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中的“哲学”和“思想”(摘编2)

汪篪

        52、理学大师朱熹      
       朱熹是徽州婺源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相传他的父亲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此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绍兴十八年，朱熹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薄，集徒讲学，后来罢官。孝宗即位的时候，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他被召见。朝廷虽然多次委任他各种官职，但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他都没有上任。  淳熙五年，史浩再度为相，推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当时，他拜访了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书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押，因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周必大为相，任朱熹提典江西刑狱。次年，升兵部郎官，他以自己有足疾请求辞官。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又称自己有病要辞官，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绍熙二年辞归建阳，后来又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宁宗庆元元年，为焕章阁侍制、侍讲，因而得罪韩佗胄而罢。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      
        朱熹研究领域很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53、格物致知      
       这个成语家喻户晓，其本意是说：考察事物，获得知识。这个也是《大学》一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儒者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但儒学认为要能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而要能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把家治理好，首先又要使态度端正而诚恳。态度端正、诚恳地要做什么？方向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了辨别是非，首先要考察事物，获得知识。这便是“格物致知”。      
       “ 格物致知”到了宋代，被朱熹提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朱熹认为《大学》一书缺少了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一章，他补上了这一章。朱熹增补的内容是：要获得知识，必须考察事物，以求认识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进一步努力，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 。经过长期努力，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这就是认识的顶点。        
       朱熹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王守仁甚至认为心中固有良知，把这良知推广到事物，就是格物。     
         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者，为了给自然科学争取应有的社会地位，把自然科学称为格物学或格致学。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物理学即被称为“格致学”。      
       朱熹平生喜住山水佳处，数迁其居，又爱游山访古。他的足迹遍及闽、浙、赣、湘之名山、古刹和书院，更多的是往来于福建。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辞去了江东路提点刑狱的官职，退居到福建武夷山。武夷山上，风景秀丽宜人；绝壁万仞，山石林立；竹木苍翠，鸟雀翔集；溪流奔泻，日满西川。附近有当年老子讲学的道院，真是“出门恋仙境，仰首云峰苍；踌躇野水际，顿将尘虑忘”。这正是游学的好地方。      
        朱熹领着弟子们锄掉荒草，开出几亩土地，用畚箕和铁锹运来竹瓦，建成了武夷精舍。它坐落在五曲大隐屏之南。大隐屏即接笋峰，其壁石刻，峰峦峭削，竹木掩映。朱熹有诗这样描述：“一水屡萦回，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精舍由仁智堂、隐求斋、止宿寮、观音斋、寒栖馆、晚对亮、茶灶等十二个部分组成。朱熹居于此，除自己研究学问外，主要是聚徒讲学，有“紫阳夫子讲习武夷”之称。他们在那里讲书学习，弹琴歌唱，饮酒赋诗，师生之间尽享山水诗书之乐。      
        每当闲暇之时，朱熹偕同弟子们游历山水，饱尝南国的秀丽风光。他们手捧诗书，吟诵着《诗经》和《楚辞》中的章句；有时则举杯作乐，啸咏助兴。每次出游，他们都要在外面住上几天，尽览自然风光，常常流连忘返，朱熹为此深有感慨地说：“我现今住在这里，果然享尽山水之乐啊！”

汪篪

        54、“心学”始祖陆九渊      
        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南宋金溪县人。理学家、教育家，曾讲学于象山（今贵溪县南），人称“象山先生”。      
        陆九渊南宋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历任晋安县主薄、崇安县主薄、台州崇道观主管、荆门军知军等职。他为官清廉、不喜空谈、务求实干，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他治理荆门政绩显著，丞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的结果。      
        陆九渊在哲学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人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      
       1176年，陆九渊在铅山鹅湖寺与朱熹对认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进一步阐发了他“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心即理”的先验论。他的学说，经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      
       陆九渊还热心于讲学授徒，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每天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弟子遍布江西、浙江两地。他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      
        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败的命运。在教育内容上，他把封建伦理纲常和一般知识技能技巧，归纳为道、艺两大部分，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确认封建伦理纲常。后人将他所著所讲编为《象山全集》。       

        55、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鹅湖寺，故得名。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自东晋以来，历经唐、宋、明等朝，都聚居过许多学者，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      
        鹅湖书院为大义寺的附属寺左，即仁寿寺左，为“四贤祠”。祠为当时的信州刺史杨汝砺所建，这是鹅湖书院之始。以后屡有修举，明代宸濠之乱，兵燹之余，鹅湖书院的学舍全部毁坏。清康熙二十二年，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令尹施德大加修建，当时李光地所作《重修鹅湖书院记》说：“书院之建，实为国家学校，相为表里，李渤高士尔。朱子犹倦倦焉。今使先贤遗址，焕然重修，江右故里学地，必有游于斯，而奋乎兴起，以绍前贤者。”鹅湖书院很少有官方的支持得以重修，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再现，以致成为历史的陈迹。      
        在鹅湖书院后面的四贤祠内，设有朱、吕、二陆四个牌位，又有一个题着“顿渐同归”字样的匾额，这和书院前排建筑中所悬“道学之宗”的御匾，正遥遥相对，由此可见宋代朱陆鹅湖之会的盛况。抗日战争期间，鹅湖书院成为东南训练团的驻扎营地。      
        鹅湖书院之所以誉满江南，乃至闻名全国，主要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等曾在这里讲过学，进行过学术辩论的缘故。      
       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因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请朱、陆两家集会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在这里，发生了朱、陆两派学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他们两派学说之间的分歧，故以后还有更加激烈的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尽管如此，“鹅湖之会”对当时学术界却有很大的影响。       

        56、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王阳明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王华曾任礼部左侍郎。1499年，王阳明中了进士，先后任刑部、兵部主事。1506年由于与大宦官刘瑾结怨，贬到了贵州。后重新被起用，官至右副都御史。晚年聚众讲学，在世时著作就被弟子们刊刻印行。      
       王阳明的思想中典型的是知行合一。他首先强调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即他说的“致良知”，但如何使人的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呢？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即“知行合一”。他用主体包容了客体，将客体的独立性、自然性和物质性否定了。对于“行”他解释道：“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功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辩矣。”假如一个人不按仁义礼智信原则去行，那么，他就是未知。因为心中的良知他没有得到，也就是他没有认真思索。假如他认真思索，得到了良知，或者说他知道自己应该对父母行孝，对君主尽忠，那么他就一定会行孝尽忠。如果他不行孝，不尽忠，就说明他没有得到良知，也就是没有知。      
       所以，王阳明的“行”范围很广，包括了学、问、思、辨，这在《中庸》里是“知”的四个侧面，在王阳明这里合一了，因为它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人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实际上是取消了真正的“行”。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即王船山）批评他“销行以归知”。      
        王阳明这样以意念代替“行”也有合理的方面，他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俱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对“知行合一”应该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

汪篪

         57、王守仁格竹      
        王守仁本来笃信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经过使他刻骨铭心的格竹子之理实践的失败，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记载他重要的哲学思想的《传习录》中，王守仁叙述了自己早先格竹子之理这件事：“大家都说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能够身体力行的并不多，我年轻时候，曾经实实在在地做过。有一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讨论通过格物致知来做圣贤，决定先从自家花园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对着竹子想穷尽其中的理，结果用尽心思，不但理没格到，反倒劳累成疾。于是我自己接着去格竹子，坚持了七天，结果同样是理没有格出来，自己反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还以为自己和朋友没有做圣人的能力，现在想起来，朱熹的格物致知，从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方法、认识的目的上说都搞错了。”      
       王守仁通过对格竹子之理失败的经验的总结，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中，认识的对象是自然的事物，认识的方法是外在的观察，认识的目的是增进知识。王守仁对朱熹的这种“格物致知”论非常不满，提出了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所谓“致良知”，就是说认识的对象应该是自己的心灵，认识的方法应该是向内的自我体验，并将自己的体验即心中的天理推广到外部事物之中。当然，对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即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它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      
        同时，如果我们将朱熹与王守仁的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就会发现王守仁对朱熹思想的理解是从他自己的意图出发，并不等于就是朱熹的原意。事实上，从认识对象上讲，朱熹自己就讲过”“吹沙焉能成饭“，并不赞成泛泛观察自然事物；从认识方法上讲，朱熹是格物、致知并提，外在观察、内在推理并重，并且希望用增进知识来帮助提高境界，并不是只注重增进知识。       

        58、心外无物      
        陆九渊认为人心虽然不过方寸之大，但心中之理发散开来却能充塞于整个宇宙，故万物万理，无非也就是心中之理。由于理和心都可以看做是天地的本性，故人与天之间也就沟通了起来。      
       陆九渊在明朝中期遇到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知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守仁。一般人都以为天是无所不包的，天者无外也。可心学一派却认为天不过就是对心的一种描述而已，王守仁说：”“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心即天”之可能，是建立在王守仁的心本论哲学基础上的。      
        与陆九渊一样，王守仁也特别强调理不外于人心。他认为外心而求理，什么也得不着。沿着这一思路，他进一步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据《传心录下》记载，一天，王守仁与朋友到某地游玩，朋友指着山岩中的一株花树问王守仁说：“你讲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像山岩上的这株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们的心有什么相干？”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到这株花树时，它与你的心同样处于一种寂然不动的状态；当你看到这株花树时，花树进入了你的视野，花的颜色形状等便与你的心发生感通，在心头显现。所以说它不在你的心外。”          这则小故事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不过，如与前面所说的贯通起来，就可以发现，王守仁的逻辑思路是：心中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相通、相同，是一个东西。因而，明白了心中之理，也就明白了宇宙万物之理。明白了宇宙万物之理就在我的心中，也就等于明白了万物不在我的心外。前面讲的那个故事，王守仁没有说“你没有看到花树时，花树是不存在的”，而是说，“你没有看到花树时，它与你的心同样处于一种寂然不动的状态”。“寂然不动”，意指没有感应，而没有感应，不等于事物不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的对话中得到启示：       王守仁问朋友说：“请你说说，什么是天地的心？”朋友回答道：“听说人是天地的心。”王守仁问：“人心指的是什么？”朋友回答说：“只是一个灵明。”王守仁感叹道：“可知道冲塞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是受物我差异的迷惑，把人心和天地之心自行隔断了。其实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开了我的灵明，天地鬼神万物也就都没有了。”朋友追问：“天地鬼神万物，在我们没有出生以前就存在在那里了，怎么说没有了我的灵明，就没有存在了呢？”王守仁回答说：“你看那死了的人，他的精灵游散了，对他而言，天地万物又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段对话中，王守仁指出死人没有了灵明，他的天地万物自然也就不再存在，这与客观天地的真实存在不是同一个概念。即每一个人心中都活动着一个他自己的天地万物。同样，每一个外在的事物没有进入我们的心灵视感之前，它也只能与我们的心灵同处于一种寂然不动的状态。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谓的天地，只能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天地，此心之外，没有“天地”可言。

汪篪

        59、天理良心      
        道学的天理，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的宗法伦理道德，道学家把它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就是用它来制约、衡量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人们的思想、行为，让人们通过对天理的正确认识，在与他人、社会、天地万物的关系之中正确地定位，履行自己做人的本分，自觉遵守纲常名教的规定，做忠臣、孝子、社会的良民。      
        心学的代表人物是南宋的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心学家们对道学家把天理作为是非标准是认同的，但他们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天理并不是外在的客观必然，他就存在于现实的人心之中，天理也只有在人心之中才能够真正呈现。人的本心、良心就是天理，也就是是非的标准，照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自然就是合理的。      
       据《陆九渊年谱》记载，陆九渊去看望正在富阳县当主薄的弟子杨简，杨简刚处理完一桩诉讼案，就向陆九渊请教什么是本心。陆九渊说，刚才你断案时，听完了双方的讼词之后，就知道谁是谁非了，你依据的是什么呢，还不就是你的良心吗！      
        王守仁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人的思想、行为的是非对错，不需要拿外在的规范、法则去衡量，人的良心自然会知道。      
       道学讲天理，心学讲良心，这两种是非标准主要都是针对人类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而言的，同纯粹的科学认知意义上的是非标准不一样，这是中国传统是非标准论的特色所在。就天理、良心二者相比较，天理论侧重他律，良心论强调自律，两者相辅相成，在中国近古社会影响极其深远。但把天理、良心作为是非标准也有弊病。就天理而言，它本来是对自然规律、人伦关系的抽象，一旦被理学家们尊奉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教条后，就容易走向僵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桎梏。而良心论者把应然的至善的良心等同于实然的人心，这就等于把道德理想主义的大厦建立在人类千差万别的情感欲望的基础上，很容易走向自然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无是无非论。       

        60、满街都是“圣人”      
       一天，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出游归来。王守仁问道：“你出游看见了些什么？”王艮回答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守仁说：“你看满街都是圣人满街人倒也看你是圣人呢！”      
        又一天，王守仁的另一个学生出游回来，兴冲冲地对王守仁说：“先生，今日我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王守仁问是什么事，学生回答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守仁说：“这不过是常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      
        原来，两位弟子对老师的真传心领神会，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王守仁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各个人心有仲尼。”在王守仁看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孔子,即所谓“人胸中各个有圣人”，这是先天的。他在讲课中常向学生灌输这种思想。      
       "圣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理想中最高的人性典范，只有孔子孟子等少数几个人才能有这样的称号。王守仁及其弟子为什么说满街都是圣人呢？因为他们在人性论问题上与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不同，他们认为"下愚"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圣人之心“和愚夫愚妇”之心是一样的，人性皆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说教，比孔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说法更有欺骗性。       

        61、天泉桥之辩      
        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已经56岁，奉命出征广西恩田。他的得意弟子钱绪山（又名德洪）、王龙溪（又名汝中）赶来践行。两人同住舟中，相与论学，因意见不一，要求老师王守仁裁决。王守仁欣然答应。随后他们移席天泉桥。于是哲学史上一场有名的辩论开始了。      
       钱绪山说：”无善无恶是心之本，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说得眉飞色舞，口沫横飞，自以为深得老师真传，一定会使龙溪就范。      
       王龙溪也知这是老师的观点，可是他不以为然，还是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反驳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心，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王龙溪认为心、意、知、物是一回事，若心无善恶，则意、知、物当中亦无所谓善恶。所以他不主张去做”格物致知“的功夫。      
       王守仁此时已经重病在身，他大概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不得不彻底开导这两位执迷不悟的幼稚弟子一番，他最后裁决说："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两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人。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列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王守仁吐漏了他的真言：什么这个理、那个理，能够把更多的人引入"道"，多"拯救"几个灵魂，多欺骗一些群众的，便是最完善的"理"。理学的"善"和"美"的标准就是这个，其诀窍也在这里。王守仁的两个弟子不知其中的奥妙，所以争论不休。

汪篪

        62、理在心中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中进士，并开始在朝廷工部里见习。第二年，朝廷任命他当刑部主事，这只是掌管法律和刑狱事务的小官。干了几年，他便托病回到浙江，在阳明洞盖了几间房子，刻苦攻读，修身养性。后来他又重上官场，任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当时，宦官刘瑾专权，逮捕了南京20多名官员下狱。王守仁因上书朝廷，激怒了刘瑾，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还身受杖打40下。不久，他被贬官到贵州龙场驿（修文县境内）当驿丞，这是负责传送公文的差事。      
       尽管王守仁已经被贬官，但刘瑾不想放过她。在他离京前，刘瑾派了几名刺客跟在他后面。到了钱塘江，刺客们已经追了上来，准备大打出手。王守仁走投无路，只好假装投江自杀，以迷惑刺客，而暗地里却搭上商船，进发舟山。刚好遇上风暴，他在船上熬了好几天才到达福建海。后来，他在一首诗中记下了这段艰险的经历：“险夷原不滞胸中，仅异浮云过大重。夜静海涛云万里，月明飞锡下天见。”      
        在贵州的万山丛中，他整整待了三年，百难务尝，但是他没有放弃对程朱理学的研究，终日静坐，体验天理，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一天夜里，夜深人静。人们都熟睡了，他却彻夜不眠，坐在桌前久久冥思。想着想着，他突然激动地大喊大笑起来。人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赶来看望询问。只见他喜形于色，慢条斯理地说：“朱熹提出‘格物穷理’，说是万事万物都由‘理’派生出来的，因此，在外界事物中，都存在着天理。我曾经格过物、穷过理，对着竹子格了七天，结果什么理也没有穷出来。现在我才发现，朱熹说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原来这个‘理’就在心中。只要从自己心里去寻找，就可以悟出当圣贤的道理。”人们听了他的解释，看他那股孜孜不倦的憨劲，都笑了。      
        王守仁对自己苦心经营的这套理论非常欣赏，于是，他一面在龙阳山洞著书立说，一面开始筹建龙岗书院，准备招收弟子，宣传与推广自己的理论。后来这套理论被称为“心学”。       

        63、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       清朝，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考据学大盛，渐渐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后世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墟、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究。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推崇汉代经说。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以语言文字学为治学的途径。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便利。其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们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说明解决问题时，却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际的后果。繁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      
       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汪篪

64、【道家】——老子所说的“道”      
          《老子》把“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认为“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支配宇宙万物的法则，又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从的准则。      
       “ 道”的本来意义是道路的道，故从首、从走，引申为规律、法则。      
        春秋时期，“天道”是指天象运行规律；“人道”是指人的行为准则。老子总结吸取了“道”的种种含义，把它上升概括为具有事物存在的实体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两个特性。      
        老子认为“道”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原，万物都是“道”的派生者。“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万物之宗。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就是说，万物是可以言说的，而产生万物的道，却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常不变的道；万物是可以命名的，给万物命名的道，却是不可以命名的。因此，无名之道，才是产生天地的始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见老子所说的“道”就是“无”，它是不具有任何具体物质属性和形象的玄者。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也就是说，“道”这个东西是空虚无形的，可是它永远也用不尽，十分渊深，好像是万物的祖宗。不知道它是由谁产生的，只知道它在上帝之前就存在了。关于“道”的产生，宇宙万物的过程和模式，老子也作了具体说明。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就是说，“道”实质上是“无”，“一”是代表有精神性的一道产生具体万物之前的一种混沌未分的物质整体，即阴阳未分的宇宙混沌本体；“二”是指宇宙元气分为阴阳；“三”是阴气、阳气和充气。三期变化而成为天、地、人三才，三才具备，就可以生芸芸万物了。      
       因此，总体上来讲，老子的“道”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万物实体，而是虚构的恍惚不定的精神本体，它不能被经验感知，无形五象，是万物的祖宗，是天地产生的总根源。

汪篪

         65、“涤除玄览”      
       “ 涤除玄览”是老子认识哲学的集中体现。老子认为人认识最高本体的道，必须从复杂、多样的耳闻目睹的感觉经验中挣脱出来，要站在更高处去认识。此即他所说的“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指在心灵深处，以道镜自鉴自察，除去污垢。所谓玄览无疵，就是把内心直观比喻成一面最神妙的镜子，如果能够把这面镜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即人的内心不染外物，保持最大空虚和安静，这样万物就会自然呈现在面前，为人们所认识。   
         " 道"既然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当然也是人的认识对象。人只要认识了"道"，就是认识了一切，没必要去认识外界事物了。因此，老子反对认识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更反对用人的感官接触客观事物，以致取消感性认识。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也就是说，人追求物质欲望，享受各种颜色、声音、味道等，会使人眼瞎、耳聋、口味败坏。这就把人的感官接触、认识外界事物，看成是一种极大的危害。他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谨。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就是说，人们要堵、塞住耳目口鼻这些感官的窍穴，关闭感官的门户，才能终身没有毛病；如果打开感官的门户，积极认识事物，将会终身不可救药。      
        老子认为认识事物，不要到客观世界中去认识，特别是认识"道"，更没有必要到实践中去体会。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牗，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这就是说，人在认识事物时，不出门就可以认识天下万物，不看窗外就可以知道天下万物产生的规律，你越广泛深入地接触世界，你得到的知识就越少。因此，"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老子的这种认识论观点，在恒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观察天文，只能用静观的方法；求得天道运行的规律，光靠"观"是不行的，要靠"玄览"，即用深远的思维去观察。"玄览"是用思想不是用感官去览，是一种神秘的直观。       

        66、柔弱胜刚强      
        老子在其哲学体系中赋予"道"以至高的地位，"道"的地位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它的本性是柔弱。这个观点运用到人生方面，就是"柔弱胜刚强"。      
       首先，老子主张柔弱，反对刚强。他以人的身体为例，说人活着的时候，质体柔弱；死了的时候，就变得僵硬。又以草木的质体为例，说草木欣欣向荣的时候，质体是柔软的，衰败之后，就变成僵硬的了。进而推出一般结论："刚强”的东西已失去生机，“柔弱”的东西则充满活力。另外，他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能够承受外力，刚强的东西则容易摧折。比如说，高大强壮的树木容易遭人砍伐，也很容易被大风摧折，而柔弱的小草却能随风飘摇，永远不会折断。老子还以水为例说明柔弱的作用。      
        因此，老子叹息说，这种柔胜刚、弱胜强的现象，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没有人能从中得到启迪，从而真正认识到柔弱对人生的意义。相反，人们却喜欢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强梁者不得其死”，这是老子教人处世的警语。      
       其次，老子主张“处下”、“不争”，反对“为天下先”。他以江海作比喻，认为江海处于低洼的地方，所以能容纳百川之流，百川都汇归江海。圣人具有“处下”、“不争”的品格，所以能够处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累受害，乐于拥护他而不厌烦他。因为“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与他争，也不会招来怨恨和罪过。“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也就是说，因为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前，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在老子看来，“处下”、“不争”的人生态度，也叫做“守雌”。      
       老子在书中反复强调这些主张，例如说，委屈反而能保全，屈枉反而能伸张，低洼反而能充盈，破旧反而能新生，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又说，善于做将帅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激怒，善于战胜的人不对抗，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      
       在“柔弱”与“刚强”这对矛盾当中，能够看到“柔弱”的作用，是老子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些都是他观察自然和社会，从许多事物的转化例子中得出的结论。对我们今天的为人处世、方法战略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因而我们需要批判地认识老子的这一思想。

汪篪

        67、无为而治      
        老子提出的“无为”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碌碌无为”的意思。      
       “无为”，是老子提出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针对政治上的“有为”而言的。在他看来，“有为”政治带来的祸害非常严重。“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是说，防禁越多，人民越陷入贫困；法令越森严，盗贼越增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统治者征收大量税赋，造成人民饥饿；统治者越是强作妄为，人民越是难以管理。老子对“有为”政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道，大路很平坦，君主却喜欢走斜径。朝政腐败了，弄得农田也全都荒芜，仓库十分空虚；统治者还穿着锦绣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吃厌了精美的饮食，搜刮更多的财货。老子指责这样的统治者为强盗头子。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是对春秋时期社会场景的确切描述，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老子提出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指的是，统治者在表面上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顺其自然，这样做，统治才能得到巩固。      
       老子“无为”政治思想的提出是有其理论依据的。在老子看来，虚无的东西才是最有用的东西。道本身就是空虚而看不见的，而它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例如车轮，如果没有中间的圆洞，就不能转动了。我们用的茶杯、瓷壶等器皿，如果没有空的地方，就不能装东西。门户如果没有空处，就不能出入。房屋如果没有空处，也不能住人。因此，老子说，无和空才是有用的。我们对待事情，无为正是有所作为。如果人人按照无为的准则去过日子，去做人，国家按照无为的准则去治理，这样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       

        68、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是老子理想中的社会和国家形态。      
       《老子中有一段非常经典、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话，充分体现了老子的这种思想。这段话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说，国家要尽量小，人民百姓也要尽量少，即使有了器具、车船、武器，人们也不去使用，甚至连文字也不要。必须使人民看重生命，不到处搬迁，使人民有吃有穿，能够安居乐俗，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相邻的国家，鸡狗的叫声都能相互听得到，但人民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       老子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互相争夺，原因就在于人们欲望的过分、法令的繁多、对知识的追求和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等。老子对仁义道德也进行了某些批评和揭露，他指出，所以要讲仁义忠孝那一套，都是因为大道废弃，六亲不和，国家混乱。因此，他认为要使天下太平，没有争夺，就要取消知识，取消道德，取消新颖的器具和财货。      
        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观。他认为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道”、“德”、“仁”、“义”、“礼”。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是由“道”统治的，一切纯属“自然”，是完全“无为”的。以后的社会分别由德、仁、义、礼统治。老子认为后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离“无为”越远，美的善的东西越少，丑的恶的东西越多，因而离他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就越远。      
       老子所追慕向往的社会，正是远古的原始社会。老子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人民迫切要求安静修养和减轻剥削的愿望。

汪篪

69、祸兮福之所倚      
       老子观察了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情况，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方面的成与败、存与亡、新与旧、福与祸等对立物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老子的这个思想是辩证法的一个体现，也为现代人提供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在众多的烦恼中找到心灵慰藉的方式。      
       老子说过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就是说，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它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汉朝有一部叫《淮南子》的书，这部书的很多内容是根据老子的思想写成的。其中有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      
       “塞翁失马”的故事是这样的：古代一位住在边塞的老人丢了一匹马，同村的人知道了，都来安慰他，劝他别发愁，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位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他说：“我没有发愁，丢马也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好事呢！”过了几个月，这匹马又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同村的人知道后，都来向老人表示祝贺，老人说：“我的马是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可这不一定是好事啊！”不久，他的儿子骑着这匹马把腿摔坏了。乡亲们又来安慰他，他说：“没什么，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呢！”不久，边塞发生战争，村子里的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到前线去打仗，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上。老人的儿子因为摔坏了腿不能当兵打仗，因而保全了性命。           《老子》一书中，许多地方都深刻论证了相反相成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老子说，有和无是彼此相生的，难和易是彼此相成的，长和短只有彼此比较才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相互对立而有了顺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事物两方面的变化是有条件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状态，事物才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而，在吸取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的生存智慧的同时，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纯粹以“无为”而等待良好结果的产生。       

        70、庄子的“齐物论”      
        齐物论，是庄子的认识论。庄子子认为天地万物表面上千差万别，形殊势异，本质上是同一无别等齐均一的。庄子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庄子观察事物的角度与常人不同。常人站在人间观人间，所以将事物放大了，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别放大了；庄子则站在宇宙源头观人间，所以将事物缩小了，将事物之间的差别泯灭了。      
        以齐物论为出发点，庄子否认认识的客观标准，认为客观事物是相对的，而且人的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因此，所谓的是非观念是由人们的“偏见”造成的。他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风湿腰疼，难道泥也这样吗？那么人、泥鳅、猴子三者，究竟谁知道天下的“正处”呢？庄子认为不好说。又如，人吃饭菜，麋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这四者究竟谁知道天下的“正味”呢？庄子认为也不好说。再如，毛蔷、孋姬（传说中的美女），人都认为是美人，可是鱼见了她们逃到深水，鸟见了她们吓得高飞，麋鹿见了她们赶快跑开，那么人、鱼、鸟、和麋鹿这四者究竟谁懂得天下的“正色”呢？还不好说。      
       甚至，庄子直接否定了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秋水》篇中，记载着庄子和他的好友惠施濠梁上观鱼的一段著名对话。庄子说：“白鱼出游自由自在，是鱼的高兴快乐吧！”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高兴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高兴快乐呢？”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固然也不知道鱼的高兴快乐了。”这段话的结论是，人是不可能知鱼之乐的，事物是不可认识的，最终得出了不可知论的结论。虽然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去自找苦吃，耗费精力去追求知识了。所以，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这就是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是危险的。如果你一定要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就必然使自己陷入无穷的烦恼之中去。      
       我们不难看出，庄子看到了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却又把这种局限性片面度夸大了。

汪篪

         71、逍遥游      
       “ 逍遥游”指自由自在地遨游，不受任何约束和条件的限制。《逍遥游》是《庄子》中的一篇，此文运用许多著名的寓言故事来说明庄子所提倡的人生境界。      
       第一个寓言是《鲲鹏变化》。说是北冥有条大鱼，名叫鲲，大得不知道有几千里。它一变而成为鸟，叫做鹏，鹏的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大。鹏奋起飞翔，翅膀像从天上垂下来的云彩。它趁着海水震荡飞往南海，先用翅膀拍打海水，激起三千里宽的海浪，掀起旋风，然后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一直飞了六个月，才到达南海。可是小雀儿听说后嘲笑大鹏说：“他何必飞那么远呢？我想上飞腾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草香蒿中间翱翔，非常愉快，这已经达到飞翔的极限，可他还要飞到哪里去呢？”在庄子看来，小雀嘲笑大鹏固然可笑可怜，但它们的飞行也只是高低远近的差别，其实都要受空间的限制，因而，它们的自由也是有所限制的，这就是“有所待”。      
        后面庄子又讲到一个叫宋荣子的人，说他对自己的内心和外界的事物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对于光荣和耻辱有自己的标准。庄子认为这样的人虽然世上很少，但他仍然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还有一个列子，他能驾着风飞行，轻快美妙，一直飞行15天才返回来。庄子认为能像他这样幸福自由的人很少。但是他虽然不必用脚走路，却仍要凭借风力，还是“有所待”。      
        庄子认为只有那种顺着自然的本性，能够驾驭天地间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的变化，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任意遨游的人，才是“无所待”的。“无所待”是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境界——逍遥游。      
        由此，庄子构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他说，在藐姑射山上住着一个神人，她的皮肤像冰雪一样洁白，她的丰姿像处女一样秀美。她不吃五谷，只吸风饮露。她乘着运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内遨游。她的精神凝聚专一，能使万物不受病害，年年五谷丰收。她同万物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她。       

        72、无用与有用      
       要理解庄子关于有用和无用的哲学意思，我们需先看一则故事：庄子与弟子，走到一座山脚下，见一株大树，枝繁叶茂，耸立在大溪旁，特别显眼。但见这树，其粗百尺，其高数千丈，直插云霄；其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庄子忍不住问伐木者：“请问师傅，如此好的木材，怎一直无人砍伐？以至独独长了几千年？”伐木者似对此树不屑一顾，道：“这何足为奇？此树是一种不中用的木材。用来做舟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做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做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做柱子则易受虫蚀。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      
        听了此话，庄子对弟子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无为而于己有为？”也就是说，这棵树因为它没有用而能持续生长这么多年，这难道不是无用之大用吗？弟子恍然大悟，点头不已。庄子又说：“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白额之牛，亢曼之猪，痔疮之人，巫师认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会把它们投进河里；残废之人，征兵不会扯到他，故能终其天年。形体残废，尚且可以养身保命，何况德才残废者呢？树不成材，方可免祸；人不成才，亦可保身也。”庄子愈说愈兴奋，总结性地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师徒二人出了山，留宿于庄子故友之家。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雁款待。儿子问：”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问杀那只？主答：“当然杀不能鸣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没走多远，弟子便忍不住问道：“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才而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杀。弟子糊涂，请问，先生将何处？”庄子笑道，我庄子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仍难免于累······庄子欲言又止，弟子急待下文：“那又怎样处世呢？有材不行，无材也不行，材与不材间，究竟如何是好？”      
       庄子沉思片刻，仰头道：“如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毁，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不肯专为。一下一上，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初，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还有什么可累的呢？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至于物之性、人伦之情则不然，成则毁，锐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厚，不屑则欺。怎能免累呢？弟子记住，唯道德之乡才逍遥啊！”      
        弟子道：“道德之乡，人只能神游其中；当今乱世，人究竟怎样安息？”庄子道：你知道鹌鹑、鸟是怎样饮食起居的吗？“       弟子道：”先生的意思是说人应像鹌鹑一样起居，以四海为家，居无常居，随遇而安；象鸟一样饮食，不择精粗，不挑肥瘦，随吃而饱；像飞鸟一样行走，自在逍遥，不留痕迹？“庄子微笑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