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汪道昆<<天寶江氏家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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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汪道昆的诗歌建树。和七子派多数成员一样，汪道昆以为宋儒理兴而诗衰。他盛推七子再造一代明诗的宏业，“北地以清庙遗音，一洗里耳；济南白雪、江左钧天，其一先登，其一高峙，共一张广乐，集大成三者，皆人杰也”⑿ 汪道昆、王世贞同年进士，并称文坛“两司马”，但是道昆述说师渊，将“王、李”比作诗坛“孔子”，自己甘作圣人高弟子“颜回”，“圣代只今王与李，相得大冶铸颜回。”⒀ 道昆自比“颜回”，容易引人误解，以其不过步“王、李”后尘的小角色。事实上，《太函集》大量诗序，精僻见解时出。山人俞安期挟《蓼蓼集》游新都，请道昆作序。汪道昆序云：

　　大方家有言，当世之诗盛矣，顾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不佞既然且疑，尝测其埃。上焉者，务经世安事，雕虫较若悬衔，轻重辨矣；藉令身隐而下，居业不迁，极远穷高，幸有全力，是宜为国工，而归咎席，何据？夫诗首国风亦犹之乎天风也。风之起也，为冷风，其积之厚也，为培风，搏扶摇羊角而上，为刚风，三者皆雄风也。不恒为厉，不重积为飘，不戢为融，风之衍也，是谓雌风，众雌无雄，身与名骨下矣，又其下则风波之民也，宁诓托山林为名高？……要之积斯厚，厚斯培，氵风 氵风乎其音也；蓬蓬乎其行也，廖廖乎其与天籁鸣也。语师古则无成心，语师心则有成法，其斯为楚之遗、汉之逸、杜陵之王父尸乎？于是载其籍曰《蓼蓼》，登山林而上之矣。⒁这段文字至少提供以下几则信息：一是诗不在台阁，不在山林，而在布衣。明诗走向何处，一直是明叶后叶诗人苦思冥想的问题。李梦阳晚年提出“真诗在民间”一说。汪道昆则从俞安期一类的布衣山人那里找到答案。所谓《国风》即是“天风”，也就是重申“真诗在民间”。二是师心与师古二者不可偏废。汪道昆以为诗道衰落，宋儒始作佣者，“宋儒以道自任，志三代而身六经，猥云质有其文，贵其质而已矣。夫蒉桴土鼓不比于韵，如必任质而后，宜夔其穷矣，始其人可知也，于法云何？”⒂汪道昆反对只讲理质、不贵性情。三是推崇天籁之呜为雄风，包括持风、培风、刚风。拎风清爽而美，俊逸而飘；培风湍急而奔，劲健而道；刚风气清激越，健举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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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函集》录诗十四卷一千七百余首，诸体皆备，内容庞杂。汪道昆有督兵抗倭、阅视蓟辽边务的人生阅历，其诗宏大雄健，洗去空声大语。万历三年（1575），汪道昆视兵塞上，与兵部尚书谭纶等人燕山勒铭，道昆《登雾灵山说法台》可辨者仅首、末二句，首句：“山盘大漠攀苍天”，结句云：“华夷万里见封禅。”⒃句雄健。汪道昆与戚继光在戎马生涯中建立了浓厚的友谊。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人，抗倭明将，亦能诗。汪道昆赠答戚继光诗，豪迈健举。如云：

　　　　　　 田士投知己，分悬比太阿。
　　　　　　 星文开瘴海，夜色倒明河。
　　　　　　 决胜千人废，论功百战多。
　　　　　　 审奸空眸睨，天意岂磋跑。

　　诗题即序：“威将军铸良剑二，谒子铭之。托以久，要遂分其一，省属火，故物悉亡，独舍中儿抱剑出火中，赖得脱。归于家，弟幸其有灵，为之弹铁而歌，作诗三首。”⒄戚继光、汪道昆在福建分剑，约定以奇功抱国门。二人的三次“合剑”乃相互顾志、友谊笃纯的见证。汪道昆《宝剑篇》作万历十五年（1587），诗序纪事云：“壬戍（嘉靖四十一年）之秋，元敬人间，三捷，偕余目击间班，不鼓而盟，则良剑二分，佩之，所不询闽者如此杖。丙寅（嘉靖四十五年），余释闽事。戊辰（隆庆二年），元敬人朝，剑始合于虎林，信宿而别。壬申（隆庆六年），余奉使大阅，再合蓟门。乙酉（万历十三年），元敬谢南粤人新都，三合于白榆社。乃今元敬已矣，故剑不知其存亡。余弹铗长歌，盖有感于和夫季子云耳。””长诗铺陈其事，一唱三叹，“将军乘胜奉专征，横海楼船下赤闽。行处饶歌朱经曲，擎来铁网苍龙精”；“风胡司难星辰落，欧阳临池鳞甲生。湛如芙蓉出秋水，白霍如电起青萍。”李攀龙用“紫气”、“雄关”点缀诗面，毕竟空疏，诗境大打折扣。汪道昆深得人生阅历之助，诗语道劲，气势雄宕。

　　汪道昆晚年结肇林禅社，心境平实，诗风清俊而逸，按他的自喻即是“拎风”。《太函集》卷 119收五言绝句97首，《鹿溪》、《南溪》自然妙趣，读之有夏浴清溪、渴掬山泉之快。《鹿溪》诗云：

　　群饮下长林，春草绵绵，鹿步跑后不已，自然情态呼之欲出。“斑龙”，喻群鹿。诗人睹此诗情画意情景，如入桃源仙境，意兴勃然，故云：“愿言驾斑龙，相过浮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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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诗人，在七子大群体中，又构成新安诗派，它的活动直延整个万历时期。公安派和竞陵派风靡诗坛之际，新安诗人虽群体分散，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构成诗坛不可忽视的一支。汪道昆为诗派盟主，王寅、江民莹、潘纬、陈守友乃派中管旧，重要诗人有汪道会、道贯、潘之恒、谢陛，吴守淮、汪淮、李敏、汪少廉、程可中、程汉、方于鲁、吴可封、谢陛等人。

　　王寅，字仲房，一字亮卿，就县人。父为商，贾于淮北。仲房少年倜傥自负，具文武才。以高才为诸生祭酒。弃诸生，北走大梁，问诗李梦阳不遇，遂人少林习兵杖。家产尽破，复辞家远游。与徐渭、沈明臣同客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中年习禅，自号十岳山人。曾与高应冕、祝时泰等人组织西湖八社。王寅有《十岳山人集））4卷《西湖八社诗贴》亦存其诗。此外又辑有《新都秀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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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淮，字禹又，号松萝山人，休宁人。国子生，诗程古昔，取材庀宏，象合意协，“论诗苦爱仲长统‘乘云无辔，驰风无足’之语，以为诗家风轨，殆非俗流也。”⒆有《禹又诗集》八卷，汪道昆、王世贞为序。

　　陈守友，字达甫，休宁人。有《陈太甫诗集》。咏岳武穆诗云“西湖莽埋没，中土日销沉。五国杜鹃梦斤城都护吟。”《新都秀运集》以其“典实老苍，高出几品。”陈守有、汪淮、李敏编撰《新安诗集》。三人俱休宁人。李敏，字功甫，号浮丘山人。王寅以其“窗间树鸡栅，篱落晒牛衣”诗句“宛然山居之风，前未道及”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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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道贯（1543－1591），字仲淹，汪道昆弟。与汪道昆一起组织丰干社、白榆社，广交后七子诗人。诗法汪道昆。与道昆、从兄道会称“三汪”。有《汪次公集》。王世贞《题汪仲淹新集后》：“其为古文辞，雄爽有调，而或不免土衡之芜。余每一规之，辄一小异。今年与李本宁、来不疑自谷共中来，则恂恂长者。已而尽出新篇，读之，沈着温茂，一倡三叹，有余音矣。”“汪道会，字仲嘉，诸生。道昆卒，与潘之恒交最密。

　　潘纬，字仲文，一字象安，歙县人。少年攻诗，不甘常调。家白岳之下，隐居诵读，萧然布素。尝人资为武英殿中书舍人。《列朝诗集小传》云“余观仲文，攻苦精思，摆脱凡近，如秋水芙蓉，亭亭自远。仲房亟称其‘郭外关河远，樽前岁腊残’。‘旅馆午寒闭，江城秋雪飞’。未足蔽仲文也。”汪道昆《潘象安诗序》云：“古者诗在阎巷，当世率以反舌，而低布衣，如得象安一鸣，则希有鸟也。”

　　潘之恒，字景升，歙县人。出身商而仕家庭，少年以古文辞受知汪道昆、王世贞。挟策赴公车，连不得志。禀性豪宕，喜周急人难，又不治产业，家产日衰。新安诗派新秀，白榆社始创七人之一，汪道昆《赠潘景升北游序》云：“都人士代兴者，吾尝以锥末得景升。”o万历中，与公安诗人交游，人公安派。生前刻诗集《蒹葭馆集》、《如江集》、《涉江集》、《鸾啸集》、《漪游草》。

　　程可中，字仲权，休宁人。家贫，博学，能诗。有《汉上集》22卷。人汪道昆白榆社。游京师，与梅守箕、何白、潘之恒结社。其人短小精悍，傲放任侠，尤好山水。钱谦益论其诗在潘之恒、何自间，又云“仲权尝语余：‘李本宁以诗文称雄霸，人莫敢置一辞，余得其赠诗，直规之日：‘公才不逊古人，亦落界州、太函案自耶？’本宁拱手叹服，以此知其真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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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昆卒后，新安诗派涣散。潘之恒人公安派，程可中从派中逸出。新安后起诗人如郝公淡。谢于楚与袁宏道、中道交游。坚持复古的不过汪道会、谢陛数人。新安诗派，除汪道昆官至兵部侍郎，潘纬斥资人为中书舍人外，其他如王寅、江淮、吴守淮、陈达甫、谢陛、潘之恒、程可中，都是山人之流。王寅、潘之恒、汪道昆、道贯、道会俱出身由商贾人士的家庭。程氏、汪氏为新安大姓，新安诗派以江氏和程氏诗人居主。概而言之，新安诗派是个地域性的诗歌群体，取法复古，诗歌创作不失自成一家言。

  

参考文献：
①④ 李维《大地大房集》卷13（苏堂集序》。
②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
③ 汪道昆《大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⑤《大函集》卷23《汪禹义诗序》。
⑥《大函集》卷43。
⑦ 汪道昆《副墨》集前附《法命》。
⑧《大函集》卷7《送龙相君考绩序》。
⑨《大函集》卷76。
⑽⑾ 自州山人续稿）卷17《卓程用光禄进汪司马及仲季诸社友大会西湖南屏，选会征声，分韵赋诗，伯王以高字的风寄，悼余同作，得二首》诗一、诗二。
⑿⒂ 汪道昆《太函集自序》。
⒀ 《大函集》卷12of夜坐与少连（谢陛）谈艺四绝句》诗二。
⒁ 《大函集》卷25《辛辛集序》。
⒃ 见1987年4月 7日《北京日报》副刊《第一碑》，转引自徐继方《汪道昆年谱》第49页。
⒄⒅ 《太函集）卷l09。
⒆⒇ 钱谦益《列前诗集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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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
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
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
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
制.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
（《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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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
深厚，然而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
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
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
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湛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
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
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
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
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
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
得不锄”。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
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所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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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道昆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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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宁芬


汪道昆和他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对于治古典文学和戏曲史的同志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历来对他的评价不高；各家文学史和戏曲史中虽提到他，却都语焉不详；建国后，也未见有对他的生平和作品进行全面论述的文章。近年来，随着天都外臣《水浒传·序》的日益受到重视，汪道昆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已有人提出重新认识汪道昆的意见。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正于学界。

一、方外司马何许人?《蔡足乞 杂剧》何为作?

明末陈弘绪曾撰《方外司马杂剧序》，此文被清人卫泳视为晶莹如冰雪的佳作而编人晚明百家小品集《冰雪携》。《序》在论述了“屈原之后无骚，子美之后无诗歌”以后，继曰：

方外司马何人乎?《蔡足乞 杂剧》何为而作乎?其幽愁抑郁、悲愤感慨诚不可知，然其技则几与屈原之《骚》、子美之诗争胜矣。夫其技何以至于此也，可叹也。尝试于高堂静夜，灯火交荧、鼍鼓逢逢、哗呼雷发之际，进俳优发场歌之，当必有发上指而髯怒张者……

陈弘绪将方外司马杂剧比于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歌，评价可谓高矣。陈弘绪好博览，喜撰述。他的父亲陈道亨因反对魏忠贤用事而去职；他自己也曾因忤阁臣而被劾逮问。他推崇方外司马杂剧，显然是因为这部杂剧所抒发的“幽愁抑郁、悲愤感慨”的感情，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而杂剧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赞叹不已。

那么，这部曾经受到如此推崇的杂剧作者方外司马究竟是谁呢?《蔡足乞?杂剧》又因何而作呢?三百多年来，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见解决。《蔡足乞?杂剧》今已失传，在明清两代的“曲目、“曲录”中均无记载，傅惜华先生编的元、明《杂剧全目》中也未提及。近年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据陈《序》增人此剧，但列于“元明阙名作品”之编(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然而，这两个问题果真就不能解决了么?

其实，方外司马就是汪道昆，下面试述其详。《明史·文苑》有汪道昆小传数行：

汪道昆，字伯玉，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言》日：“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

汪道昆曾任兵部左侍郎，见于多种文献记载，毋庸置疑。兵部左侍郎，通称“司马”、“左司马”。“司马”之前加“方外”二字，说明这个司马已经或至少意欲置身“世外”。汪道昆“中岁事佛”，1他的《太函集·自序》说自己“壮而游方之内，乃始有闻；疆而为方外游，乃始有觉。”晚年家食，他僊僊于方外之游，曾于肇林大作佛事，主檀樾，建无遮会。2

以汪道昆的经历而言，他有可能别署“方外司马”之号。事实上，他也确曾用过这个别号。《太函集》卷七十九有一篇《三蹙升中颂》，末有“帝命方外司马汪道昆勒之石”句。同书卷八十五有一篇仿枚乘《七发》而作的《七进》，中有“于是方外司马历阶而进日”句，又一次用了这个别号。汪道昆用过的别号很多，如太函氏、函居士、高阳生、高阳酒徒、天游子、泰茅氏等等。这些别号，和他的居室、嗜好、经历、思想都有一定的联系。方外司马只是汪道昆众多名号中的一个。

汪道昆为什么作《蔡足乞?杂剧》?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须了解这部杂剧的内容。这部杂剧虽已失传，其内容尚可考知大略。元明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有蔡疙疸这个人物。他在自报家门时说：

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阶下小民闻吾怕，则我是势力并行蔡衙内。自家蔡衙内的便是，表字蔡疙疸。我是那权豪势要的人，嫌官小做不的，马瘦骑不的，打死人不偿命，长在兵马司里坐牢，我打死人如在房上揭一片瓦相似这个蔡疙疸倚势挟权、强抢秀才刘庆甫之妻，后由梁山英雄“替天行道”，擒得蔡衙内，斩首街前，帮助刘庆甫夫妇重聚。明传奇《木梳记》写的也是这个故事，秀才之妻名李幼奴，扮货郎救幼奴的英雄是李逵，均与《黄花峪》相伺。惟蔡疙瘩作蔡足乞搭，刘庆甫作刘庆山，接应者鲁智深作一丈青。二剧的情节不见于小说《水浒传》，一以杂剧形式，一以传奇体裁，写同一故事，可见这个故事在当时颇为流行。王古鲁先生在日本访书时曾抄录“内阁文库所藏，中土已佚”的明崇祯版《鼓掌绝尘》小说中的一段文字，3即第三十三回所叙上元佳节“走马灯”上的28个戏文故事。在节日用来装饰走马灯以娱乐群众的故事，当然应是民间家传户晓的，如“董卓仪亭窥吕布，昆仑月下窃红绡。时迁夜盗锁子甲，关公挑起降红袍。……”等等。其中一则即“会跌打的蔡扢搭飞拳飞脚”，证明蔡足乞?的故事在明代民间，确实十分流行。《蔡足乞?杂剧》当然要写蔡足乞?。从《黄花峪》、《木梳记》中我们得知，蔡跎路即蔡衙内足乞?、疙疸、扢搭，只是写法的不同)，是权豪势要的代表。那么，汪道昆在剧中是抨击这个衙内呢，还是为他作翻案文章?

汪道昆曾于万历十七年以“天都外臣”之号为小说《水浒传》作序。说天都外臣就是汪道昆，有基本上与汪同时的沈德符(汪离世时，沈已十六岁)《万历野获编》的记载为据：“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卷五)汪道昆《太函集》中虽未见用“天都外臣”之号，但其诗中记述“我所居兮在天都”(《七襄诗》之二)，“新筑傍天都”(《谼中感旧四首》)，自称“柴桑帝外臣”(《丙子元日》)，都可证明沈德符之说无误。

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指斥蔡京、童贯、高俅等为“窃国之大盗”；认为徽宗北辕之辱，盖因重用此辈，咎由自取；歌颂水浒英雄“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非庸众人也”；表现了作者痛恨权贵，同情起义英雄的思想态度。这与他在《骤进论》中批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为“有民誉”而被罢官的大夫鸣不平的态度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汪道昆在《蔡跎路杂剧》中不可能为蔡衙内涂脂抹粉，何况这个衙内，在民间戏曲中早已成为横行无忌、做尽歹事的权豪势要的代表。

对于揭发昏君、权奸罪恶，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汪《序》赞其“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以之与《史记》并提，奖为“千秋绝调”，认为这样的书“固以正训，亦以权教”。汪道昆把封建统治阶级诬为“诲盗”之作的《水浒传》说成是可以正其训导，发挥教化作用的史书，其胆识亦足惊人。

在《黄花峪》、《木梳记》中，蔡足乞?的故事实即水浒英雄除暴安良的故事。《蔡足乞?杂剧》有可能仍写蔡抢李幼奴、后被梁山好汉斩首的故事，也有可能写蔡的其他罪行。联系陈弘绪说此剧抒发了“幽愁抑郁、悲愤感慨”的强烈感情的那段议论，以及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所表达的思想，可以推测，《蔡足乞?杂剧》当也是一部揭露、抨击官府黑暗、权豪横行，描写并歌颂梁山英雄扶危济困、为民锄害的“水浒戏”。

然而，汪道昆不是曾官至正三品的兵部左侍郎么，在历来的评论中，都把他作为上层封建统治阶级、正统封建文人中的一员。他的“幽愁抑郁、悲愤感慨”由何而来?他赞美《水浒传》、亲谱“水浒戏”的离经叛道思想因何而生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得不对他的生平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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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汪道昆生平的几点考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汪道昆生前似乎是文章、仕宦两相得，可称幸运。例如《静志居诗话》云：“闻伯玉晚年林居，乞诗文者填户，编号松牌以次给发，享名之盛几过于元美。盖元美所推奖二人，于鳞道峻，仕又不达，伯玉道广，位历崇阶，人情望炎而趋，不虑其相埒也。”这种看法，影响所及，在今人的有关文章中也说“汪道昆官运亨通”，在世时，官位抬高了他的文名。其实，事情并不尽然。为便于论述，这里先简略介绍一下汪道昆的生平：

汪道昆(15264一1593)，字伯玉，号南溟、南明。安徽歙县人。出身盐贾之家，至汪道昆始业儒。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后，历任义乌知县、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武库司员外郎、武选司员外郎等职。嘉靖三十六年(1557)升湖广襄阳府知府，嘉靖四十年升福建按察司副使，两年后任按察使，又于翌年升都察院右佥都御使提督军务巡抚福建地方。嘉靖四十五年(1566)，罢归。隆庆四年(1570)奉钦命以原职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后以右副都御使巡抚湖广，兼赞理军务。六年，升兵部右侍郎，奉钦依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阅视蓟辽保定边务。万历元年(1573)升兵部左侍郎。万历三年(1575)致仕。

从简历看，除嘉靖四十五年和万历三年两次罢归以外，确可说是步步高升。汪道昆精于文治，又擅武略。他为义乌令时，息讼争，平冤案，邑人称为神明。他教民讲武，邑民多英勇善战，后戚继光募以抗倭，名闻天下。汪道昆胆略过人，任福建按察副使，会福宁兵变，他单骑入军门，斩首事者，一军皆肃。倭寇入闽，戚继光率卒八千赴援，汪为监兵，二人共相谋划，屡出奇计，大破敌寇。汪道昆匡时济世、以身许国的耿耿忠心和奇谋胜算，不避锋刃所建立的功绩，使他多次受到嘉奖，在仕途上节节上升，他的祖父母、父母、妻子也都受到赠封、并移荫及第。但是正当他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却被罢官闲置四载；又在知命之年诏准归里，林居近二十年，直至离世。两次罢归，原因何在?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嘉靖四十五年之罢归，据汪道昆之子无竞所编《汪左司马公年谱》云：“四月，中丞台灾，以烦言奉钦依回籍听调别用。”王世贞在贺汪道昆父母七十“寿序”中载此事日：“……汪公(道昆)以破岛夷积功至御史中丞督抚闽，后先闽中者七阅岁，而中流言听移镇归。翁(指道昆之父)迎司橐而枵然无余奉积也，盖皆以养士矣。”(《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与汪道昆交情至深的龙膺于《汪伯玉先生传》中记：“……岛夷就平，方献馘露布上，而悍卒干纪，先生法绳之，遂哄。忌者借以诋訾先生，解闽事。”(《纶隐文集》卷三)其后谈迁《国榷》卷六十四则云：六月，“罢福建巡抚右副都御史汪道昆。时右中允陈谨忧居，其舍人与卫卒殴，谨出解之，被伤，卒。南京口科给事中岑用宾劾道昆贪污纵士也。”由上面这几条记载看来，汪道昆罢闽事的主要罪名是“贪污纵士”。但他归里时，行囊空虚，俸禄皆以养士用尽，这贪污的罪名显然是恶语中伤；悍卒违反军纪，汪道昆绳之以法，仍被“纵士”之名，不亦冤乎!汪道昆在致《宋宪长》书中曾言及自己释闽事的原因，他说：“古之善用武者，必先行陈辑穆而后有功，河曲之师虽宣子犹将败绩。昔之在事区区独此心耳。乃今不日辑穆而日比周，则不佞之罪也。”汪道昆可谓善治军者，他知道首先须求得军内和合亲睦，而后才能有功，谁知却被攻击为结党营私。他在致《张中丞》书中曾云“不佞去闽滋久，罪状弥彰”，要求“为之一洗”。

万历三年之乞归，据《年谱》云：“时刘侍御疏触江陵，江陵齮齕之，公(道昆)闻言不入。又江陵方引用某为上卿，佯问公，公直摘其瑕，执政意滋不怿。遂上书陈情终养，上许之。”自称“后学”的蓝文炳《汪司马先生年谱·序》云：“(先生)终以雎鸠之司，再拜司马之命。于是，有执政某者，先生同年也，抗诤不合，遂致为臣峰谷幽栖……”汪道昆与张居正同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初，张居正柄国。这两条记载都明确指出，汪道昆是因忤江陵——张居正而放归。汪道昆在致《陈侍御》书中曾言：“……乃今之在事者，或不免以奴隶视干城，而以腹心视夷狄，一何倒行而逆施哉!不孝在闽、在蓟两以此而中人言…一”对执政者以奴隶视武将，表示了不满，言明自己因此而中人言。《得南台弹事》中云：“人难容执戟，我易避当门。”提到了他请归的原因。《太函集》中有几处明显流露出对张居正的不满情绪，虽然说的是别人的事，如《胡少卿墓志铭》中说“江陵专国”，《明二千石麻城丘谦之墓志铭》中说丘谦之父原与张居正相善，守忠州时，因上书张居正“论时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罢之。”

对于自己两次因人言罢归，而冤屈不得洗白，汪道昆内心是十分愤怒和痛苦的。他清楚自己屡中流言是因“自恁恣睢，夙婴众恶”(《致许相公》)，而“功高见忌”(《致李宁远》)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汪道昆不仅为自己“奉干戈则劳而蒙诟”(《吹剑集序》)扼腕，亦为他熟悉的、相友好的一些将领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而气愤填膺。在致《许相公》、《张督府》书中，述及胡宗宪“内不顾身家，外不顾毁誉，上不避刑戮，下不避猜疑”，挽东南于危难，其保国安民之功“独优”，而“其受法尤烈”；抗倭名将戚继光功勋卓著，却以贫死，“闻病革无以为汤药费，身后愈益寥寥”，“邮典不及闻之”。他与戚继光共事二十五载，相视莫逆。叙述中，其愤激不平之情显然可见。

了解了汪道昆仕途上的坎坷，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水浒传·序》中表现了痛恨权贵、同情并赞美起义英雄的思想态度，为什么会满怀“幽愁抑郁，悲愤感慨”之情编撰《蔡足乞?杂剧》。

汪道昆不失为一个正直的封建文人。他考中进士时，大学士夏言知其才，欲罗致门下，他却说：“士之始进，如处子醮而从夫，何可以不正也?始进不正，令终难矣。”遂不见而得义乌令。嘉靖四十年，他由襄阳知府转福建按察司副使，明为升迁，实因不肯趋奉而受排挤。隆庆六年，汪道昆奉命巡边，他裁革冒滥兵饷，岁省浮费二十余万。5可见这是一个正直、爱国、文武之才兼备的人。

附带再谈一个问题，关于汪道昆任兵部左侍郎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曾经展开过讨论，迄未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这个问题如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有关《忠义水浒传》的刊版地域、时代和汪氏序文之作都可以有个确切的论定”，7故愿在此一陈己见。《扬州志》卷五十一汪道昆传云：“道昆以诗文名海内，与太仓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而《明史·王世贞传》明确说王世贞“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贞既为南司马，则汪道昆无疑当在北京，为北司马。又《太函集》卷三十三《吴平仲传》云“壬申(隆庆六年)，孤自楚入朝”；卷八十六《文待诏内苑十景图跋》日“余故事世宗出人西内，其后贰本兵，典禁旅……”蓝文炳《年谱·序》载，汪道昆于隆庆六年迁兵部右侍郎，万历元年诏以本官“暂管京营戎政，寻改授本部左侍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卷六十一称汪道昆人拜少司马后，“与闻枢莞之事”；以及汪道昆的儿子无竞于《年谱》中云万历元年七月“阅视事毕(指阅视蓟辽保定边务)，回京具奏……九月奉钦依暂管京营戎政，十月升本部左侍郎”；——这些记载进一步证明了汪道昆是在北京兵部任侍郎。他任右侍郎时，随世宗出入西内，管京营戎政，阅视蓟辽边务后回京具奏，都说明在北京，因此，“升本部左侍郎”，当然也是北京兵部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