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文化的经营者——汪军

汪兴吾

汪军
    前不久，安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鲍光蛇在广西桂林见义勇为的事迹，安徽省团委已追授其“优秀青年”的称号。在介绍其身份时，多数媒体都称其为“民工”，但从其经营杂货铺，在桂林生活了十多年并在当地娶妻生子的现象来看，称其为“商人”则更合适。鲍光蛇的家乡枞阳县义津镇，是一代学术宗师吴汝纶的家乡，儒风独茂，文人辈出。但在当今时代，义津却以商人辈出蜚声于世，绍兴中国轻纺城有个安徽商会，控制了棉布批发的80％市场，商会成员九成以上都是枞阳人，而义津人又在枞阳人中占绝大多数，会长殷爱法、副会长金奇都是义津人。首个回枞阳开发区投资创立丰润纺织城的杨林峰，也是义津人。所以有人说，轻纺城安徽商会实际上就是枞阳商会，叫义津商会也无不妥。
    在中国轻纺城，除绍兴本地商会以外，外地设立商会的只有6个，分别是温州乐清商会、温州瑞安商会、台州温岭商会、安徽商会、湖北商会、四川商会，这些地区的商人在轻纺城相对人数比较多、资本比较集中。据统计，轻纺城数百位枞阳商人群落，控制的资本规模近百亿，这些资本目前正在向皖江经济带转移，如杨林峰在枞阳投资的丰润纺织城，总投资1．2亿，年销售收入将达3．1亿。金奇投资1580万元收购了无为棉纺厂，又先后注资2200万元进行技改和配套，当年实现产值1．25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因为反清英烈徐锡麟，安庆与绍兴这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代代相传的友谊。今天，由于枞阳商人群落，两地人民的友谊又在进一步加深，今年5月10日，枞阳县投资环境说明会暨慰问演出在轻纺城大酒店举行，会上还带来了赵嫒嫒领衔主演的黄梅戏《孔雀东南飞》，由于种种原因，枞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没有出席活动，但在这种情况下，绍兴市人大常务副主任舒炳炎、绍兴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均出席了活动，充分显示了绍兴市对安徽商会的重视和对安庆人民的友好情意。
    近年来，象殷爱法、金奇、杨林峰这样的商人在安庆层出不穷，桐城青草的一个小木匠汪宏坤只身闯京城，现在成了北京家具行业商会会长、华威家居集团董事长。怀宁江镇农民刘会平在上海卖馒头，摸爬滚打，创立了“巴比”馒头这个品牌，在短短两年时间开了9家专卖店。桐城金神大学生祝义才毕业后分配至枞阳县航运公司，辞职后靠养螃蟹赚了第一桶金，北上合肥创业失利，又辗转至南京，十年下来成了东苏首富。怀宁小伙子吴自祥在广东茂名办华秦公司，以广东省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庆糖酒批发商余渐富成功创建安庆光彩大市场，又将其经验一路往北克隆到蚌埠、泰安、商丘等地，成为安徽本土第一个登陆“福布斯”排行榜的民营企业家。还有很多例子，安庆商人的创业佳话举不胜举，而且其生机勃勃的态势让人有后来者居上之感。祝义才被《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等传媒称为“收购大王”，其收购南京中商的生猛让人畏惧，旗下已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在上交所上市的南京中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东成控股、雨润集团。
    其实，安庆一直有着蓬勃旺盛的商业精神，只是它不处在沿海，而处在内地，处在安徽，而被一次一次扼杀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国搞非公有制经济最早的就是安庆和温州，温州搞民营经济，安庆搞集体经济和窗口经济，还出了个孙超现象。但是温州最后成功了，安庆却夭折了，但在安徽当时那样的环境，不夭折才奇怪。一粒种子长成大树，光靠种子本身不行，还要有适宜的温度、水分、土壤，缺一不可，如果从历史追溯，早在宋代，安庆人就以“人性轻扬善贾”饮誉大江南北。晚清重臣曾国藩创建安庆内军械所，在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丰英烟台条约》和《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也先后将安庆列为“暂停口岸”和“通商口岸”，成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比较早的地区，为近代型商人的涌现创造了条件，安庆也因其浓郁的近代文明色彩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称号。这一段时期，安庆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人和企业，如曾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的“胡玉美”胡氏家族，与张謇齐名、在天津创业的周学熙家族，把铜官山矿从英商手中争回、泾铜公司总经理方履中。此外，安庆商帮在海外的势力也不可低估，仅我所知道的就有香港太平协和董事局主席汪世忠(怀宁人)，香港“纸业大王”、安兴纸业集团总裁姚国安(枞阳人)，香港粉彩陶瓷业协会会长王荆柏(枞阳人)，新加坡维信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义芳（桐城人）等等。
    安庆商帮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能够在中西部地区出现确实是一个传奇。最令人感动的是，安庆商人对家乡浓郁的热爱之情，他们以身为安徽人和身后的皖江文化为荣，2000年，我随当时的滁州市委副书记汪国才、滁州市工商局局长陈乔连考察绍兴中国轻纺城，遇到一个天长籍女商人，她说，在公开场合都说自己是南京人，因为皖北人尤其是阜阳人在这里将安徽形象弄得很不好。而相形之下，金奇直到如今也不愿加入当地户籍，仍然保持枞阳义津的身份证，自己的私家车挂的还是安庆牌照。祝义才功成名就后，携雨润回家，在安庆、桐城、太湖等地都有大规模投资。2005年在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上与雨润祝义才、海螺郭文叁一起当选新徽商代表人物的深圳正威集团总裁王文银，在深圳创办安庆同乡会，并担任会长，为安庆在香港、深圳招商积极穿针引线。安庆市政府渐渐意识到“安庆商帮”这一强大的力量，已在各地积极筹办安庆商会，打造“安庆商帮”这一品牌，并开始总结“枞阳模式”的成功之道，将招商引资的重点引向他们，进行定期走访和慰问演出。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安庆商帮的实力将会更加壮大，安庆也将以民营经济和重商文化确定为自己的经济特色，在合(肥)芜(湖)安(庆)金三角经济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5年10月21日《安庆日报》）

admin

很早就拜读了。。

大风

很不错，辛苦了，收集得很全。。

汪兴吾

汪    军
                                        1
        我眼中的桐城派，不仅仅是桐城的，也是中国的，桐减派1200多个作家，桐城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布于全国各地，从河北、山东到广西、贵州都有，象我们熟悉的湖南人曾国藩，就是桐城派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美国学者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一书中认为，曾国藩推崇的是孔子、周公和姚鼐的三位一体，而同治中兴的哲学基础就是桐城派。还有福建人严复、林琴南，也是桐城派的，严复翻泽《天演论》，林琴南翻译《茶花女》，用的都是桐城笔法，鲁迅就曾说过严复的译文“桐城气息十足”。
                                      2
        桐城派的最在特点就是把习文、做人甚至健身融为一体，举—个例子，桐城派三诅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活了80多岁，还有张英、张廷玉父子、官至宰相，也活了80多岁，这与他们严格遵循桐城家法的生活方式不无关系，所以曾国藩很羡慕这些桐城人，觉得他们太平寿考，从容跻身大家，而自己天天在军队打打杀杀，生命质量远不如他们。桐城家法的内容很广泛，涉及面也很多，我就侧重淡淡诵读。桐城派重诵读，从《左传》、《史记》到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的又章都要读，要大声朗读，而且在朗读前，要整齐严肃，排除杂念，气定神闲。读多了，自然由表及里，由文之粗进入文之精，由格律声色进入神理气味，进而掌握文章的精气神。按我的理解，这种练习古文的方式也是一种修身、健身的方式，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会使人气象开阔，有一种气清体洁的澄净的感觉。
                                     3
        桐城派的出现，在当时是有着历史进步意义的，18、19世纪，中国思想界被汉学所把持，买宫卖官，贪污成风，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廉耻，中国传统社会进入末世，特别是嘉庆初年和珅案的爆发，显示了清王朝已腐败透顶，激发了汉族士大夫的道德义愤。在这种情势下，姚鼐和他的弟子以书院为基地，以宋学相标榜，以古文相传授，致力于理学与气节、讲学讲学与清议合二而为一，议评时政，大胆为东林党人辩护，呼唤一种新的士大夫人格，开启了一代学风。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江苏学人李兆洛就曾说：“桐城气节文章高于江左！”
                                         4
        小时候，我和祖母住在桐城练潭乡下，一直到9岁离开，当时我们有一个语文老师潘老师，特别推崇韩愈，所以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就是韩愈，他经常教导我们不随便丢弃字纸，要保存好。我的祖母把我小时候画的画、作业本都保存好好的，她去世时我已在安庆读中学了，她把她保存的那些东西全部留给了我。我觉得，敬惜宇纸，尊重文化，已渗透到我们桐城人的血液中，这也是桐城派赖以形成的基础。
                                     5
        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要履行这些职责，那就要教书育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刑部郎中，但40多岁就辞官南归，在杨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讲学40余年，桃李遍东南，而支撑姚鼐坚守清贫书院生活的正是这种传道精神。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中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辞官，
要求担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在莲池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华北一带的学子纷纷赶到莲池书院求学，有“吴门弟子满天下”之美誉。后来，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赴任前，又在安庆创办了桐城学堂，并亲为学堂题写横匾：勉成国器！
                                      6
        新文化运动为了推广白话文，将矛头对准古文和骈体文，说了很多过激的话，比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桐城派作为儒家文化和古文运动的最后堡垒，对近世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仅在安庆一地，20世纪就孕育了众多学术大师，如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史学家徐中舒、严耕望，新儒家方东美、余英时，法学家史尚宽等等，这些大师们，在他们的晚年回忆和自传中，无一例外地都说他们曾受到了桐城派学风的影响。而桐城派人士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的一些应对方式和策略，也值得我们借鉴。还是说吴汝纶，他创办桐城学堂，既要求学生学习西方的语言，物理、数学、化学，也要求学生学习《古文辞类纂》，并行不悖，他的教育理想是“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存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过错。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能够抛弃自己的传统而成功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传统的复兴。听以，桐城派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本文系由作者在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之（文都桐城）中与主持人洪涛对话整理而成）（选自2004年1月12日）

大风

http://life.bbs.bokee.com/Thread.1.137236.167.172.1.html

读 汪 军

汪军出了本书叫《我在皖江的日子》，安庆报界为此很是热闹过一番。汪军曾送我一本签名本，我将它与王蒙、刘心武、王朔等文学大家的签名本一起存放于书架上。闲来读上几页，天长日久，倒觉得这本并不厚的册子竟沉甸甸而凝重，有一种令人割舍不下的回味。
反复思量，这令人割舍不下的，是浸透这书中的对沉寂已久的皖江文化的近乎于偏执的挚爱与呐喊。
和汪军相识还缘于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清节堂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德林书店，他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是安庆日报的通讯员。有一天，他突然陌生拜访了我，要给德林写报道，说他喜欢德林的文化品位，安庆古城不能没有这样的书店，他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安庆人能走进我的书店。他说的很恳切，语速很快，感染力很强，让人无法抗拒。不几天，他的新闻稿“书市闹海智者胜”便在安庆日报登载。他很自信地写道：“安庆是座文化名城，高档次的书籍不愁没有销路。”尔后的德林发展模式也不无印证了他的市场判断，汪军的才气从此令我难忘。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充满书卷气、说话夹带着些许桐城口音的白面书生，迟早会在文坛闹出些动静来。然而不几年功夫，他却辞去了政府的公职，下海办了一个德兴房地产。说实话，我很是为他惋惜过一阵子。不曾料到，他的房产居然颇为兴隆。我为他欣慰之余，也不禁为他担心起来，怕他一旦成为富贾一方的款爷，安庆文坛从此便少了一个文化才子。
但当那本皖江走廊丛书《我在皖江的日子》放在我的案头时，这时的汪军的确已不很容易读懂了。
毫无疑问，在汪军的身上正交织着现实主义的冷峻与理想主义的光芒。
他充满活力，以至于在商海游刃有余，并显示出不凡的才华，但他又异常虔诚地沉湎于故乡的历史文化，以至于“谈到皖江的人文传统、名士先贤，汪军总是如数家珍，总是情不自禁，甚至显示出一丝霸气……而天下似乎没有比这更让汪军动情的地方了。”（叶卫东语）他认为，近代安庆浓缩了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皖江文化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念，先辈们永不满足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既是皖江文化的传统价值，也应成为新一代安庆人的精神支柱。和汪军交往中，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他的这烙下深深忧患意识的皖江文化情结和执着。
在古城，他单薄的身影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来回奔走。他那张至今仍有些娃娃稚的脸，笑起来是那么灿烂而宁静，而深藏于内心的竟是一种与年龄、身份反差悬殊的忧国忧民的孤傲与冷峻，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业界，他从经济立足去链接皖江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他不忍现代经济的浮躁烟没令他一生炫耀不已的皖江文化。他像一个耕耘夜色的清道夫，默默地在为皖江文化拂去历史的尘烟与麻木，他要让沉寂已久且被人渐忘的皖江文化，在新经济腾飞时代鲜活起来。他因此而能从商海的狂热中，静下心来潜入浩瀚史海深处，寂寞地去考证皖江文化兴盛源头、沉寂因果以及振兴之路。
他对现实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又为史海中的文化断裂割腕叹息。他步入富裕阶层，却又沦为清贫的布道者。他全身心投入于整个皖江文化的钩沉和整合、探索、梳理皖江文化的脉络及其鲜明的商业文化色彩，以“赋予世俗的事务神圣化，同时也使生命变得充实而光辉。”（汪军语）从他身上折射出新一代皖江后人的亮色，丝毫不逊色于我们这安庆祖上的一代代名士先贤，且有后生可畏之勇，或许这正是我们寄望于皖江新经济的希望所在。
作为朋友，我当然希望他在经济上不断地阔起来，但从钟爱安庆历史文化的角度，我更希望他依然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光芒的书生，执着于新皖江文化的整理和传播。如今我们这座尚不富裕的小城，也许发财致富的人比比皆是，这方面不缺一个汪军；但现代安庆太缺少年青有为有血性且不为稻粮谋的思想跋涉者和文化传播者了，这方面至少不能少了一个汪军。
笔者后来去安庆师院办事，偶尔看见一份市府的关于成立安庆皖江文化研究中心的复函，这颇让人欣慰，毕竟重振皖江文化大业不是一个汪军所能重负的。不久，市委党校教授、传记作家、我的学友朱洪调安庆师院任此中心主任。第三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来古城安庆拍摄七个专题片，就皖江文化，汪军和朱洪一起接受了央视的采访，皖江文化将再次走向中国和世界。皖江文化成为热门话题，渐入佳境，汪军作为新一代皖江后人，会不会从此不再寂寞？
读汪军，其实是在读一种文化。汪军是一本安庆人耐读的书。
夜读至此，书房不远处四周夜夜哗哗不绝于耳的的搓麻声，格外刺耳，此时更像个空中围城，让人有些坐立不安。这样烦的时候，汪军便微笑而深沉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这样去读汪军，我也变得深沉起来了。

一粒凡尘

《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一书我已收藏,主编汪军系《桐城高林汪氏》后人。

wshhui

很不错的拉,现在好像旅居加拿大吧

梦回徽州

感慨万千!

汪兴吾

很不错的拉,现在好像旅居加拿大吧

不错，已旅居加拿大。

汪兴吾

谯楼历史承载着厚重安徽

    谯楼始建时期不详，但查史料，至少在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就有谯楼记录。谯楼初建于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
    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原驻南京（江宁）的安徽布政司，移至安庆，即以安庆府署为司署（俗称藩台衙门）并加以扩充。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布政使吴坤修题写“白日青天”四字刻石，嵌于楼外门洞之上。曾有人把它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混同起来, 殊不知这四个字是有来源的。雍正五年（1727年）徐士林作安庆知府时，曾在署内题写一楹联：“供长生位，刊德政碑，莫非世俗虚文，试问那件事轰轰烈烈，堪配龙山皖水。贴盟誓联，挂回避牌，都是官场假相，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惭白日青天。”
    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安徽省第一任省长许世英，把谯楼当作自己的办公地点，许调离以后，谯楼又曾作为当时财政厅的所在地。随后谯楼又归迎江寺，在如今的谯楼北墙上还有“阅经楼”的字样。
    有意思的是,在重修谯楼时,这块“白日青天”的石碑竟从谯楼南边基座中被发现挖掘出来,又重现天日,一时在安庆引起轰动,据一中总务处工作人员介绍,当年池州军分区，在石碑上抹上了石灰，在其上面制作一巨大的红五角星，此碑才躲过文化大革命一劫，如今石碑又重新树立起来，让其在盛世的今天又重见“白日青天”，盛世重现“白日青天”碑,决非偶然。
    ６００余年历史的谯楼当之无愧地是安徽建省标志性建筑。无论从政治从历史从文化角度来看，她都无可争议是安徽乃至安庆古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