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水工――汪胡桢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七)

五、再返母校

    由上表不难看出，汪胡桢先生真可谓对教事、国事、工程事等事事关心。而从《河海周报》刊登的下列一些校讯上，更充分反映了先生当时的工作实况和精神风貌：

  “推广部主任汪幹夫先生以吾国水利典籍日就佚亡，殊非保存国粹之道，特商请校长于学校推广费中酌拨二百金，以为购集吾国水利专书之用，近正罗致各书局目 录，从事搜集。兹将最近一星期内增购中文典籍略记书名于次（按：共十九类百余种），以见一斑……”（1925.10.19）

  “推广部主任汪幹夫先生对于保藏吾国水利经籍颇具热心。除日前在宁各（书）局搜集各种水利古籍数十种外，特趁孔子圣诞休假，于十四日早车赴沪访购。存经藉于劫后，惠学子以古芬，一举二得之也。”（1925.10.19）

  “本校前以吾国水利典藉散佚颇多，时就推广费中抽提数成，作为收集水利载籍之用，惟是孤本古椠，费钜难得，各书散载，检查匪易，故出版部近复有《水利丛 钞》之创举，意在撷取其中善本、名著与夫流传已鲜之编，正楷缮钞，精加校雠，即便研究，又存古藉，两得之矣。因校内原有韦漪园（按：系河海第五校址，在南 京市中山南路三元巷、羊皮巷、金銮巷之间），故取名《韦漪园水利丛钞》。现已缮具三册，闻正访求借钞云。”（1925.11.16）

  “本校出版部主任汪幹夫先生以本城江苏省第一图书馆馆藏丰富，善本亦多，特于日前致函该馆，商请特许本校派人前往校对《韦漪园水利丛钞》及借钞孤本。兹得该馆复称：‘须经省长通知，方可照办。’故复由校中函请省长即予通知，以便进行。”（1925.11.16）

  “……一月七日下午三时，校务会开第四次会议，议案中最重要者如下：（一）迁移工程实验室案。议决：在本校荷花池旁基地建筑水利、材料两种工程实验室，建 筑须三月底竣工。（二）组织建筑工程实验室委员会案。议决：公推张云青、吴馥初（名钟伟，江苏武进人）、汪幹夫三先生组织建筑工程实验室委员会，担任计 画、指导之责……”（按：此系将原在河海第四校址——南京市白下路上江公学的工程实验室迁移至第五校址内重建）。（1926.1.18）

　 “……汪幹夫先生现已草就工程实验室建筑图样并估算……”（1926.2.1）

   “江苏省实业厅长徐兰墅先生因改进农林蚕桑水利务政，在须有该项专家贡献意见，因在厅组织农林委员会，聘请富有以上各项学识、经验及行政人员十一人为委员。本校水工教授汪幹夫亦在聘请之列，已于本月十六日起前往出席矣。”（1926.6.7）

    “……校务会议……推举出席（中国科学社）‘科学名词审查会’代表，结果张云青、李宜之、汪斡夫三先生商酌参与……”（1926.6.7）

    “……校务会议……汪幹夫先生提议：图书馆（管理员）陈从野先生（名兴模，浙江诸暨人）逐日剪贴水利新闻及各校友赠送之照片，以便检查与保存。议决：请图书馆照办。”（1926.10.11）

    由于河海是我国唯一没有固定校址的高等学府，创建以来迫于经费（每年不足3万元，尚须分赴4省瀩频催，仅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经费1/5），或借或租校舍， 己5易其址（先是江苏省议会会址，继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字房、大仓园、上江公学、韦漪园）。1926年10月，学校教职员工拟自筹资金建设自身固定的新 校舍，“……举定教职员教职三人：李宜之、刘梦锡（前任教授，陕西洋县人）、汪斡夫，毕业同学会三人：许介忱（即许介尘）、朱浩元（名浩，江苏宜兴人）、 丘伯忱（名葆忠，江西雩都人）连同杨（孝述）校长合七人，组织‘河海工科大学筹建校舍委员会’，办理一切筹备、进行事宜。拟即将于现校舍附近购买地基，从 事实测、计画云云。”（1926.11.1）

   “本校筹建校舍委员会……拟定发行校债章程（募集校舍公债二万五千元，分二千五百股），以备校长提出，校务会议议决。并推定主席杨允中、会计汪幹夫、书记丘伯忱、工程李仪祉、刘梦锡、交际朱浩元、许介忱，以利进行。”（1926.11.15）

   “认股踊跃：杨允中，三百股；李宜之　，七十股……汪幹夫，一百股……许介忱，八十股……刘梦锡，五十股……”（1926.11.8）

“……校舍布置图已由李宜之、刘梦锡、汪幹夫诸筹备委员与杨校长共同商妥大致……”（1926.11.15）

    1925年，河海建校10周年之际，毕业同学会发起募集“纪念捐”，“捐款收到后，即由筹备委员汪幹夫君扫数存入邮政储金局，并掣付收据，载明由汪君以信 用保证，概不挪用丝毫，如在储金薄发现支款数日，愿按十倍惩罚……”，“将来用途，拟先预约商务印书馆影印之四部丛刊一部，所余之款均用以布置毕业同学会 会宿舍，俾吾同学道出南京时有一下榻之地……”（1926.1.25）

   “汪胡桢君（六年级。按河海习惯，系指于民国6年毕业之意）今岁乘暑假之暇，曾编纂《水利学》一书，现于教授之余从事整理，约明年可以脱稿付印。”（1925.12.7）

   “水力学教授汪幹夫因鉴于吾国大学采用西书之非计，于教课之余，发奋著书，除已编成《给水工程学》一书外，现复编译《水利学》一书，亦已脱稿，即用作下学期讲课之本。汪君邃于文学，必能予读者以更精确、更深入之了解，而益引起无穷研究之兴趣也。”（1927.1.3）

    先生不仅发奋著书，而且还热情捐书，以供众览。1925年11月捐给河海图书馆《金陵后湖志》一册，《丁草刘白疆域》一册，《属东驳议》一册，同年12月捐赠给河海鄂籍学友会《Hydrauric  Turbine  Installations》(《水轮机设备》)一册，又于1926年4月捐赠给河海图书馆《御制数理精蕴》24册。

    1926年4月12日，先生要《河海周报》上刊登如下启事：

兴办水电工厂者注意

    水力为天然利源，欧美谥之曰“白色煤矿”，可利用之，以发生电力，转动机械。国人倘欲创办是项事业者，鄙人能代为规画、估计，并向欧美厂代办所需机械。

　　　　　　　　汪胡桢启

　　　　　通讯处：南京河海工科大学

    汪胡桢先生和河海广大师生不仅热心于学校、教育、水利工程，而且更关心着国家、民族之命运，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初，河海就是南京地区最早起来响 应的学校之一。5月9日，河海师生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一起上街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爱国师生。5月13日，南京各大中学校成立学界联合会，河海校长许肇南 被公推临时主席。1925年6月3日，河海学生因“五卅”惨案发生，从是日起罢课、宣讲，并分头募捐援助。6月17日，河海教职员组织外交后援会，复由会 员组织义务工程师团。其中沈泽民（浙江桐乡人）、张闻天（上海现汇人）、曹锐（湖北阳新人）、严俦（贵州印江人）等则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故河海在大革 命时期曾被称为“红帽子大学”，为革命壮烈牺牲并留下姓名的就有7人之多。而先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水利救国论”，献身于中国的水利事业。正当先生在母校 的教学和科研战场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之时，形势突变，迫使他不得为离开了心爱的河海工科大学。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七)

 

六、校情余音

 

1927年初，因北伐战火烧近江苏，河海工科大学被迫停课。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 后，河海校舍不幸又被蒋介石据为“总司令部”，使学校无法复课。6月，南京国民政府更将河海工科大学、东南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 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专门学校和上海商科大学等9所高等学校合并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更名为江苏大学，5月又 改称中央大学），遭到河海师生的反对。七八月间，以许心武教授（特科毕业生）为首的教职员工在南京市水西门内朱状元巷租屋（河海的第六校址）办起了河海暑 期学校，补习各课程。入学者100余人。除本校学生外，尚有部分社会知识青年。由于此时南京政府改行法国式教育行政制度，中央大学校长即全国教育部部长， 中央大学秘书长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故河海末任校长杨孝述抛弃了河海师生，只身前往四牌楼（原东南大学、后中共大学校址）就任中央大学秘书长（不久即被踢 走），保卫河海的最后一战终告失败。河海被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其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主体。由于受到许心武教授坚决反对河海并入中大的影响，汪胡桢先生亦未 去中央大学报到，但是他对河海的感情仍是十分深厚的。

汪胡桢先生在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是河海同学会及其会刊《河海友 声》的积极活动分子。自1928年3月15日至1929年3月15日的第一届河海同学会（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生亦参加）起，先生便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共７ 人）及其苏州分会的集合干事。1936年1月出版的《河海友声》第九卷第一期曾刊登了先生的大幅照片，报道了河海同学会在南京复成新村廉价购置小洋房一幢 作为会所的经过，并称该房“为乐居房产公司所建……乐居公司本由汪幹夫同学与在京工程界同人所创办……”

1937年底、1938年初，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迁至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将其土 木系的水利组和结构组合并为水利系。1945年，许心武教授出任该系主任，函邀仍在沦陷区上海潜心编写《中国工程师手册》、翻译美国《实用土木工程学》丛 书、《水利工程学》（[奥]旭克列许著）的汪胡桢先生前去任教。先生一贯认为中央大学水利系即河海，故欣然同意。二是他不避艰险，穿过日军封锁线到达皖南 黄山，因为要等候自瑞金飞往重庆的军用飞机而在这里逗留。谁知这一逗留就是一年多，直到传来了日寇投降的喜讯。许心武以学校即将复员东下，请先生不再西 行。不料，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拼命将大军水运出川，致使中央大学久久不能搬回南京复课，而先生则被联合善后救济总署委以其他重任。故先生 虽然接受了中央大学的聘书，但实际上并未到校教过一天书。

全国解放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南京大学水 利系、交通大学水利系、同济大学土木系水利组、浙江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水利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以后，又有厦门大学土木系水利 技术建筑专修科、山东农学院农田水利系、淮河水利学校水利工程专修班、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水道海港系并入，华东水利学院遂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最高学 府。直到1985年才恢复了“河海大学”的校名。这时学校已增加了机械、管理等新设的学院。

先生最初对于恢复校名之倡议并不抱多少希望，但仍尽其所有为华东水利学院提供河海 的校史资料。1983年3月，先生写了《回忆河海时期的生活》一文，1985年载于《华东水利学院校史资料丛刊》第一期上。当河海校名被湮没58年之后终 于得以恢复时，先生欢欣鼓舞，更于九旬高龄、目力极差的情况下，继续借助放大镜伏案笔耕，于1987年6月将《记我国早期为导淮建立的水利工程学校》一文 定稿，发表在翌年的《淮河志通讯》第一期上。80年代，先生一贯热心联络、发动、推进河海校友和其他方面人士为河海撰写校史、为河海人物立传，所以，汪胡 桢先生不仅为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科学研究和水利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对我国水利史、水利教育史和水利人物志编纂的促进上也是功不可 没的。

汪胡桢先生一直保存着大批河海出版的报刊等珍贵文献资料，在他年高退居二线后，他 将这些资料连同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水利专业图书一起就近捐赠给了自己曾担任过院长的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成为全院有口皆碑的楷模。同时，全院师生 从汪胡院长赠书这件事情上也看到了河海的优良校风。

 

（作者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数理力学系物理专业，现任南京燃气轮机研究所科研员、无损检测高级工程师。70年代末，开始对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校史的人物志进行研究。80年代，曾多次拜访世交汪胡桢先生，直至先生去世，其间互通有关河海的书信达100多封）。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八)

踏勘运河

汪胡熙

运河北起北京，南迄杭州，全长1782公里，纵贯河北、山东、江 苏、浙江4省，为世界开辟最早之船渠。运河始于春秋，因朝贡及战事需要，经历代逐步完善贯通，尤以元、明、清3代全力经营，以维持航运，浙江粮船可以经运 河直达北京。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运河被其阻截，张秋至临清一段遂归干涸。其后，漕运停止，闸座尽废。全国通航之利既失，而时军事繁 兴，漕运改用海轮，故对运河未能即予修治。嗣后，平津、津浦铁路相继建成，南北货物运输陆路则由铁路，水道则由海舶，运河遂仅有局部交通之价值，不复为南 北交通之孔道。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山阳丁显就著文创议修复运河。十 二年（公元1886年），山东巡抚张曜聘英国工程师摩利生测量筹治事未果行。民国3年（1914年），政府聘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师团来华规划导淮及治运。７ 年（1918年），设督办运河事宜处，聘美国工程师费理门、李伯来、伟根等来测量设计，历时３载，费款甚钜。但因国家多故。工程仍未实现。

民国21年(1932年),导淮委员会始于邵伯、淮阴、刘老涧３ 处兴建新式船闸。次年，复开始建筑洪泽湖口活动坝。以上数项工程完成后，自微山湖至长江间的运河即可终年通航，且通行之船舶可以增钜至排水量900吨，较 之原有运河之效用将有显著的改变，对于农村经济大有裨益。中国水利工程学会遂有整理南北全部运河，使之成为近代航渠之拟议。

民国22年（1933年）11月，为统筹设计整理北京至杭州间运 河，发展纵贯南北水道，复兴４省腹部农村起见，由华北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交通部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以及河 北、山东、江苏、浙江４省建设厅联合组成整理运河讨论会，并聘汪胡桢为总工程师，专任办理技术事宜。

汪胡桢于民国23年（1934年）１月到任后，即偕同助手戴祁工 程师，从杭州开始，沿运河长途跋涉踏勘考察，从事：（１）征集关于治运问题之水文、地形及一切设计资料；（２）搜集关于治运问题之各种著作；（３）实地沿 运河考察渠道水源及排水状况；（４）实地调查航运状况。途经各省时，在浙江省水利工程局、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北运河工程局、山东运河工程局及华北水利委员 会等单位均停留一段时间，从事资料整理及设计。经一年半的辛勤劳动，到达北京。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完成了全部工作任务，编制完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整理运河工程 计划。

为设计便利起见，该计划将全运河按天然区划分为６段：

一、 津段：起自北京东便门，南迄天津之海河，全长166公里（北京至通县段通称大通河，通县至天津段通称北运河）。

二、 津黄段：起自天津，南迄黄河，全长636公里（在河北境内通称南运河，在山东境内通称北运河）。

三、 黄淮段：起自黄河，南迄淮阴，全长460公里（在山东境内称南运河，在江苏境内称中运河）。

四、 淮江段：起自淮阴，南迄扬子江，全长180公里（通称里运河）。

五、镇苏段：自镇江至苏州，全长166公里（通称运河）。

六、苏杭段：自苏州至杭州，全长174公里（通称运河）。

  其中，除淮江段已有由导淮委员会实施工程，毋需再行计划外其他5段均分别制定出较详细的计划。包括：用水量及水源，工程计划及费用估算，洪水及水灾问题与其解决办法，每年维持费用之估算，运河渠道及船闸尺度之设计，民船之运输成本及整理运河利益之推测等。

 该计划经报送各有关单位审查，均得到较好的评价与认可。如：

 华北水利委员会称：“兹经详加研究，深以该计划至为新颖，亟应促其实现，以辟中国水道交通之新纪元。”

 黄河水利委员会称：“查所送计划，规划精详，切于实际，又适合我国交通需要，本会亟愿赞助，促其早日实现。”

 导淮委员会称：“经详细研究，殊为妥适。”

 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称：“经本会审核，大体甚为周详。”

 江苏省建设厅认为：本计划需水量之推算，引述资料搜集无遗，并参以合理的推求方法，实为最近似之效果，弥足珍贵。其阐论穿黄设闸地点所举美国工程师主张的缺点，尤为洞见症结。所定北岸运口采用范家坡、南岸运口采用姜沟，本厅甚表赞同。

 浙江省建设厅认为：计划至为周密，且均切实可行。

 该计划经审查讨论补充修改后，于民国24年（1935年）６月正式装订成册，呈报整理运河讨论会常务委员会，并先后两次出版发行（民国24年6月初版，8月再版）。但当时的国民政府穷于内战，根本不顾人民的疾苦，故再好的计划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最后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作者系汪胡桢先生之子。1950年8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曾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回国后历任铁道兵团各铁路新建工程总工程师、计划主任、科研所研究室主任等职。）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九)

 

汪胡桢先生治理钱塘江

 

戴泽蘅

 

汪胡桢先生是20世纪初期就驰名全国的少数几位水利专家之一。他在1946年至1948年主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日常工作的两年期间，建树甚多。当时钱塘江海塘工程正开展机械化施工，国内罕有。我因慕汪胡老之名，经大学时级友冯世京的介绍，于1947 年５月从南京中央水利实验处（今南京水利科学院）来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始所未料，竟终生以钱塘江为家矣！现凭记忆所及，并查阅现存档案，追述汪胡老当年治理钱塘江的业绩，庶可有助于后人学习瞻仰汪胡老的学识和风采。

钱塘江下游的河口地区，南 北两岸有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萧山、绍兴、余姚等市县所辖约1000万亩平原、1000余万人口的范围。历来是江南富庶之区，粮赋聚敛之地。但 其地势比钱塘江高潮位要低2～4米，全赖海塘御潮防洪，故海塘之修筑，自汉唐以来就受到历代当政者的高度重视。明清以来修筑的西起今杭州市西郊狮子口、东 至平湖市独山以东的新兴镇石塘长达100余公里，更是构筑精细，规模宏伟，成为我国留存至今的仅次于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的著名古建筑工程。

钱塘江的涌潮，以其宏伟壮 观，气势磅礴，千百年来早已闻名中外。然其破坏力之强也属罕见，因而海塘之维护修缮，不可稍有怠忽。抗日战争期间，海塘因长期遭受损毁破坏，已是千疮百 孔。抗战胜利后，钱塘江海塘之修筑，便成为当时浙江省政府与中央行政的紧急任务。据《申报》1946年12月8日刊载该报记者访问钱塘江海塘工程局茅以升 局长时的报道说：“有清一代，不惜以国库中的大部分耗费在兴建石塘上，便是要保全锦绣的江南！而今中央以整治钱塘江与整治黄河并重，也正是一种明睿政策之 表现。”足见当时钱塘江海塘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位置。先是沈鸿烈主政浙江省府后，于1946年4月成立了浙江省海塘抢修临时工程处，由冯旦先生任总工程 师，在海宁陈文港等险要地段抢修柴塘、土塘、石塘，为安度当年秋汛打下基础。1946年8月1日又改组成立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习惯简称“塘工局 ”），由茅以升任局长，汪胡桢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主持日常工作。

塘工局成立不久，在茅、汪 胡两老的策划下，即由浙江省政府聘请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团长侯家源等中外著名土木、水利、港工专家17人（其中外籍6人）为塘工局顾问工程师，并组织了包括 顾问在内的22人视察团，于1946年8月10日至13日视察了杭州至平湖乍浦一带的海塘，随即提出视察报告。各位专家围绕海塘工程修筑中塘前冲刷、塘基 沉陷、塘身倾斜开裂和渗漏排水、塘面之外形及塘前坦水、沉排、丁坝等护滩工程之修筑等方面，运用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分析和建议。

海塘的修筑，工艰费钜，筹 措不易。1946年初，在冯旦先生主持抢修工程时，获得行政院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别拨补的20亿元（共40亿元）。塘工局成立后，又经汪胡老等人多方 呼吁，1947年度和1948年度分别获准由中央拨款的86亿元、43亿元，并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补助面粉5000余吨（折合20余亿元）、大米 1000吨。此外，1948年，由浙江省政府拨款21.5亿元，向地方征收工程受益费22亿元。1948年度，又获得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核拨海 塘工程救济专款，支付数项大型工程之开支。历经艰辛，筹得上列款项，方使海塘工程得以择要修筑。

自1946年8月至 1948年6月，在汪胡老的主持下，在杭州至七堡沿线修建护岸2000余米，盘头（从海塘向江中凸出似半园状的建筑，使急流挑离塘脚）7座，缓和了沪杭公 路遭受江潮冲击而坍陷的险情。在海宁盐官及陈文港重点险工地段修建柴塘、拆建坍倾石塘、培筑土备塘5000余米，建盘头13座，新筑钢筋混凝土塘167 米。在海盐五团、邓衙桥等地段，理砌石塘和坦水（是筑在海塘基底外缘，保护塘基外侧河床不受淘蚀的工程）1000余米，修筑盘头8座，促使滩地淤涨，化险 为夷。在南岸绍兴、萧山一带，重建丁由石塘、斜坡塘及坦水200余米。在南塘头石塘裂缺处灌浆加固。在闻家堰河道急转弯受水流顶冲的凹岸抛石5000余立 方米，以保护塘基。在西江塘建盘头4座，挑溜离岸。同时，在各段培修石塘附土，修理闸墙，添置闸板。通过上述抢修兴筑，解除了重点地段的险情，安渡了两年 汛期。

抗日战争后期，南岸塘外沙 地（习惯称“南沙”）已开始逐年坍塌，“毁农田五万余亩，多数之村落民居，化为乌有”。迨至1947年春，头蓬镇亦岌岌可危，镇东街舍已坍陷一部分。塘工 局特设立南沙工程处，专责抢修防坍，在镇东建造木笼挑水坝（即丁坝）30米及护岸790米，乃止坍为涨。后将挑水坝延长至385米，随后河势变化，西起蜀 山、东抵新湾底均陆续淤涨新沙。

在塘工局成立之初，延请中 外专家考察海塘之时，均认为修缮海塘工程，只能治标；整治江道，将水流束范归槽，才是治本之道。汪胡老于1947年即聘请中央大学水利系张书农教授拟订了 从杭州闸口至海宁尖山河段的《钱塘江下游整理河床初步计划》。1947年春，南沙坍势剧烈之时，北岸尖山以上迄翁家埠一线约40公里，塘外全线淤涨沙滩， 宽达2～3公里。汪胡老当即制定了“整理河床，稳定江道，围垦沙滩”的实施计划。从1947年末开始，首先在新仓兴建挑水坝１座，到1948年２月，坝长 243米，抛石7000余立方米。抛坝石料从尖山机械化采石场开采，用轻轨机车拖运至工地，从洋松长桩构筑的栈桥上抛卸筑坝。这是首次在钱塘江全过程采用 机械化施工兴筑的挑水坝。1948年3月，又在马牧港塘外高滩上用沙土堆筑挑水坝，长840米，坝头段施打洋松大桩，中抛沉排块石，并用木柜囤石保护两侧 岸滩。同时，在七里庙也以同样方式筑坝一座。此外，在尖山塔山坝原址打桩筑栈桥，铺轻轨运石抛石坝，延长至292米，期使堵塞支槽，挑溜离岸。在筑坝的同 时，还聘请粟宗嵩先生来现场规划围垦事宜。目的是通过抛坝止坍促淤，纳江流于中泓，稳定江槽，围垦滩涂，从根本上对历史上长期冲淤多变、迁徙不定的钱塘江 进行治理开发，实现标本兼治的目标。未料钱塘江河势变化迅猛，从1947年秋开始，已由南坍北涨转为南涨北坍。待到1948年春北岸新仓诸坝抛筑时，塘外 沙滩已逐渐坍近坝头，散抛块石不耐涌潮冲击，或散失，或陷入沙质河床，虽赶筑木柜盛石抢护，也均沉陷冲毁。薪仓、尖山两坝的抛石栈桥，均采用50英尺长的 洋松桩，并用纵横斜撑联成整体，也因涌潮绕桩冲刷成坑，被潮流一一拨起，随流漂浮，抛石也渐冲失，各坝相继损毁。新中国建立后，抛筑了长短丁坝400余 座，也曾备尝此种艰辛，屡受挫折。每块重达两吨多的预制混凝土块曾被大量冲散，甚至连整体砌筑重约30吨的块体，也被涌潮掀起而竖立塘边。1948年采运 的块石，每块重不过二三百千克，且因财力人力不足，抛石数量有限，施工强度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沙岸崩坍之情势。今日看来，挑水坝之损毁实不为奇。这次抛坝 虽未成功，但汪胡老在当时财力物力极度拮据的条件下，乘北岸大面积淤沙的天赐良机，计划抛坝固滩，整治江道，围垦土地的宏图伟略。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建国后，人力、财力、石方 采运能力都比解放前大大增强。通过抢险、护滩、加固海塘长达10年的实践，逐渐积累了经验，培养锻炼了大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建立和壮大了雄厚的石料采 运力量，在抛石强度、抛石方法、防止散抛石块被潮水急流打散等方面作了改进，方得以抛成很多短挑水坝和少数长挑水坝。从50年代末开始，我们又秉承汪胡老 未竟之宏愿，有计划地开展治理江道结合围垦滩涂的工程，每年投入的石料等物力、财力、人力，相当于1948年的几十倍，才得以适应钱塘江迅速变化的河势， 与汹涌的涌潮相抗衡。经过20余年的拚搏，至1986年已完成了杭州闸口至海宁十堡的64公里河段的江道整治工程，同时围垦了90余万亩土地。1986 年，我和王一凡、陶存焕同志去北京拜谒汪胡老时，向他汇报了钱塘江治理的面貌，他极感欣慰，彼此也深深感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韧不拨，团结奋 斗，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汪胡老主持塘工局工作时， 还积极争取调集施工机械设备。举凡起重机、轧石机、推土机、电焊机、空气压缩机、风钻、拖轮、驳船、汽艇、轻轨、机车、卡车、吉普车、机修车床等，均陆续 备齐。运用这些设备，开辟了汤山、尖山等机械代采石场，建立了机动拖驳与铁路机车等水陆运石船队、车队，还设置了海宁机械修理厂，使海塘施工首次实现了机 械化。在当时国内水利工地上，机械化施工除黄河外，只有钱塘江这一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政府中华救济团的代表均对此表示惊异。

联总调拨的220吨拖轮“ 潘恩”号（吃水9英尺）于1947年1月从上海驶抵杭州，开辟了轮船进出杭州港的首例，引起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重视。1948年6月,塘工局又与中央信 托局、五洲实业公司联合举办钱塘江试航，“海螺”、“江南”两轮于6月11日从上海黄埔码头出发，分别于12日、13日驶抵杭州；“江南”轮复于21日晨 从杭州四堡启程，23日晨抵达上海黄埔港。这次试航虽在尖山、长山两地搁浅遇阻，但终究安全到达，并从中总结了航行经验，认为船只只吃水以7英尺最为相 宜，吨位可达三五百吨。

1947年11月，汪胡老 邀请浙江省水利局、全国水力发电勘测处、水利部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或专家参加，一行7人勘察了钱塘江上游，踏勘了新安江街口与富春江七里 泷两处坝址，以及淳安县城至梅城和桐庐至杭州的河道形势，提出了《钱塘江上游察勘报告》。建议在街口兴建80米高的大坝，可装机8万千瓦投入发电，改善上 下游航运，枯水期发电后腾出6亿立方米库容纳蓄洪水，减轻下游洪灾。这个计划，当时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因发电可以供给宁、沪、杭地区开发，曾由资源委 员会、水利部、上海市政府及浙江省政府会同呈请行政院申请美援款项，并经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薜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联 衔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核准。迨至1948年8月11日《大公报》载文称，此项计划“所需经费来源已成问题”，“唯一可靠的第一期美援项下，难以匀支拨用 ”，故“暂且缓议”，遂成泡影。这次勘察，配合当年浙江省水利发电勘测处的勘测规划，为建国后开发新安江和富春江水力资源，开创了前期准备工作。建国后经 过大量勘察研究比较，移址于建德铜官，扩大规模，终于率先在新安江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

汪胡老具有系统的现代水利 科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文笔素养，译书颇丰，这是土木水利工程界众所周知的。就在塘工局任职的两年期间,也有不少译著问世.1947年冬,我受 汪胡老之嘱，为以他为主翻译的旭克列许著《水利工程学》（Ａ·Ｓchoklitsch,Hydraulic Structures）清样作最后一次校对（这是当时国际上最具权威的一套水利工程专著，原版为德文本，书名为Der Wasserbau；已有英文本发行），该译本共分5册，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印行，1948年9月发行初版，1950～1951年再版。我得以细读全 书，获益良多。由于机会难得，我在校对时也特别认真从事，纠正了不少排印错误，也补充了个别漏译词句，得到汪胡老的赞许和鼓励，亲自体验到汪胡老对晚辈之 扶携培养。同一时期，汪胡老针对钱塘江的历史演变、治理意见与塘工建筑诸方面，撰写了《钱塘江丁坝设计之检讨》（刊于《建设》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民国36 年1月印刷；《水利》月刊第十四卷第五期，民国36年5月印刷）、《钱塘江海塘沿革史略》（刊于《建设》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国36年9月印刷）、《挑水 坝与海塘缺一不可论》（民国37年3月9日在钱塘江工程救济专款监理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存浙江省档案馆全宗99目录2卷号48）、《海塘一 年》（刊于《水利》月刊第十五卷第二期，民国37年3月印刷）等文。

《钱塘江丁坝设计之检讨》 一文，是针对钱塘江治理计划的实施必将兴建大量丁坝的考虑而撰写的。文中分析了丁坝促淤的作用，钱塘江涌潮的强悍动力，30年代筑坝的经验，进而总结归纳 了丁坝设计的两个要点：一是坝旁未淤沙之前，坝体应足以抵抗每平方米10吨的潮浪压力；二是组成丁坝的各分子必须互相勾结为整体，方不致被潮浪各个击破。 根据这两个要求，计算了不同高度坝身与河床之间需具备的摩擦阻力，并根据应结合为整体的条件，计算了铁丝石笼、木框石笼、沉辊石笼等断面12种。拟作实地 实验后，选择施工便利而工料经济者，择地建筑之。这是首次采用现代力学原理对钱塘江丁坝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设计。

《钱塘江海塘沿革史略》一 文，查考了海塘史志与沿江府志、州志、县志，分析阐述了历代钱塘江北岸岸线的变迁，以及汉、唐、宋、元、明、清以迄民国各时期海塘修筑的概貌，技术之改 进，实施之艰辛；最后从历史经验结合当时江流的形势，对陈文港及杭州头堡至七堡各段丁坝与护岸工程的建筑，提出了恳切的意见。

《挑水坝与海塘缺一不可 论》是针对陈文港等地二三千米海塘缺口应否修建石塘之争议，在海塘工程救济专款监理会上的发言，会后整理成文的。陈文港海塘缺口之外，原有一股强潮流，由 于河床变化，1948年初，该流已被淤沙堵塞，潮势暂告缓和。中华救济团派驻塘工局的美籍顾问工程师梅安诺（Ａ·Ｎ·Ｍay）主张在缺口内建土塘，面铺块 石，以节省之经费移用于抛坝固沙之治本工程，业已兴工之500米钢筋混凝土塘也建议停工。　汪胡老认为钱塘江河势变化靡定，该段地处弓背，是常受水流侵削 之地，不可因暂时水势之缓和，“仅用草率之工程敷衍了事，贻将来之患”。并从清代江流走北大门以后，即不辞百数十载无数人民之劳力建成鱼鳞大塘之决心，抗 战胜利后各方面对修复该段海塘之关切和策划，以及海塘与丁坝功能之差异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详陈不可轻视筑塘之缘由，决不可因循坐误，中途停工。汪胡 老的发言，理正词严。迨至当年7月28日汪胡老整理文稿时谓：“文中所虑，今已一一见诸事实，诚所谓不幸而言中也！”仅以此一例，足见汪胡老学识经验之深 厚，处事之认真，说理之精辟，不能不为世人所信服。无奈当时政府财力枯竭，原计划修建2000米钢筋混凝土塘，因拨款不足，又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不得 已几次修改计划，减为1000米、700米、500米，完工时仅筑成167米。汪胡老离任后的1948年秋，虽另行获得美援军款项，动工兴建陈文港 1600米斜坡式海塘，但仅完成一部分打桩工程。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立即续建，至当年年底全线竣工；次年又完成斜坡塘与两端重力式老石塘衔接的 东、西转变段海塘300余米，方使抗战期间坍毁的这段缺口重新堵复。

汪胡老主持塘局工作虽仅两 年，以其现代科学知识的深厚基础，高瞻远瞩的宏图谋略，在工程技术界的崇高威望，为钱塘江海塘、丁坝的设计，江道的治理，施工机械化的创业，以及新安江水 力资源的开发，开辟和奠定了基础。现在，钱塘江下游江道的治理，围垦滩涂的发展，新安江、富春江水电站的建设，均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观今日钱江面貌之 巨变，忆汪胡老50年前擘画宏图，倍增怀念崇敬之情，谨撰此短文，告慰汪胡老在天之灵。

撰定此文时，承陶存焕、周潮生两位高级工程师查供不少档案资料，并提出修改建议，谨以感谢。

 

 

（作者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系。1947年5月起在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时任工程处副工程师。70～80年代，先后任钱塘江工程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现这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名誉所长。）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

 

汪胡桢先生对治淮的卓越贡献

 

水利部治淮委员会

 

汪胡桢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水 利专家。他是旧中国苦难淮河的见证人，又是新中国治淮的第一代功臣。他的汗水曾与淮河一起流淌，他闪光的足迹遍布淮河流域大地。他的名字和不朽业绩，将与 山河共存，永远载入共和国水利建设的史册。13000万淮河流域人民不会忘记他，当代治淮的千万水利工作者永远怀念他。

立志治河　　奔波导淮

汪胡桢先生在青年时代就立 志振兴中华，改造自然，征服江河，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奋斗。1915年，江苏近代实业家张謇为了导淮，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汪胡桢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 后留学美国，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不久即回国。当时国内虽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他要把学到的知识用来报效养育他的祖国。他应聘回母校河海工科大学任 教，自编讲义，教书育人，为导淮培养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我国水利教育史上起了先导作用。

1929年，国民党政府成 立导淮委员会，我国现代水利科学的先驱李仪祉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亲自邀请汪胡桢参加导淮工程建设，他慷慨应允，任设计主任工程师，协助李仪祉制定导淮 计划。为了治理多灾多难的淮河，他满腔热情，从事导淮，并亲自勘察大运河，制定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设计了《淮河流域航运路线计划》。由于生不逢时， 当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国民党政府腐败，尽管汪胡桢先生尽心竭力做了不少计划、规划，但都难以实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 头，淮河上下硝烟弥漫，导淮委员会西迁重庆，汪胡桢的治理壮志化为泡影。于是，他到上海，与几位挚友筹划合作著书立说。他们先后译著成3部内容丰富、卷帙 浩繁的巨著《实用土木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和《中国工程师手册》，对后来从事水电及土木工程的人员惠益极大。

出山治淮　　　制定方略

汪胡桢先生以他的知识和才 能报效祖国水电事业，是从新中国诞生之后才真正开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在上海成立，副部长刘宠光登门拜访，请他出山治水。 开始，他对新中国刚刚成立，是不是有力量治理江河尚有疑虑。后来，看到刘宠光态度诚恳，才下定决心。他对刘宠光表示：“主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只要真干， 我汪某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刘宠光听他这样表态，高兴地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一言为定。”这件事后来被传为佳话，说刘宠光好比刘备当年请诸葛亮那样“三 顾茅庐”。

1950年春，汪胡桢走马 上任，跟刘宠光一起赴南京成立淮河水利工程总局，还决定在淮河水系上游山区兴建水库。不久，淮河总局从南京迁至蚌埠。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治淮委员会，汪胡桢任工程部部长，钱正英任副部长。治淮必须先有个规划蓝图，所以，汪胡桢担任工程部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钱正英、萧开瀛、王祖烈 等按照政务院10月14日作出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的方针与要求，制定治淮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方略》经淮委领导同意，并由当时的淮委主 任曾山亲自率队去北京，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批准《方略》这件事使汪胡桢无比激动，感慨万分，千百年来，淮河危害人民，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治淮奔走呼吁，出 谋献策，人民渴望治淮，却一代代都化为泡影，淮河流域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政务院就决定开展大规模治淮，还请他直 接向周总理汇报，这是他在旧中国做梦也想不到的。过了30年以后，汪胡桢先生曾谈起这件事，对当时向周总理汇报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在汇报会的那个晚上，周 总理和蔼可亲，听取汇报时的态度十分认真仔细，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和钱正英一一作了回答。汇报结束，周总理当场表示可行，并指示邀请专家再论证一次， 然后交水利部呈政务院批发。汪胡桢不会忘记，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国家的总理批准了他们的治淮计划，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献身治水的夙愿终于实 现了。淮河流域人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理想，也将成为现实。

精心设计　　巧克连拱

汪胡桢先生北京之行带回最 丰厚的礼物之一，是佛子岭水库将要动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这座水库究竟是造土坝、堆石坝、重力坝，还是造连拱坝？当时的淮委领导和国内 有关专家意见不一。汪胡桢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水电站工作的经验，他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的大地上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来显示国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20世纪50年代初，连拱 坝刚刚问世不久，仅在美国和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水利界很少有人接触过，人们怎能对汪胡桢设计的连拱坝放心？淮委领导也无法表态。在这关键 时刻，淮委秘书长吴觉建议汪胡桢召开一次专家会议，听取国内专家的意见，最后请水利部批准。汪胡桢终于在山重水复之间看到了柳暗花明。他迅速拟定了邀请专 家的名单，致电全国。随着电波的呼唤，当时全国著名的建筑专家、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茅以升、张光斗、须恺、黄万里、黄文熙、钱令希、谷德振等，日夜兼程， 奔向大别山佛子岭水库工地。

11月的大别山区，已经有 些寒意。但在作为会议室的草房里，气氛却很热烈。室内摆放着各种坝体模型、图纸、工程量计算表、优缺点比较表等。专家们对大坝地质、坝工设计、坝基稳定、 坝体结构应力等都作了深入的讨论和论证。经过3天的热烈争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多震的大别山区，采用连拱坝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建设上也符合快、省的 要求。会后向曾山主任汇报了专家会议的结果，也谈了苏联专家的意见。曾山主任仔细地听完汇报，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认为连拱坝好，有把握，就应当相信 中国专家，决定采用。”当曾山主任的决定传到佛子岭时，工地上的工程技术人员欣喜若狂。中国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当时亚洲的第一座连拱坝，将通 过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高高地矗立在世界的东方。汪胡桢为人民治理江河的远大抱负，以这里为起点，奔向美好的未来。

身先士卒　　指挥战斗

连拱坝工程的规划、设计，基本上都是按照汪胡桢先生的指导思想精心构思的。要实现它，还不知要付出多少的艰辛劳动。汪胡桢以他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指挥千军万马，在大别山区展开了前无古人的战斗。

要建库，先修路。为了修通 六安通往佛子岭的公路，在山区残匪尚未剿清的情况下，汪胡桢身先士卒，冒险探路。他带着秘书、警卫员乘吉普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颠簸奔跑，视察每个弯 道和应建桥梁。到了霍山县，车不通了，又换乘战马，沿着河谷前进。最后又弃马步行，翻山越岭进入水库工地。

公路修通后，建设大军从四 面八方云集佛子岭。寂静的山谷，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各种建设物资、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工地。仓库、厂房、宿舍、医院、邮局、商店、银行、剧场、管道和 线路，不到一个月都迅速地建立起来。一座以草房为主的新城，出现在荒芜的山谷之中。这座新城的居民，有淮委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国内各名牌大学的毕业 生，有军队改编成的水利工程师战士，有从各县来的数万名民工。这批建设大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筑起降伏山洪的 铜墙铁壁。

佛子岭水库的建设，标志着 我国现代化水电工程的诞生。但绝大多数建设者没有亲眼见过先进国家所建的水电站和拦河坝是怎样设计施工的。因此，技术上真是困难重重。当时正值抗美援朝， 美国及其盟国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先进的施工机械和技术书刊也难以引进。然而，我们老根据地的治淮民工和水利工程师战士，硬是靠肩挑人抬的办法，完成了 筑围堰、清基础、挖明渠等任务。在混凝土浇注、灌浆机试制、混凝土掺外加剂试验、振捣器的仿制等方面遇到了许多技术难题。以汪胡桢为首的工程技术人员，用 他们的智慧和劳动，一个个地解决了，不仅保证了施工进度和质量，而且有开拓性的创造。

就拿混凝土浇注所使用的振 捣器来说，那时连上海机械行业最有经验的技工，也不识其为何物，更不要说制造了。过去，汪胡桢在美国和日本考察时亲眼见到过这种机器，并从日本厂家拿到过 样本，回国后一直保存着。佛子岭水库开工后，他找出样本，请上海仿制。因为只有振捣器外形的样本，没有内部结构，无法仿制，只好派人到香港去买。当时从香 港购到两部振捣器，由于禁运，一部被关卡没收，另一部则设法通过海上渔船带回国内。从此，我国内地才生产出了振捣器。佛子岭水库工地就成为我国第一个使用 振捣器的工地。

佛子岭水库工地是战场，又 是一座大学校，汪胡桢就是这个大学校的校长。在这所学校中，青年知识分子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和工作上的闯劲。他们不懂就学，学懂了就干。他们没有8小时内 外之分，白天紧张地工作，晚上自动地组织学习。汪胡桢、戴祁、曹楚生、谷德振等，都是主要老师。佛子岭水库工地用边干边学的办法，为新中国水利建设培养出 了一批栋梁之才。这批人才，在佛子岭水库竣工后，纷纷奔赴全国各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地和有关单位，投入新的战斗。今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成为行 政和业务技术负责人，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

佛子岭水库的建设者，在各 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创造了第一流的工程，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扬。国内水利界认为：“一座高达70多 米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建成，创造了奇迹！”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的专家伸出大拇指说：“连拱坝好，中国工程师了不起！”

佛子岭水库工程已运行40多年，大坝经历了特大洪水漫坝和地震的多数考验，坝体稳如泰山。事实雄辩地证明，当年汪胡桢先生领导设计的连拱坝是科学的，施工质量是优良的，所提供的各种数据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用武之地。汪胡桢等老一辈专家与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我国水利 水电建设的新篇章。佛子岭水库这座水利水电建设的丰碑，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治淮人的骄傲。因此，30年之后，汪胡桢先生在回忆佛子岭水库建设时，还无 限感慨地说道：“一眨眼就是30年了，我也垂垂老矣！每想到当年共同创业的青年都已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怀念之情，岂能自己？只望他们能以佛子岭精神继续 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而奋斗！”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汪胡桢，中国连拱坝之父，现代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他的名字和他的一生为之奋斗的水利水电事业，如同淮河的波涛一样，将永远奔流不息。

 

 

（原载《中国水利》1989年第十二期，收入本书时稍作修改）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一)

 

汪胡桢与治淮

 

顾学方

 

汪胡桢这个名字是与淮河紧紧地联在一起的。解放前和解放后，他都在淮河上作出过重大贡献。

1931年发生全国性大水灾，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以工代赈，修复各江河 堤堰。汪胡先生主持皖淮工赈，为淮河第十一、十二、十三工赈区的主任工程师兼第十二工赈局局长。他部署工作，迅速有则，成绩卓著。数十万的灾工，10个工 务段，文件报表，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每日纷至踏来，汪胡先生从容处理，井井有条。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数十人，聚集在一个大办公室里，每日从早到 晚，核算报表，书写文件，工作十分繁忙。汪胡先生指挥若定，工作效率很高。

汪胡先生品德高尚，大公无私，一丝不苟，严以律已，事必躬亲，不惮艰苦。工段上下 游总长100余公里，为了经常往返视察，工赈局备有小汽船一艘。有一次，汪胡先生一大早乘小汽船溯淮而上，前往上游下窑第五施工段检查工程，到达段事务所 时，发现段内人员都酣睡未醒，勤杂人员说：“我们段长和先生们打了一夜的麻将，刚才睡觉。”桌上乱七八糟的麻将牌还没收起来。汪胡先生们回来，发通报申 斥，并将该段人员撤掉，另换人员接办。

汪胡先生对另一件事情的处理，更是传为美谈。当时设在淮河下游五河县的第四工务 所，有主任张洞若、技术人员朱宗闵、王之湘等数十人，工程上成绩较好，唯会计沈某、出纳徐某工作不严。一次出纳领到工款数百元，竟被沈会计盗去，到妓院玩 乐。事故发生后，人们听说这位沈会计与汪胡局长是亲戚关系，以为也许会大事化小，不了了之。不料，汪胡局长毫无徇情，立即将沈会计撤职（当时撤职就是开 除），并追还赃款。汪胡先生执行制度严格，雷厉风行，自己清白廉洁，一尘不染，在旧社会实为少见。

1949年全国解放，时汪胡先生受马寅初校长邀请任教浙江大学。华东军政委员会水 利部部长冷噊，字御秋，系辛亥革命时知名人士，年事已高，由第一副部长刘宠光和第二副部长钱正英负责实际工作。刘、钱两部长1944年在新四军领导的淮北 苏皖边区做水利工作时，我和他们就相识了，我还与钱部长共事较长的时间。我曾将汪胡先生编印的《皖淮工赈杂录》一书，拿给钱部长看，并介绍说汪胡先生是钱 部长的同乡。她已知汪胡先生在水利技术上为国内翘楚，加上华东水利部内许多高级工程师的推荐，就决定去邀请汪胡先生。1950年我从南京调到上海华东农林 部工作，去看望刘宠光、钱正英部长。刘部长就说：“我们已经决定去请汪幹夫来主持华东水利建设。”我说：“那就太好了。”以后大概因为水利、教育是两个系 统，才由中央政务院下调令从浙江大学调汪胡先生来华东水利部工作。

195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要治淮河的决策，次年又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 伟大号召。中央成立治淮委员会，汪胡先生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长，作出了淮河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总体规划。由于淮河上中下游支流多，所谓“七十二道山河汇正 阳”。这些支流，源短流急，夏秋大汛时，在同一个暴风区内，各处山洪几乎同时暴发，同时向淮河干流倾注，涨水迅速；而淮河干流正阳关以下，又有峡山口、荆 山口、浮山口3个口门的约束，宣泄不及，因此必然泛滥成灾。这就要以修建上游山河水库拦蓄山洪为重点。于是作出数以百计的大中型水库的规划，以及多处湖洼 蓄洪滞洪工程和多处大型泄洪排涝人工新河的规划。

山区水库建设规划中规模较大的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蓄洪量大，拦洪坝高，又在经 常发生地震的山区，水库用一般的重力坝难以胜任，而且耗费大量的混凝土等项材料和人力物力。汪胡先生提出用技术性较高的连拱坝形式，先建佛子岭水库。当时 参加治淮工作的苏联专家布可夫，对这种新型的连拱坝工程缺乏实践经验，不置可否，不得不向苏联国内请示后，才同意兴建。汪胡先生的这种连拱坝工程的规划设 计，十分周密，可以抵御九级地震的影响，因而从建成至今的40多年中经过多次洪水考验，未出问题。

1956年，梅山水库建成，总库容26亿立方米，连拱坝高88.24米，比当时美国最高的连拱坝还高，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汪胡先生对国内的其他大型水力发电站也进行过规划和设计工作。

在进行梅山水库设计施工时，汪胡先生被调到中央工作，曾出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 程师。而三门峡工程原系苏联专家负责设计，以后苏联专家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撒回专家，带走图纸，三门峡工程受到损害，汪胡先生处于爱莫能助的境况，对三 门峡工程只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后汪胡先生即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二十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水利水电人才。

 

 

（原载《淮河志通讯》1985年第四期，收入本书时稍作删改）

 

（作者30年代曾跟随汪胡桢先生参加皖淮复堤和入海水道工程。1943年至1944年在苏皖解放区皖北复堤工程指挥部工作。1950年调往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后调入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二)

峡谷书声　　桃李芬芳

朱起凤

1951年秋，润河集工程竣工后，汪胡桢同志提议，要我参加佛子岭水库工程的规划。从此，我有幸在汪胡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汪胡老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绘制一张佛子岭连拱坝的构思图。以美国出版的《水力手 册》为蓝本，结合佛子岭的地形、地质，化英制为公制（《水力手册》用的是英制单位），以0.5米为基数，制定垛宽6.5米、拱跨13.5米的佛子岭连拱坝 雏型。建筑这样一座大坝，国内没有先例，既没有资料可参考，也没设备可使用，完全是白手起家。汪胡老除了认真考虑坝体结构外，特别关心的是大坝的施工方法 和施工设备。

关于佛子岭水库大坝的坝型，曾有过几种设想，经过讨论对比，认为采用连拱坝，优点 较多，也比较适合佛子岭的情况。为了取得领导的肯定与支持，1951年冬（也可能是1952年春），汪胡老同我一起去上海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淮委主 任）曾山同志汇报。考虑到汇报内容涉及许多工程图形和技术术语，口头上难以作形象具体的表述，汪胡老特意地请木模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做了一个工程模型，汇 报时照着模型进行讲解。曾山主任听了汇报后，决定佛子岭水库大坝采用连拱坝型，并说：“我像支持钱正英同志搞润河集工程一样，支持你搞佛子岭工程。”汪胡 老听到领导的肯定意见，如同得到了战斗命令，旋即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利用来沪汇报的机会，汪胡老邀请了一批专家，就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施工方法和施工设 备问题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曾参加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一批工程师和华东建设工程公司的工程师，丹麦洋行经理等，共10余人。我首先向参加座谈的人士介绍 了工程概况和施工措施。由于大家对大型水利工程缺乏施工经验，只是根据介绍的意向，认为是可行的，没有提出别的什么意见。丹麦洋行经理听了工程概况介绍之 后，表示可以承包工程施工，但不向中国出售施工设备。汪胡老听到丹麦人的意见，当即表示：我们新中国自己的工程，一定要由我们自己建造，决不同意外包。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国家对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禁运，大坝混凝土浇筑所需的 拌和机、振捣器、升降机等机械设备无法从国外进口。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汪胡老以一股不畏强暴的精神，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他的指导下，依靠群众的 创造精神，自己动手，改造了国产的拌和机，试制成功了振捣器，利用一台台30千瓦的矿山卷扬机，把拌和的混凝土提升到五六十米的高度，终于完成了佛子岭水 库大坝的浇筑任务。这些设备后来还用于淮河流域的其他大型水利工程。

解放以后的新中国，面对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副烂摊子，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在 工程施工中，汪胡老十分注意节约建筑材料。例如，关于混凝土的提升，我曾设计过一个垂直输送落地钢塔方案，汪胡老审查时提出：“能否节约点钢材？”后来改 进为15米高的钢塔，利用垛墙为支承点、来回翻升的方案，实现了节约钢材的要求。再与一台30千瓦的卷扬机相匹配，成为最原始的塔式升高设备。又例如，混 凝土浇筑最困难的设备是倒悬45度的拱圈模板。曾参加过建造上海国际饭店的一位工程师提出“滿堂脚手，一直到顶”的方案，也是因为耗费材太多而被汪胡老否 定了。他提出活动模板方案，即以垛墙为支承点，用4.2米（后改为6.3米）的模板，分次拖曳到顶。经过多方面的设计比较，最后采用砂箱支承、侧翼升降和 活动轨道的方案获得成功。不仅节省了大量钢材，而且加快了施工进度，特别是丰富了设计人员的思路。

汪胡㪓在佛子岭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中，非常重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佛子岭水库大坝 的坝型虽然选定连拱坝方案，但在实际建筑中并未全部采用单一的连拱坝型，而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质情况，在右岸采用了一段平板坝和重力坝坝型。施工中混凝 土的垂直输送虽然主要使用升高塔，但仍结合使用缆道浇筑。为了及时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和克服施工中遇到的困难，汪胡老在指挥部专门设立了合理化建议委员会 （我当时是委员之一），广泛发动群众献计献策，保质保量地完成施工任务。在施工紧张阶段，电力能否保证供给是制约工程进度的主要因素。通过群众讨论，采取 了集中配电的方案，不但在没有添置发电设备的情况下保证了电力供给，而且还缓解了用电高峰期的矛盾。就是这样，汪胡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群众的智慧， 为我国水利建设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汪胡老不仅是水利工程的专家，而且也是育人的导师。佛子岭工程施工设备的设计和制 造任务，他指定我驻沪负责。在沪期间，我经常得到汪胡老的具体指示。例如关于振捣器试制的指标要求，各项工程细部结构设计数据的定案等等，他都有明确的交 代。设计图纸审定、设备制造投产后，有一次我返回工地汇报。由合肥到佛子岭工地的一段路程，我搭乘汪胡老专用的一辆旧式美军吉普车与他同行。车过霍山不 远，汽油用完，途中又拦不到过路车借用汽油（50年代的公路上每天难得有三四辆车经过），只好留下司机同志看车，我同汪胡老步行前往工地。当时，我们唯一 能够充饥的食品是汪胡老装在铁桶里的几包合肥特产麻饼和烘糕。我们两人各抱一包，边走边吃，向工地进发。汪胡老一边走，一边把沿途的地质结构情况一一指点 给我：这是花岗岩，那是片麻岩……更使我一生不忘的是汪胡老以下的几段话。他说：“你走出大学校门才两三年的时间，就已经参加了铁桥抢修、淮阴船闸修复、 润河集工程等好几个大的工程项目，这是个了不起的好机遇。而我在课堂上教了好多年钢筋混凝土，却没有亲手做过一个立方米。你这么好的机遇，我一辈子也没有 过，真是令人羡慕！”

“干工作要有上进心，还要有点冒险精神，这是动力。墨守成规，畏首畏尾，是干不了大事的。”

“要有实干精神。工程师的前面要有一块绘画板，一把丁字尺，遇事能够自己动手，这才称得上是工程师。”

同汪胡老一起步行的时间不长，就到达工地。一路上他说的这些话，对我的思想和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我担任了总工程师以及行政领导职务时，仍然喜欢亲手设计、绘图、计算，对全面工作综合考虑，使设计和施工一体化，都是与汪胡老的教导分不开的。

佛子岭工程施工走上正轨，全部施工设备投入正常使用以后，我自告奋勇承担了水力发 电组支承结构的设计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井字梁式结构，另一种是圆桶式结构。按照经验和一部分专家的意见，主张采用圆桶式结 构，因为这种结构安全系数大。而在我看来，我们安装的机组较小，使用井字梁式结构，安全也有保证，而且还有其他很多优点，为什么不可以采用呢？两种意见， 各持一词，最后请求汪胡老，由他决定。他向我详细询问了井字梁式结构各种数据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认为计算结果是可靠的，而且较之圆桶式结构又有很多优 点，毅然拍板决定采用井字梁式方案，并当众表示：“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汪胡老的决定，不仅是对一个工程设计方案的选择，更重要是他尊重科学的态度，是对 青年人创新精神的鼓励和支持，也是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具体体现。

质量问题是任何一项工程的首要问题，汪胡老十分注意防微杜渐，从点滴抓起。记得在 混凝土施工初期，曾在垛墙的外墙边缘嵌了一条约5厘米宽的麻袋片，为此事，整个工地停工整顿一天，并把发生这问题的日子定为“工程质量日”，以此引起人们 对质量问题的重视。这次整顿以后，在混凝土浇筑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工程完工以后，汪胡老动员各施工单位的大批技术人员，足足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工程 总结，形成了一套从勘探、设计、施工和混凝土试验的完整技术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在佛子岭水库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为我国后来的水利工程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力量。参加佛子岭水库建设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50年代初期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根本没有工程实践经验。虽有几位老工程师，但他们在旧社会也大多没有参 加过水利工程建设。再加上当时可供参考的资料奇缺，全国只有一份工程建设刊物，国外的技术资料也无从引进。面对这么一项在新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大 型水利工程，唯一的途径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工地上经常结合工程项目举办各种专题讲座，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互教互学活动，整个工地的学习空气十分浓 厚。参加工程建设的人们，特别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们，从中学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解决了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人们把这个学用结 合、学以致用的壮阔场面称为“佛子岭大学”，汪胡老则是这所大学的校长兼教授。我记得他曾结合工程需要讲授过《施工结构及内拱钢模的设计与使用》专题，对 工程施工起了很大作用。佛子岭工程完工后，建设者们拿着“佛子岭大学毕业证书”，分别走向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岗位和工程管理部门，除留在淮委工作的以 外，在东北、华北及上海、天津、安徽等省市水利勘察设计单位和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水利建设工地，都留有“佛子岭大学”毕业生的业绩。“佛子岭大学” 可谓桃李满天下！

汪胡老为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在三 门峡水库建设期间，他曾为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多次针对苏联专家的设计提出过比较设计方案。以后又就如何解决我国东线南水北调和南四湖地区盐碱化等问题 有过设想，提出过方案。他对各项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尤其表示关切。在他的晚年，由于疾病的折磨，两腿乏力，双眼几近失明，离职在家休养期间，仍然借助高倍 放大镜，艰难地撰写了关于“格箱坝”（即用铁丝笼装块石，按坝体体型堆放，然后浇灌混凝土）构思的文章，希望通过试验得以应用。

1989年，汪胡老与世长辞，我代表淮委参加告别仪式。面对汪胡老的遗容，不禁凄然泪下，千叫万绪凝成一句话：汪胡老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的贡献将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作者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系，曾任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三)

回忆汪胡老主持佛子岭水库工程建设

蔡敬荀

佛子岭水库开工建设时，我刚走出大学校门。能够有机会在我国水利 工程专家汪胡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真是十分幸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当年汪胡老既是领导，更是导师，大家对他非常尊敬和爱戴。遗憾的是，佛子岭水 库建成后，汪胡老即回淮委工程部主持工作，我也调至梅山水库工地，此后再也没有得到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机会。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从一个侧面来记 述汪胡老的不朽业绩和高尚品德。

佛子岭水库工程是从建筑围堰、清理基础等土石方工程开始的。此时 的工作性质比较简单，又是以人力施工为主要手段，故只设了一个工程队来管理施工业务。由于领导层次少，岗位职责明确，易于团结协作、工程计划都能按时完 成。及至混凝土浇筑工程开始后，工程大队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连拱坝复杂的工序需要。为此，工程指挥部把它改为工程总队，并调入大批行政、技术骨干，加强 领导力量。工程总队机关设置了3个处，下属5个洋灰区队及木工队、扎铁队、起重队。我是木工队负责人之一。大家都以为工程总队的建立与加强，必能推动工程 顺利进行，但出乎意料的是工程计划总不能按期完成。当时，我们这些年轻虽然很着急，但又拿不出什么办法。这时汪胡老已在作现场调查，寻找不能按期完成的原 因。他问我：“为什么现场要调两名木工竟是如此之慢？”我回答说：“木工队归工程总队领导，要等总队下达任务后才能执行。”他对我并无责备之意，却敏锐感 到，是由于机构设置不合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即与政委张云峰商量，一方面研究解决工程进度缓慢问题的办法；一方面向淮委报告，请求帮助解决机构设置问 题。不久，中共华东局即派工作组来到工地。工作组经过调查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指挥部和工程总队的组织层次过多，上下呼应不灵；工程总队下属的各工程队又 都是单一工种，相互制约，缺乏主动。因此组织机构的调整，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健。汪胡老听取了工作组的意见后，经过与张云峰政委研究，决定取消工程总队， 建立6个混凝土工程区队，实行分区流水作业。每个区队都配备固定的干部、工人和机械设备，独立地承担所分配区域的工程任务。同时，指挥部机关也作了相应的 精简和调整。改革以后的机构，由于各工程区队都有自己的混合工种和设备，有了生产主动权，能够在指挥部施工总计划的指导下，分区平行流水作业，工作效率提 高了40％以上，仅用了880天就胜利地完成了佛子岭水库工程的施工任务。对于这次改革，汪胡老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流水作业法的报道，曾在报刊上见到过， 结合水利工程的实践加以运用，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经验，研究新事物，才能更新观念，永远前进。正如古人所云，要活到老，学到老。汪胡老的 这些身教言传，一直记在我的心中。

佛子岭水库于1951年开工建设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还很低，参加 或参观过混凝土大坝施工的，除了汪胡老以外，似乎找不出第二人。人们甚至不知道水灰比为何物，配合时都是用1：2：4或1：3：6体积比的方式，更不知如 何掌握坍落度、使用加气剂或外加剂。汪胡老有鉴于此，即派了一批青年技术人员到南京工学院混凝土试验室去学习先进技术，以满足连拱坝建筑高质量的需要，并 赶上时代的水平。接着，在工地建立了材料试验室。在汪胡老的直接指导下，定出了各部位混凝土的级配，使用了天然河卵石代替工人碎石作骨料，自制了加气剂， 采用了混凝土的后期强度等等，这些在国内当时都属于首创，都是与汪胡老的谆谆教导、亲自实践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他经常到试验室具体指点，出主 意，订目标，让年轻人勇敢地攀登。后来，苏联专家来工地参观，连声称赞这个工地的试验工作很先进，认为这是连拱坝质量的保证。

佛子岭水库大坝建成迄今已有40多年，近期复查结果表明，大坝混凝土老化轻微。这更说明当时浇筑质量的优良。佛子岭水库建设获得了人们“一流设计，一流速度，一流质量”的赞誉，也是对汪胡老卓越贡献的正确评价。

汪胡老对年轻人的成长十分关心。他除了在工作上对青年严格要求而 又大胆放手委以重任之外，更加重视对他们品德的培养。当我从木工队调至工务科担任领导时，汪胡老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工程建设单位的大小领导干部，都不单 是行政领导，更主要的是技术业务领导。你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具有书本知识，但是缺少工程实践经验。要结合施工多学习、多思考，多向工人和老技术人员学习。 只有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技术，才能搞好本职工作。归你们工务科领导的材料试验室工作好坏，直接关系着大坝质量的优劣，一定在善于学习，精益求精。 ”汪胡老的这一番教诲，虽已时过40多年，我已从当年的黑发青年变成如今70多岁的白发老人，但却一直在我心中铭记！

 

（作者曾任水利部治淮委员会主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四)

难忘的佛子岭

曹楚生

我原在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担任助教，在佛子岭工程建设期间，我有幸和汪胡老先生在一起工作了3年多时间。在我近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中，3年多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     与汪胡老第一次见面

1951年10月，我和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及水利系四年级的学生听了钱正英部长关于参加治淮工作的动员报告，自愿报名参加，，前往蚌埠治淮委员会报到。次 日晚，治淮工程部部长汪胡桢设宴欢迎各校前来参加治淮的带队人和老师。汪胡老详细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参加治淮的想法。我告诉他说，我是高等结构和钢筋混凝土 的助教，上学时就曾帮助父亲和张有岭教授等设计过厂房和房屋，但没有学过水利。汪胡老又问我带来的学生都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他们读完发三年级的课程， 还没有分专业。汪胡老对于我们的到来表示十分欢迎。他说，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即将开工建筑的佛子岭水库连拱坝，比你们上海24层的国际饭 店还要高，现在设计、施工人员极为缺乏，盼望你们早日到那里去工作。我们听说要去佛子岭工地，心情无比兴奋，都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

从蚌埠出发时，我和20名学生同乘一辆货运卡车，铺盖卷放在车上，人坐在铺盖卷上。解放初的公路都是沙石路面，坎坷不平，车开起来颠簸摇晃，很是不稳。同 学们对此并不在意，是目不睱接地观赏沿途景色。将要到达终点霍山县城时，由于车身突然剧烈摇晃，从在我前面的朱家谨同学坠落于地，幸未受伤。同学们亦无怨 言。事后汪胡老得知，特地前来问我，那位从车上附地的同学现在如何？又问我当时是否在驾驶室乘坐？受惊没有？我回答说，我就坐在朱家谨的身后，当时也差一 点掉了下去。汪胡老为此深表歉意，连声埋怨送我们的人未能尽心照顾。

要霍山下车稍事休息后，即步行翻山去佛子岭水库　工地。当时工地上还正在搭建临时房屋，我们就在大坝坝址右岸的一位老乡家里暂住。同不们除了参加工地工作 外，还帮助老乡从几十米的远山下往家里挑水，像当地祖祖辈辈的山民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这里距离汪胡老住的地方比较近，他几乎每天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边 指导工作，一边商谈问题。有一次，汪胡老拿着一张自己绘制的草图对我们说，他想建造一座用毛竹作骨架，双层拱桁，可以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征求我们的意见。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项设计，感到没有把握，汪胡老说，抗战时期，日本　人曾要他出来　工作，他断然回绝。但那时候，他曾看到日本人用毛竹造了一些 跨度很大的车库和飞机库，说明这种大型的毛竹架是牢固的。我提出拱型竹桁架的毛竹接头恐怕不好办。他说，他已经和竹工师傅研究过了，要我们去找竹工师傅商 量。我找了几位同学，按超静定结构分析方法，结果均能满足设计要求。不久，大礼堂建成了。工地的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都在这座用毛竹作骨架的大礼堂进行。从 现在的技术条件看，用毛竹作骨架建造那样一座大跨度的礼堂也非易事，而早在50年代初期，汪胡老就提出这种大型竹骨架的设计，确实很了不起。

二、     连拱坝设计

汪胡老经过悉心研究，结合佛子岭水库的实际情况，对各种坝型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然后大胆地提出了佛子岭水库大坝采用连拱坝坝型的意见。这个意见在 工地召开的专家会议上曾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连拱坝结构单薄，能否抗御横向地震。汪胡老认为，坝基摩擦力能抵抗水库盈满时的水推力，横 向地震时每个垛都能抵抗地震力而有余，证明应力能为结构强度所抵抗住。我们按照汪胡老的设想和他讲授给我们的方法，对连拱坝的稳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验 算，得出的结论证明汪胡老的预见完全　正确，即在横向地震时，只要每一个垛都能单独稳定，由拱连接起来则相互依存，稳定将更有保证。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汪胡老的设计意见完全正确。在连拱坝建成后的第二年，经过在北京召开的专家会议再次论证，又由安徽水科所在现场作了激振试验和分析计算， 都证明连拱坝在横向地震条件下是安全的。1969年的特大洪水曾经漫溢坝顶一米多，历时一天以上，大坝仍安然无恙。近年来，我曾多次参加佛子岭和梅山大坝 的安全定检和大坝鉴定，也都认为大坝是具有抗震能力的，与汪胡老早年提出的论点完全相符。

汪胡老得提出在佛子岭修建连拱坝的意见不是偶然的，若从现在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机械化施工程度而论，可能选择重力坝的坝型比较合理。而在当时，由于我国 经济技术落后，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奇缺，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机械和施工经验不足，如果采用重力坝坝型，将会有更多的困难，有的 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即使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也都是流行连拱坝等轻型坝，后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修建重力坝和土 石坝才渐渐地占了上风。汪胡老根据我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当地的具体情况，从工程量、等造价、技术人员和设备状况各方面综合考虑，坚持选择连拱坝型是符 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

坝型确定以后，包括计算分析和制图在内的具体设计就成为当务之急。对于连拱坝的设计，开始时大家都没有头绪。当时我被任命担任坝工组长，汪胡老经常到我们 办公室来作具体指导，并把他个人珍藏的有关坝工及连拱坝方面的书籍资料提供给我们参考。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也随时请他指教。每次他总是耐心地讲述自己的意 见，直到我们明白、满意为止。

参加佛子岭工程设计和施工的人员中，有一大批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和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热情很高，但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不足，不能满足工作上的需要。 这些年轻人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不懂就问，不懂就找书看。汪胡老的学识丰富，经验最多，而且以真知灼见授人，诲人不倦，自然就成为人闪求教的主要老师。工地 上还经常组织业务学习报告，请汪胡老和年长工程师以及外地来工地指导工作的专家学者如谷德振、张光斗等讲授专业知识。讲授内容一般都油印出来，分发给大 家，便于课后学习和工作中参考。这个局面大家昵称为上“佛子岭大学”，而汪胡老则被誉为这所大学的校长。我在佛子岭工地工作的3年，更重要的是还是作为“ 佛子岭大学”一名学员的3年。3年中，在汪胡老循循善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使我熟悉了坝工结构，对工程地质、水工混凝土、 大坝设计施工等，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汪胡老既是我改行从事水利工程设计的启蒙老师，又是我在工作中成长的指导老师。

三、     沸腾的工地

佛子岭水库修建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高74米，长500余米，混凝土总体积不到20万平方米。这是一种轻型支墩坝，体积较小，但结构复杂，而且大家也都没 有搞过这样大的工程施工。经过汪胡老的精心策划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对工地的内外交通，施工布置，土石方和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包括砂石骨料筛分、运 输、提升、混凝土振捣以及风、水、电等，都逐一作了详细规划。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在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无法从国外引进机 械设备的情况下，由汪胡老亲自指导或亲手绘制草图，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自行研制了筛分系统、拌和系统、提升设施、活动模板等简易机械设备。这些设备都 是因陋就简，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制成的，其效能虽然赶不上洋设备，但经过合理组织施工，总的施工进度并不比现在使用的洋设备慢，整个工程用了不到3年的时 间就全部完成，应该说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大坝建筑中的基础处理，特别是在岩石地基上如何浇筑混凝土，是保证大坝质量的关键问题，对施工人员来说也是新课题。为此，汪胡老专门摘译了美国垦务局关 于如何在岩石地基上浇筑混凝土的技术资料供大家参考。按照要求，一定要从地面开挖到新鲜、坚硬、完整的岩石，才能在上面浇筑混凝土。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 继续往下挖；如果已经达到了要求，则不要再盲目下挖。佛子岭水库大坝坝址左岸的岩石为花岗岩，质地不好，风化层厚，开挖深度已超过20米。当天看岩石质量 已达到要求，但过了一两天再去看，却又风化变软。经过在现场几次开会研究，决定继续深挖，一直挖到30多米深，仍不见好岩石。根据这一情况，汪胡老决定把 这一部位的坝体改为实体重力坝，上接平板坝，以降低地基应力，适应该处的地基情况。在基岩上第一次浇筑混凝土时，汪胡老亲临现场监督，要求十分严格，一丝 不苟，毫不马虎。例如，当基坑岩石已达到要求，浇筑混凝土前，必须用水清洗基坑，并用抹布把水迹擦试干净，才可浇筑，一点也不含糊。汪胡老这样的严格要 求，不仅保证了佛子岭水库建设的高质量，而且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支素质较高的施工队伍，并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在后来的各项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记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西北碧口水电工程工地工作。当时因施工紧张，临时调当年曾在佛子岭工作过的老施工队伍来支援。这支队伍的共师傅仍　胡老交代的 老传统，一丝不苟地将基坑的水清干并用抹布擦干，再浇混凝土。而当地施工队的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习惯在基坑的水未完全清干甚至有水的情况下浇混凝土。 两种工作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水库大坝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必须使用振捣器振捣密实，而不能像浇筑房屋小型梁柱那样用钢钎捣实。但在解放初期，我国国内还没有振捣器，汪胡老专门派人去香 港设法购买了两台。由于封锁禁运，由采购人员随身携带的一台在海关时被扣留，无法运回内地。幸因采购人员对此早有考虑，另一台委托熟识的渔船代运，才得以 安然运达。汪胡老又以这台振捣　器为样品，立即请国内厂家仿制了一批，这才使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混凝土浇筑用上了第一批国产的振捣器，保证　了工程质量。这 件事放到现在来看，也许是件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如果没有振捣器的采购和仿制，大坝的浇筑质量是很难保证的。我曾听说，在西北某水库大坝进行混凝土浇筑 时，当地没有振捣器，指挥施工的苏联专家曾让工人穿上胶鞋在混凝土浇筑仓库用脚来回踩踏，结果浇筑质量都未能达到要求，不得不采用在坝内布置网格状的钻孔 进行固结灌浆，加以补救。

佛子岭水库是我国在解放以后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工地铺设范围上下长达十数公里，左右两岸，山上山下，基坑内外，水上水下，工人数以万计，技术上有 许许多多的难题需要解决，庞大的施工队伍需要合理调度。汪胡老凭借他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组织才能，知人善任，集思广益，把偌大一个工地安排的井然有序。广 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他的指挥下，各执其事，各司其职，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当人们在欢庆全部工程胜利完工的时候，无不交口称赞汪胡老作为工程 总指挥的丰功伟绩。

四、献身水利　　一生报国

汪胡老自幼好学，酷爱水利，曾就读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留学美国。回国后适值军阀混战，连年战乱，使先生矢志治理祖国江河的宏愿难以实现。1949年新中 国建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使他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佛子岭水库完成后，汪胡老奉调到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担任总工程师。三门峡工程是由苏联专 家设计的我国解放后第一项治理黄河工程。汪胡老对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多有异议。由于当时我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凡是苏联专家的意见，都被认为是正确 的，必须照办。汪胡老曾就三门峡水库的泥沙问题、枢纽布置及底孔等问题与我们有过私下议论，认为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中，有些地方非常保守，而有些地方又欠 周到合理。后来，他直接向上级决策机关提出了应由我国与苏联平行设计，互相比较，择优采用的意见。虽然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提出这样的 意见除了科学技术问题外，在政治上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汪胡老在政治上不顾自己的得失，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我一直是十分敬佩的。

汪胡老在工作岗位上时，做事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善始善终。离职退休之后，依然时刻关心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他对长江三峡和小浪底等大型水利工程十分关 切，曾就三峡的大坝和船闸建设提出过不少建议。在他视力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还借助于放大镜，一字一字地编写了一厚本关于隧洞设计的专著。如果说汪胡老把他 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水利建设事业，那是毫无夸张的。

 

 

（作者系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水利学会和中国水利发电学会理事，全国抽水蓄能专委会主任，世界水资源协会会员。）　

大风

一代水工—汪胡桢(连载十五)

汪胡桢在三门峡三年

李亚力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上建设的第一个大型工程，它经历了我国 水利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道路。工程建设和运用的巨大成就，不仅在防御黄河水害和综合利用水资源上发挥了巨大的效益，而且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在治河思想、治黄规划、泥沙科学、工程建设、水利经济等方面给人们以启示。汪胡桢是负责三门峡枢纽工程施工技术的总工程师，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建设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汪胡桢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采访了几位曾和汪胡桢在三门峡共事的同志，并参考有关资料，撰写了此文，旨在反映出汪胡桢在三门峡3年 间工作、生活的点滴片段，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尊　重　科　学

汪胡桢是1956年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的，负责三门峡水 利枢纽工程施工技术方面的工作。汪胡桢由北京来到三门峡时已是60岁的年龄，他又是知名的水利专家，大家都尊敬地称呼他为汪胡老。汪胡老到三门峡后，深入 施工现场，跑遍了三门峡工地的各个角落，对三门峡工程的施工组织、施工管理、辅助工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他对施工的各个方面的情况都了解得 非常清楚。汪胡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图纸都是亲自审看。他非常注重工作效率，组织了一批经过培训的俄文翻译，图纸一到，立刻译成中文。苏方要求我方提供的数 据和资料，也是由汪胡老组织研究，翻译成俄文后立即送出的。汪胡老对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把关是非常严的，管得很细，如每天浇筑混凝土的方量、进度等，都 要亲自过问。他对一些重大的技术数据，都要自己动手计算。对有些数据，甚至要亲自用皮尺拉一下，他才放心。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和一台手摇的计算 器，和现在相比，是很笨重的，摇一摇，倒一倒，什么资料都要自己翻译、整理。他对秘书的要求非常严，写字都要用仿宋体，写得清清楚楚，不能有丝毫的潦草， 文字要简练准确，完全是教授对学生的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笔者采访汪胡老的秘书张德旺，他深有感慨地说：对汪胡老的严格要求当时并不十分理解，但在后 来的工作实践中才逐渐体会到，他的严要求是很对的，使人终生受益。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是每一位技术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并且也是最基本的素质，这种素质的养 成，就在于日常的每项具体工作的严格要求之中。

当时三门峡工程局有两位总工程师，一位是水利部来的汪胡老，一位 是电力部来的李鄂鼎，但汪胡老不存丝毫的门户之见，他总是部在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看待问题，和李总及其他几位副总团结得很好，在技术上形成了合力。汪胡老 在人际关系上是很超脱的。他从不为个人的什么问题计较，他没有架子，待人温和，俨然一派敦厚儒雅的学者风范。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工作时总是有商有量的。 大家都感到和汪胡老在一起工作心情很愉快。工程局的各位领导对汪胡老是非常尊重的，把技术问题交给汪胡老负责，他们放心。1958年周总理来三门峡，下车 后的第一句话就问：“汪胡老在吗？他身体好吗？”这表明总理对他也非常关心。周总理在三门峡主持现场会，会上问一位水文专家，潼关泥沙对三门峡水库的影响 如何。那位专家讲不清楚，周总理不满意，水文专家很难这为情，场面十分尴尬。汪胡老便上前解围，指着一张一张的图纸向周总理讲解，将泥沙情况简明扼要地讲 清楚了。周总理听后，高兴地说：“汪胡老，你不愧为总工程师啊，讲得很透。”

对于三门峡的泥沙问题，当时提出的设想是很乐观的，认为通过发动 群众植树造林、修理梯田等措施，就可以控制渭河以下到三门　峡的泥沙，黄河水可以变清了。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就是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进行设计的。汪胡 老对此是有不同见解的，他对50年后入库沙量可减少50%的提法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他认为对黄沙泥沙问题不能搞主观主义，要实事 求是，科学论证，客观地对待泥沙问题，不能用政治热情来代替科学分析。当时他清醒地意识到，三门峡工程的排沙孔太少太小，会给将来的水库运用带来问题。因 而他主张工程的泄沙孔的设计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将来运用时，才能保证水电站正常的发电生产。后来形成的客观事实和“两洞四管”工程（即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 洞和改建4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管道），证明汪胡老的见解是对的。对于泥沙问题的讨论，汪胡老只是参与，决定权是在设计单位和政府部门，当然还包括国 内一些大专院校的著名水利专家们的意见，汪胡老个人也抵制不了。后来有人把三门峡出现的泥沙淤积问题归结为苏联专家的设计，汪胡老不同意。他说：列宁格勒 水电设计院是以我国提供的资料作为设计依据的，该院的专家毕竟是外国人，找他们的漏洞，很难找。汪胡老因告诫三门峡的工程技术人员，对自然客观问题，要始 终保持科学的态度，不能跟风跑，随风倒，要有自己有见解。

汪胡老在繁忙的日常工作间隙，坚持研究著述，在三门峡3年中，他 写出了《今日的三门峡》、《纵谈三门峡》、《高速度在三门峡》、《三门峡技术革新的一些课题》、《混凝土坝不分缝统仓浇筑的方法》、《用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的方法来建设水利枢纽》和《三门峡施工三年》等论著，这些都成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的宝贵文献。

勇　于　创　新

汪胡桢是一位非常富有创新精神的总工程师。在技术问题上敢于负 责，敢于突破。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是由我们中国自己来承担，还是请苏联设计，周总理是征求过国内专家们的意见的。当时汪胡老明确表示：可以请苏联专家把 关，我们自己设计。汪胡老曾在国外广泛地考察过水利工程，经验丰富，实干精神强，而且他已有了淮河流域佛子岭水库设计的成功经验，信心很足。他的这种大无 畏的精神，对三门峡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的技术人员鼓舞很大。但上级对设计装机120万千瓦这样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还是感到把握不大，为了稳妥起见， 还是决定委托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设计。汪胡老对苏联专家是尊重的，但在技术问题上决不盲从。他的特点就是总在苏联的技术模式上寻找突破口，力图革新。 他总是在考虑技术上怎样才能更新更快更好更省。他平时说话不多，很沉稳，但常和苏联专家们因技术问题进行争论，有时争得喉咙都沙哑了。他的这种总在动脑筋 想突破固有的技术模式和规范的做法，使苏联专家非常惊奇，也很难接受。因为作为三门峡工程的总工程师，总是带头冲破技术规范，苏联专家感到不愉快，有时甚 至很恼火，但最后又不得不佩服汪胡老的新方法。如梳齿工程开挖，人门岛爆破的时候，时间是选在枯水季节。这个季节很宝贵，过了这个时间，就要到下个枯水期 才能施工，如果不能很好掌握的话，一拖就是一年时间。人门岛开挖，苏联专家提出开挖规划是2/3的设计开挖线，深度是每次开挖要去掉2/3，保留1/3， 以避免设计开挖线的震动、破裂，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开挖。但是，这样的速度不能保证在一个枯水季节完成。汪胡老就动脑筋，他自己经过试验，提出实施深孔爆 破，一次开挖就可以达到设计开挖线的保护层，即1.5米，并且不影响下面的岩层。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说你怎么能保证设计线下面的岩层不受破坏呢。汪胡老 说，可以通过试验证明。试验下来，果然没有问题，苏联专家们才同意。开挖进度因此而大大加快，提前完成了任务。汪胡老把在佛子岭水库施工中成功的经验引用 到了三门峡施工中，如大坝浇筑用的滑动模板，是当时先进的技术，可以节省大量的木材。大坝的混凝土浇筑冷却是个技术难题，汪胡老对此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 究，提出多种方案，自己动手反复试验，最后提出了在坝体预埋冷却水管，水泥中加冰进行冷却的措施，成功地保证了大坝的浇筑质量。

因三门峡工程建设的需要，要从三门峡市到大坝工地修一条公路。汪 胡老主张要修就修一条永久性高质量的公路，他认为：有高质量的路面，汽车的功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汽车零部件的磨损才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用寿命 长，耗油量少。因为当时工地的运输车大部分是进口的，代价很高，有了这样一条高质量的公路，就等于节约了大量的维护修理费。从三门峡大坝将来的运用角度 看，这无疑是一劳永逸的长远大计。黄河规划设计院采纳了汪胡老的意见。时间证明，汪胡老的这个主张的确是远见卓识。这条公路与铁路成为三门峡工程建设的两 大动脉，的确是我国当时所有水电工程工地中最好的一条公路，到如今已运用了40年，路况依然良好，仍是三门峡市通往大坝唯一的一条公路，发挥着重要的运输 作用。

光　辉　榜　样

汪胡桢作为总工程师，心中装着整个工程。他要考虑全局。宏观把 握，头绪繁多，情况复杂。在大事上他统筹部署，运筹帷幄。在一些小事上，他也考虑得非常细致。如在汽油的使用上，他指示物资部门，火车运来的油罐车上卸下 来的汽油、柴油不能马上加到汽车的油缸中，要沉淀一定的时间，把杂质沉淀下去再用，这样有利于保护汽车的引擎。他指示汽车运输部门，汽车修理要统一在正规 的修理车间，不能在外随便修理，否则不能保证质量。他要求配备进口汽车时，同时配备一套引擎，这样在修理同型号的进口车时，可以大大缩短修理时间，提高汽 车的使用率。他常说，工程是我们自己的，设备是我们自己的，要处处爱惜，提高使用率，这才是真正的节约。他坐汽车到工地，总是离工地很远的地方就停下来， 然后步行到工地。因为工地的路面不好，他出于爱惜车子，宁可步行。局领导考虑他年纪较大，让他尽量少下工地，但他不肯，仍是到工地现场到处走，到处看。他 在生活上没有特殊要求，只有老伴陪在身边，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没有什么正常的钟点，有时不分昼夜地开会、工作，常常是半夜二三点还在工作。局领导 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他认为工作是不允许拖延的，因此，一件工作不干完，他是不会休息的。

汪胡老对待同志非常关心。他的秘书张德旺是南方人，刚到三门峡， 不能适应寒冷的冬天。汪胡老就告诉他，自己从苏联带回一件很好的皮大衣，穿过后上交了，让他去找保管员要，会便宜处理给他的。张德旺虽然没有去要，但心里 却是温暖的。汪胡老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特别是学习上要求很严。1959年他离开三门峡后，还经常给三门峡的技术人员写信，要求他们坚持学习，大胆 创新。他在给秘书的一封信中说：作为技术工作者，最大的问题是切记不能随风倒，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于伪科学的东西要敢于抵制，不能妥协。

汪胡老在三门峡3年，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付出了他的全部聪 明才智。他勤奋工作，兢兢业业，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他尊重科学，不断进取，个性鲜明，敢为人先。他清高自守，与世无争，一心一意只为工作。他是中国科学 技术工作者的榜样，三门峡工程铭记着他的功德，三门峡人永远怀念他。

 

 

（作者197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编辑，《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志》编辑，现作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组织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