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六一”，再谈“国粹”

汪篪

        80、 《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为北宋王希孟所绘的山水画作品。王希孟18岁为北宋画院学生，后召入禁中文书库，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传授，半年后即创作了《千里江山图》。
       该画为绢本，设色，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中描写冈峦起伏的群山和烟波浩渺的江湖。依山临水，布置以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并穿插捕鱼、驶船、行路、赶脚、游玩等人物活动。形象精细，刻画入微，人物虽细小如豆，而仪态栩栩如生，飞鸟虽然轻轻一点，却具翱翔之势。山石皴法以披麻和斧劈画法相结合，综合了南、北两派的特长。设色继承了唐以来的靑绿法，于单纯统一的蓝绿色调中求变化。以赭色为衬托，使石青、石绿颜色在对比中更加鲜亮夺目。整个画面雄浑壮阔，气势磅礴，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将自然山水描绘得入如锦似绣，分外秀丽壮美，是一幅既写实又富理想的山水画作品，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少见的巨作。


       81、《孟蜀宫妓图》
     《孟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为画家唐寅所作，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唐寅创作此画，旨在揭示前蜀后主王衍荒淫腐败的生活，寓有鲜明的讽喻之意。同时也显示了他在造型、用笔、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

汪篪

【五、中国文物精品】


     82、红山文化玉龙
       “ 红山文化玉龙”称为“中华第一龙”，于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龙的形象，再早的则是龙的“雏形”。
       该玉龙用整块墨绿色软玉雕刻而成。体蜷曲呈“c”字形，昂首扬颈、弯背卷尾、吻部前伸、鼻端截平、梭眼上翘、头似猪首、颈鬣上卷。龙背重心处对穿一孔。该龙除龙头部分用浮雕和阴刻的手法表现眼、鼻、嘴向外，龙身上下光素无纹，通体磨光，使其看上去如蟒似蛇、生气凛然。此龙体形之大、雕工之细，实属罕见。它可能是红山先民的神灵崇拜物或氏族部落的象征及保护神，也可能是祭司祈天求雨的法器。


       83、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是商王文丁祭祀其母亲“戊”而特地铸造的，为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1939年，司母戊方鼎在河南安阳出土。原物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是中国已发现的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造型朴实而厚重，方正的鼎腹，圆柱形的鼎足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沉稳而庄严。鼎身饰以饕餮纹，耳上铸有两虎相向食人头的形象。该鼎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三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

汪篪

        84、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代表了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的最高水平。四羊方尊于1938年在湖南省宁乡县出土，尊高58.3厘米，每边长52.4厘米，重34.5千克，是中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器呈方形，口沿外沿形成喇叭状方口，长颈鼓腹，颈饰蕉叶夔纹和兽面纹，肩部四条龙互相盘缠，四肩、腹、圈足有四个大卷角羊头，犄角弯曲有力，羊头上饰雷纹，羊背和胸部有鳞纹，前腿雕有长冠鸟，圈足雕有夔纹，器的整体以雷纹为底，每角均有长棱脊背。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独具匠心，恰到好处。


       85、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这样发现的，1965年，在山西侯马秦村西北发现祭祀坑400余座，在其中40余个坑中出土了5000多件盟书。这种写在石、玉两种材料上的毛笔文字，多为朱书，少为墨书。文字记录着春秋时期晋国卿大夫之间订立盟誓时的言辞，是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立盟起誓的载书，也是东周时期晋国独有的家族政治史料。侯马盟书中相当一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期晋卿赵鞅联合韩、魏、智氏与范氏、中行氏进行斗争的事，其历史背景是新兴地主之间为争夺领地而展开的斗争，同时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有力见证。

汪篪

        86、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中国春秋晚期的越国青铜器，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在墓主人身体的左手边，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眼，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以纸，20余层一划而破。
      “ 越王勾践剑”长55.7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首为圆箍形，剑柄以丝绳缠缚，剑格正面用蓝色玻璃、背面用绿松石嵌出花纹，剑身饰菱形暗纹。剑身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个鸟篆铭文。该剑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87、曾侯乙墓玉佩
       曾侯乙墓玉佩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玉佩全长48厘米，宽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梃玉之后便成为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此玉佩经过精心周密的设计之后加工而成。
       第一块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环连成一体，上片近似方形夔龙，下片是四角出蘷凤的涡文环；第二块玉最上层一片镂四个勾连接环，第二片是半椭圆形镂空变相夔龙纹环，第三片和第四片琢成腰圆形片，均以十字间隔，每一空间内饰镂空涡纹；第三块小玉琢成饰以蛇纹的扁方形扣，中间一素环勾连一夔龙环；第四块椭圆形玉7.3厘米宽，上下两层腰圆玉片均为镂空螭虎纹，各琢镂两个固定的半圆环与侧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环连接，扣环装饰夔龙纹；第五块玉最上的方形玉片为镂空夔花纹，上下镂二方孔，与其下之镂空二夔龙、二蛇纹扁方孔玉片相连，再其下是以二环连接的尖首玉片宽8.1厘米，装饰镂空蛇首纹，最下方的玉片为镂空螭纹，有固定的半圆环。佩纹饰均用隐起阴线琢法，起伏自然顺理，琢工精巧妩媚，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

汪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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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篪

        88、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是中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因下排甬钟上铭刻有“曾侯乙”而得名。
       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个，外加楚惠王赠送的一件编钟，共65件，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全部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全面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在乐律学上所达到的领先水平。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


       89、金村战国银着衣人像
       19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河南洛阳金村周墓中被盗掘出土的银着衣男像，已流入日本。
       此像高约9厘米，两臂下垂，两手反握，科头露髻，穿着长抵膝部的深衣，窄裤，跣足（光着脚）。背后的衣裾上刻有一行计重铭文。曾有人认为它是胡人像。但其发髻、服装都是华夏族的式样，跣足在华夏族当时的礼俗中系在君前示敬之意，故此像所表现的是一位华夏族宫廷小臣。其面貌憨厚，表情恭谨，作者对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都塑造得恰如其分。它是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前，中国早期雕塑中最富于写实风格的人像之一。由于银器在当时很珍罕，作为银人像，它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两例之一，故尤为宝贵。

汪篪

        90、虎符
       虎符是中国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虎符盛行于战国和秦汉时期。虎符大多是用青铜铸成老虎的形状，北部刺上铭文。一个护虎符被分为左右两半，右半部分留在皇帝或朝廷那里，左半部分交给统掌兵权的将帅或地方官。
       虎符在实际使用中的作用今天看起来还是非常有趣的。遇到战事，需要调兵遣将的时候，国军就会派使臣带着那个右半个虎符到军中去传达命令。统帅军队的将军拿出左半个虎符来验证，如果两部分合成了一个完整的虎符，就证明使臣真的是皇帝派来的，将军就要按照使臣传达的命令调动军队。“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虎符用途。


       91、虎座风架鼓
       虎座风架鼓是战国时期楚国乐器的典型代表，2002年12月在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战国楚墓二号墓出土，是中国目前再楚墓中发掘出的最大虎座风架鼓之一。
       虎座风架鼓以对称布局的双凤、双虎作为鼓架，长87.8厘米，宽15.9厘米，高104.2厘米。鼓身上生动的彩绘，惊采绝艳，难有相匹，证明了楚地发达的漆器生产和髹饰工艺。它以黑漆为底，用红、黄、蓝等色在不同的部位描画出虎的斑纹以及凤鸟的喙、眼和身上的羽毛。凤和虎都两两背向，可人的卧虎，有着修长美妙双腿的凤鸟，虽形神各异，但俏丽优雅，形态都极为生动。
       木鼓是典型的战国时代楚式风格，这只虎座风架鼓是当年楚国祭祀行为的历史见证，在楚文化遗物中具有代表性。出土时，虎座、双鸟及鼓皆已分离，并略有残缺，亏得发掘者的精心修补，才大致恢复原状，木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汪篪

        92、商鞅铜方升
       商鞅铜方升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监制的一升铜量器。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
       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
       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商鞅铜方升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重要的珍品。今藏在上海博物馆。


       93、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秦始皇陵随葬用的大型陶塑作品，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约1.5千米处发现，是当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号坑是当时农民打井时发现的，后经钻探有先后返现二、三号坑，其中一号坑最大，面积达14260平方米。三个坑共发掘出700多件陶俑、100多乘战车、400多匹陶马、10万多件兵器。陶俑身高在1.75——1.85米之间，根据装束、神态、发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将军俑、武士俑、车士俑等。第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近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与真人真马大小相同的武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6000多件，排成方阵，造型逼真。
       今天在兵马俑博物馆里，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当时秦国军队的气势浩荡的阵势。二号坑有1000多件兵马俑，是以战车、骑兵为主组成的4个兵种混编的阵列。三号坑是属于指挥位置所在的小坑，有60多个兵马俑。

汪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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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篪

94、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是东汉时期的青铜器，1969年于甘肃省武威雷台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的合葬墓中出土。
       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着地。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在疾驰的小燕子背上，小燕子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发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急速的雄姿。
       艺术家巧妙地捕捉到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人崇尚的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95、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又称“玉押”或“玉匣”，为汉代高级贵族死后特别的葬服。
       1968年七月，河北满城西郊陵山内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玉衣的形制头部为一套，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胸、后背、两袖都是分开的，裤的两腿分开，手呈五指形；脚作鞋靴状。窦绾的金缕玉衣是女式玉前衣，与刘胜所穿的稍有不同。刘胜的玉衣全部使用金丝编缀。窦绾玉衣的前胸和后背玉片比较大，且是用丝带连接而成的，其他部分才有金丝编缀。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1100克。窦绾的玉衣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着大小不等的2000多片玉片，都经过严密的设计和加工，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汉代制作这样的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十多年的时间。


        96、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汉代青铜器。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故名。它于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
       宫灯灯体唯一表面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通高48厘米，神态恬静优雅。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乎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提升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作品精致玲珑，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