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水工――汪胡桢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六)

中国工程师的楷模

张德旺

汪胡桢是现代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特级工程师。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水利工 程实践，业绩是光辉灿烂的。我在大学时代曾读过他主编的《中国工程师手册》；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工作时聆听过他的治淮规划报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老 人家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在佛子岭的工棚里设计并亲自指挥现场施工，建起了当时举世无几的佛子岭连拱高坝。1956年，我有幸在黄河三 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与汪胡总工程师直接相处共事，他给我的指导和帮助是很大的。不仅使我在业务和技术上得到提高，而且在我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位工程 师应该具有的严谨朴实、不断进取的优良作风和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一、     风尘仆仆　转战黄河

　　1954年，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帮助下，完成了《黄河流域技术经济 调查报告》，在46个梯级水库工程项目中，三门峡水库工程被列为根治黄河的第一期建设项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议 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家都来支援三门峡啊！》的社论，动员全国选派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伟大的建设工程。记得当时由电力部、水利部派出的人较多。 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北京、上海等省市也都派出了得力的领导干部和工人队伍。汪胡桢总工程师是从治淮战线上过来的。工程局总工程师室共有4位老总，年 龄数汪胡老最大，已是60岁了，我们大家对汪胡老都很尊敬，组织上也一再关照要注意他的劳逸结合，工程现场的事大都由李鄂鼎总工程师负责处理。可是汪胡老 仍然频频前往设在史家滩的前方指挥所察看。三门峡工程的场面铺得很大，施工机械化程度也很高，石料场远在80公里以外的灵室，中央机械修配厂和附属企业建 在会兴镇（后改建为三门峡），有运输人员、物资的一条铁路专用线和一条专用公路。我国对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实行机械化施工还是第一次，只能是边学边 干。老总们硬是凭着一颗高度负责的事业之心，打出了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胜仗。

二、     治不严谨　办事认真

提到汪胡总工程师办事认真的作风，可谓无人不知。他在工作上与设计分局、技术处和 专家工作室有较多接触，对于从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送来的设计文件和图纸，他都一一审阅，有时还拿起计算尺进行复算。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和一 台手提式英文打字机。常常见他亲自动手计算数据或打印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怕他过于劳累，我总是婉言相劝，由我来代他做。凡是由他的审办的文件，他都认真 细致地处理，甚至对各种文书的字体都有严格要求，规定在工程图纸上的文字书写必须是仿宋体。从这些细节上培养我们作为一名工程师应当具有的风范。

汪胡老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专家教授。他在空暇休息时间常常提出一些问题，要大家“协 同思考”。他决不搞“想当然”，而是要弄清“所以然”，从“所以然”中开拓新思路，发现新问题。据我回忆，他对轻型坝甚感兴趣，但对重力坝也有独特见解。 他说过，三门峡大坝是重力坝，就要为重力坝作好研究。例如大体积混凝土的分仓浇涛、分区标号设计和温度控制、并缝灌浆等问题，都要研究。在大坝混凝土浇涛 中，为了控制温度，冬天要骨料预热，夏天要制冷降温，一直到坝体设冷却水管等，都很延误进度和耗费钱财。坝体内部温度达到稳定后才能并缝灌浆，并缝以后才 能蓄水挡水。对于并缝的要求，他也明察秋毫地提出有多少水泥浆进入缝隙后才能传递应力，汪胡老又观察到技术关键在于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耗用量要减少到合 理程度。他深入浅出地说，粗骨料之间填充细骨料，细骨料之间填充砂子，砂子间的空隙填入水泥颗粒，三者之间要有科学的级配，才能形成密实的混凝土块体。而 胶结成混凝土块体的材料是水泥浆。按科学试验，水泥总用量中的15%～20%是起胶结作用的，其余水泥颗粒只起到填充和易性的作用，而它们却散发了大量的 水化热，带来了施工上的麻烦。他十分致力于掺入粉煤灰和使用纸浆废液。他也赞成搞辗压混凝土和通仓浇筑以及适当埋填块石于大坝混凝土中的节约措施。汪胡老 在50年代的这些想法，在当时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专家们的思考中是较难被采纳的，但是到了90年代，则被较为普遍地付诸实施了。

汪胡老还提到过应用混凝土预制模板以节省昂贵的木材，也讨论过采用一种框格混凝土（格内砌石或埋石）的重力式坝型。这些讨论或许在相隔不久的今后会成为现实。因为科学技术的成就，总是属于像汪胡老那样敢于冲破陈规旧律，敢于承受风险，不断攀登高峰的人。

受人尊敬　　尊敬别人

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乘坐火车来到三门峡工地，召集会议，研究确定水库蓄水 水位和淹没地区移民问题。总理一下火车就询问汪胡总工程师现在在哪里，要先去看看他。见面以后，总理向他问长问短，千叮万嘱要他注意身体健康。总理在三门 峡连续召开了4昼夜的会议，仔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且不断地在小纸片上做着记录。对于挂在墙上的千百张图纸表格，总理都一一过目，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要 大家回答。汪胡老感动地说：“真是难得的人民好总理啊！学识渊博，专家不及。”

汪胡老对苏联的经验是尊重的。他认为，我国大型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尤其是高度机 械化程度的施工，缺乏经验，不如人家。但他也相信中国人好学，很快就能学会、学好的。他曾到苏联考察过若干水电站建设，深信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够突飞猛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以后的“大跃进”年代里，我国出现过学习“老大哥”、搞“一边倒”的现 象。对此，汪胡老认为不妥。他不赞成形而上学地学习苏联经验。他认为，一切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苏联专家的建议也要一分为二。记得在坝基开挖工程 中，按照规范规定，要按1/3高度作为防震保护层。如果按照规范的规定施工，势必延缓开挖进度，从而失去在十分珍贵的枯水期完成施工计划的机会，造成被动 的局面。于是，汪胡老与苏联专家商量，通过试验，修正规程，采用深孔爆破的办法进行施工。这一办法终于获得成功。苏联专家在事后十分钦佩中国工程师们尊重 科学、敢于实践、敢于观点鲜明地提出意见的精神。

四、不断总结　　学无止境

汪胡老孜孜不倦地自学，博览中外科技图书，从中吸取营养，工作上多有创新。他曾对 我说过，当初在佛子岭搞连拱坝设计时，只找到一张国外的图片，没有更多的参考资料，终于摸索出一套拱垛联体的应力分析理论和方法。到了三门峡后，汪胡老很 清楚作为工程局的基本职责是施工，是多快好省地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但他对于黄河的泥沙治理问题也是十分关切的，经常同黄万里教授等泥沙专家研究讨论。他对 当时提出开展群众性植树造林、梯田、谷坊、鱼鳞坑水土保持的措施，相信会取得效果，但他认为，作为三门峡工程设计选用数据的依据，则要有两手准备，留有余 地。他建议多设排沙底孔，并降低孔口高程，果然，三门峡水库蓄水不久，泥沙淤积的来势甚猛，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时值连续3年严重自然灾害，沿河群众非但无 力上山植树造林，就连原有的林木柴草也被砍去烧饭。泥沙迅猛流入水库，不得不采取泄水排沙的紧急措施和长达13年之久的改造、改建工程，发电装机容量也由 原来的8*15万千瓦改为目前的5*5万千瓦。经过改建，目前的三门峡水库还能发挥防洪、防凌、灌溉、发电方面一定的效益，但比之于预期的效益却是大大降 低了。应该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黄河这样一条举世闻名的泥沙害河如何治理，当时的苏联专家是没有经验的，我国的专家们也没完全认识和掌握泥沙的运 动的规律，只有让子孙后代去继续探索了。

1987年，我去北京访问汪胡老时，他已91岁高龄了，仍见他孜孜不倦地伏案阅读 文稿。言谈中又提到了黄河的泥沙治理问题。他说，当时对泥沙运动的客观规律和治理方针，讨论得不多。是拦沙蓄水，还是蓄清排浑，都曾有人提过。他认为敢于 提出意见的人都是好人。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应以大业为已任，不怕丢纱帽，不怕穿小鞋，不做违心事。他还得到，“大跃进”年代有过反科学的事，现在看看是多 么幼稚可笑。他听到有人在大坝浇筑时以跳秧歌舞代替振捣器，在陆地上做草土围堰的怪事时说：这要不出问题才怪哩！我默默地回味着这位慈祥老人的中肯言语， 觉得在我面前的汪胡总工程师形象越来越高大了。

汪胡总工程师，您真是中国工程师们学习的楷模！

 

 

 

（作者1954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河川系。曾先后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黄河规划委员会、黄河三门峡工程局、黄河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华东电管局工作，现任上海支援三峡联合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七)

“下楼出院事长征”

-----回忆汪胡院长带领师生奋战在碛口

顾慰慈

一

 

    那是1965年的冬天。

    1月初的北京，天空灰蒙蒙的，还刮着不大的西北风，是一个即将下雪的天气。我们一行6人，在汪胡桢院长的带领下，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去山西省太原市，然后 再转道去碛口，进行碛口水库的勘察。这一任务是中央在1964年召开的一次研究三门峡水库淤积和黄河泥沙问题的会议上决定的。在这次会议上，汪胡院长提出 了三门峡水库上游修建拦沙库的设想。所谓拦沙库，就是修建一系列水库来拦截黄河上游的泥沙，将其存放在水库中，以减少黄河中下游的泥沙，减轻三门峡水库的 淤积。会上，周恩来总理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他要汪胡院长带领教师和学生到实地去研究研究，看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会后，汪胡院长与学院其他领导研究决 定，把1965年应届毕业的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和水利动力装置专业的学生抽调下去，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以碛口水库为题，进行现场毕业设计，以此协助汪胡院 长进行研究。我当时正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担任水工建筑物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兼任汪胡院长的助手。因此，这次便随同汪胡院长前往。

    从北京乘坐夜间开出的快车，第二天中午就到达太原，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家旅馆里。汪胡院长也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碛口现场进行初步勘察，以便为寒假后前去的大批学生进行勘察设计做技术指导方面的准备。

    当日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汪胡院长看了一阵子书，也来到我们中间，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谈了起来。谈到山西的名胜古迹时，他兴致很高。他说，山西是 古代诸侯割据的地方，有很多历史传说。他从晋朝的一个传说说起，说得很生动，大家听得也聚精会神，非常高兴。就这样一直到10点多钟才就寝休息。从汪胡院 长的谈论中，大家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同时也十分佩服他学识的渊博。

    第三天一早，汪胡院长就起来了，大家也都赶快起床，急急忙忙洗完脸，在附近一家小饭店里吃了早饭，就赶到长途汽车站搭车。

我们搭乘的是从太原开往临县的一辆客车。车上乘客很多，坐得满满的。由于乘车的人多，座位和座位之间的距离又很狭窄，人们挤在一起，腿脚都伸展不开，时间长了，腿脚都有些麻木了。

    从太原到临县有100多公里，大部分是险峻的盘山公路，车速很慢，所以发车时间较早，早晨6点多钟就开车了。这一天是阴雨天气，开车不久，就由濛濛细雨转 为零星小雪，气温渐渐下降，。车窗都关得严严的，车内的空气沉闷，许多人摇摇晃晃地打起盹来。可是我看　看坐在我前面的汪胡院长却一动不动，始终是一个姿 式，凝神着窗外，好像在观赏景色。好此过了好长时间，我不自觉地往前凑过去看了他一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看窗外的景色，而是在思考问题。是 什么问题使他想得这么入神呢？我不便打破他的沉思向他提问。心想，也许是在思考我们到达碛口后如何开展工作吧！

    经过近4个小时的行车，汽车终于在一个小镇的饭馆前停了下来。司机宣布在此停车一小时，大家可以在这里吃午饭。我们走进饭馆，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我们选 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了下来。汪胡院长要了一碗米饭和一个炒菜，我们每人要了一大碗面条。正在等待服务员送饭菜的时候，汪胡院长看见许多顾客都在喝酒，就问 邻桌的一位顾客：你们喝得是什么酒？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喝酒？那位顾客说：我们喝得是杏花村酒，这儿离杏花村不远。

    汪胡院长听到杏花村的名字，笑着对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虽然这里的杏花村并不是诗中所说的杏 花村，今天也不是清明节，但也是个杏花村么！既然到了杏花村，那就尝尝杏花村的酒吧！”于是他很高兴地向服务员要了一杯酒，喝了起来。我和几位教师也都要 了一杯酒，品尝着杯中醇香的美酒，再看看窗外飘洒着的小雪，我好象真的身临诗句中所描绘的情景之中了。

   下午3点多钟，汽车到达三交镇，我们在这里下车。当晚住在镇上的一家小旅馆。第二天一早从三交镇出发，前往碛口。

    从三交镇到碛口，约有40里路，不通公路，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前进，有时还要沿着干涸的河谷行走。汪胡院长年纪大了，当地政府为他提供了一辆简易的马车让他乘坐。

    到达碛口后，汪胡院长和我们一起住在一间农民临时提供的房子里。房子虽小，但还不算陈旧。房内的锅灶、桌椅俱全。晚饭是由一位农民给我们做的面条汤。由于 当地农民很少种菜，也就买不到菜，面条汤也只能是纯粹的面条汤了。尽管如此，大家都吃得很香，连汪胡院长也一连喝了两小碗。晚饭后，他向我们布置了明天的 工作。把我们5个人分为两组：第一组两个人，负责联系和安排春节后学生来到碛口后的食宿问题；第二组3个人，负责对水库坝址及料场进行勘察。分工完毕，由 于一天的劳累，大家做了一些明天出发的准备工作，就陆续休息了，并且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汪胡院长起来得很早，等我们起床后，他已经在附近转了一圈回来了。吃过早饭，两个组按照分工分头工作。我们出发去进行勘察，汪胡院长坚持要和我们一 起去。为了怕他过于劳累，当地政府送来一匹马要他骑着马和我们一起去。但是，被他谢绝了，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徒步前往。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徒步行走，就到达 了预定的坝址区。我们拿出地形图，和汪胡院长一起对照实际的地形、地质情况，仔细地观察了坝区的全貌，最后决定爬到旁边的山顶上去，居高临下地观察。要爬 上旁边的山顶，只有一条牧羊人行走的羊肠小道，坡度很陡，有的地方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我们劝汪胡院长留在山　下，但他坚持要和我们一起上山。我们只好 派一个跟着他，必要时可以搀扶保护。山虽然不高，但是因为路不好走，又都穿着棉袄棉裤，所以，爬到山顶时已是满身大汗了。可以想象，年近古稀的汪胡院长一 定会比我们更加疲累。可是他却毫不在乎，只要山顶略事休息，就和我们继续沿着山脊前行，察看沿途的地形和地质情况，并将原来在图上初选的坝线作了一些修 改。这一天的勘察，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结束。

    第二天的勘察工作，原计划是到黄河对岸去，但由于春节临近，附近找不到渡船，无法过河，于是汪胡院长临时决定改为对筑坝料场场址进行勘察，等春节过后再过河去作补充勘察。

    第三天晚上，汪胡院长召集大家开会，听取汇报。听了第一组关于春节后学生来碛口的食宿安排问题的汇报之后，他指示负责这项工作的教师，要与当地政府取得联 系，安排好学生到来后的粮食供应和副食品供应。第二组汇报以后，汪胡院长指出，大坝坝线先按这次勘察结果初定，以后再根据对岸勘察结果和黄河水利委员会所 作的地质勘察结果进行修改。关于坝型问题，他说，由于坝区有丰富的黄土可作防渗设备，两岸又都有坚硬的细砂岩可作坝料，因此，坝型可初选为堆石坝，等以后 再和其他坝型在技术经济方面比较后作最后决定。回校以后，应以堆石坝方案作为重点方案进行准备。

    3天的勘察工作结束了，我们于第四天一早，又按原路回到太原，再乘火车返回北京。而汪胡院长到太原后，却又立即从太原赶往郑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商谈坝址勘探的有关问题了。

二

    1965年春节过后不久，汪胡院长又去郑州，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商谈碛口水库的地质勘探工作和为碛口水库设计提供水文气象等基本资料问题。当我们带领学生到达碛口时，汪胡院长已于前一天重返碛口。

    这次我们在碛口的住宿地点叫索达干村，在春节前勘察时初选　坝址的附近，距离碛口镇约有8公里路。汪胡院长的住处是过去的一个水文站，是一个单独的小院， 共有三间房，他住在靠东的一间，其余两间分别由校医和炊事员居住。我们和学生住的地方是一个有3个孔窑洞的大院，距离汪胡院长住的地方约有300米。

    汪胡院长对设计工作抓得很紧。我们到达碛口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所有参加这次设计指导工作的教师开会，把参加设计工作的学生分为水工设计、水电部设计、规划 等3个组，并把指导教师也都分配到这3个组当中。我被分配到水工设计组。汪胡院长向各组分别布置了工作，要求在4个月以内搞出一个规划设计。会后，各组按 此要求提出详细工作计划。

    我们水工组的任务，首先是确定坝线。要确定坝线就必须过河，而过河又必须有船，但是索达干村附近没有船。这件事拖了好几天没有解决。后来汪胡院长知道了， 在他亲自督促和安排下，经当地政府协助，很快就租来一条船。我们立即动身过河勘察。汪胡院长也准备同我们一起过河去勘察。因为当时河水水流很急，船行不 稳，而且山势陡峭，行走不便，考虑到他年岁已大，很不安全，经过大家一再劝阻，他才没有去成。我们勘察回来后向他汇报，他对对岸的地形、地质情况问得很详 细。当我们汇报说，根据过河勘察的结果，认为在春节前勘察时初选的那条坝线，无论从地形和地质条件上说，都是最好的一条坝线。他听了很高兴，笑着对我们 说：“这说明我们上次没有白来。初选坝线还是最好的，说明上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嘱咐我们：在地质勘探资料还没有出来前，先按这条坝线进行规划设计。

    汪胡院长在碛口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后，就一个人走出小院，在附近的黄河岸边散步，看看远处的山色，近处的黄水。早饭后， 他就开始忙碌起来。我们在进行设计，他也在进行设计计算，还不时地查阅各种资料，每天从上午到下午，甚至晚上，都是这样孜孜不倦，不停地工作。每当我们向 他汇报设计情况时，他总是非常仔细地一边听一边记录，并且不时地翻阅他自己的计算结果，互相核对，非常认真。在我们编制碛口堆石坝的概算时，有的同志建议 按现行的定额手册进行计算，这样做既省事，工作进度也快得多。但是，汪胡院长却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先进行现场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再进行计算。他说：“ 我们的计算结果必须符合实际，必须确切。”每次进行试验时，他都亲临现场，详细了解岩石的情况，炮眼的深度，装药的数量，每次爆破后可用于筑坝的石块开采 率，岩石石块搬运的工时和人工费用等等。要求我们根据这些实际数据，再按料场至筑坝地点的实际距离，计算出筑坝石料的单价，这样算出的石料单价自然就完全 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了。

    在设计工作中，汪胡院长对大家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非常重视，并积极支持。有一次在我们汇报坝型选择的分析结果时，有的同志提出，能否把堆石坝的斜墙用砂石料 设计成透水的，得用坝体透水时河水中的泥沙在坝前和斜墙中的淤积和淤塞，使斜墙逐渐变为不透水。汪胡院长对这个意见听得很仔细，听完以后，他说：“这个意 见很好，是一个新的设想，我过去没有想到。你们可以作为一个方案作进一步研究。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现，不仅可以解决有些地方缺乏筑坝粘土材料的问题，而且 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应该花时间很好地研究。”

三

    在碛口的这些日子是很平谈的。除了每天晚饭后有一个小时的读报和自由活动外，几乎是白天晚上都用来进行设计。工作虽然紧张，但大家的心情却很愉快。7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日子，这一天汪胡院长十分高兴，喝了一小杯酒，乘着酒兴，赋诗一首，抒发了他为祖国水利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情怀，同时也是表达鼓励青 年努力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愿望。诗曰：

下楼出院事长征，

索达干村好结营。

不使现场有遗算，

能教举世看河清。

 

从来难治数黄河，

步步修防莫奈何。

赖有英明总路线，

定教浊浪变清波。

 

毫端能使山河变，

建设全凭定策良。

西岸泄洪东发电，

一条石壁走中央。

吕梁风雨郁苍苍，

争看英雄战一场。

能挽狂澜于既倒，

还期大地变粮仓。

 

    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有两个学生到村边的小河旁散步，发现一只甲鱼在沟边的一块岩石上晒太阳，两人就悄悄地走过去把它捉了回来，交给炊事员崔师傅，请他做一 道菜。崔师傅说：“这只甲鱼不过两斤来重，你们有100多人，就是烧成汤，也不够你们一人喝一口，还是把他放了吧！”两个学生告诉崔师傅，把甲鱼送来，并 不是自己要吃，而是要送给汪胡院长吃。他们说：“这些日子汪胡院长跟我们一样，每天只能吃咸萝卜条，够苦的了。把甲鱼送给他吃，让他补补身子，好为我们国 家建设更多的大坝和水库。”于是，崔师傅做了一碗清炖甲鱼汤送到汪胡院长那里，并把两个学生的意思向他说了。汪胡院长听了以后，连声说：“我吃！我吃！不 能辜负同学们的一片心意。”他刚尝了一口，就说：“味道真好！”乐得崔师傅哈哈大笑起来。

    7月底，学生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了，我们的设计也已告一段落，并已获得阶段性成果。那天，各个设计组汇集在汪胡院长所在的小屋里，大家坐在小板凳上，向 他汇报设计结果。汪胡院长仔细地听着，不时地记录着，同时还不断地发问，或要求作补充说明。汇报整整进行了一天，他始终全神贯注，毫无倦意。直到大家汇报 完毕，他才伸了一下腰，愉快地说：“我们在碛口进行了近5个月的设计，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结果，这是大家辛勤努力的结晶。”在座的师生也都发出了会心的 笑声。

    8月初，我们离开碛口返回北京，临走时大家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依恋之情，怀念这一段与汪胡院长一起进行设计的日子，怀念当地的乡亲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作者195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教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八)

汪胡院长碛口题诗

黎保琨

1965年3月至7月，汪胡桢院长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带领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的 100余名师生，配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赴山西临县碛口镇黄河之畔的索达干村，在现场进行碛口拦沙库的设计。当时他已年近七旬，但老当益壮，和其 他师生一样，食清淡，住窑洞，带领师生奋战在黄河两岸。从拦沙库的勘察、规划、坝址选择、枢纽布置到施工方案，均亲自指导。特别是对入库泥沙的拦排处理， 作了多种方案的比较，精益求精，最终完成了碛口拦沙库的设计方案，报送有关领导。

在碛口住地，虽然生活清苦，工作条件很差，但师生们工作非常积极，从不叫苦怕累。 他们与汪胡院长相处得很融洽，对汪胡院长十分崇敬。汪胡院长对师生也很关心，经常与他们促膝共语，勉励他们献身于祖国的水利事业。一日，水工班的一位同志 仿徐悲鸿笔意，绘了一幅奔马图，请汪胡院长题词。汪胡院长欣然命笔，赋题画诗一首：

骅骝骅骝意如何？

初试骏足便如梭。

若非画笔戛然止，

便将飞跃过黄河。

 

这首诗直观是咏马，但其寓意深邃，表达了汪胡院长对青年学子的赞许与期望，一时在师生中传为佳话。

 

（作者195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为研究生。1965年3月至7月，曾随汪胡桢院长赴山西参加碛口拦沙库设计，任水工组下设的隧道设计组组长。现为北京水利水电管理干部学院及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九)

赠书与展书

----记汪胡院长关心学院图书建设一事

金乃

汪胡桢先生曾长我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即北京水利水电学院，迁至河北邯郸后易名），关心我院之发展，慨捐家藏书籍1000余册，以充实我院图书馆。内容甚 广，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皆所馈焉。其中有《四部备要》等中文书，《坝论》等英文书，均属稀本，弥足珍贵。我院成立于1951年，对解放前之出版物，向 告阙如。汪胡老所赠，丰我馆藏，嘉惠莘莘，受益良多。

这批书籍于1965年自汪胡老家乡浙江嘉兴远道运京。一应包装托运等手续连同铁路运费100余元，悉由汪胡老自己承担。书抵北京永定门铁路车站，学院派人领取，大小10余件，有包有箱，雇车回院，即此笔市内运费，汪胡老亦坚持照付。诚恳若此，可敬可颂。

未几，“文化大革命”起，黑云压城，幽明莫辨。10余件赠书原封未动，束之高阁，致使院内好学之士望而兴叹。其中一部分是汪胡老常用参考书，他本人无从借 阅。此后，随院南迁，辗转千里，馆内同仁，无暇顾及于此，图书沉睡一十八载，实属一大憾事。然而事有不然者，若果启包整理于前，恐难逃“焚书”厄运于后。 延缓之而幸存之，实乃始料所未及，庶可告慰于赠书人矣！

方今邯郸建校，大兴黉舍，图书馆华厦初成，巍峨壮丽。藏书有所，心深庆之。图书已由沈静明、孟凡芝等同志任外文，张惠英，潘金定等同志任中文，专事分编整理，以飨读者。

余为汪胡老爱国爱校之精神所感动，又为华厦藏珍而欣喜，爱记其事。

 

（作者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教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

编撰《现代工程数学手册》

谢省宗

《现代工程数学手册》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数学工具书。全书共5卷、99篇，500余万字。其内容涵盖现代数学的各个分支，从初等数学开始，到高等数学的各分支，直至新近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的许多分支。这样一套规模宏大的数学工具书的编撰、出版，凝聚了包括汪胡桢老先生在内的全国许多参与编撰、校阅的著名数学　家、学者和专家10年不息奋斗的心血和智慧。

这部数学巨著的诞生，是由汪胡桢老先生首先倡议和发动的。

1964年，汪胡老正在主编一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工具书----《水工设计手册》。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说要把我发表在《水利学报》1962年 第四期上的《闸门振动的流体弹性理论》一文编入该手册。当时，汪胡老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水利专家和学者，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而我不过是一个刚从学校 毕业不久、不足而立之年、才疏学浅的毛头小伙子。自已的著作能得到老一辈著名专家的赏识，感到十分荣幸。我以激动的心情把文稿寄给了他，并数次收到他的来 函，对文稿提出意见和问题，指导我进行修改和补充。从此，我认识了汪胡老。从这次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平易近人，对青年总是循循善 诱，充满着爱护之情。我暗下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努力在工作上和学术上做出成绩，为人民多作贡献。汪胡老对我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成长和 我的一生。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水工设计手册》的出版工作因此犹如石沉大海。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刘家峡水电站工地。大约是1976年 底，“文革”结束不久，我从刘家峡出差到北京，专门造访汪胡老，当谈及《水工设计手册》时，他非常痛心地告诉我，放在出版社的《水工设计手册》原稿已荡然 无存，大量脑力劳动的宝贵成果被白白地丢掉了。就在这次会面时，汪胡老告诉我，他想编辑《工程数学手册》。他说：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作为一个合格 的现代工程师，没有深厚的数学基础是不成的。他翻开当年由他主编的《中国工程师手册》对我说：“这部手册的第一篇就是《数学》”。而这一篇正是汪胡老亲自 撰写的。

汪 胡老提出编辑《工程数学手册》，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工程大师的经验、智慧和高瞻远瞩。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四化”建设的伟大宏图重新提了 出来，备受摧残的中国科学技术刚刚恢复生机，“文革”期间被污蔑为“纯理论”、“没用处”的数学也开始被拨乱反正。这个时候，汪胡老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现 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与发展，现代数学正在对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及作用。广大科技人员迫切需要一本反映数学理论与工程技术 紧密结合的工具书。编撰《工程数学手册》（后命名为《现代工程数学手册》）是我国“四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作为汪胡老的学生和朋友，对于他的这一 想法，无疑是非常赞同，并且责无旁贷地要努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事业。

1977年来，我收到汪胡老寄来的《现代工程数学手册》初稿，要我进行补充修改。初稿约50余万字，内容虽然比《中国工程师手册》的《数学》篇增加了许多，但还不能充分反映现代工程数学的全貌。限于当时的条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汪胡老的委托，此事就暂时搁置了起来。

1978年8月，在汪胡老的帮助下，我调回恢复后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的编撰工作得以全力进行。首先，我协助汪胡老搜集了许多国内外有关数学手册之类的书籍，进行分折比较，共同拟订一个详细的目录，计划编写出版一部100余 万字的《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由于篇幅如此宠大，我们都意识到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于是，由汪胡老出面，向当时的水电部科技司递交了一份要求对 《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编撰出版工作予以立项的报告。科技司的沈信祥、梁亦华等领导同志看了这份报告，均表示大力支持，并指定邴凤山同志负责联系、组织这项 工作。邴凤山还在原订的目录中增加了许多篇章。1979年春节后，科技司就《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的编撰出版问题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与会同志纷纷表示赞同，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的建议。同年，《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的编撰出版工作在水电部科技司正式立项，并下拨了启动经费。1980年， 我将手册初稿两卷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分发到全国数十所著名高等院校的数学系、数学教研室和科研单位征求意见，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紧接着，我们从众多的复 函单位中遴选出一批著名的、年富力强的数学家，组成了以沈信祥同志为主任委员、汪胡老为主编的编委会，同时上书向当时的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得到了她肯 定的批示。从此，《现代工程数学手册》这艘航船驶入了到达彼岸的航道。

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出版社历时5年的不懈努力，《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第一卷终于在1985年3月出版了。当我把由汪胡老亲自撰写了前5篇的第一卷送到他的案头的时候，他的喜悦之情是难以言喻的。我也因为能够帮助他实现这多年的夙愿而感到欣慰。

在《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编写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现代数学的一些新成就、新分支，最终发展成为一部5卷本的数学巨著。每次我们把新增加的篇章和内容向汪胡老汇报时，都得到了他的认可和肯定。令人遗憾的是，汪胡老于1989年逝世，不能亲眼看到全书的最后一卷----第五卷出版。1990年5月，当《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第五卷问世时，编委会全体成员都深切地怀念自己的主编、一代工程大师汪胡桢先生。没有他对数学的深刻理解、他的远见卓识、他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声望，《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的编撰出版是不可能的。

 

（作者1956年毕业于武汉水利学院水工建筑系。现任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一)

为开发我国水力资源而奋斗

-----记对我国著名科学专家汪胡桢的两次访问

阎柏泉

汪胡桢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水利科学专家，曾任水利部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他已是86岁高龄，退居二线工作。每当我去北京木樨地他的家里看望时，总是看他右手握笔、左手拿着放大镜，伏案撰写或审改文稿。这一年的10月9日晚上我去他的寓所，是想请他谈谈对党的十二大召开的感想。见面问好之后，谈话转入正题。

谈到党的十二召开，汪胡老显得十分激动。他一面翻动着我带来的刊载着十二大文件的《红旗》杂志，一面笑容满面地说：

“我非常拥护党的十二大，非常拥护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要重点建设能源、交通并搞好农业。”

谈到能源、交通的农业建设与水利建设的关系，汪胡老早已胸有成竹，言简而意赅。他说：

“我是搞水利科学的，水利科学恰巧是国家建设能源、 交通和农业的重要手段。因为利用水利科学可发展我国的水力资源，为工农业生产提供电力。我国的水力资源得天独厚，异常丰富，蕴藏量位居世界各国第一。用了 水电，可以替换出石油与煤炭，以供作化工原料和换取外汇，同国家发展能源的战略目标完全相符。水力发电所利用的是蕴藏于水中的能，不会消耗水量，发电以后 的水仍可引来作为农田灌溉和工业生产之用，增加工农业生产。而且，由于开发水力资源能驯服湍急的河流，调剂涨落无常的河流水位，使本来不通航或者一年中通 航没有足够时间的河道变成航运的坦途。我们可以说，水利科学是建设能源、交通、农业，一石投三鸟，一举而三得手段。”

谈到开发我国的水利资源，很自然地谈到了长江三峡的 水利资源开发利用。汪胡老兴奋地椅子上站了起来，一只手扶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在胸前用力地挥动了一下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最近几年，我没有一 天不在为开发长江三峡的水力资源进行研究，所以，我殷切希望把三峡水利建设作为实现党的十二大宏伟目标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为长江三 峡制成了落差137米、能通过万吨轮船的三级节水船闸计划，现在又为三峡制定了能抗御核弹冲击波，并能缩短施工周期的强化堆石坝型拦江大坝计划。接着，他向我描绘了长江三峡的美好前景。

长江三峡历来是我国的一个名胜地区。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的主要是那里的风景。我们现在设想要在三峡建设的长江水利枢纽，就位于三峡的三斗坪或太平溪，是一座高达200米的拦江大坝，两座万吨船闸和一个总装机容量为2500万 千瓦的特大型地下水电站。大坝建成后，可使本来湍急的山谷河流一变而为碧波浩瀚的三峡水库，本来涨落无常的长江，将因水库的调节作用一变而为驯服的河道， 从上海到重庆，终年可由此通行万吨巨轮或万吨级船队。不但长江干流将成为交通干道，而且位于两岸的黄浦江、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各水系，还有津浦、京广及 通往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的几条铁路，都将可用长江为呑吐货物的枢纽。”

年愈八旬的老人有如此壮心，使我深受感染和启发，不由得向他请教有关经济数据和付诸实施方面的一些问题。汪胡老说：

“我算过几笔账：三峡的超级水电站建成后，每年可发电1100亿度，而现在我们全国水力、火力年发电量只有3000亿度。三峡水电站一朝发出电力，就可使我国能源陡增三分之一。所以说把三峡水电站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非常合适的。”

他接着说：“我们知道，我国最大的石油企业，每年可为国家财政收入增加20多亿元，而用三峡水电站发出的电力，每年可收电费70亿元。可见，一个三峡水电站可抵3个最大的石油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问道，建设这样一个大型水电站，需要多么大的巨额投资？对这个问题，汪胡老的考虑是这样的：

“当然，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国家必须投入巨大资金。估计基本建设、岸区迁移和施工期的贷款利息等，总数约在240亿元左右。但只要不到5年的时间，就可用水电站的纯收益把全部投资偿还的一干二净。由此可见，三峡水电站的经济效益在各种企业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说到这里，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好像对三峡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还应该从多方面估计，而不只是水力发电一项。接着说道：

“我为这件事想得很多很远。比如农业的旱涝问题，三 峡水库也可以发挥效益。三峡水库的容量很大，能把历史上罕见的洪水完全呑在库内，足使下游各省市避免水灾；如果遇到旱年，则可利用发电用过的水来解除旱 灾。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峡水库是一个保险公司，能为长江流域相当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起到保险作用。”

我又问道，就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承担三峡水库的建设有没有问题？他把助听器扶动了一下，让我重述一遍，然后兴致很高地说：“没问题，虽然我国水利科学家和专门人才为数不多，但经过党和国家30多 年的培养锻炼，已经能够组成一支坚强的技术工作队伍为国家建设计划服务。尤其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及其有关方面的工程技术队伍，经过建设丹江口水库和葛洲 坝工程的实践，更是富有理论和实际经验。我相信，全国水利科学工作者都愿意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实现而奋斗。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没有一位同志不愿到工地去 施展身手的。我虽然年老，也不甘心旁观，当立即携带多年来设计出来的长江三峡大坝和船闸计划，奔赴工地，与长办会师，进一步搞出建设三峡的具体技术计划， 供实际兴建之用。”

“年龄不饶人啊!”我笑着说了一名。

汪胡老把党的十二大文献摆到我面前，说：“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啊!时间，对于国家，对于我，都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

再一次拜访汪胡老，是在1984年的春节前夕。这时汪胡老已是87岁高龄。

我走进客厅的时候，依然见他右手握笔、左手拿放大镜，正俯在写字台上写东西。只见他在稿纸上写着：“要使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起飞，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我们必须一致努力……”

一提起水利水电建设，汪胡老的话语就特别多。他告诉我：建国以来，我们兴建了大、中型水电站150多座，总装机容量3300万千瓦。从全国水力资源看，可以开发利用的约有3800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已经开发的这3300万千瓦，只占全部水力资源的9%。现在，党中央很重视水利水电建设，正在筹划宏大的长江三峡水电工程，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兴建水电站，可以提供价格低、无污染的电力，节省大量的石油和煤炭资源，可以发展农业灌溉。

汪胡老递给我一份铅印的文本。我接过一看，是《关于改革现行混凝土坝施工方法和创造新型格箱坝的设想》。当我向他请教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讲述起格箱坝来。

原来，当今世界上的蓄水大坝，主要有两种：土石坝， 混凝土坝。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混凝土坝都存在一个令人恼火的问题：坝体出现裂缝，使坝体失掉整体性。各国的水利专家们都在力图寻找消除坝体裂缝的途径，但 均不理想。美国工程界曾不惜消耗大量的模板、金属和高标号水泥，以求“基本上消灭裂缝”。然而，这是一种拖长工期的“传统浇筑法”。

汪胡老创造性地提出设计格箱坝。用格箱浇筑法代替传统浇筑法，将能比较理想地达到消除坝体裂缝的目的。因为，格箱坝的坝体像楼房的框架结构，是由立方型的格箱叠置所组成的。在每个格箱的格框部分使用200级混凝土或竹筋混凝土，而在箱的内部(如同框架楼房的房间)则 用“贫混凝土”或土石材料来填充。这样，建造同样体积的大坝，格箱坝的水泥用量可以大大减少。同时，格箱内所填的“贫混凝土”都是在容积不变的条件下浇筑 的，可以利用水化热造成混凝土中的预压应力，同坝体冷却时因收缩而产生的拉力相抵消，就可免除传统的温度控制措施而不致产生裂缝。这种坝施工工艺简便，投 资节省，施工工期较短。

崭新的格箱坝在世界东方的沃土上诞生了，它的创始人就是这位年已87岁的科学家。

 

 

 

(作者系《经济日报》记者)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二)

生命不息    奉献不止

杨振怀

1989年10月13日，水利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我们水利界的前辈汪胡桢先生。我得知汪胡老不幸的消息时，立即停止会议，匆匆赶去，但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向遗体告别时，我又恰在国外，未能为汪胡老送行。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不尽的思念。

汪胡老是我国水利事业的先驱。他在我国水利界亨有崇高的威望。他为我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水利事业的重大损失。

他早年留学美国，不贪图国外的繁荣和享受，学成后毅然回国，投身于我国的水利事业，立志振兴中华。新中国建立之前，尽管他尽心竭力，耗费大量心血，做出不少治水计划，但由于旧中国政府的腐败，都未能实现，报国无门，用武无地。

新中国建 立后，汪胡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这个在旧社会度过了大半生的人，焕发出极大的热情，把他的聪明才智全部倾注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水利 事业上。在新中国水利建设这个大舞台上，演奏了一首首雄壮辉煌的乐曲。50年代初，刚解放不久，在治淮工作中材料缺乏、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解放思想，大 胆革新，主持设计、建设了佛子岭水库大型混凝土连拱坝，解决了连拱坝抗震计算等一系列难题。接着兴建的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梅山水库大坝，坝高 88米使我国筑坝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嗣后，他 担任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总工程师。在1956年至1960年短短的4年中，克服重重困难，在黄河干流上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大型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解放前后， 他曾担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他主持汇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工程技术工具书《中国工程师手册》。以后又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第一任 院长。他既是一位学者、教授、水利理论家，又是一位治理淮河、黄河大型水利工程的总工程师、实干家、水工结构专家。他退休后，仍写出许多著作、论文，如 《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等，并且对长江三峡工程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

他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坚实、闪光的脚印遍布祖国大地。他勘查过黄河碛口等大型水库。他的汗水浇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为新中国水利事业鞠躬尽瘁。他的名字和我国水利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佛子岭水库大坝等都是汪胡老身后不朽的丰碑。

他是一代师表。他从教数十年，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我国水利事业的中坚、骨干、专家和教授。他所倡导的严谨学风和他崇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他在水利科学上孜孜追求，锲而不舍。在学术上勇于开拓进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他的著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他立场坚 定，爱憎分明，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从他后半生的奋斗和不懈的追求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他在和时间赛 跑，他总希望能多留下些什么。他在双耳失聪、一目失明、另一目也只有0.1视力，只有用放大镜才能见物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研究，从事著述。临终前，他还 以衰弱身躯亲自动手将他的所有书籍整理装箱，准备赠给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培养青年学子。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汪胡老走了，走得那样突然，那样匆忙。他为我国水利事业耗尽了最后的精力，他的业绩、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向前！

安息吧！汪胡老。

 

 

                   （原载《中国水利》1989年第十二期）

（作者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88年至1993年任水利部部长、党组书记。现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三)

良师益友汪幹夫

黄万里

汪幹夫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我国第一代从欧美学成的水利工程师，长我14岁。我是属于第二代的了。民国4年（1915）年，我父黄炎培等创办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未几年，因经费困难，师资缺乏，乃将东南大学中费用较大的工学院停办，而维持河海学校如常，延李仪祉（讳协）先生长教。幹夫先生为第一 届毕业生，成绩优异，名列第二，毕业后又赴美国留学。第一名顾济之（名世楫）先生则留校任教。故幹夫先生为国内最早学成后再出国深造的第一批水利学者。

其时，国内水利工程师及师资奇缺。早年治水工程皆从旧学，在实地操习中求进步。先生等则娴习欧美新学，能藉数理水力等学从事设计，故为我国首辈新学水利工 程师。当时此辈人数甚少，而中央、地方水利机关纷纷适应需要成立，河海学校历届毕业生咸受聘，任要职。不足者，由早先北洋、交通等大学毕业的土木系学生充 任。河海生则为水利专业学者，先生尤其佼佼者焉。

民国22年（1933年）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水利处。处内设设计科，先生任科长；另设水文科，顾济之先生任科长。余自民国26年（1937年）由美回国，任水文科技正。自此常与幹夫、济之先生共事，朝夕切磋，相得益彰。

先生在美艾奥华（Iowa）大学从美国最早、最著名的水利学家伍德华（Ｓ·Ｍ·Ｗoodward）教授学习，其工程经验、名望仅次于费礼门 （Ｊ·Ｒ·Ｆreeman）工程师。伍教授后任田纳西流域专区水利　局（Ｔ·Ｖ·Ａ）顾问工程师。我亦从学焉。先生等前辈学者在学时尚未设水文课。我于 1933年出国前，求教于先生之同学----黄委会主任许介忱（讳心武）先生，许告诉我：1931年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学者，竟无一人长于水文学，而 水文学实为水利工程之基础。余乃弃桥梁工程师之专业改学水利，并自水文学始。初入康奈尔大学，其时亦无水文学课，乃于自然地理学系中选学天文、气象、气 候、地质等课为水利硕士、博士之第一副科，以充实水利科学之基础。是皆受益于先生等前辈学者之启迪也。

我与先生等前辈水利学者私交甚密。我父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之后，常莅校讲话，先生等咸尊为师，而我又尊先生等为前辈。我回国任职水利工事晚于先生等10 年，其间国内外水利学术进展甚多，先生等每不耻下问，讨论频繁。或意见相左，辄面红耳赤，争论不休，然从未有损于私交。我曾支持先生对佛子岭水库采用连拱 坝，但不同意他请我先规划了的梅山水库也改修连拱坝。我反对黄河修三门峡坝，而先生主其工事。先生力主早修长江三峡高坝，而我则列举其弊，竭力反对。盖有 关技术之争论，乃吾人各竭智谋，尽忠为公也，难免所见不同，与私情无涉焉。

80年代，先生移居京都，每逢春节，余必趋贺问好。偶忆1957年在三门峡坝工程讨论会上，两人各持已见，大声争议，与会者初不晓先生为我至亲师友也。以后先生率学生数十人亲赴黄河中游，查明水土保持确实无补于治理黄河。返京相晤，两人握手一笑。不度冥冥英哲随即谢萎。

余之于先生，既仰其德，复慕其行，爱作斯铭以为纪念。铭曰：

         公德诚懿，公心诚忠。

         学穷机彖，理造水工。

         宣学讲座，善教启蒙。

         洋洋生友，仰戴崇功。

         爱拟兹铭，摛其光荣。

         嗟尔来世，效斯始终。

 

 

（作者系我国著名的水文学、灌溉工程及治河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教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四)之一

追念恩师汪胡桢先生

徐怀云

汪胡桢字幹夫，余之恩师也。自出大学校门，即受先生之教诲。1935年夏，余毕业于中央大学，7月初进全国经济委员会，派在水利处设计科工作。当时先生任设计科科长，为余之直接主管。

一、先除其害　　继兴其利

先生素以获得实地水利工程经验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必备之根本基础。余至设计科报到之第一日晚，即接指令派赴汉口防洪。翌日清晨，与同事两人乘江轮由南京赴 汉口。当时汉水猛涨，江汉工程局派我往汉水大堤姑嫂树段堤防。其时汉水几平堤顶，余在堤上巡视7日7夜。手持铜锣，如见裂缝或漏水，即鸣锣召集民工抢救， 姑嫂树段汉江大堤保护汉口市，倘大堤破溢，汉口市百万生灵之遭遇不堪设想！

据附近村民告称：多年前，有姑嫂两人来堤上，见堤顶裂缝，洪水穿过，有破堤之虞！姑嫂两人以身塞缝，以水退堤安。村民植树纪念，故而得名。

7天后，洪水渐退。我们随即作实地测量，绘制危堤断面图，供江汉工程局汛后修补。我们返京后，先生详询防洪经过，并云：开拓水利，应先除其害。工程人员须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水害之危急。了解其成因，方可根除其害；继兴其利，可免重蹈覆辙！

二、编印古籍　　引进新知

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设秘书、水利、公路等处，办公厅在南京铁汤池（财政部侧），统一全国水利行政，各大水利机构均直属该会。先生主持水利处 设计科，统筹全国水利工程规划和设计。同时先生是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理事，主持书刊的编辑出版。在古籍方面，为保存中华文化，尤其重视治黄史料，曾出版《中 国水利珍本丛书》多种，如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明刘天和《问水集》、清靳辅《治河方略》、清李大镰《河务所闻集》及《抢险图谱》等，供水利界人士参阅。 先生对于世界工程新知，亦无尽量引进。其时西欧水工模型试验业已成熟，美国费礼门（Freeman）教授捐助奖学金，选派美国水利工程师赴欧学习，返美后 创立水工模型试验室。有亨特·罗斯（Dr·Hunter Rouse）博士设立军工队密西西比河水工试验室于维克斯堡（U·S·Army Engineer Waterways Experiment station，Vicksburg，Mississippi）和劳伦斯·斯特拉勃（Dr·Lawrence Strabe） 博士创设试验室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Saint Anthony Falls Hydraulic Laboratory，Minneapolis，Minnsota)。该两试验室闻名全球。先生利用庚子赔款，特聘荷兰水工模型专家万胡佛（Van Hoover）先生来华创设中央水工模型试验室于南京清凉山脚。余在设计科之早期工作即设计该试验室及试验设备，谭葆泰和胡汉升是该试验室创始工程师。适 江苏镇江码头有冲刷现象，余被派至镇江测量该段长江之地形及水流特性，用于制作模型，研究处理工程之有效布置。此乃中国水工模型试验之始。该试验室面积相 当宽广，拟用于黄河模型试验。犹记我设计之桥式吊车（Bridge Crane）由上海慎昌洋行在国外订造。但该试验室方开工营造不久，抗日战争开始，南京沦陷，一切全毁。

美国在1930年有土壤力学名教授卡尔（Dr.Karl Terzaghi）博士发表土壤力学专著，哄动工程界。日本土木工程师学会翻译出版日文本，先生购得该译本，在办公室传阅。

余在设计科工作之余，先生令我翻译英国刚出版之《虹吸溢洪道》（《Siphon Spillways》by A.H. Naylor，Edward Arnold and Co. London 1935.），供溢洪道设计者参考。此书利用虹吸之原理，增加有效水头而提高溢洪流量。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水利专家浦德利先生长驻南京，协助中国发展水利。汪胡桢先生时常与他进行讨论。1936年浦德利和设计科技士张同勘测金沙江上游河道，不幸落水身亡，先生失去专家咨询，深感悲哀。

设计科还参照美国地质测量局（U.S. Geological Survey）编印的资料，搜集全国各水文站实测资料，如水位、流量、泥沙等记载，加以整理后编制成册，每年一本，由水利处发行，供水利界作规划和设计应用。

三、倡导培训　　注重经验

1930年初期，政府推动导淮及整理运河工程，但当时缺少有实际经验之规划、设计及施工人员。先生提倡派青年工程人员出国实习。以往中国青年学生出国深 造，大都入大学研究院攻读学位。然水利工程建设不独需要理论，更需要实际经验。经济委员会统一全国水利行政后，于1936年春开始考选水利人员出国实习， 凡经委员会直属机构之工程人员，服务一年以上者均可参加考试。第一届选取4位，即王鹤亭、张书农（淮委会）、薛履坦及粟宗嵩（设计科），送国外实习，为期 三年。两年参加实际工作，一年可进研究院攻读学位。张书农和薛履坦派送德国。该国水利的长处是水工模型试验。我国早期赴德留学者多矣，如李仪祉、郑肇经、 沈怡等诸前辈均是。当时德国有名的恩格斯教授是郑肇经、沈怡等的导师。沈怡赴德求学时曾带黄河的黄土一吨去德国作模型试验。王鹤亭送印度学习灌溉。英人统 治印度300年，其唯一成就为灌溉印度北部5支流（即Jalum，Chenab，Ravi，Beas及Sutlej等5河流域）。粟宗嵩送法属越南学习灌 溉。法国发明自动灌溉给水系统（Automatic lrrigation  Supply System）。

1937年春考选第二届出国实习水利之人员，先生主考。余已服务于设计科近两年，可以参加考试，侥幸中选。此届共取5位：马毓珊（黄委会）送美军工队密西 西比河水工试验室；郑兆珍（华北水委会）送荷兰水工试验所；李丕济送德国；胡哲让派送越南，继转美国T·V·A；余派往美国垦务局，一切均由先生安排接 洽。

犹忆考试时，我的口试问题是：“如何治好黄河？”我思考后答曰：“自有史以来，尚无有效对策，我要出国学习，正因此也。”

1937年5月5日，余乘胡佛总统号轮离沪赴美实习。先生应日本土木工程师学会邀请参观其码头水利工程，与师母亦乘该轮赴日，翌日晨在横滨码头拜别先生。 谁知此别，未得先生教诲近50年矣！人生聚散无常，实难预卜！5月下旬，余抵丹佛（Denver），开始在垦务局实习。数周后，将垦务局法令、组织、人事 及工作大概情况，详报经委会水利处。

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直属美国内政部，按1902年国会通过的垦务律（Reclamation　Act）成立，在美国西部17州开发农田水利及相关的 水利工程，如防洪、水力发电及航运等。在美京华府（Washington，D.C.）设局长室，工作人员约40余位，管理行政、经费及应付中央政府各项事 务。在丹佛设总工程师室，有正副总工程师各一，正副设计总工程师各一及机电总工程师一人，俗称“五大头”，总管一切，下分水文、大坝、渠道、桥梁、试验、 研究等组。全体员工约1100余位，非技术人员包括文书、会计、律师、采购等不到100人。按规定，工程营造必需公开招标，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工地仅设 管理室，监工验收而已。当时，该局经费每年4亿美金，正兴建世界最高大坝4座（胡佛、大苦力、峡希他及佛日英）。余得先生安排指导，能到该局实习，诚平生 之大幸也！此乃真才实学之地。3年实习期满，余自费延长一年。1941年春，余经滇缅公路返抵重庆。前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的人员均并入经济部水利司。 经济部在重庆近郊沙坪坝对江磐溪设中央水利实验处，处长郑肇经派余为该处水文组主任。1942年冬，余迁长寿为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设计课长，该处直属资 源委员会，为108个单位之一。

自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先生与我失去联系。1941年至1946年，余在四川亦未能与先生取得联络。 1946年夏，余作为三峡工程设计代表被派赴美国。1947年，先生知我在美，寄给我钱塘江流域水文资料5大册，正拟在工作之余为先生效力，但不久又因国 内紊乱，书信隔绝，遂告中断。迄1980年秋，余被邀返国访问水利建设，专程进京拜谒恩师。屈指算来，自横滨揖别，已40又4年矣！人世沧桑，曷胜浩叹！ 当时在京会面，悲喜交集！先生以耄耋之龄犹著述不辍，对三峡工程曾著多级船闸供水布置；而重庆港淤塞之可能，先生更提出拦门沙之问题。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二十四)之二

追念恩师汪胡桢先生

徐怀云

 

四、治淮成功　　得尝初衷

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黄河迁道，夺淮入海，安徽、苏北遂屡遭水灾。民国初年，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氏，清末状元，曾任工商大臣）认为开发苏 北沿海地区，植棉纺织，必须先办好导淮工程，特聘美国水利专家莱茵（Prof.Emery Lane）教授驻扬州，研究治淮。1937年余到垦务局时，莱茵教授亦在该局主持泥沙研究，他曾告治淮原则：淮河上游须多建水库，蓄洪、灌溉；下游疏通入 海入江水道，以泄来洪，里下河可免泛滥灾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设导淮委员会，先生被聘为设计主任工程师。但当时国家经济短拙，未克兴工。待新 中国成立后，先生又主持治淮，亲自设计佛子岭水库，采用连拱支墩坝型（ultiple Arch Buttress Dam），高74.4米，略低于垦务局1936年所建世界当时最高之巴雷脱坝（Bartlett Dam），高87.4米。1954年治淮委员会又建梅山连拱支墩坝，高88.4米，为当时世界最高连拱支墩坝。在地形地质条件适宜之情况下，连拱支墩坝型 最经济而安全，尤宜于中国，因模板工多，而中国工价低廉。

治淮委员会更继续兴建响洪甸及磨子潭等水库，蓄洪灌溉。江苏省水利厅配合治淮工程，建入海及江水道，输送来洪，并整理大运河，由长江至山东微山湖，且建抽水站，供灌溉苏北沿海农田。淮河流域百姓得安居乐业，亦先生之功德也。

五、根治黄祸　　与天争时

自有史以来，黄河泛滥成灾，迁道频仍，世称“黄祸”（Ｓorrow  of  china）凡我水利工程人士，无不关心，而先生更先天下之忧而忧！自1980年起，余进京10余次，每次进京，必专竭先生，讨论及之。

黄河下游泛滥之主因是河床不断抬高。现在黄河下游每年平均增高0.1米，河底已高出堤外附近地面10米至14米。一旦洪水破堤或溢顶，势必造成广大灾害！按历史上统计，每过两三百年，黄河下游必大迁道一次！

黄河下游淤积在河床之泥沙，人人共识是来自中游托克托（河口）以下，平均每年约89％之泥沙在6月至10月间随暴雨侵蚀，流入黄河，桃花峪以下，河道平坦，流量与流速均不足挟沙入海，遂沉积于河底。总而言之：“水少沙多”乃“黄祸”之根本痼疾！

为减少来沙，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三四十年来，似乎有减低来沙趋势，但何时能减到来沙不致抬高河床淤积，尚无法推测，而能永绝泥沙来源，更难预料矣！

1985年春，杨国华、徐修惠和余3人，均系原在垦务局参加三峡计划设计者，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邀至武汉，咨询三峡大坝工程。长办同时负责研究规划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由三峡水库引水，经丹江口水库，嗣后送京津，供都市给水之急需。

长办同仁领导余等先至襄樊，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于1974年完成，坝顶高程162米，最高洪水位161.3米，相应库容208.9亿立方米。大 坝设计准备提高坝顶至175米，最高洪水位173.8米，相应库容333.7亿立方米，增加有效库容124.8亿立方米，以供调节后期引长江三峡水库余水 至华北平原。

余等在重庆视察了市区及最高洪水位202.54米石刻，发生在1905年8月10日（载孙辅著《扬子江之水利》，1973年发表）。由重庆至宜昌，余等乘江轮视察水库沿江情况。在宜昌数日，踏勘三斗坪坝址之地形和地质，并参观葛洲坝枢纽布置。

返武汉后与长办同仁详细讨论三峡计划及南水北调数周。回美后，余等合撰《咨询报告》，建议按国际标准编制三峡计划可行性报告；同时作长江流域水利开发规划（Water Master Plan），1985年送长江办公室备供参考。

自1980年在京揖谒先生后，余即搜罗有关治黄资料；阅读各专家之论文与建议，并亲临黄河视察10日，但未见未闻有效根治建议。而黄河下游河床现已高出附近堤外地面10余米，人称“悬河”！随时有破堤或溢顶之虞！“黄祸”有燃眉之急，人所共知。

长江流量丰沛，宜昌站年平均流量10倍于黄河全河流量，大通站流量约为黄河之20倍。1980年《水力资源普查》估计，宜昌以上长江干流拟建水库之有效总 容量小于宜昌年平均总水量之1/3！换言之，三峡水库有大量余水足资利用。余即用实例作研究，引长江6月至10月洪水，由三峡水库穿大巴山入丹江水库，三 峡水库水位200～170米，丹江口水库水位173～150米，可以自流。估计调水量平均每年约需271亿立方米冲沙入海，725亿立方米灌溉华北平原农 田1亿亩以上。黄河下游水旱两大天灾，可以永除，而收益之大，更属惊人！

余将该研究结果函呈先生，籍答余1937年出国实习考试时口试之诺言。先生覆函云：“智者所见相同”。余始知先生早有此根治“黄祸”之设想。但岁月不饶 人，先生已愈九旬高龄，恐不克目睹其设想付诸实施，遗憾黄泉！而华北平原数亿同胞犹在水深火热之中！先生多才多智、大仁大德，知者至鲜，惜哉！惜哉！

 

（作者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系，1937年奉派赴美垦务局实习水利工程，1941年春回国，曾任中央水利实验处水文组主任及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设计课长，1946年又奉派赴美国垦务局担任长江三峡设计代表，后留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