。可以肯定，当年的战俘有回来过的，但他们不愿惊动当地村民，只是祭奠完就悄悄离开了。”张尚仁老人说。
1994年8月21日，时隔53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一战俘收容所所长的汪大捷终于在儿媳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光祖的陪同下再次踏上太寅村。宝鸡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各方的努力下，于2000年8月15日于收容所原址上立碑。同年，汪大捷先生去世，其后人将其骨灰葬于碑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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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2 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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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1 10:5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