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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5 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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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汪道昆的文学思想和戏曲修养
要真正理解汪道昆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的文学思想。汪道昆自言，他“少而好古”(《太函集·自序》)，长仍慕古、师古(《太函副墨·自序》)。他持论与李攀龙、王世贞同，曾称许李攀龙“主盟当代”(《致李于麟》)，推奖王世贞之文“陵厉千古之上”(《沧州二会记》)。他的诗文，在“后七子”统治文坛之时，亦曾名盛一时。王世贞赞其“文章妙天下”，11将他列入“后五子”，并作诗云：“伯玉人间人，忽往在千古。矫矫先秦则，耻为东京伍。……”12当时人有以汪道昆与李攀龙、王世贞“并驾”者，13后来张汝湖《汪南溟集·序》亦称其“可与李、王埒”。然而汪道昆之诗文集《太函副墨》(先刻)、《太函集》中，可取者实不多。由于刻意摹古，极少新意，语亦因此往往扦格不畅。汪道昆主张文学复古，这使他的创作沿袭了前后七子模拟古人的错误方法。不过，即使是前后七子，他们的文学主张也不完全一致，甚至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早期和晚期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李梦阳晚年在《诗集自序》中强调“真诗”，自惭所作“非真”，王世贞有过“夫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的议论14，晚年自悔复古主张，而以怡淡自然为宗。汪道昆的文学主张在主要方面与前后七子相同，重在形式上的模拟古人，但与此同时，他也继承了儒家抒情言志的文学思想。例如，他称赞《玉岘集》“庶几乎可以群、可以怨矣”，15在《诗薮·序》中说“夫诗，心声也，无古今一也”。在《姜太史文集序》中也说：“夫文由心生，心以神用。用文役心则神牿，以心役文则神行。牿其心以役于文则棘端、槲叶者之为，吾惧其无实用矣。”强调“以心役文”，反对“以文役心”，认为后种文字无实用价值。由此出发，他很看重文章表情达意的作用。他认为《骚》后无骚，“非无骚也，善哭者无情而不哀，《骚》之优孟也”，说《文选》之后无选，“非无选也，雕几工而太朴丧，《选》之栖椿也”(《(骚)，(选)序》)没有真情实感，不哀而哭，那只不过是优孟伎俩，字雕句镂，丧其大道，则只是矫揉造作，二者都没有继承《骚》、《选》的精神实质。由于强调“心声”、情真、大道，故而又云“至言无文，文之至也”。(《致戚少保》)这些意见，与当时唐宋派“直抒胸臆，信手写出”，16以及稍后的公安派“从自己胸臆流出”17的主张也有相通之处。
汪道昆以礼乐起家，他的思想中封建儒家的正统观念是主导方面，却又不满宋以来统治者极力提倡的程朱学派。他心折旨在反对程朱学派的王阳明学说，称“王文成公崛起东越，倬为吾党少林”(《致王子中》)。思想上的不局于“正宗”之见，使他在文学上也不踡于一隅。他强调文学作品“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岭也”(《水浒传·序》)，赞赏那些“不守一隅，不由一径，或得之心，或遇之目，或触之兴，或动之情，调调刁刁众窍毕作”的作品(《汪禹又集序》)。晚年里居，他与龙膺、屠隆、李维祯、吕玉绳、胡应麟、梅鼎祚、潘之恒等结白榆社，他为社长。每集则饮酒啸咏，评古论今，辨析哲理，杂呈雅谑。社人尊崇他，称其为“长者”，18奉其为“指南”，19他则“虚怀折节，奖引后来”。20他推重对复古派理论有所突破的胡应麟，赞其学问文章“博而核，核而精”(《少室山房四稿序》)；嘉许屠隆的《白榆集》，并助成其刊行，而屠隆于集中表述的文学思想比早于此集的《由拳集》所阐述的更接近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自称“通家后学”21的李维祯则以“性灵”之说修正七子理论，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一定影响。汪道昆与他们结社，奖励推引他们，说明他们的志趣相近，他们在相互切磋中会互有影响。胡应麟、屠隆等文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也反映了汪道昆文学思想的转变。
正因为汪道昆没有完全陷入从形式上模拟古人的泥沼，尤其晚年更重心声，因而一旦心有所动，挥笔纸上，便也出现了一些抒情言志的佳作。他的《孤愤集序》借沈山人祭胡司马一事，极写司马功高、礼士及其长者之态，批评昔日受恩者于司马被法后“群起而诽讹之”的恶行，盛赞沈山人不忘恩义，其诚感动天地的深厚情谊，抒发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强烈感情。文章记叙简洁，形象生动，感情真挚，运用环境描写衬托气氛也很自然。《善仕论》列数世上善仕者的五项诀窍，如说“彼有长喙，务中用事者之驩”，“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结其心，所憎则尧可非也，所喜则踱可誉也”等，均以不骂为骂，颇能击中要害。其弟困诸生，有嗜酒、放言、玩物之癖，他作诗讽之日：“以我车前辙，为君座右铭。鬓无多日绿，眼有几人青。国步须骐骥，家声仗鹊鴒。别来成契阔，莫厌太丁宁。”平易、流畅，使人感到亲切，读之朗朗上口。而其辞世前四年写的《水浒传·序》，尤为奇文，它奇就奇在作者发表卓见的直率大胆上。作者“以心役文”，神行不羁，故而文章写得汪洋恣肆、气度不凡。文中内容宏富而组织谨严，文字简约而气雄意舒。足见作者在不以复古主义枷锁加身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叹服的见解和才能。
汪道昆对于戏曲的爱好与其家庭影响有关。他的祖父善饮，家有苍头一人，能秦声，使佐酒。由于自幼受到熏陶，年十二，即改编小说为戏曲，被父亲发觉焚毁。后来，他又“由礼乐起家”。任襄阳守时，镇宁恭靖王少子朱厚柯设部乐，习吴歈，汪道昆至即命升歌，终夜而散。他的《大雅堂杂剧》即作于此时，剧中多用南曲，当与朱厚柯部乐习吴歌以及“嘉靖中江以南竞南音”(《查八十传》)的风气有关。汪道昆在世之时，正是北腔冷落，南声盛行之时，他在《东圃镇国》书中云“今所供奉必多新声”，其诗文云“试听新声作越吟”，“征歌还许出吴趋”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声腔流行的情况。汪道昆既习北腔，亦喜南声。他与琵琶名手查八十有交往；与当时曲家吕玉绳、屠隆等亦相笃厚。二十年里居生活中，时以丝竹声伎为乐，终夕不疲。他在明代杂剧形式的改革与创新中，能够发挥作用，成为先行者之一，这与他熟悉南北戏剧，具有一定的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
汪道昆在《送黄文学迁成均序》中曾说：“诗也、歌也、舞也，三者必本于心，而后乐从之。”据此，则集诗乐歌舞于一台的戏剧自然亦以“本于心”者为上。要求戏剧传心声，这与道学先生以戏剧进行封建说教的理论相比，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忽视了诗与曲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同，不求在生动的情节中表达思想，而直接以蕴藉典雅的文词抒写胸臆，所言又皆士大夫之情，这不能不说是汪道昆的杂剧行之不远的主要原因。陈弘绪称杂剧为“备小说之奇，揽诗余之秀，去弹词之鄙者”，与此同时，又极口称赞《蔡//杂剧》之技，“几与屈原之《骚》、子美之诗争胜”。可见汪道昆此剧当也是一部奇拔秀雅、清新脱俗，而以抒愤言志为主的作品。
屠隆曾说：“弇州以无所不法为法，伯玉以有所不法为法。”22所谓“法”，李维祯《太函集·序》曾云：“文章之道，有才有法。……法者前人作之，后人述焉，犹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也……”“以有所不法为法”，意即没有泥于古人文章的规矩准绳，而能镕意于心神，写出法古中有所变化、能够自成一格的文章。屠隆与汪道昆结交是在汪道昆的晚年，屠隆所云当主要指汪道昆晚年的创作特色。这说明了汪道昆由“矫矫先秦则”到“有所不法”的转变。汪道昆“以心役文”、“以有所不法为法”，写出了一些令人击节的佳篇妙文；又能突破元人藩篱，改革杂剧形式，谱写摅愤言志的戏剧作品：这些与他所处的时代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汪道昆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正是文学复古运动渐呈衰颓之势的后期。这时，唐宋派已经崛起，他们对拟古主义文学的批评具有深刻的揭露意义；承继王阳明学说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而发展起来的“左派王学”正形成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其突出代表人物李贽的叛逆思想和他反复古、反道学的文学思想正在发生影响；在杂剧形式的改革上，朱有燉、王九思等也已迈出了步伐。这些，对汪道昆的思想、创作都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他不羁的性格、创新的精神，以及能够接受一些异端思想的影响，与他出身盐贾之家，祖父、父亲多侠义之行，23以及自身的经历，也都有着一定的联系。
注释
1《太函集》卷六十《庐山大安和尚塔记名》。
2《太函集》卷七《送首座璋公还鹫峰序》，卷八十《介弟仲淹赞》。
3见王占鲁辑《明代微调戏曲散齿句辑轶——木梳记》之简介。
4汪无竞：《汪左司马公年谱》谓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乙酉十二月廿七日，即公元1526年1月9日。有些著作以汪道昆生于1525年，误。
5以上见《年谱》及《扬州志》卷五十一。
6见1983年597、617期，1984年第624期。
7吴晓玲：《漫谈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载1983年8月2日《光明日报》。
8从《太函集》卷二十九《王子镇国少君传》及卷九十五《致东圃镇匡书》中，可以得知，襄王孙即襄宪王曾孙、镇宁恭靖王少子朱厚柯。汪道昆守襄时，二人“相与绸缪，”朱厚柯“设部乐习吴歈，太守(汪道昆)至则命升歌，务尽长夜。”
9潘之恒：《亘史杂篇》卷四《曲余》。
10徐渭虽比汪道昆长五岁，但其《四声猿》的完成时间却在《大雅堂杂剧》之后。
11《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贺封少司马双塘汪翁胡淑人并寿七十序》。
12《弇州山人稿》卷十四《后五子篇》。
13《太函集·朱镇山先生集序》。
14《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五《金台十八子诗选序》。
15《太函集》卷二十五《玉岘集序》。
16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书二》。
17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叙小修诗》。
1820屠隆：《白榆集》卷十二《报汪伯玉司马》。
19潘之恒：《亘史杂篇·酹昆》。
21李维祯：《汪左司马年谱·序》。
22张汝瑚：《汪南溟集·序》。
23《太函集·先大父状》及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贺封少司马双塘汪翁胡淑人并寿七十序》。
【原载】 《文学遗产》
【出版时间】 1985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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