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昌汪家军

汪济(潜山)

第三十八回  王将军舍名求义  李枢密说理服人
　　却说元军大举围困残宋最后一隅钓鱼城，已是经年。城中将士听了元军传来“宋室已亡，重庆归顺”的消息，士气大为低落，加之城中粮尽，全城已是人心惶惶，一日数惊。
　　守城主将王立，数月不见外面音信，心知大事不好，虽然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但这城中十万军民又将如何呢？若死守，粮食已尽，如何执戈御敌？且又能坚持到猴年马月呢？若出走，敌军围困千万重，凭这些饥将饿卒的疲惫之师，怎能突出重围？就是勉强能冲出去一些，又能到哪里安身呢？这都是蒙元的天下啊！等死？想象着日后城破被屠的惨状，王立不寒而栗：“十多万生灵啊！就要丧在己手？”想到这里，顿时头痛欲裂，坐立不安，寝食俱废。时而嗳声叹气，时而挥剑长啸。侍从及家人见其如此模样，谁敢动问？
　　在这危难之际，一个貌美心慧的女子来到王立跟前，屏退左右，然后双膝跪下，神情庄重地叫了声：“哥哥！”王立见状，双手来扶，且道：“贤妹何故如此？你我虽不是同胞，却亲如手足。有话请讲，不必忌讳。”
　　原来，这女子是原元军泸州守将熊耳之妻、元朝重臣李德辉的妹妹。两年前，王立攻破泸州，熊耳战死，其妻被俘。为求自保，其谎称自己姓王，是宋将牛乾之妻，因丈夫殉国，自己孤苦无依，意欲回转故乡。王立见其美貌绝伦，身世可怜，又是同僚家眷，便与其交谈。发现其举止大方，善解人意，谈吐不俗，且知书识礼，颇有见识，乃心生好感，便将其带回钓鱼城，让其侍奉老母，并认为义妹。两年来，两人情意投合，相交甚契，甚于同胞。如今熊耳夫人见钓鱼城到了生死的紧要关头，为了不至于玉石俱焚，也为了能与爱子团聚，便决定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救王立，救全城军民，同时也是救自己。
　　熊耳夫人见王立来扶，并不起来，只是道：“两年多来，蒙哥哥不弃，视为同胞，真是恩同再造。我今有心腹之言要禀哥哥，请哥哥先赦欺哄之罪，待小妹说完，要杀要剐，任凭哥哥，我死也甘心。”王立大为诧异道：“都到什么时候了，城旦夕将破，祸在倾刻，还有什么要紧的事隐瞒？快快讲来，我决不怪你就是。”
　　熊耳夫人这才爬起来道：“哥哥，小妹乃安西王相兼西川枢密副使李德辉的胞妹，原泸州守将熊耳之妻是也。”王立猝闻此言，惊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对视片刻，王立忽地横眉怒目，拔出宝剑，向熊耳夫人颈上一架，厉声喝道：“大胆刁妇！你竟敢来我身边卧底！快快招认来此究竟为了何事？同党是谁？若有半句谎言，就把你千刀万剐，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熊耳夫人见王立突然变脸，也自心惊，心想：“完了，完了！不想这个莽夫竟如此无情！”只是到了此时，已无退路，也顾不了许多，乃微笑道：“哥哥不要性急，也不必动怒。我如今已是砧板上的肉，釜底之中鱼，怎敢谎言？当初拙夫已死，我本欲回乡，是哥哥将我带来钓鱼城，现在怎说我是来卧底？我来此两年，足不出户，除陪伴老母，便是亲近哥哥。我从未做过其他事，更不要说是有损于城、有损于军之事了。若硬说同党，那也就是哥哥与老母了。小妹话已说完，任凭哥哥处置。”说罢，目闭神定，引颈待戮。实则以退为进，大着胆子做最后一搏。
　　王立闻言，顿时醒悟，心想：“安西王乃忽必烈的皇子，奉命节制川陕军政，李德辉是其属下重臣。既然这李氏有此来历，不可小觑，也许其能解此厄难。”乃弃剑于地，拱手行礼道：“啊呀！原来是李小姐，王某鲁莽，失敬了！小姐在此两年，王某有不周之处，万望海涵。现不知李小姐有何见教？”
　　熊耳夫人道：“哥哥不必谦逊。你我二人情投意合，堪称知己，怎么立时生分起来？还是兄妹相称的好。依小妹愚见，哥哥还是要认清天下大势，停止抵抗，以保全全城十万军民的性命才是。”王立沉吟道：“我身为大将，深受国恩，岂能开城投降，丧名失节？人生总有一死，还不如以身殉国，留一个千古英名为好！”熊耳夫人道：“哥哥差矣！世事沧桑，朝代更替，自古如此。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只有亡国之君，并无亡种之民。今宋祚已尽，德祐帝早已亡国称臣并颁告天下，令百姓改做大元顺民。哥哥还尽什么忠，为什么国？若论忠义，小妹幼年也曾读过几天书，记得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哥哥切莫拘泥于忠君名节的迂腐之言，眼下要紧的是救民于水火。救得满城生灵，才是真正的大仁大义，才能积阴德、立功勋，名垂青史。否则一意孤行，做毫无意义的抗争，以十万军民的性命为代价，换取自己所谓的忠君虚名，哥哥又于心何忍？只怕要被世人唾骂哩！”
　　听了熊耳夫人一番大义凛然的话，王立也知是金玉良言，好半天没有做声，暗自沉吟。良久方才自言自语：“纵然我舍名节求大义，元军真能放过我满城军民吗？”熊耳夫人道：“元军不是已经改变了屠城的陋习吗？说远一点，残金的巩昌城降时，元军以礼相待，汪氏父子弟兄不都委以重任了么？近些的，如阆州大获山的杨大渊等，不也都保全了军民的性命么？哥哥何必多虑！”王立道：“我钓鱼城与别处不同。蒙古大汗与其先锋汪德臣，均命丧这里。闻得蒙哥汗遗言：‘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就是要杀个鸡犬不留啊！现在围城的主帅正是汪德臣之弟汪良臣，也必定要为其兄报仇，这真是冤家路窄啊！我怎能不虑？”熊耳夫人道：“待小妹亲自作书一封，哥哥遣人送往成都，请我兄长从中斡旋，定有好音。如其真不准请降，小妹愿陪哥哥血拼到底，以报大恩。”
　　王立到了此时，已别无他法，乃答应依计行事。熊耳夫人乃当即亲自写了一封家书，告之失散多年之事及现在情形，务请兄长从中周旋，保住全城军民性命，否则小妹亦不忍负义偷生，云云。王立见其不仅字迹秀丽，而且言词恳切，真挚动人，很是赞赏，乃自做降书，命一个名叫杨獬的精明的心腹书吏，连夜乔装出城，往成都去找李德辉。临行，熊耳夫人又亲自嘱咐一番话语道：“如今全城十几万生命全系先生一身。先生一出城，必然会被元军拿获。那时你只须大着胆子如此如此应付，定能逢凶化吉，不辱使命。”
　　晚间，王立亲自将杨獬缒下城去。那钓鱼城外，密密麻麻扎满了元军大营，巡逻军往来如梭，杨獬如何能混得出去？行了不过数里，便被捉住。
　　杨獬大叫：“你等不得无礼！我是李枢密李大人的人，有机密大事要见李大人。”巡逻兵头目闻言，不敢自作主张，乃押往大帐来见汪良臣。
　　汪良臣闻说是李枢密的人，也不敢怠慢，连忙唤了进来，问道：“你是何人？敢冒充李大人的人，在我营中夜间走动，分明是个奸细！”杨獬道：“我不是奸细，是奉李大人之命，长期在钓鱼城中卧底的。现有机密大事回禀李大人。请将军放行，莫误了大事！”汪良臣看了看杨獬，难辨真假，乃道：“你有何证据能证明你的身份呢？”杨獬笑道：“这有何难，你派人将我好好押往李枢密府上，不就明白了！不过要快，否则误了大事，我等就难脱干系了。”汪良臣见其说得有理，乃吩咐给与酒饭，然后命人将杨獬小心送往成都。
　　李德辉接得其妹的家书和钓鱼城的请降书，真是喜从天降，高兴万分。又将钓鱼城的情形详细问了一遍，料无讹错，乃立即遣快马赍表，上奏忽必烈，劝其蠲弃前嫌，赦免钓鱼城所有军民，准其归顺，以早日安国人之心。又恐京城路远，音信难到，又更修书向京兆安西王禀告求援。
　　却说李德辉差人送走奏章后，自己便率领亲兵卫队，赶往钓鱼城大营，准备受降。同时命杨獬持书先入城中，告之己妹及王立等，请其安心暂等数日。
　　当得知钓鱼城即将受降的消息，元军一片喧哗。众元将齐聚大帐，都元帅也速答儿等，责问道：“我大军十余万在此，该城旦夕可破，其军民已是瓮中之鳖，为何准其投降，违先大汗屠城雪恨之旨？”汪家军将士亦道：“该城抗拒天兵数十年，致使先大汗含恨而崩，先总帅受伤而逝。此等国恨家仇，哪能不报？”众人义愤填膺，七嘴八舌，一个个摩拳擦掌，定要打破城池，报仇雪恨。
　　李德辉早料到川中将士会有此举动，待看到主帅汪良臣镇定自若，正襟危坐，不发一言时，不觉心中由衷赞叹其顾大局，识大体，顿时感到身上担子轻了许多。乃开导众将道：“凡为臣者，当忠心保国；为将者，应守土有责。钓鱼城军民虽抗我朝三十余年，而且还曾惊我先汗圣驾，伤我先锋大将，但那是各为其主。现其国亡主降，便能应天意，顺民心，来归我朝，正当欣然受纳，使天下一统。诸位岂可斤斤计较，视同寇仇乎？今皇上宽仁爱民，若你们不允其降而强攻之，又要伤亡多少将士，戕害多少无辜生灵，诸君何能心安？”
　　众将听了李德辉一番宏论，也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又于心不甘，乱嚷道：“难道我等几十年工夫费于一旦？将士们的血都白流了？必须要讨个说法！”平章赛典赤吼道：“我军对抗拒者，有屠城的惯例。况且先大汗还有‘赭城剖赤’的遣言，我等岂能违旨！”行枢密院事钦察，虽是蒙将，其与汪氏数十年同生共死，情谊颇深，也一再嚷嚷：“钓城乃是鬼城，其伤我蒙哥大汗、德臣总帅，伤我勇士无数！其罪十恶不赦！不尽屠之，何以面对那些死难英灵？”
　　李德辉微笑着摆了摆手，道：“诸位稍安勿躁。此事关系重大，本院也做不了主。故而已拜表上闻，同时也已禀知安西王爷。大家权且将息，静候圣裁和王爷的旨意吧。”诸将闻言，也不好再说什么，便都把目光投向了汪良臣。
　　汪良臣知道众将的心事，干咳了一声，不紧不慢地道：“李大人说的是理，诸位说的是情。理是大理，情是实情。若说与钓鱼城的恩怨，我汪家与其最深。我兄弟子侄数十年在此征战，戍青居，建武胜，损兵数千，折将百员。先兄总帅汪德臣，遭其炮击，受伤致死。当时我汪氏也曾发誓要血洗该城，为先大汗报仇，为先总帅雪恨，为阵亡的将士讨还公道！我恨不得要让那城中的草木过火，石头过刀！”良臣还未说完，汪家军的将士赵重喜、汪清臣、祁连哥等纷纷叫道：“对！必要将钓鱼城杀得鸡犬不留，夷为平地！”
　　汪良臣又干咳了一声，把手一摆道：“话虽如此，只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当今圣上又以仁爱为本，我等切不可为泄愤而逆天行事！汪某不才，愿静候皇上及安西王的旨意。”众人见汪良臣说得句句合情合理，遂不复言。
　　数日后，安西王遣使下谕：“为彰我大元威德，特准钓鱼城归降，并赦其罪。”李德辉大喜，乃遣人入城告之此讯，约定受降日期。
　　赛典赤及统军合剌曾数次败于钓鱼城下，常耿耿于怀，乃谓李德辉道：“大人既已请旨，何不等圣旨到来，再受降也不为迟。”李德辉见众人仍有阻挠之意，心想：“皇上雄才大略，定会以大局为重，诏旨早晚必到，就让这些人死了心吧，免生后患也好。”想罢，点头应允道：“也好，那就静候圣旨吧。”
　　数日之后，忽报圣旨到。李德辉等跪下听旨。诏云：
　　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自杀掠，宜与秋毫无犯。善后事宜，着李德辉全权处置。
　　圣谕既下，谁敢不遵？
　　李德辉当即遣人先行入城告之王立，约定次日受降。
　　翌日，李德辉、汪良臣率众将士三百余人，同至钓鱼城下，来至护国门，宣谕朝廷赦旨罢，王立大开城门，率军民手捧香烛，拜伏于道，迎元军进城。
　　正在此时，忽闻城楼上一声高呼：“大宋推官赵广，随故国去了！”大家一抬头，只见一人头戴乌纱，身着红袍，纵身一跃，跳将下来，跌得头开脑裂，顿时气绝身亡。
　　众人见状，不由得一阵骚动。有的啧啧连声，有的扼腕叹息。惟有赛典赤大步上前拦住李德辉道：“宋军有诈，大人不可进城！”说罢，朝合剌等一摆手，喝道：“还不快把王立拿下！”合剌飞步向前，来拿王立。李德辉赶紧连连挥手道：“且慢，不可造次！”说罢，双手扶起王立道：“将军且起来说话。”又对众人道：“此人不忘故国，是个大大的忠臣！如何有诈？”回头吩咐王立道：“少时请将军按故国风俗礼仪，将其收殓厚葬。现在我们进城吧。”
　　王立应声：“是！”便导李德辉等入城。由跑马道来至点将台上，王立召集军民至校场听点。李德辉、汪良臣等，看着那倚悬崖峭壁用巨石建起的巩固城墙，以及城墙上的瞭望孔、炮台口，心中无限感慨！
　　王立集合好人马，便再次来到李、汪二人之前，拜伏于地道：“罪将王立，屡抗天兵，迎降来迟，愿千刀万剐，以正国法。惟请存我满城生灵性命。”李德辉呵呵大笑，双手将王立扶起，道：“王将军乃忠臣良将，往昔抗争，实各为其主，将军何罪之有？”说罢，将圣旨一展，递与王立道：“这是皇上谕旨，将军自己拜读，便知吾皇的大恩大德了。”
　　王立闻言，连连叩头，接过圣旨，高呼：“万岁！”军民亦齐呼：“万岁，万万岁！”数十年恩仇，顿时雪消冰释！大元一统天下之战，到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随后，王立又陪着李德辉等一行来参观护国寺。该寺乃五代时蜀主王建所建，为祈求护国之意。其大门旁刻有一副对联：
　　城号钓鱼，三江送水开巴堑；
　　寺名护国，孤嶂飞云控蜀江。
　　看罢护国寺，一行人又来至寺西南边看悬空卧佛。该佛乃是就一悬空的崖壁凿成，卧佛身长三丈三尺，肩宽六尺六寸，凭崖而卧，堪称世间一绝，为晚唐时期作品。
　　为安抚军民，李德辉命王立仍任合州安抚使。但为防患于未然，将军民全部迁出钓鱼城，州治亦迁回原合州城，并令王立将钓鱼城及城中房屋设施，尽皆拆除，仅留原有的护国寺，照常供奉香火。至此，这座屹立了三十六年的城堡便完全消失了。而钓鱼城之名及人和事，却历数百年而仍为人们所关注。
　　其一，想当年，蒙古铁骑所到之处，无城不克，无敌不摧，欧亚震动。1258年蒙哥大汗率军十万入川，结果在钓城之下，伤病身亡。蒙哥之死，引发蒙古内乱，各路南征及西征军，纷纷撤回草原，不仅使南宋的历史又延续了二十年，也使得西征的大军未能进入非洲。可见钓鱼城的保卫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二，钓鱼城保卫战成为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以弱胜强的城市保卫战的典型战例。因而数百年来，引来了许多文人墨客前往凭吊，抒发怀古之情。现代中国历史博物馆竟制有钓鱼城的作战沙盘。
　　其三，钓鱼城的烽火熄灭了，而关于对守将王立，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一争论，一直延续七百多年。归纳起来，不外正反两种：正方赞扬王立牺牲自己的名节，救民于水火，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之举；反方则是批评其贪生怕死，变节投敌，违背了传统的华夏文化理念，是个辱没祖宗的无耻叛徒。
　　明弘治年间，合州官府在钓鱼城遗址，为当年的守将王坚、张珏建祠，称“忠义祠”。到了清乾隆年间，合州知州陈大文认为，王立是舍自己名节而保全军民性命，是为大义，不可埋没，且认为熊耳夫人与李德辉对钓城军民亦有再造之恩，故将三人牌位请入忠义祠。但至光绪年间，知州华国英重修忠义祠时，认为王立系无耻的变节之徒，便将三人牌位逐出祠去。
　　合州百姓认为王立等在宋室已亡、宋帝都已降元之后，为全城生灵计，才开城投降，不存在对宋不忠之事，而对百姓却是有情有义。于是另立“贤良祠”供奉王立等三人牌位。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一九八一年在重庆合州召开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上，关于王立的评价，正反两派的观点依然势同水火，莫衷一是。
　　若王立地下有知，定会付之一笑：“百姓心中有杆秤，谁为百姓请命，谁才有资格判伪真！”
　　欲知大元一统江山之后，汪家军如何再立新功，请看下回。
　　

漳县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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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济(潜山)

第三十九回  边省频发羌蛮乱  汪氏连遭将帅殒
　　却说自合州钓鱼城归顺之后，大元便天下一统。元世祖忽必烈甚为高兴，乃召汪良臣赴京进觐，嘉其功劳，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年底，罢四川行省，设秦蜀中书省，良臣改授安西王相。授汪惟正为龙虎上将军，行秦蜀中书省事，为不使其川陕两头分心，而以直臣之子汪惟孝为怀远大将军、巩昌总管知府事，代理巩昌便宜都总帅。这样，加上忠臣之子、时任巩昌副都总帅、佥枢密院事的汪惟益，巩昌汪氏一门在秦蜀中统兵理政的二、三品大员，就有四名，以下的就更多了。真是风光无限，显赫一时。
　　汪氏一门的地位与荣耀，固然是凭几代人的汗马功劳挣来的，但与一些朝中正直大臣的支持和忽必烈的赏识分不开。随着忽必烈的宠臣阿合马权倾一时，许多元老重臣被排挤或架空。这其中与汪氏关系密切的廉希宪、商挺和李德辉等人，相继病逝或贬黜，汪氏的仕途便变得微妙起来。
　　这也就应了那乐极生悲的话吧。汪良臣自京返巩后，还未来得及就任安西王相，便病倒了。头昏目眩，心悸乏力，病势日增。虽经遍请名医调治，竟收效甚微，目益沉重。忽必烈皇子、安西王忙哥剌、阔端王子永昌王只必贴木儿，均派专人前来探视，并遣医送药。怎奈病入膏肓，百药无效。至元十八年春，这位曾在秦蜀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大将，便与世长辞了，年仅五十一岁。讣闻到了大都，朝廷特诏封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谥忠惠。
　　次年，任副都总帅的汪惟益又病逝于任上。
　　是年六月，朝旨罢汪惟正便宜都总帅一职，收其制命虎符，而以蒙将别速贴木儿为巩昌等二十四处军前便宜总帅府达鲁花赤，握总帅府职权。汪惟正只任四川行省左丞，专理民政事务。对于近五十年来，一门三代世袭巩昌便宜都总帅这一要职的突然被剥夺，汪惟正的心中感到空前的失落，同时也对汪氏的前途感到十分担忧：天下才得一统，便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了么？转而又一想，若真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可真是利国惠民的大好事，拥有兵权则反倒会招来隐祸！想到这里，汪惟正又不禁感到欣慰而振作起来。
　　汪惟正虽然兢兢业业忙于公务，但脱离了军旅，毕竟没有以前那样紧张了。夜静更深之时，月下踱步，免不了引动思乡之情。老母娇妻，兄弟叔侄，无不挂怀。遂把昔日习作之诗，低吟浅唱，以做消遣：
　　其一：四月初八日自秦陇返蜀
　　巴蜀峰头夕照残，陇西鄣川路漫漫。
　　离家更忆故土乐，征行休歌蜀道难。
　　剑阁重云山气冷，巴江夜雨浪花寒。
　　男儿莫畏轮台苦，回首长安春未阑。
　　其二：秋日有感
　　落日萧萧照大营，戍楼一望朔云平。
　　三秋孤雁寒无影，万里飞霜夜有声。
　　荒草白骨新战垒，黄花青松旧山城。
　　西踞嘉陵将军志，一统天下君王心。
　　至元二十一年七月，云南奏报：“腾越、永昌、罗必丹等地诸蛮，聚众谋反。”诏令四川行省讨之，以都元帅也速带儿总领军马，行省左丞汪惟正负责筹调军需。
　　巩昌汪家军在四川征战近四十年，川中军民甚是敬畏。对于羌蛮等边民，汪氏尤多采取恩威并施、以安抚为主之策，每每能做到事半功倍、传檄而定。此次一接诏旨，也速带儿心知仍应依靠汪家军平乱，乃与汪惟正商议进军之策。
　　汪惟正为了平乱大计，尽心筹划。自与参政曲里吉思率军出黔中，取五溪洞蛮；佥省巴八率军出播州、思州，讨散毛洞蛮；李庭玉率夔州军与都元帅脱察之澧州军合讨沅州土蛮。诸将凿山开道，齐头并进，又分头晓谕诸蛮酋长：降者免罪。
　　那些蛮夷闹事，大多因地方官吏仗势欺压、管理不当所致。一经大军压境，破关斩隘，众酋长自知不敌，闻降服免责，遂纷纷率众而降。不到半年，骚乱即定。
　　其时，权奸阿合马祸国殃民的罪行被揭露而身败名裂，安童、耶律铸等重臣重新辅政。汪惟正在向朝廷报捷之时，趁机陈述了汪氏一门三代人，在四川战场上的艰辛，以及目前仍有多人从军的现实，提议恢复汪氏巩昌便宜都总帅职务，以便对秦蜀方面的军事提调和对羌蛮边陲地区的管理。
　　川南才定，川西又现骚动。原来川西地广人稀，有不少羌人部落，乃羌汉混居之地，统属碉门鱼通司管辖。一日，一伙羌人至碉门来买卖货物，因与当地人争论价格，引起口角。羌人粗暴，其中一壮汉阿哩蛮，乃头人家奴，竟拔刀将一汉妇杀死。市面顿时大哗，奔告官府。鱼通司使高曳夫闻讯，立即遣军弹压，将一干羌人抓住审讯，追查凶手。
　　羌人对官府抬高茶叶价格、勒索羌人，早已心怀怨恨。其首领阿奴版的哥一闻同胞被逮，又惊又怒，乃立即斩断索桥，断绝交通，欲阻止官府来伐。随后又告警各部，联络蛮獠，准备招集人马，攻打碉门。
　　高曳夫闻得羌人即将大弄，忙遣人飞马星夜向四川行省告急。汪惟正得报乃与部将张庭瑞道：“南方才定，已耗人力与钱财。西羌边远之地，疥癣之疾，不宜大动干戈，当安抚为上。”张庭瑞道：“大人所见极是。此本小事一桩，一为羌人暴悍好斗而起，二是当地官府处置不当所致。如若激起民变，导致烽火遍地，则干戈难息。只宜因势利导，恩威并重，以服羌人之心，而后其事可平。”
　　惟正大喜道：“将军高论，正合我意。不知可愿意与下官同往一行否？”张庭瑞拱手道：“大人之命，末将岂敢不遵？只是羌地边远，其人又不懂礼数，何劳大人亲往险地？末将斗胆请缨，代为一行如何？”惟正笑道：“为国为民，岂能惜身？然事已燃眉，我们这就动身吧。”乃立拣精壮铁骑五百随往，务要盔明甲亮，人高马大，以显威武之风。
　　一行人来至碉门，高曳夫接入。汪惟正连夜审清案情。次日，将一干羌人带上大堂。汪惟正居中而坐，高曳夫、张庭瑞垂手站立两旁。高曳夫谓众羌人道：“你等羌人不守法规，闹事伤人，惊动行省左丞汪大人至此，还不快快参拜！”
　　那些羌人以为性命不保，连忙一个个磕头如捣蒜道：“杀人者，乃阿哩蛮，与我等无关。请大人饶命。”汪惟正道：“我已查得明白，你等无罪。先时你等受到连累，我且赏你等每人茶叶两斤，即日由我们这位张将军送你等回家吧。” 羌人们闻得放其回家，已是喜出望外，不意还能得到自己喜欢的茶叶，更是高兴得了不得，一个个又是叩头，又是称谢。
　　张庭瑞带上卫队，便与众羌人人一同上路。在路上，张庭瑞指着自己骑的马谓众羌人道：“这马就是人称白马将军汪总帅骑的大白马。总帅叫我骑了他这匹马，代表他送你们回家，并去见你们的首领，说明情况，化解误会。汪总帅已经吩咐官府善待你们，并与你们友好通商。你们也要好自为之，不可胡搅蛮缠，杀人越货。否则的话，哼！你们看我们这些铁骑雄军！”
　　羌人们闻言，俱道：“我等岂敢胡来？都是那个头领的家丁，平素仗势欺人惯了，才惹出事端，连累了我等。”张庭瑞道：“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他这是咎由自取。待与你等首领见面后，再交给其处理，你们看可好？”众羌道：“他那是死有余辜。首领也不会轻饶了他。”
　　这天来到羌人地界，张庭瑞吩咐留下两个羌人引路，在后缓缓而行。叫其余的人先行回去，报知首领来接。
　　羌人首领阿奴版的哥见族人平安归来，又听了他们一番言语，自知与官府翻脸定要吃亏，便也借梯下台，率众人来接张庭瑞一行。
　　阿奴版的哥远远望见一队铁骑雄纠纠而来，为首一匹白马上端坐着一员将官，便连忙弃刀摘弓，策马来迎，伏地叩拜道：“昨日我们占卜，就知道今天有个白马将军从东方来。今天果有将军到来，这是神灵保佑我们羌人。”张庭瑞见状令将士们后退数步，自己上前扶起阿奴版的哥道：“首领请起。汪总帅知道首领贤明，故命本将军将贵部众送回，以消除误会，且已严令官府今后不得再欺压羌人，同时发给文券，允许汉羌自由贸易。首领意下如何？”阿奴版闻言，喜出望外，忙道：“谢汪总帅恩典，也谢将军不远千里而来，为我羌人造福。”说罢，自在前导引张庭瑞一行进入羌寨。
　　张庭瑞见羌首领执礼恭敬，心中甚慰。乃吩咐左右将礼物呈上，道：“这小盒中是纹银百两，大盒中是茶叶百斤，是汪总帅赏给贤首领的。另外，总帅叫下官转告，其本欲亲自前来，一因身体不适，二来又有要事不能分身，故而叫他这匹心爱的白马龙驹，代他前来，以示盟好。请首领收下宝马，作为纪念。”
　　阿奴版大喜道：“总帅如此厚赏，我羌人怎能担当得起？请将军转禀总帅，今后我羌人绝不会滋事生隙。”张庭瑞道：“如此最好，两利双便。我公事已毕，这就要回去复命了。剩下的最后一点事，就是将杀人闹事的阿里蛮交与贤首领处置。望贤首领乘公严惩，以儆效尤。”说罢一挥手，随从即将捆绑的阿哩蛮推上前来。
　　阿哩蛮来到阿奴版面前，双膝跪下，叩首不止，额血与汗珠齐下。阿奴版见了，虽心有不忍，但此时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乃谓之道：“阿哩蛮，不是我不饶你。杀人偿命，国法不容。你且放心，你父母妻子，我自会照应。”说罢，接过左右递来的腰刀，一刀将阿哩蛮挥为两段。然后将带血的钢刀呈给张庭瑞道：“请将军将此刀献给汪总帅。我羌人敬服总帅，永不生事。如若违言，就请总帅以此刀斩我头颅！”
　　张庭瑞见了，亦大为感动，双手接过还在滴血的钢刀，道：“贤首领深明大义，言重了！末将佩服。”说罢，拱手而别。
　　自此碉门羌人果然服服帖帖，不再生事。若干年后，汪惟永长子汪泰昌出任碉门等处军民安抚司达鲁花赤；再后来，汪惟孝长子汪伊哥又出任碉门安抚使，镇抚羌蕃诸部，人皆敬畏，地方安宁。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却说忽必烈迭接四川捷报，很是高兴，同时也意识到汪氏在秦蜀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乃于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升汪惟正为资德大夫，调任陕西行省左丞。不久，又召其进京觐见。
　　九月初，汪惟正来到京城。忽必烈召见时，先是问了当年平定土鲁叛乱之事，且道：“均谓你秦巩兵飞刀飞箭，甚是利害，传得神乎其神，果真是吗？”惟正答道：“那不过是微臣叔父汪良臣讨浑都海时，训练的一批开得硬弓、射得准些的一些弓箭手而已。土鲁不知，猝然受挫，以致后来以讹传讹，便成了飞刀飞箭的神话了。实则不值一谈。”随后忽必烈又询及一年前征南和处理碉门之事，称赞汪惟正能把握大局，见机行事，是个文武全才的人。最后又问道：“爱卿上疏，建议恢复巩昌便宜都总帅一职，不知你汪氏兄弟中，哪些人能当此重任？”
　　惟正道：“任人选将本枢密院之事。微臣为国家大局和地方安定计，故有此疏。今蒙圣上垂询，微臣斗胆直言，诸弟之中，二弟惟贤已在中书吏部任职，从弟惟孝现在四川任东道宣慰使，均不宜频动。惟三弟惟和久在总帅府参赞军机，又曾在四川协臣下领兵，大度干练，可当此任。另外，惟纯、惟简诸弟亦能胜任。可由秦蜀行省与枢密院考察选用。此微臣妄言，请皇上圣裁。”忽必烈道：“爱卿知人善任，所荐定然不差。朕当妥为任用。”
　　当月下旬，汪惟正辞驾西返。行至华阴古道，突然遇雨。秋雨绵绵，凉风习习，不巧那段路并无村庄避雨。惟正见风雨不大，又自恃身强力壮，乃冒雨策马而奔。不一会便外雨渗里，内汗蒸腾；内外交加，衣衫尽湿。顿觉腹痛如绞，欲吐不吐，欲泻不泻。途中无医无药，只得在随从护卫下加紧赶路。待至华州城时，已是气少息微，十分沉重了。
　　州官急忙命人请来当地名医诊治，道是病情凶险的干霍乱。此时已阳气虚脱，生命垂危。遂死马当作活马医，权且开了一方：
　　熟附子 八钱     干姜 八钱     炙黄芪 二两     红参 一两     葱白 一握
　　急火煎之顿服。
　　待药煎好后，病人已是牙关紧闭，面色苍白，爪甲青紫，冷汗淋漓，脉绝脉微。须臾便阖然瞑目而逝。年仅四十四岁。
　　讣告飞报京城，忽必烈深为婉惜。立遣吏部侍郎为钦差，前往吊唁，并特赏银千两为丧葬之费。
　　灵柩由华州至京兆，由京兆至巩昌，一路上白幡飘拂。沿途安西王、永昌王及州官、县吏，均拦路祭奠，军民叹息，哀声恸地。陇山垂首，渭水呜咽。盐川墓地，又添新坟。
　　丧事才毕，朝廷旨意便到：追赠汪惟正为广忠协远秉节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之司、上柱国，封南安公，谥贞肃。
　　接着，朝廷又降旨，任汪惟和为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总帅府总管，佩虎符；汪惟孝迁辅国上将军、四川南道宣慰使、巩昌、平凉等处万户；汪惟纯升怀远大将军、同知四川西道宣慰使司事；汪惟简授武略将军、同知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府事。随后又任汪惟贤为中书吏部尚书，成为负责官员遴选任命和调动等重大事项部门的主官。这打破了由蒙古人担任此职能的惯例，足见朝廷的宠信。
　　朝廷对汪惟正的封赠，以及对汪氏兄弟的升迁，且还以兵权，说明巩昌汪氏重新获得了朝廷的信任。汪惟正若地下有知，亦可含笑九泉了。
　　欲知汪家军重掌兵权后，又有何动作，请看下回。
　　
　　
　　

汪济(潜山)

请问小红先生：历史巩昌与现在巩昌有何不同？

也寒

哈哈，楼主大手笔，大手笔呀！
敬佩敬佩。

固始汪永开

引用第74楼也寒于2012-08-28 00:21发表的  :
哈哈，楼主大手笔，大手笔呀！
敬佩敬佩。

汪氏宗亲人才济济，

汪济(潜山)

第四十回  戍边平乱汪家将  旌功追封陇右王
　　话说蒙古自成吉思汗铁木真建国以来，其汗位承袭，并非如汉人的传统嫡长制，而是由忽里台大会选举产生。成吉思汗逝后，由其三子窝阔台继汗位。窝阔台死后，拖延了四年，最后在临朝称制的乃马真皇后竭力打点下，才由其子贵由即汗位。哪知贵由即位才三年就去世了。又几经周折，汗位由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蒙哥继承。蒙哥在钓鱼城之战中受伤，逝于班师途中。经过一番争战，蒙哥的四弟忽必烈，战胜了胞弟阿里不哥，成为大元皇帝。自汗位由窝阔台系转为拖雷系后，蒙哥采取打压异己的措施，从此埋下了诸王不断叛乱的祸根，使成吉思汗的子孙世代为仇。忽必烈夺取皇位后，崇尚汉文化，重用汉将，推行汉人治国制度，更使得蒙古一些贵族心怀不满。是以诸王叛乱此起彼伏，几乎延续了整个元朝。
　　在诸王之乱中，以窝阔台之孙海都为首的西道诸王，影响最大，时间也最长。其不仅与周边的各汗国联盟，还与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联合起来，对付忽必烈。
　　忽必烈在灭掉南宋之后，便腾出手来对付不服节制的诸王。一面遣伯颜率大军驻和林，阻止东西诸叛王之间的联络与会合，一面遣人游说并安抚各部落，同时命征西元帅汪惟能率军屯驻河西，紧守西疆。自己则积极准备亲征诸王。
　　在蒙元帝国的军事打击与感召之下，一些叛王陆续归顺朝廷。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曾孙出伯率众来归时，忽必烈大喜，委其为河西方面的军事统帅，节制甘肃行省等各路军马，包括巩昌总帅府亦听其号令。
　　稳定了西方，至元二十四年，七十二岁的忽必烈率二十万大军，从辽阳出发，挺进兴安岭，经过激战，终于将成吉思汗之弟贴木格的玄孙、东道诸王的首领乃颜擒杀，基本解除了东方的威胁。
　　由于诸王叛乱频作，朝廷长期用兵，极需财力的支持。忽必烈任用亲信畏兀儿人桑哥为新设立的尚书省平章事，主持全国财税大权，后来竟升为尚书右丞相。其一方面大量发行新纸币“至元宝钞”和增加税收以敛财，另一方面又钩考天下钱谷，借以排除异己，任用私人，同时怂恿忽必烈削夺汉人世侯的权势，道：“宋室早灭，岂可让汉将再掌兵权、汉军仍握军械？”
　　至元二十五年，朝廷下旨，改巩昌总帅府为巩昌宣慰使司，以桑哥之弟答剌麻八思为宣慰使兼都总帅并管民政，汪惟和改任副都总帅。次年，又以防范西道叛王为名，命汪惟和率兵北征，听诸王出伯节制。这样，汪氏在巩昌二十四处原有的军政之权，便几乎全部被剥夺了。
　　不久，朝廷又颁诏，令收缴天下汉人兵器。汪惟和奉答剌麻八思之命，回巩昌收缴所辖二十四处汉人兵器后，上疏朝廷，详细呈报了收缴的情况，并说明自己一家兄弟子侄的兵器，也一律上缴了，以后如因征战需要，再与其他汉人一样，到官库中领取。忽必烈看了奏折，心里也有所触动，乃在上批道：“汝家不比他汉人。弓矢不禁，任汝执之。”
　　汪惟和接到兵部转来的皇帝批示，感到朝廷对汪家的信任并未完全消失，心中也就踏实多了。
　　桑哥把持朝廷，征敛太过，引起了朝野公愤。太子伴读不忽木、御史中丞董文用、江淮行御史台侍御史程钜夫等联合皇帝身边的奉御彻里，利用至元二十八年武平大地震之机，向忽必烈进言，谓天象示警，揭发桑哥种种不法罪行，云：“桑哥欺君罔上，蒙蔽圣聪，紊乱朝政，陷害忠良，以致盗贼蜂起、社稷倾危。”等等。忽必烈遂将桑哥罢官抄家。其抄出的珍宝竟有皇家的半数之多。忽必烈又惊又怒，道：“此奴当权才四年，便敛财敌国，真可恶至极！”当即下旨将其处死，并对其党羽彻底查办。
　　通过阿合马、桑哥等权奸欺君误国、肆行不法等事实教训，忽必烈也不免反躬自省。于是对被陷害、打击的汉官汉将，给予平反昭雪和重新启用。不久就撤销了巩昌二十四处宣慰使司，重新设立巩昌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府，恢复汪惟和都总帅兼巩昌府尹之职，仍佩虎符。任汪惟能为征西都元帅，接替原任都元帅、蒙古人相威之职，听诸王出伯节制，率所部屯田沙州、瓜州，长期戍守，以拱卫西疆。以后又相继任汪良臣第四子汪惟永、汪惟纯第四子汪舜昌，为征西都元帅。使得征西都元帅成为巩昌汪氏又一世袭军职。直至元末顺帝时，仍有征西都元帅汪只南见于史册。因其军均着红袄，故人称红袄军，实则原是巩昌汪家军的一部分。
　　至元三十年，受盘据西北的海都蛊惑，吐蕃作乱。诏命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和率军征讨，同时命汪良臣次子、任明威将军、保宁等处万户的汪惟简，率刚刚平定松潘叛羌的得胜之兵万人往助。两人分道征进，很快讨平叛军，安抚了百姓。朝廷赏以金甲、鞍辔。再次显示了巩昌汪家军在镇抚吐蕃及羌蛮等区域中的重要作用。
　　不久，江淮行中书省右丞汪惟贤，迁陕西行省平章。其第三子隆昌又娶了永昌王别贴木儿的女儿月鲁贴尼公主为妻。至此，连同汪良臣、汪惟勤，汪氏有三辈人成为驸马。这下更是双喜临门，巩昌汪氏又大大热闹了一番。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代雄主、元朝开国皇帝、八十岁高龄的忽必烈终于寿终正寝。伯颜等大臣遵遗诏，拥立皇太孙铁木儿登业，是为成宗，改年号为元贞。尊忽必烈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将其葬于祖先茔地起辇谷中。按照蒙古习俗，深埋不露，由万马踏平。待来年春夏草绿之时，便没有了痕迹。
　　成宗即位之后，云贵地区叛乱频发。大德四年（1300年），西南洞蛮诸多部落首领，首先发难。因其寨落甚多，遂称八百；而又因是一个土官之妻名叫蛇节的为首，故称“八百媳妇”。这蛇节生得美丽而又武艺高强，矫健勇猛，喜穿红衣，人称“红娘子”。
　　成宗接得牒报，乃命云南行省右丞刘深讨伐，同时命在周边地区征调民工及马匹。这又引起社会更大骚动。川南顺元土官宋隆济率众抗拒官府征调，且谓众人道：“官府征你等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于是各地奋起响应，攻州占县，斩杀了贵州知州张怀德。
　　朝廷见云贵骚乱日炽，乃遣保宁万户汪惟简与四川道宣慰使司都元帅阿答赤、将军巴剌等专剿宋隆济。汪惟简不顾瘴疠之气，不畏山高路远，率军奋勇当先，亲冒矢石，力克木角寨。又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苦战，击败叛军，同时招降了顺元宣抚同知宋阿重。宋阿重乃将其叔宋隆济擒杀，顺元遂平。
　　刘深出征，屡屡损兵折将。成宗大怒，将其斩首，改遣云南行省平章也速带儿、行省参政汪惟勤率军征剿。汪惟勤深入洞溪，剿抚兼施。部将曹友庆，身穿重甲，手持利刃，率军奋勇向前；炮翼元帅汪履昌，携飞炮强弩，挫敌锐气，毁敌辎重。蛇节乃孤注一掷，冒死冲锋。汪履昌暗思：“此必为贼首，当来个擒贼先擒王！”乃命集中炮火待命，自己目测距离。待蛇节一入圈内，履昌手中红旗向前一指，同时大喝一声：“放！”“咚，咚！”连声炮响；“嗖，嗖！”弩箭齐发。敌阵中数十人落马，鬼哭神嚎，顿时大乱。
　　汪惟勤挺枪纵马，督军猛冲。曹友庆早已驰入敌阵，连杀数人。时蛇节已为火炮所伤，面焦黑，眼朦胧，又身中数箭，只好伏鞍狂奔。正是慌不择路，恰巧撞至惟勤马前。惟勤顺手一枪刺中其马，蛇节被摔于地上，被随后追来的曹友庆擒获。
　　贼首既已被擒，蛮军大溃，各自逃命。八百媳妇之乱遂逐渐平息。论功行赏，大德七年，汪惟勤升任云南行省平章、光禄大夫、大司徒。
　　大德十年，云南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再次发动叛乱。时任云南行省右丞、原征西都元帅的汪惟能率兵征讨，平章也速带儿率兵夹击。两军会师曲靖，大破叛军。俘获阿邦龙少，斩于军前。余众溃散，祸乱遂平。
　　大德这几年，汪氏一门三兄弟，相继远征云贵，建功立业，巩昌汪氏的业绩又上了一个台阶。先后又有一批人进爵统军：汪翰臣长孙仕昌授镇国上将军、甘肃西宁等处巡边都元帅，驸马汪隆昌以翰林学士晋阶光禄大夫，原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安昌改任庄浪路总管，汪惟正次子汪寿昌继任巩昌便宜都总帅，后又转任陕西行省参政，而由汪惟和长子演知哥继任都总帅，兼巩昌府尹，汪惟贤长子元昌任淮东淮西道宣慰使，汪惟明之子智昌、惟勤次子兴昌，均入选翰林学士，进阶直奉大夫。特别是汪惟永长子泰昌，被任为云南碉门安抚司达鲁花赤。此职的任命打破了忽必烈时，只有蒙古人才有资格委任的铁律，可见朝廷对巩昌汪氏的重视和信任。
　　就在大德十年的盛夏，陇西一带暴雨如注，数日不止，漳河之水猛涨。一个惊天响雷之后，盐川小井沟上首约三里处山体突然滑坡。一场罕见的泥石洪流，顺着河道倾泻而下，顿时将小井沟的盐井深深地埋入了地下，幸好因久雨无法制盐，人们才侥幸逃过此厄。
　　雨过天晴，望着被湮没的盐井，人们甚为叹息。时任巩昌便宜都总帅的演知哥，召集家族之人，商议处理盐井之事，道：“盐井乃我巩昌财赋命脉。几十年来，一直依靠制盐贩盐，换来粮食、马匹，支持着汪氏几代人的军功伟业。现在一场泥石流，将盐井化为乌有了。大家看看该怎么办，如何修复？”
　　时任庄浪路总管的汪安昌，正好省亲在家，挠着头，啧啧连声，道：“恢复盐井虽是大好事，但这要投入多少人力、消耗多大财力啊！划算吗？”汪仕昌、汪泰昌则道：“若不恢复，这明摆着是捧着金碗讨饭哪！只要咬咬牙，花些钱，出些力，将其恢复了，就是一本万利、一劳永逸之事啊！”大家七嘴八舌，各说各的理，难以定论。
　　越日，汪寿昌正好从陕西行省归来省亲。演知哥道：“好了，好了。寿昌兄见多识广，且听听其有何高见。”
　　汪寿昌倾听了众人意见之后，略一沉吟，便道：“我看这是天意，还是顺其自然，暂不恢复的好。”众人诧异道：“什么天意？自然？你把话说明白点。”寿昌不紧不慢道：“大家都只看到盐井不复，实在可惜；若要恢复，又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事在两难。但这盐业历来是朝廷管制，战乱之时，无人顾及到此。现在天下大定，若大规模修复，动静太大，便有违法之嫌。我们汪家也不一定要靠这盐井来过日子，何必冒着违法的风险，出力花钱去将其修复呢？”众人听了，一时都无话可说。接着汪寿昌又压低了声音道：“俗话说：树大招风。我等不能因为这个事授人以柄啊！”听了寿昌这最后一句话，众人如梦初醒，均道：“有理，有理！寿昌兄果然见识非凡！我们不能冒险去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修复盐井之事乃就此作罢。待七十年后，明洪武年间，才由朝廷疏浚盐井制盐。那是后话了。
　　汪安昌见家族兴隆，人才辈出，乃与时任便宜都总帅的演知哥等人商议，在老家建了一个大厅堂，起名为“乔木堂”。以示这一家族象一棵由先辈栽培起来的乔木，现在枝繁叶茂，全族当世代维护、继续培育，使之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堂成之后，汪安昌特请与汪家交情颇深的大文人姚燧，写了一篇《乔木堂记》，刻碑以志其事。文曰：
余读孟氏书,至所谓故国者,非谓乔木,而谓世臣者。叹汉之通侯,其鼻祖头蓬葆而手胼胝,百战以得之.子孙恃其有王与民,相师非度,传才一再,罪以国除,其善失者坐酬金巵,恶而免耳,幸复念功徳，世续之。无几何时，已后效前。呜呼!尚何有于故国世臣者，今兼有者才汪氏。盖义武公以金亡，明年乙未，开壁天门山来归，而有陇西廿有四州之地，介于羌浑氐凉之间，将其众首残全蜀。诸子显者，忠让、忠烈、忠惠、忠烈子忠肃，三世五公。忠让推节其弟，忠烈从宪庙伐蜀，尽瘁死绥，忠惠斩叛将敦煌，忠肃擒叛王，略畔国家皆恃为西陲长城。自外将相，使牧犹廿有余人，名以世，世通侯，而岂惭焉！中统之末，诏夺强诸侯之世其土者，俾不得而有转使牧州。独是一门，父死而子以继，兄终而弟可及，旄钺相后先，圭衮相焜煌。自乙未至庚戌，七十有六年，袭守其土而不变，非列圣私之，亦克终为下有以致也。呜呼！不曰故国，谓之何哉！校今名臣，无亚匹者。忠让之孙怀远大将军庄浪路总管安昌，求名其堂为“乔木”，且语其故曰：“国固不赖乎乔木。”以为故然，无是亦以之，知为故国何？则其始也，世臣树之，自夫甲拆而蘖培、而溉之、而拱把，不枉斧斤，使得全其天年，而后至于乔其极者，可表以百寻。不然，世臣去之，故国迁焉，则亦何颜而存，为匠石所寻资矩矱矣！虽有条枚萌蘖之生，樵苏利之，牛羊牧焉，几何不为牛山之濯哉。则人所树也，南北异宜，南方气燠叶斾斾，然凌冬不改，必春而新叶，挺出而始陨，箨其乔也。《易》故厥木维乔，《书》载惟扬南有新木，《汉广诗歌》北方气寒，木生于春而夏以长，秋而零，冬藏之根，生才半年，陇西得金气之先，而寒逾早，其迟于乔也逾倍他方，而史迁曰：“十年种木，百年种德。”观今十年纔拱把耳，虽乃鼻祖树于种德之初，至今七十六年，未必能百寻。其百寻者，非贯千岁不能以至。君能知乃祖，种德之难亦迈种之自身而子而孙而云仍期百寻乎，千载之后则为国益固，而臣之世数益多则乔木者，岂不与故国世臣相始而相终欤。是为记，其年二月清明书于神州客舍。
        该文极力赞扬自古至今，能将功业世代相传的，只有汪氏一家。此时的汪氏，已历四代，三世五公，出将入相，国家皆恃为西陲长城。最后希望汪氏子孙继续发扬祖德，云云。
        汪安昌也兴致勃勃地赋诗以志此事：
　　有志方知事竟成，高士相与细弹评。
　　让将乔木称前辈，种得好花待后生。
　　三世忧勤为国事，一门忠烈尽臣心。
　　先人旧泽欣犹在，堂构青简百代铭。
　　九年之后，已是英宗硕德八剌在位。这英宗励精图治，除弊兴利，起用老臣李孟，提拔名相安童之孙拜住为中书平章事，重用名将按竺迩之孙赵世延，同时追封一批前朝功臣宿将。在拜住和赵世延的大力推举下，朝廷追封前巩昌便宜都总帅陇西公汪世显为陇右王，并追封汪惟益、汪惟和为陇西公，汪惟贤为南安公，汪惟勤为梁国公。加上原来的忠臣、德臣、直臣、良臣和惟正等五位国公，汪氏一门已是一王九公了。
　　诏敕到时，巩昌盛况空前。永昌王之子荆王也速也不干、安西王月鲁贴木儿等王爷亲来祝贺。那些所属州县的文官武将及亲谊故旧，如赵阿哥潘曾孙、云南左丞赵德寿，按竺迩之孙、赵世延之兄怀远大将军赵世荣，祁连哥之子、临洮府尹兼同知巩昌都总帅府事的祁安，王钧之孙、同知平凉府事的王子萌，李庭玉之孙李若溪、包甲玉之孙包措洛桑等，更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一时间，冠盖如云，热闹非常。
　　时任云南行省左丞兼云南诸路廉访使的汪寿昌，因此次盛典，便引发了要把有关汪家资料汇编成书，以保存史料的想法，便与其兄武略将军、成都万户府万户汪嗣昌商量着收集、整理，于英宗至治三年，撰成《陇右汪氏世家勋德录》一书，并请国史院编修虞集写了序言，以感颂皇恩，彰显祖德，同时也激励后昆，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承继和发扬先祖的业绩与功德。但很可惜，该书在清代就已失传，现今只留有虞集的序文存世。
　　欲知汪家军在元廷以后的帝争中如何动作，请看下回。

汪济(潜山)

第四十一回  两帝争雄烽烟起  二汪分属决策难

　　话说英宗即位之后，提拔重用拜住、赵世延等名臣，追封了一批前朝的功臣宿将，便招来了飞扬跋扈的右丞相铁木迭儿与中书省平章政事的黑鲁、徽政院事使失列门等一班奸党的仇恨，密谋刺王杀驾。阴谋败露后，黑鲁等被处死，只有铁木迭儿的走狗、御史大夫铁木漏网。
　　铁木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诸王按梯不花等又结成死党，再次伺机谋逆。
　　至治三年八月，英宗与拜住等一行人，在由上都回大都的路上，宿营于上都百余里的南坡店。
　　当晚铁木一伙与串通好了的皇宫宿卫阿克苏等，闯入行宫，杀死了英宗及拜住等一班人。然后由诸王按梯不花与也先铁木儿等，往漠北迎元世祖忽必烈长孙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为帝，改元泰定。使皇位由忽必烈次孙成宗铁木儿一支，转到长孙晋王甘麻剌一支。这就为后来两帝之争，埋下了祸根。
　　新皇即位，论功行赏，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原晋王府长史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铁失知枢密院事。其一帮党徒亦各个升官。
　　铁木等种种不法罪行，引起公愤。宗王买奴觐见新皇，屏退左右，密奏其谋逆弑君的逆天大罪，且道：“陛下不讨逆贼，反委以要职重权，天下会以为是陛下之谋呢！况且其敢于谋弑先皇，焉知其不敢谋害陛下么？陛下应当机立断，除此逆贼才是。”一席话说得泰定帝顿然惊悟，乃亲写密旨，交买奴施行。
　　买奴得了诏书，立即率军将铁木、也先铁木儿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南坡之变至此才算告以结案。
　　只是这泰定帝痴迷佛教，广建寺庙，金饰玉妆，耗资无数，以乞长生不老，江山永固。哪知事与愿违，龙体每况日下，便想去上都游春解闷。乃命西安王阿剌太纳失里及答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守大都，自率后宫、太子及丞相倒剌沙等北行。不到半年便晏驾上都。
　　泰定帝一死，由于太子年幼，上都之事，便全由丞相倒剌沙主持。一面操办丧事，一面通知大都留守官员并讣告天下。
　　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执掌军机印符，听到泰定帝驾崩，便萌发异谋，要拥立武宗之子于大都继位，自己好建不世之功。乃与阿剌太纳失里密商，召集心腹，妥为布置后，再召百官入宫听命，道：“武宗皇帝有二子，孝友仁义，闻名遐迩。如今一在漠北，一在南疆。这天下本是武宗的天下。武宗仁爱，让皇位于仁宗。仁宗之后，本应归还武宗之子，却传位于己子英宗。英宗之后，又将皇位移于旁支，是属大大不公！且传承紊乱，有碍社稷。今日当正大统，尊位应归还武宗系。有胆敢不从者，斩！”一个“斩”字出口，已有数十名武士手持利刃奔入殿中。刀光剑影之下，百官吓得瑟瑟发抖，谁敢异言？
　　鉴于武宗长子周王和世竦远在漠北，燕铁木儿等便决定就近立在江陵的武宗次子怀王图贴睦尔。
　　八月底，怀王图贴睦尔来到大都，燕铁木儿等，即劝其登基称帝。图贴睦尔道：“王兄周王尚在漠北，我怎能僭越称帝？”在众臣一再劝说下，怀王方答应暂且监国，待日后从漠北将周王迎至大都以承继大位。
　　此时上都方面闻得图贴睦尔已在大都监国，深感后制于人。丞相倒剌沙乃集梁王王禅、辽王脱脱、右丞相塔什特木儿、太尉不花等群臣，拥立九岁的太子阿速吉八即位称帝，并先发制人，遣诸王失剌、平章乃马台、詹事钦察等率兵往袭大都。
　　大都方面闻得太子阿速吉八称帝且遣军杀来，燕铁木儿乃率百官伏阙上书，恭请怀王称帝，道：“泰定帝得国本已违祖训，且又是勾结铁失等乱臣贼子弑君夺位的，是以皇天不佑，数载即亡。现其幼子年仅九岁，居然也称孤道寡，再篡神器，如何能服天下人之心？故请大王早正大位，方能名正言顺，发兵讨逆，以安天下。”怀王仍以兄长在外未归为词辞谢。
　　燕铁木儿道：“大王若再推辞，恐冷了众人之心。人心一散，大事去矣。那时不仅臣等身败名裂，恐怕大王也难脱干系哩！”怀王闻得此说，便也就顺水推舟，于九月在大都即皇帝位，史称文宗。改元天历，颁诏天下。同时调兵遣将以迎击北军。双方在长城一带摆开战场激战，一时尚胜负难分。
　　两帝之争已成事实，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地方的政权和军队。各地军政大员亦必须迅速做出谁是合法皇帝的判断，以支持之。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各有各的判断和考虑，有支持大都的，如河南、湖广、江西等行省；有支持上都的，如浙江、陕西、四川等行省；当然也还有些暂持观望态度的。
　　地处中原的大都政权，虽顿时有四面受困之感，但毕竟据有全国版图的中枢要位，在人口、资源和经济上，均占有优势。于是除紧急调兵加强居墉关、古北口以防北军外，命万户孛罗等紧守潼关，襄阳万户杨克忠等守武关，以防陕西军直向东来；命湖广加强归州、峡州的守备，以防四川军沿江东下；同时命同知枢密院事也速台儿，率兵防守太行山及雁门关一带。两方对峙，剑拔弩张。
　　燕铁木儿一面亲自率军迎战北军，一面想法稳住与上都势力接壤的西北方面陕、甘两省的局势。先召陕西行省长官至京议事，以便笼络和控制，但当即遭到拒绝。原来陕西行省平章只儿哈、探马赤，行台御史马扎儿台，俱是泰定帝时提拔的地方大员，当然支持上都，而当时阔端之后的也速也不干，因封荆王而去了湖广，接替其坐镇京兆的靖安王阔不花，是晋王甘麻剌的庶子，与泰定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自然也是支持上都的。所以在后来朝廷又派西台御史剌马黑巴到陕西，劝其支持大都时，不但无效，反而被杀了。
　　对于陕西方面的不合作，文宗特遣使持诏，到持观望态度的甘肃行省，想劝其归顺大都，从而牵制陕军东进。但当使者经过陕西境内时，即被拿获并将其送往上都处置。
　　此时的巩昌汪氏，已感到目前天下复杂的形势，对这一家族将产生巨大的压力和影响。这时，接替演知哥为巩昌便宜总帅兼巩昌府尹的，是汪惟纯的次子汪延昌。因其个头较小，故人称“小汪总帅”。虽说是总帅府，却是属于陕西行省管辖。支持谁、反对谁，是行省长官的事，总帅府只有奉命征战而别无选择。
　　汪延昌清楚地知道靖安王与陕西行省是支持上都的。撇开谁胜谁负的形势不说，自己的堂兄汪寿昌在泰定帝时，已从云南调往京师，擢升资政大夫，同知宣政院事，现正在大都。而今两帝相争，两都火并，使得巩昌汪氏已被绑在对阵的战车上，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两派，甚至要兄弟相残了。
　　九月二十日，靖安王传谕陕西诸道发出讨逆的檄文，已送达巩昌总帅府。汪延昌忙召诸部属商议对策。多数人认为当今之势，只有奉命行事；也有人提出，事关重大，情况不明，还是暂时敷衍，待以后形势明朗了，再作定夺。
　　汪延昌环视众人，忧心忡忡地道：“现在情势，论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两边都有理；论实力也不相上下。故而谁能最后胜利，实在难以预料。一步错，步步错。这关系到我们巩昌汪家军的生死荣辱啊！”对于这天大干系，众人也无所适从，久久不敢表态。
　　沉寂了半响，汪延昌叹了口气，道：“听天由命吧。想当年世祖爷与阿里不哥争雄，我巩昌总帅府亦无主见。只是听了京兆廉希宪大人的安排，北破浑都海，南擒乞台不花，稳定了川陕大局，故而得到朝廷宠信，握虎符，掌兵权，追王封公。到如今我看也还只能奉命行事。至于成败利钝，尽人事，听天命吧。”
　　汪氏旧部武思诚之孙、现任成州元帅的武宇平道：“总帅言之有理。且不说以后成王成寇吧，就观眼下形势，我们能逆命去支持大都吗？恐怕是兵未至京兆，便‘出师未捷身先死’了，何谈保全巩昌军民呢？”门下将军曹晟亦道：“我等奉命行事，若胜，当然是大好事；若不胜，以后追究起来，大不了只是从犯，丢官夺爵而已，难道其能杀尽这一半军民？”众将闻言，齐声附和道：“二位将军之言不差，望总帅决断。”
　　汪延昌见众口一辞，略一沉吟便点头道：“好！既如此，我等一面遵命集结人马，准备粮秣，同时大家心眼活一点，能拖就拖，拖一天是一天。再说明一点是，迫不得已刀兵相见时，也要灵活些，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但也不要往死里打，以便留有回旋余地，以后好做人。”众人一齐称是。
　　汪延昌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如此一来，我那寿昌兄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默然无语。独临洮府尹兼同知巩昌都总帅府事的祁安道：“总帅与诸位放心，寿大夫与我等当前的处境相同。虽然艰难，但尚无性命之忧，大家不必多虑。”延昌道：“祁兄说得对。我兄官高爵显，又为人厚道稳重，而且大都方面也要收揽人心，我巩昌实力，对方也不会小觑。”
　　裨将包措洛桑迟疑道：“我们能否与寿大夫暗通消息，商议而行呢？”延昌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大都及陕西省均防范甚严，只要一处露馅，就有口难辩，大家都得完蛋。不如就这样遵命行事，各自保平安吧。”
　　不过三天，靖安王及行省的公文即到，命令巩昌总帅府发兵两万，自带粮草，于旬中动身，月底必须赶到潼关一线。来使阿速不花就在巩昌督办有关事宜。
　　事已至此，已毫无回旋余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汪延昌只好立即召集将佐，部署出兵之事。
　　九月下旬的巩昌地区，已是寒风瑟瑟，黄叶飘零。汪延昌率军在“勤王讨逆”的大旗导引下，缓缓东去。虽然也和往常一样，军容严整，旗帜鲜明，但在许多出征者和送行人心中，都有着一丝说不出的担忧和不安。
　　陕西联军是由陕西行省辖区内，各元帅府调集来的五六万军队组成的，而两万汪家军正是这支联军的主力和中坚。十月初便由潼关而出，一举击溃了河南行省在陕州驻防的一万多兵马。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往南进取襄阳；一路过黄河往北，去取长治；而汪家军则一直向东挺进，二十二日便攻占了洛阳，接着直扑要塞虎牢关。
　　就在陕西军东出潼关之时，北军在居墉关、榆林一带连连受挫。最后被南军打败，梁王王禅带着残兵败将逃往上都。燕铁木儿命齐王月鲁贴木儿、元帅不花贴木儿，率军随后追击。辽东诸王也先贴木儿、辽东行省平章秃满迭儿等响应上都，率军进袭蓟州时，也被燕铁木儿之弟撒敦击溃而逃回了辽东。
　　正当大都弹冠相庆的时候，洛阳失守、虎牢关告急的牒报又摆到了文宗的案头。还未来得及商议对策，又有紧急军报传来：“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响应上都，正在厉兵秣马，公然叛乱！”
　　文宗君臣迭接军报，未免忧虑。虽然北军、辽东军均已败走，然毕竟未灭，随时都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若是陕西军兵临城下，四川军进扰江淮，那不仅是天下大乱，朝廷也就岌岌可危了。
　　近日因功晋爵太平王的燕铁木儿道：“陛下勿忧。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着湖广行省阻四川之兵东下，令江西、两广调兵运粮为援；微臣自率大军往援河南，与陕军决战。”文宗道：“朝中全仗爱卿提调，岂可远离？况且京中之军已是不多，除拱卫京师外，还要提防山西等处，能有多少兵马可调？”众臣附和道：“是呀，京师重地，岂能无重兵防守？”
　　众人议论纷纷之时，忽一人上前奏道：“微臣汪寿昌冒死进言，请陛下先赦微臣死罪。”文宗道：“爱卿有事大胆奏来，朕不罪你。”寿昌道：“微臣乃陇右王之后，与巩昌总府血脉相连。现巩昌兵随陕军东出进犯河南，便是叛逆，故微臣应是连坐死罪。”文宗还算是明白人，深知汪氏将吏遍及各地，不可小觑，便安慰道：“爱卿无须自责。巩昌隶属陕西省，自然奉命行事，难以自专。这也恐是迫不得已，此事以后自有公论。不知爱卿现有何退敌妙策？”
　　寿昌叩了一个响头，方才起来奏道：“微臣以为当今天下大势，看似纷乱，实则无碍。目前最要紧的是擒贼先擒王，其余各处均以守为主。一旦上都败亡，天下传檄可定。”燕铁木儿道：“大夫高见。请问如何施行？”寿昌道：“辽东兵败之后，心中必忐忑不安。朝廷可赦其罪，令其立功自效，以除上都一臂。再改调防辽之兵，配合齐王合攻上都，同时颁诏天，下，赦从逆之人，以瓦解其军心。我料不过一两个月，上都可定。眼下河南局势虽然吃紧，但可令其依城凭险坚守，以老其师。我援军只须南下沿河布防，阻陕军北渡，京师自然无虞。而陕军东进受阻，北渡不成，只在河南一地打转，能有何作为？且陕西自泰定二年以来，大旱至今，已有四载，陕军粮饷必然匮乏，难以久持，故实不足畏。其次，除严令湖广军依山锁水紧防川军东出外，可多遣细作至川中广散流言，就说上都已破，陕军溃败。囊加台必犹豫不敢贸然轻进。待其明白过来时，大局已定，就该朝廷遣大军去收拾他了。不知陛下与太平王以为微臣的见解如何？”
　　燕铁木儿闻得汪寿昌一番宏论，不竟大为称赞道：“汪大夫所论甚是。望陛下颁诏施行。”众大臣亦点头称是。文宗见众口一词，料无不妥，遂诏令各处，或攻或守，依计而行。
　　再说汪家军至虎牢关下，守关主将万户阿速孛罗，有勇无谋，不知紧守关隘为要务，而是轻敌冒失出战。汪家军一触即溃，阿速孛罗刀纵马，率兵奋勇紧追，一直赶了十几里。汪家军沿途丢盔弃甲，旗鼓满地。
　　阿速孛罗见了，不由得呵呵大笑，谓左右道：“汪家军徒有虚名，实乃一群乌合之众，怎敌我蒙古铁骑！”言未罢，只听得一声炮响，左边山上冲下一支人马，为首一员大将，手舞大刀，正是巩昌勇将武宇平。右边河谷之中，也拥出无数人马，截住退路。原先假装败逃的祁安，亦整顿军马，反身杀回。至此，阿速孛罗方知中了汪延昌的诱敌之计，只好舍命冲杀，闯出重围，急欲回保虎牢关。
　　哪知才到关下，就见关上一阵鼓响，旌旗顿竖。一员将官手扶箭垛，高声道：“我乃巩昌总帅汪延昌，奉命袭取此关。念我等原是同殿之臣，也不趁人之危，追杀于你，请好自为之吧。”这一席话，把阿速孛罗气得半死。欲待复夺关隘，不要说追兵将至，就是后面没追兵，凭自己这点残兵败将，怎能攻得进去？正犹豫间，武宇平等率兵渐至。阿速孛罗心知丧师失关，左右是个死，乃长叹一声，拔剑自刎而亡。所部将士，顿时做鸟兽散。
　　虎牢关的陷落，使汴梁的门户洞开。河南行省平章阿礼海牙，深知河南若不守，则大都岌岌可危。于是一面调集各路军马及钱粮，加强汴梁防务，一面迅速收缴民船，防止敌军渡河北上。
　　陕西联军由于出兵仓猝，虽已入冬，而将士们仍然衣衫单薄，再加上粮饷不济，便成了强弩之末。勉强来到汴梁城下，对着城高濠深的坚城，连攻数次，均告失败，遂屯兵于城下，两下你攻我守，相持数月，不分胜负。
　　欲知对峙的两军究竟谁胜谁负，请看下回。
　　
　　

汪济(潜山)

第四十二回  文宗赦免巩昌军  寿昌救济陕西民
　　却说南北两军在长城一带交锋，北军连战连败，最后北军主帅梁王王禅，只好率败兵回到上都。朝野便立时陷入惊恐之中。虽然不久便传来陕军破关东出，连战连捷，以及四川又有遥相呼应之声，但那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齐王月鲁贴木儿率南军已对上都形成了包围之势。泰定帝皇后听到的敌军渐至、己军屡败的消息，望着不谙事理的幼主和无计可施的众大臣，不由得暗暗垂泪，整日里哀声叹气，束手无策。
　　王禅再次率军与南军交锋，仍是大败而归。又闻得辽东诸王已归大都，便知颓势难挽，大厦将倾，乃带了一支人马，假托夜间出城劫营，便逃之夭夭，自寻活路去了。
　　第二天众人不见王禅回转，心中更为恐慌。丞相倒剌沙见状，决定改换门庭，以求富贵。乃密遣人出城与齐王联络，约期献城。
　　次日，齐王率大军来至城下，倒剌沙大开城门，亲自捧着皇帝玉玺，率百官屈膝道旁，迎大军入城。
　　随着上都的陷落，历时四个月的两帝之争，到此结束。剩下的就是如何对逆臣叛将的处置了。
　　文宗恨不得将这些叛逆之臣一个个斩尽杀绝，但许多诸王及大臣们都坦诚进言，认为天下初定，应以稳定大局为重，对叛逆之人要分别处理，以服人心。御史中丞赵世延道：“对叛逆之臣不可不办，亦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严办。首逆者从重严办，胁从者从轻惩治，方能彰显我主盛德，安天下人之心。”荆王也速也不干道：“赵中丞所言甚当。一些地方将吏，误从上都，或身不由己，朦胧出兵，陛下当宽大为怀，纵有罪恶，也只宜夺官罢爵；至于一般胁从者，可分别不同情况，从轻发落，或不予追究，令其戴罪效力即可。绝不能弄得人人自危，以致祸乱又起。”
　　文宗从众臣之言，依议将倒剌沙等一班叛逆首要分子，以及后来逮住的王禅处死；诏谕四川的囊加台息兵止武，重归朝廷；对传檄陕甘、起兵东犯的靖安王阔不花专诏切责，令其罢兵认罪，开恩仍保留王位；对陕西行省主要官员，如平章只儿哈、探马赤，行台御史大夫也先贴木儿、御史马扎儿台等，予以削职为民等等。诏令一出，人心即安。
　　只是众人对巩昌便宜总帅汪延昌的处置，争议颇大。其率军攻州夺府，席卷大半个河南行省，论罪即使不致死，至少也应削去兵权，待罪思过。但这样有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甚至使川陕两省再起动乱。
　　巩昌汪氏本是阔端的家臣，现后王荆王也速也不干自然为汪延昌说好话：“汪家历来忠于我大蒙，保我西北边疆。昔日的凉州会盟，以及世祖时绕道吐蕃，攻取云南，且将广大的吐蕃地区并入我大元版图，都是由陇右王父子竭力促成的，实功不可没。此次出兵，是属不得已。其未接到圣命，自然只有听从靖安王与陕西行省的摆布，实属胁从之辈。恳请陛下念其先人大功，从轻发落。”
　　御史中丞赵世延之祖按造竺迩，与汪世显并肩作战多年，两家有数代通家之好，当然亦为其开脱，道：“西北诸王叛乱不息，吐蕃屡屡生事，每次都是巩昌汪氏率军平叛，可以说汪氏乃大元西部擎天柱！若真的削夺其兵权，恐怕这支由十八族剽悍子弟组成的鸠将劲卒，别人难以安抚和统领；况且汪氏部将故吏遍及朝野，川陕云贵更有多人手握兵权，陛下不可小觑。”文宗听了两人之言，默默地点了点头。
　　最后连燕铁木儿亦道：“汪氏与诸王联姻，三世驸马，一王九公，其势力盘根错节。若严厉处置，便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汪氏一族不安，天下便有动荡之势。陛下若赦其罪，保其权，恩威并施，汪氏也必然感激，誓死报效，国家也就安定了。”
　　文宗见众大臣如此理论，且原先主张严惩的人们也缄口不语，乃决心赦免汪延昌之罪，令其尽快率兵撤回巩昌，仍执掌总帅府符印；汪氏将佐也一律各领原职。同时调汪寿昌为陕西诸路御史台中丞，并委其持诏书前往河南军前安抚汪家军。
　　汪寿昌接得诏旨，感激涕零，一再叩谢天恩，立即捧诏上路，且遣心腹星夜飞马通知汪延昌等前来郑州听旨。
　　当汪寿昌宣旨已毕，汪延昌等真是喜从天降，一个个以头碰地，叩谢道：“谢主隆恩，微臣等当肝脑涂地，誓死报答皇上的恩德。”
　　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的汪寿昌、汪延昌兄弟相见，自然是感慨万分。虽然这次汪家军是灰头土脸地回到巩昌，与往日得胜回来大不相同，但人人平安，爵位仍保，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转眼过了新年，已是天历二年正月，文宗遣中书左丞相月里贴木儿，前往漠北迎其兄周王和世竦南下即皇帝位。周王当仁不让，即位于和宁，史称明宗，改元至顺，以文宗为皇太子。八月，明宗一行南下，欲往大都正式登基。行至上都之北的王忽察都时，和前来迎接的已是皇太子的图贴睦尔相遇。兄弟俩相见甚欢，宴饮两日。至第三天早晨，明宗突然暴崩。燕铁木儿等大为惊骇，立即带上玉玺，簇拥着图贴睦尔如飞奔回大都。原来的文宗、如今的皇太子图贴睦尔，再次在大都登基称帝，然后为明宗发丧。
　　不久，文宗将汪寿昌召回大都，复任同知宣政院事，并询问陕省近况。寿昌道：“近几年陕西大旱，饥民甚多，请朝廷开仓赈灾。”文宗听了，“啊”了一声，略一沉吟便道：“朕知道了。回头命人办理吧。”
　　月余，又改任汪寿昌为中正院使，以一个汉人身份而成为一院之长，这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原来，蒙元王朝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域吐蕃及回回等较早依附蒙古的少数民族人；第三等为汉人，即中原一带的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宋的遗民。朝廷各省院监，主管须是蒙古人，色目人可为同知，汉人则为总管或其他副职，而南人是为最下等的贱民。忽必烈在世时，鉴于巩昌汪氏的忠心和功绩，特别说明可按色目人对待。现在汪寿昌这一任命，就是等同于蒙古人了。这不能不说是汪氏在朝廷中的显贵地位和充分信任。汪寿昌为人素来厚道、谨慎，虽身居高位，待人尤其谦恭礼让，颇得同僚的尊重和好感。
　　却说陕西自泰定二年（1325年）至天历二年（1329年），连续五年大旱，导致严重大饥荒。《元史》中记：“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不雨，大饥，民相食。”《揭傒斯文集》中亦有“泰定之际，关陕连岁大旱，父子相食，死徙者十九”的记载。
　　上次汪寿昌从陕西回京时，虽已向文宗奏报了陕西灾荒事，文宗以大局初定，边庭未净，百废待兴，一时也未顾及上陕西赈灾。哪知这年大旱更甚，行省连连报称关中及北地，已是赤地千里，饥民成群，少数地方已有人相食的惨事发生。
　　汪寿昌虽身在朝廷，却心忧陕西，又把去年请求赈灾的旧话重提道：“陕西大旱数年，地方府库早已空虚。请皇上早日赈灾，以救百姓性命。否则大量饥民生事，地方不宁，危害社稷。”说罢，又递上一奏折道：“这是当今名士蒲道源新近做的一首诗，诗中描述了京兆发生饥荒时的惨状，请皇上御览。”
　　文宗接过一看，只见诗曰：
　　长安遭饥荒，食尽到糠秕。升合贵不赀，珠金何足恃。
　　临晨出求籴，于于如栉比。暮归持空囊，菜色皆相似。
　　老弱困且羸，行随墙壁倚。村墟向昏黑，剽掠群凶起。
　　咸云田中麦，苗枯无雨水。今年如弗收，炊爨当易子。
　　文宗看后，方着急起来，忙与众大臣商议赈灾之事。众臣虽谓救人要紧，但均知那是个苦差事，无人主动请缨。文宗心里踌躇：“眼下京畿、河南亦有灾情，只有山东还有点粮食，却是有限。这有限之粮，需要用在刀刃上。若用人不当，为官吏贪入私囊，岂不误了大事？”乃谓众人道：“你等说说何人能担任陕省赈灾这一重任？”众臣异口同声道：“此事非汪寿昌不可！”
　　文宗闻言点头道：“诸位爱卿与朕想到一块了。汪寿昌曾数次在陕省任职，为政清廉，声望素著，必不负朝廷厚望。”乃以汪寿昌为陕西平章，晋荣禄大夫，全权负责陕西赈灾事宜。
　　汪寿昌一接诏旨，立即启程。行至河南，已是一片荒凉。一入潼关，更见饥民遍野，道路两旁，常有饿毙之人，不由得心急如焚，星夜赶到京兆理事。一面严惩贪官污吏和不法粮商，一面将赈灾钱粮迅速下发，自己亲往重灾州县督查，日夜操劳。食不知味，寝不安枕。同时又令地方上及时埋葬已死之人，以免灾后更发疫情。
　　一日经过华山，乃至西岳庙焚香叩拜道：“经年大旱，乃我等父母官渎职失德所致，与百姓无关，汪某愿受天谴。望神灵可怜苍生，早降甘霖。”说也凑巧，当晚便乌云密布，夜半之后，陕省大部地区竟然真的下起雨来，而且一连数日下个不停，旱情顿解。百姓们欢呼雀跃，感谢上苍，更感谢为民操劳的汪大人。
　　汪寿昌除继续请朝廷再追加赈灾的钱粮，同时又想：“此处饥民太多，即使能从江浙等处调粮来，实远水难救近火，何不就近筹粮以救燃眉之急？”乃冒着丢官受罚的风险，向朝廷请求暂时施行输粟补官法。即凡献粮者，视其多寡，授予一定品级的官职。如捐谷一千石以上，与从七品；六百六十石以上，与正八品；二百石以上，与正九品，等等。又奏请革除原有钞法凝滞之弊端，使货币畅通，利于民间贸易，互通有无。
　　陕西六百里加急牒报摆到了文宗的案头。文宗看后，皱着眉头道：“这不是卖官鬻爵么？”同知枢密院事也速台儿也懂点历史，道：“昔日东汉时，朝廷卖官，声名狼藉，致社稷倾覆，此事断不可为！”
　　御史中丞赵世延道：“此时与汉时不同。汉时那是朝廷卖官敛财，这回如奏折中所云，是通过卖官，从富户商贾中筹粮，以济将要饿毙之人，岂可同日而语？”齐王鲁贴木儿道：“此风一开，愚贤不分，官场混乱，恐难以收场。”赵世延道：“这折中写得明白，只暂时施行，但灾情一缓，就此打住即可，无须多虑。此举使富者用粮换官得荣耀，饥者得食救性命，皆大欢喜。不要说江浙粮食有限，就是堆积如山，岂是一时半会就能飞到陕西？远水难救近火！应该说就地筹粮，最是上策。何况河南等省也是灾荒不断，国家一时哪能变得出许多粮食？但人总是要救的！民死则家破，家破则国亡啊！这才是第一宗要义。”
　　赵世延一番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燕铁木儿亦道：“自古以来，天下大势者，多因饥民造反。若其腹内空空，朝不保夕，难免不揭竿而起，铤而走险，那时朝野震动，何以收拾？两害相逢取其轻。卖官筹粮，虽有其弊，但较之饥民造反，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元帅不花贴木儿道：“不是说陕西已普降大雨、灾情缓解了些么？”赵世延笑道：“那是旱情已解，但一时哪就能生出大米、收到小麦？一日三餐能等得及么？所以只要想法度过这几个月，有了瓜菜代粮，就可不死人或少死人啊！”
　　不花贴木儿又道：“富人愿意拿粮食换那有名无实的官吗？”赵世延又笑道：“富人也是人哪！在这大灾之年，其屯粮不出，难道不怕那饥民去抢？一旦饥民拼死抢夺，那不是落个鸡飞蛋打？我看卖官筹粮乃上上策。不仅如此，我看还可以向那些小康之户采取借粮免税法。因其拿不出多粮买官，但可以视其纳粮的多少，而免其几年的赋税和徭役，他们也是划算的。”
　　燕铁木儿接口道：“对，对！一些人家只能拿几担粮食买什么官？但那几担甚至是一担几斗秕糠，也能救活几个人哪！官府多免他一两年赋税，也是很划算的。”说罢，转身向文宗奏道：“陛下，请准汪寿昌所奏的输粟补官法吧，不能再等了！”
　　文宗见众人说的有理，乃传旨准汪寿昌所奏，自即日起，着其切实施行，如有弄虚作假和借机中饱私囊者，严惩不贷。
　　汪寿昌接得诏旨，大为欢喜，立即传令各州县，明码标价，通告商贾乡民，不论何人，只要肯输粮赈饥，均可得官或免赋。一时间州县衙前，门庭若市。旬日之内，饥荒缓解。一月之中，江浙粮米又到；乡间田野之上，青菜、萝卜也逐渐生根出土，社会上便慢慢显出一些生机。
　　赈灾已初见成效，流离百姓逐渐回归乡土，地方上便渐渐安定下来。汪寿昌乃回朝复命。文宗大为赞赏，特赐金带两条，黄丝绦玉带钩一个，釉里红高足杯一只，八卦铜镜一面，以酬其功。陕省百姓亦念其活命之恩，刻石以颂其德。
　　朝廷见陕省卖官筹粮之举措施颇为有效，后又在河南及江南等省施行，大大缓解了灾情，社会也逐渐安宁下来。
　　中原一带灾情稍有缓解，朝廷还未来得及松一口气，云南又传来牒报：“祸事，祸事！云南反啦！”
　　欲知云南又是何人造反，请看下回。

汪济(潜山)

第四十三回 云南蛮夷重归国  巩昌汪氏再封王
　　话说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冬，云南诸王秃坚及万户伯忽、阿禾、怯朝等兴兵作乱，攻陷中庆路（昆明），杀死行省官员，秃坚自称云南王，封伯忽为丞相，阿乐、忽剌忽等为平章。文宗得报又惊又怒，于次年元月，任乞住为云南行省平章，升原西安王阿剌太纳失里为豫王，督军入滇平叛。
    豫王阿剌太纳在云南土官禄余等协助下，初战告捷，连败叛军。豫王请旨授禄余宣慰使、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衔。不料顺元宣慰使贴木儿不花妒忌禄余，在乞住面前道：“禄余乃蛮彝之人，恃勇傲上，见利忘义，虽立有微功，闻得是其与秃坚使的诈，大人不可不防。”
　　乞住惊问道：“如何有诈？”贴木儿不花道：“秃坚使诈，让禄余立功，取得朝廷与大人信任后，伺机里应外合，为害我军。，”乞住沉吟道：“恐是流言，没有实据吧？”贴木儿不花道：“虽还未拿到实据，但大人不可不早做准备。”乞住点头道：“既如此，且将朝廷奖赏的财物扣住不发，待查明后再做处理。”
    禄余自认为立有大功，仅得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不见财物，心中不快。部下将士不得封赏，亦是牢骚满腹。即至后来闻是遭人谗言所致，禄余等十分恼怒：“我等拿性命换得的这点钱财，还要克扣不给，天理何在？”恰巧叛王秃坚亦侦知此情，乃从伯忽之言，暗遣人携重金收买禄余，谓之道：“蒙人视汉人为草芥，何况我等边鄙之人？今我大王自立一国，不分蒙人、汉人及夷蛮之辈，均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岂不快活！”禄余见了重金，已是心动。又闻得平等相待，更是高兴，但复又担忧道：“只恐朝廷大军终难抵敌。”来使笑道：“我等边远之地，离京万里，朝廷哪能长久顾及？其来兵有限，我们足可抵御；若其来兵一多，不要说一时调不到许多兵，就是有，哪来许多粮草？如何转运？其必然左右为难，鞭长莫及。况且到时我等还可躲进深山老林，与之周旋，其能奈我何？”
　　禄余受其蛊惑，乃决计反叛，趁元军不备，袭杀了乌撒宣慰使月鲁，做为进见之礼，然后率兵协同秃坚作战，共同对付元军。云南形势，顿时吃紧。
　　文宗得到反了禄余、云南军情大变的牒报，大为吃惊。乃从众臣之言，增调江浙之兵，由诸王云都思贴木儿率领西向，与湖广行省平章脱欢率两湖兵同入云南，共聚十万大军平叛。只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十万大军的军需筹集与转输，又是个棘手的难题。
　　这负责军需后勤供应的重任由谁担当？文宗召众大臣商议，众人异口同声道：“此事非汪寿昌不可！”燕铁木儿道：“汪寿昌曾任云南诸路廉访使，公正廉明；又任过云南行省左丞，官吏信服，定能不辱使命。”伯颜亦道：“汪氏久在川滇，深得边民之心。汪寿昌又曾执掌宣政院，负责过吐蕃、羌、蛮等夷民事务，人皆敬仰。故遣其前往，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众臣均言二人之言有理。文宗之意遂决，乃任汪寿昌为四川行省平章并兼参豫王府军机要务，特遣中书左丞史惟良持诏专赴陕西面谕。
　　至顺三年初春，年近六旬的汪寿昌奉旨从京兆前往四川上任，到成都后，了解到近年川中因周边骚乱而军政不稳的情势，乃连夜亲写奏章，请求赦免受胁迫参与叛乱的官吏与民众，以便安民筹饷。同时，又奏请调巩昌总帅府之兵入川。稍后便沿岷江而下，前往叙州与驻节在那里的豫王共商平叛大计。
　　豫王素来敬重寿昌，见其到来，很是高兴道：“本王已接到朝廷旨意，知大人入川筹备军需，我十万大军就有所仰仗了！”寿昌谦逊道：“为国家尽职，为皇上分忧，乃臣子本分。在下当竭力而为，决不负朝廷与王爷的重托。”
　　随后汪寿昌辞了豫王，先沿江东下，经重庆，过涪州，至忠州、万州等处，沿途指令各地筹集粮饷，抚军安民。再改由陆路，经开州、达州、顺庆、潼川等地，回到成都。
　　粮饷筹齐后，汪寿昌亲自押往云南。为了保证途中粮饷的安全和便于与诸蛮作战，汪寿昌又令碉门安抚司达鲁花赤汪泰昌、巩昌参将田孟春等旧部，随同护粮入滇。
　　一时间，朝廷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连败叛军。十一月，双方会战马龙州。汪泰昌率军猛扑叛军中坚。伯忽自恃骁勇，挥刀亲战。怎当得汪泰昌那口大砍刀，舞得如飞车轮一般，水也泼不进，真杀得伯忽手忙脚乱，气喘嘘嘘，欲待逃走，被那汪泰昌狠命一刀，将其大刀磕飞，窜将上去，一把扯住其腰带，将伯忽擒过马来。
　　阿禾望见，赶紧拍马来救。田孟春大吼一声，踊跃上前，一枪刺阿禾于马下，叛军顿时大溃，秃坚亦死于乱军之中。
　　只有禄余见势不妙，仗着地理熟悉，早早溜走，远遁山中，不敢出头。至此，持续了年余的云南叛乱，才渐渐平息下来。
　　捷报至京，文宗大喜，传令豫王班师。任顺元宣慰使贴木儿不花为云南行省左丞，负责战后事宜。哪知大军撤后不久，当地部族又起骚乱。乌撒罗罗蛮杀戍军，掠良民。禄余又趁机复出，与之合兵，攻州破府，声势浩大，全省鼎沸。贴木儿不花前往征剿，那些蛮夷地熟人狡，避实就虚，神出鬼没，将贴木儿不花杀得大败。贴木儿只好坚守不出，急忙上奏朝廷，请求援兵。
　　文宗接得急报，很是忧虑。时汪寿昌正好奉旨入京述职。文宗大喜，立即召见道：“云南之乱才平不过数月，今禄余又纠集余党复叛。朕与众大臣商议应对之策，众人七嘴八舌，或剿或抚，莫衷一是。爱卿久在云南，必有良策以教寡人。”寿昌奏道：“禄余复乱，实与宗王反叛不同。川滇边地，汉夷杂居。汉人常以大族而欺负蛮夷，蛮夷之人性剽悍好斗，一言不合，则拔刀相向。加之官府处理不当，无赖之徒便趁机兴风作浪，骚扰地方，而实无与朝廷作对之意。故若专以大军征剿，实费时费力。师出则彼没，师回则彼出。山高路远，水深林恶，终难收全功。微臣愚意，应取诸葛孔明平蛮之法，诚之以信，惠之以利，攻心为上，恩威并施，使其心服口服，方能永久太平。”
　　文宗闻言，如梦初醒，大喜道：“爱卿诚至理名言，安邦良策，不似他人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朕当从之。平蛮之事就全权委爱卿相机处置。”
　　于是汪寿昌再赴云南，首先撤回大军，停止进剿，然后出榜安民，慰抚百姓，并撤办一些贪官污吏、奸滑豪强。同时数次遣人往见禄余等山寨首领，宣讲朝廷威德，劝其保境安民。待地方稍稍安静后，又发府库，赈济夷人，修桥筑路，重设驿站，开通贸易。不过数月，人心渐定。
　　大军撤走，粮米运来，傻子也能看出好歹。禄余等蛮夷首领，见汪寿昌确有招抚诚意，遂纷纷表示愿意归附朝廷，不再生事。但要求居地改属汪寿昌主管的四川行省，道：“若得明公荫庇，我蛮夷之人才得自安。”寿昌乃将实情上奏朝廷，请赦免禄余等罪过。朝廷见不费张弓支箭，使得蛮夷诚心归服，自然依从寿昌所请，并将蛮夷之地改为永宁路，划归四川行省管辖。至此，持续了数年之久的云南战乱，方告平息。
　　　数月后，汪寿昌被召往京城。文宗谓之道：“云南屡乱，幸爱卿前往安抚，始得安宁，功莫大焉！卿系元勋之后，国家重臣，勤政廉洁，任劳任怨，屡建奇功。特升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改任南台中丞，晋级一品。”寿昌连忙叩头谢恩，道：“微臣愚钝，蒙圣上眷顾，委臣重任。只是年老体衰，难有作为，恐有负圣恩。请皇上恩准微臣回归故里，以尽天年。”
　　　文宗道：“爱卿虽年过六旬，气色尚好，如何便要退归田里？江南行台事关数省监察重任，非卿不能任其责。况且那里气候温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正可怡养身心，也可解除朕的江南隐忧，是为两便，爱卿不得推辞。”寿昌闻言，乃再次谢恩，辞驾南行。
　　　时过不久，文宗突然晏驾。弥留之际，特嘱皇后及大臣伯颜、燕铁木儿等，立明宗次子鄜王懿璘质班继承大统。时鄜王年方七岁，怎理朝政？一切事务俱由燕铁木儿和伯颜主持，禀报皇太后定夺施行。
　　　哪知不过数月，尚未改元，小皇帝又突然驾崩了。
　　　一时间，朝廷内外，人心惶惶。燕铁木儿力主立文宗之子继承皇位。只是皇太后亲眼目睹了皇室内部倾轧和险恶，不愿让自己仅有的一个六岁的儿子，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故而坚称先帝有立明宗之子的遗旨，不能违背。
　　　于是众人迎立在广西静江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儿，入京承继大统，于至顺四年六月十日正式登基，是为顺帝，改元元统。而以文宗之子、六岁的燕贴古思为太子。
　　　远在江南的汪寿昌，在数月之间，连续接到两次皇帝晏驾讣闻及两封登基的诏书，未免惊疑。又联想到前几年的两帝之争，汪家险些遭到灭顶之灾，实在是心惊肉跳。想想自己早已年过花甲，何必恋位涉险？于是上疏朝廷，言明年老多病，难当重任，恳请解职还乡，怡养天年。
　　　当十四岁的新皇顺帝接到汪寿昌的告老还乡的奏疏后，对于这样一个朝廷重臣的去留，自然不能随意处置，乃与伯颜、赵世延、赵世安兄弟及大学士虞集商议。伯颜虽与巩昌汪氏没有什么来往与瓜葛，但也深知汪氏在大元帝国中的分量；而赵氏与汪氏原就有将帅之谊，私交甚厚。赵世延知顺帝对汪氏不甚了解，乃侃侃而谈，说起当年汪世显归顺蒙古，保全陇右之功，其后子孙亦忠心耿耿，南征北讨，为大元帝国屡建殊勋，实为国朝西天之柱。朝臣应对其加恩厚赏，以有利社稷，云云。虞集亦道：“汪氏建功川陕云贵，将帅几乎遍及国，而忠心不二。朝廷对其恩典虽重，但比起有些蒙古及色目人来说，封赏仍显不足。若能对其已故而又曾建大功者，予以加封，便会使其族人感恩图报，有利朝廷，有利社稷。”
　　　伯颜亦道：“闻得昔日汪德臣请率兵出川灭宋，世祖道：‘他日平定川蜀，你功劳不在伯颜之下。’当然这伯颜是指灭宋的大帅伯颜。可见汪氏之功，确实不小。应当大大褒奖，以激励人心。”
　　　赵世安道：“奖功罚罪，国之大典。近年各地水旱灾害不断，人心最为要紧。去年微臣回陇南老家，途中就曾听到：‘巩昌城，渭河边；坚如铁，柱西天；牛羊肥，米粮川；汪家盛，朝廷安’这样的民谣。可见汪氏在陇右巩昌一带老百姓中的影响。”
　　　顺帝虽然年幼，经大臣们这么一说，自然对巩昌汪氏心存好感，同时也想示恩臣下，笼络人心，为我所用。于是责成中书省草拟一个对汪氏恩典的方案。
　　　数日后，朝廷颁旨，追封汪德臣为陇右王，汪惟正为南安王；同时还追封早逝的汪翰臣、汪清臣为陇西公，汪惟孝为平阳公。另外，又任命汪安昌之子汪有成接替汪延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寿昌长子长生奴署理巩昌府事务，汪惟弼三子汪道昌由福建行省左丞升任浙江行省右丞，七子厚昌以翰林学士授忠顺大夫、临洮府尹，汪惟孝子汪高昌任工部侍郎，汪惟勤子汪兴昌升任刑部尚书。而对汪寿昌自然是特加慰留。
　　　至此，巩昌汪氏已是封王者三，封公者十。其余为官为宦，为将为帅者，达数十人之多。真是一门金紫，数代簪缨，辉煌鼎盛，旷古少有。
　　　朝廷差人赍旨来到巩昌，汪氏自然又大大庆祝一番。文官武将，亲朋故旧，也齐来恭贺，热闹非凡。巩昌百姓亦盛赞汪氏，谓这是其祖上汪世显，当年保全十余万军民性命而积的阴德所致。
　　　汪寿昌接到父祖封王的喜讯，自然喜极而泣，安心任职。同僚及属下齐来贺喜，寿昌低调谢客，一一婉辞。
　　　一日，门上递进一个手本，署为：“同族晚辈平江推官汪泽民拜见。”汪寿昌立即想起近来传闻的不畏权势、断案如神、百姓称颂的好推官，连忙吩咐：“快请！”
　　　随着一声“请！”进来一个身材修长、皮肤白晰、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此人姓汪名泽民，字叔志，江南婺源人。宋端明殿大学士汪藻的七世孙。虽家道中落，然其天资聪慧，志向远大，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延佑五年登进士第，先后任南安路、信州路、平江路推官。清正廉明，锄恶扶弱，政绩卓著。此时奉调入京，参修国史，正好路过，便以同族晚辈身份前来拜访。
　　　两个寒暄之后，汪泽民便道：“欣闻中丞大人祖上封王，故而晚辈前来贺喜。”寿昌谦逊道：“同喜，同喜！此是皇上恩典，为臣子的杀身难报。今得大人来贺，下官感激不尽。”泽民道：“大人祖上荣封，晚辈做为同姓之亲，亦深感荣幸，前来祝贺，实属应该。”
　　　汪寿昌见其言词清朗，举止得体，又是同姓之人，便热情接待，亲切交谈起来。
　　　只这一交谈，便引得南北通谱、认祖归宗的大事来。欲知如何通谱，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