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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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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1-26 15:48: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五)

怀念汪胡桢老师

须景昌

1941 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之江大学(按:原设在杭州。抗战爆发后迁至安徽屯溪。1938年8月又迁至上海)宣告停办,数百学生顿失求学之 所。经留沪的顾世楫老师倡议,徐篆、廖慰慈、林汉达等老师共同努力,借用民立中学继续开办土木工程补习班,使土木系同学得以重温课业。这时汪胡桢老师来校 授课,我们主听过他讲授的“灌溉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等课程。他循循善诱地为我们讲课,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严谨治学,为人师表。记得 上完第一堂课后,汪胡老师就来问我,你姓“许”,还是“胥”?我说我姓“须”,这虽是稀姓,但百家姓上是有的,即是“养鞠须丰”的“须”。他听了又问:“ 我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有一位与我同时毕业的,叫须恺,是你的同乡吗?”我告诉他,“须恺不仅是我的同乡,而且还是我的堂兄呢!”他又说:“我 和须恺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共同在导淮委员会协助李仪祉先生制定导淮计划的……我们真是巧遇,有着历史的渊源。”说完,向我微微一笑,使我有如沐浴春风的温 暖。

汪胡老师 有着高高的个子,平时总穿着长衫和布鞋。他上课从不带课本,只带一二支粉笔。每课都突出一个中心内容或讲透一个不易理解的难点。用一种由浅入深和触类旁通 的手法来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的热情。记得一次他在课堂上讲,他在浙江省水利局任总工程师时,引进了风行欧美的喷射沙浆用的“水泥炮”,在钱塘江闻家堰石塘 塘面试用,塘缝被封住,塘后的附土不再流失,节省了海塘的岁修费用。这事我一直记在心头。1959年,我在南通工作,那时正在建造40孔的200米净孔宽 的长江澄通河段的第一大闸——九圩港闸,闸底板完成后发现渗水,我就想起汪胡老师讲的“水泥炮”,于是就用“水泥炮”补漏。这个闸已使用了近30多年,现 仍屹立在长江边上。

他在授课 的同时,还对我们讲一些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时的事情。他的老师是李仪祉先生——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那时,在近代水利科学中,还没有“水库”这一中 文概念,有的只是外文Reservoir(意为水体储蓄处)和我国古书中的“陂”或“塘”,用在近代水利科学中,都不能言尽其意。李仪祉先生让他的学生们 想个既科学又上口的双音节名字。汪胡桢当时经过一番思索,悟出了“水库”二字。李仪祉先生听了以后,十分赞同。从此,中国现代水利工程的辞典中才有了“水 库”一词,“水库”这一概念正式延用至今。

汪胡老师向我们讲授水利专门技术学课时,又要求我们学习《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信条七则》。这是他1936年10月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倡导并亲自起草的。这7条是:

(一)应绝对相互尊重职业上的名誉与地位;

(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之下,应极端尊重技术上应有之人格与操守;

(三)不得违反科学的论据,提出或施行任何工程计划;

(四)搜集及分析技术上之资料时,应绝对的忠实;

(五)对于任何水利主张,有相反之论断时,应作善意之商榷,不得作恶意之攻击;

(六)任何人员对于水利有错误的主张时,不得率意附同;

(七)对会员或其他水利工程师工作,应尽量协助,不得牵制或排挤。

这不满160字的简短守则,勾画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应具有的科学立场、伦理与道德标准,反映了汪胡老师为振兴中华水利的忠贞意向和竭诚追求。今天我们重温这一守则,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水利界乃至整个工程界都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

1942 年我在之江大学毕业的前夕,汪胡老师一面在之江教书,一面正在主编《中国工程师手册》。在那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组织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投入 该书的编辑工作。在编纂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延缓甚至停顿。他为使编辑工作不致半途而废,除额外承担繁重的编写工作外,许多细碎、烦琐的事务都集中 压在他一人身上,还亲自统稿、校核。当时他曾要我协助他做一些校核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筹集资金,寻求出版。万不得已,他将南京乐居公司的部分房屋卖 掉,解决出版印刷资金不足的问题。到1944年底,这部包括3个分册、共41编、3833页、300余万字的手册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大型的专业工 具书,对以后的工程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1945 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获得胜利。1946年2月,我在上海,顾世楫老师对我讲:汪胡桢先生在镇江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任赈务处处长,急需工程 技术人员,他非常欢迎你去。于是我和几位同学去镇江找他。他把我安排在技术室工作,从此聆听汪胡老师的教诲。遇到一些工程技术上的难题,就向他请教,他总 是热心指导我们。

1949 年春,我去浙江海宁国华工程公司钱塘江陈文港海塘工程所工作。当时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在原先汪胡老师1946年用柴塘抢修的陈文港海塘大缺口的基础上,利用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拨款,把柴塘改建成永久性工程混凝土斜坡海塘(该工程由塘工局招标,国华工程公司中标承包)。那时汪胡老师的儿子汪胡熙正在浙江大学 土木系读书,曾利用暑假来陈文港实习,因此我又有机会得悉汪胡老师离开塘工局后的一些情况。

解放后, 我在南通市水利局工作,为水利志题词等有关事项,经常和汪胡老师联系,他总是乐于并及时答复。如1986年8月19日,我因主编《南通市水利志》,曾去函 汪胡老师,请他为《南通市水利志》题签书名和题词。他于同年9月复信道:“之江一别30余年,犹如昨日。我年临90,目患白内障,写字犹如默写。南通书法 家很多,我实不能题写书名,以免贻笑。只勉写题词数语,以应雅索。如蒙采用,请以铅字排印为盼。”他的题词是:“南通市,斥卤地。经妙手,成佳艮。引江 水,增水田。棉与稻,都丰收。”

1988 年10月,我曾因堂兄须恺事访问过汪胡老师,向他咨询须恺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的过程。还有一个历史问题也请他回忆一 下:1950年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水灾,根据毛主席关于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总理于同年8月主持召开第一次治淮会议,会上发生了蓄泄之争。我的堂兄须恺当时担 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原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先后达14年),他根据南通张謇的“统筹全局,蓄泄兼施”的导淮论断,向总理提出了“蓄泄兼施”的意 见,并为政务院所采纳,作为治淮的方针。事后,汪胡老师编制了《治淮方略》(其中,治淮的主要措施是在上游山区建水库蓄洪水,在中游利用洼地及洪泽湖拦蓄 洪水,在三河闸泄大部分洪水到长江,在刘老涧泄一小部分洪水经废黄河入海),到北京去向周总理汇报。对所有这些,汪胡老师都作了详细的回忆介绍,并肯定了 这一事实。

汪胡桢老师于1989年10月13日因病与世长辞。他去世时很安详,很平静,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毋须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来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作者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现任南通市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南通水利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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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1-26 15:49: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六)

受命请汪胡老出山

何家濂

1949 年春夏,宁、沪、杭等地相继获得解放。以刘伯承司令员为首的南京军管会,早就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对汪胡桢先生的道德学问有所了解。因此,南京军管会交代其交 通接管委员会主任刘宠光派我去杭州的浙江大学,邀请汪胡先生出任水利技术领导工作。记得刘宠光主任当时告诉我说,军管会领导很仰慕汪胡桢先生的爱国热情、 他的为人和他在水利学术界的专长和名望,你一定去请他出来为新中国的水利作贡献。我因为曾经是国民党水利部技监须恺先生的助理,在1946年须恺组织的“ 赣江顾问团”所属勘测队担任工程师兼队长,故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汪胡桢先生有过交往。赣江勘测设计工作很多是受到汪胡先生的指示和指导并做出安排的。而 且,须先生和汪胡先生又是河海专门学校的同班同学,都以兴修水利、振兴中华为毕生志愿,交谊深笃,往来亲密。我常从须先生处得悉汪胡先生高尚的品德和高深 的学问。所以对他也极为崇敬。不用说,我欣然领受了这个任务。

大约在7 月份,我先到杭州浙江大学,未遇,但获悉先生已经回到嘉兴,闭门著作。我回到南京后,刘宠光主任要我再去嘉兴。在嘉兴的南湖之滨、汪胡先生的新居,我见到 了先生。我以故旧之情前来晋谒,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先领我参观了他的新居,然后在他满是图书的书房里,畅谈解放前后的愫怀。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 能,水利不修,民不聊生。如今国民党政府垮台了,新中国诞生了,沧桑巨变,处处生机,这使他感慨万千。他以满腔爱国爱人民的热情,盼望着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进行长江黄河的治理。特别是盼望着灾患最频繁的淮河治理,能够早日开展,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渴望着中国的水利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有辉 煌的前途。我直爽地把我这趟来嘉兴的目的相告,希望他早日到南京去,与党政领导和水利界的同志们共同研究水利事业的发展。汪胡先生慨然应允,答应在手边写 作告一段落后就去南京。

果然,我回南京不久,汪胡先生也到了南京。就在这一年秋季,汪胡先生接受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和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长的职务。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为新中国的治淮、治黄等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 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曾赴美学习。建国后曾任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工程部工务处副处长,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主任工程师,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 兼审批室主任,水利部水利电力对外公司驻尼泊尔、科威特特别代表,华北水利电力学院兼职教授等职。现任河南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省水利厅咨询组副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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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0 09:13: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七)

共同完成艰巨的任务

——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全体职工

给汪胡桢的信

汪局长:

我们怀着万分欣喜的心情,读到了新华社发布的、中央政府对你的新的任命的消息。

我们更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兴奋地等待着你早日莅临南京,主持局务。

虽然处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的时节,但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事业,把淮总正式列入中央编制,号召我们在1950年完成预定的工作计划。我们深深地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需要像你这样英明的领导,来共同完成这艰巨的任务。

基于你对于淮河流域深刻的研究和关怀,我们相信:

在你的领导下,一定可以胜利地完成工作计划。

为了今后业务的开展,我们热忱地欢迎你的早日到来。谨致

敬礼并祝

新年愉快!

                       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全体职工

                            1949年12月29日



   (此信由汪胡熙同志提供,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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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0 09: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八)

老骥伏枥 耄耋不老

田崇纪

1952 年我自天津大学毕业后,曾长期在汪胡桢先生担任院长的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任教。与汪胡老熟悉,则是在1959年下放三门峡水库劳动锻炼期间。汪胡老带领师生在碛口进行勘察工作时,我负责水文与泥沙计算工作。汪胡老与我在工作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他在业务和品德方面却是我尊敬的师长。现以我亲历目睹的历史事实,略举数例,缅怀他的优秀品德。

临危不惧

1959 年汛期,黄河上游洪峰突然到达三门峡水库工地上游围堰,左岸泄洪孔宣泄不及,水位猛涨,严重威胁着上游围堰的安全。如围堰垮坍,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组织了大批人员上堰全力抢修,增加堰顶高程。但水位增高的速度超过了堰顶增高的速度,堰顶过水的险情即将发生,部分抢修人员惊惶失措,自主下堰,造成混乱,溃堰即将发生。在此危急时刻,总工程师汪胡桢出现在水位与堰顶几乎齐平的堰顶上。这种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与号召,人群的慌乱立刻被制止了,有秩序的抢修工作重新开始,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围堰,也就是保住了三门峡工程和千百万人的生命,使上亿元的国家财产免受损失。我曾参加此次抢险,印象深刻,并深受教育。

公私分明

汪胡老离开黄河碛口现场,乘车返回太原时,同车的有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刘明朗司长及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学校的教师多人。由碛口至太原途经晋祠,大家都希望下车看看,但都不敢向汪胡老提出。当车行至晋祠附近时,大家公推刘明朗司长向汪胡老提出参观晋祠的建议。大家认为刘司长是协作单位的负责同志,汪胡老碍于情面,肯定会同意的。谁也没有料到,当刘司长提出这一建议时,汪胡老当面回绝说:车必须开到太原,晋祠不停。谁有兴趣逛晋祠,可以自己来。大家听了这个决定,虽然心中有些不愉快,但对汪胡老公私分明,坚持原则,不讲情面的高尚品德都深感佩服。

一丝不苟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北省岳城的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传达室内,有一位头上布满银丝的老者在认真地分发着来往的书信的报刊。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我国水利界泰斗、具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身份的汪胡桢先生。原来,他是被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锻炼”呢!即使处在这样的逆境,他对于分派给他的这份十分平凡的工作,仍然是一丝不苟,从未发生过丝毫差错。

60年代,我曾在汪胡老领导下参与了黄河碛口勘察工作的全过程,深感他对工作严肃认真、细心负责。每次听取工作汇报时,他总是能提出我不曾考虑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具体地一一耐心指正。对我一些新的想法,他总是给予大力支持。60年代,电脑很少,而且是手编程序。当我提出想用电脑计算泥沙淤积时,他大力支持,并亲自帮助,终于完成了碛口水库泥沙淤积的计算。

汪胡老不论处在顺境或逆境,工作态度是一样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决不因环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仅就这一点来说,他也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楷模。



(作者1952年毕业睛天津大学,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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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12-10 09: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九)

在岳城水库的那段日子里

张利

我是1964年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毕业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10月底,我院自北京搬迁到河北岳城水库库区,汪胡桢院长住在位于水库大坝南端的英烈村,我和他家住同一排平房。

1970 年春,库区接到地震预报,要大家都搬到防震棚中去住。我们这一排平房共有6家住户,有院长有教师也有工人。我们同住在一个防震棚中,像一家人一样。老院长象老家人一样,每天晚上给我们讲话。讲得最多的还是关于防震知识的内容。他就地取材做了一个岳城水库大坝的模型,详细地讲解当地震发生时,水库中的水面会形成剧烈的涌动,而土坝的薄弱环节是坝角(即大坝的两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刚好是在南坝角的下游。万一地震时出现垮坝,水流将从这里流过。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晚上要设值班人员,有险情时及时叫醒大家。他还根据当地的地形告诉我们:沿着门前的一条小路,几分钟就可走上南边的高地。只要届时不惊惶失措,就不会有什么 危险。他还用茶盘盛满细沙,在沙中立着几个鸡蛋,作为测震仪放在值班人员附近。他的言行不但给了我们新的知识,而且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战胜地震的信心。

1971 年初,我们都搬到大坝北端的工程局大院居住。这时首届“工农兵学员”已经进校。对于这批学生如何进行教学,许多人都心中无数。这时仍然处在“文化大革命” 时期,学校里的多数时间是搞所谓“斗、批、改”运动。在“改造大学”的口号号召下,有一部分学生把课堂也“改造”成了大批判会场,使得教学工作无法进行,师生关系一度紧张。面对这种形势,当时派驻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也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汪胡院长提出:水利教育要结合实际,针对我国江河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先进技术来开展教学与研究活动。他把这个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工程局大院门口,许多教师看了以后都表示赞成。不久,我们学院组织了专业小分队,带着学生到现场边教学,边支援地方水利建设。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果中,有的还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得了奖。



                    (作者系北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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