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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6 18: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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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徽州陆学向朱学的演变
——从郑玉看这一演变过程
韩志远
内容提要：南宋学术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是朱学与陆学，即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入元以后，朱学与陆学仍互争短长，对元代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元代徽州是全国著名的学术之乡，也是朱、陆两个学术派别重要的活动地区。元朝中期以后，徽州的陆学与朱学共同发展的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学者开始由陆学向朱学转变，即学术界所谓的“由陆变朱”。造成这种演变的原因，并非是学术思想交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从元仁宗时起，元朝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定为国学，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于是“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在这种形势下，陆学的绝大多数人开始“由陆变朱”，徽州的情况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徽州著名学者郑玉的学术思想进行考察，以说明元代陆学向朱学的演变及其对徽州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郑玉 “由陆入朱”
学术的发展恰如河流，有源头，有主流，有分支，有交汇，有归宿。宋学是在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儒学。元代的学术与宋学又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讨论元代陆学与朱学之间的关键，自然难免扯上宋学，何况陆学与朱学还是本题的源头。朱学和陆学，即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是南宋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派别。而元代徽州（治今安徽歙县）乃学术之乡，仅书院就有十二所，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朱陆两个学派重要的活动地区。同时，它既是朱熹的父母之邦、祖籍之地，又是元代著名“由陆入朱”学者郑玉的家乡。这人杰地灵的交汇处，更能感受到河流的走向。这正是我们选择此题的初衷。下面就围绕本题谈点浅见，以教正于方家。
一
宋代是学术繁荣的时代，儒家学派众多，但是最有影响的当属理学。宋代的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采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理学是以“理”（又称“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南宋的理学在发展进程中分化为两大派别，朱熹和陆九渊分别成为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故被概称为朱学和陆学。从哲学思想上划分，朱熹的学说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九渊的学说则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由于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亦称为“心学”。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在吸收了北宋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又称为程朱理学。
在关朱学和陆学的源流、异同、分歧、论争等方面，前辈学者已做过大量的工作，无须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朱熹及其学说以后在宋理宗时得到推崇，但是朱学并未达到独尊的地步。陆学直到南宋灭亡，在思想学术领域仍与朱学对垒并立，吸引众多的追随者。但是，入元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目前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由北宋以来的理学，发展到元所出现的朱、陆合流，诚是理学史的一个重要迹象。”[1]也有认为，“在元代，朱学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被奉为官方哲学；而陆学却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始终在民间流传。”[2]由于对元代陆学演变过程研究很笼统，因此难免产生分歧。如何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笔者认为，需要独辟溪径，通过对某些重要地区和关键人物的研究，或许会有柳暗花明的结果。我们选择元代徽州和郑玉作为突破点，正是基于此。下面我们对郑玉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进行一番考察，试图说明徽州陆学如何向朱学演变的。
郑玉字子美，号师山，元徽州歙县人，元成宗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七月一日生于徽州路太平县弦歌镇，卒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岁。
[1]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第七章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郑玉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述中。据目前所知，郑玉著有《春秋经传阙疑》、《师山文集》、《周易大传附註》（《元史》作《周易纂註》）等三部著作。《周易大傅附註》已佚，於《师山文集》中仅存《周易大传附註序》。前二种著作，今有传本。有关《春秋经传阙疑》和《师山文集》的学术价值及某些具体的学术思想，我们将在另文介绍。此处着重考察郑玉的主要学术思想的演变过程。
关于郑玉的学术思想，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师山学案》提出：“继草庐（吴澄）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的观点。[1]所谓的“朱”即朱学，“陆”即陆学。黄宗羲认为，郑玉的思想是糅合朱、陆，但偏重於朱。
近年来，学术界对郑玉学术思想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从他的师承来说当是陆学，《宋元学案》说他是‘和会朱陆’而‘右朱’，似为由陆入朱的人物。但是，他也没有离开陆学的本心论”，“思想基本上还是陆学的范围”。[2]一种认为，“郑玉自年青时起，治学即以朱熹理学为主，并且始终坚持朱熹理学的观点。他与淳安陆学学者洪赜虽‘议论多不合’，而交情益笃，二人‘託交三十馀年’，在学问上都从不‘苟同’。毋庸置疑，郑玉在学术思想上是宗朱的”。[3]观点相对，莫衷一是。
我认为，郑玉的学术思想应分为四个时期，即少年、青年、中年、晚年时期。这四个时期其学术思想大有差别。因此，对郑玉的学术思想不能简单的统而言之，需要考察分析其思想发展的过程，这才有利於问题的解决。
郑玉在少年时期（十八岁以前），主要是接受陆学。这从他的师承关系以及陆学在当地的影响来看，郑玉早年应是陆学者。我们从郑玉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他在《洪本一先生墓誌铭》中说：“昔先君子作尉淳安，余在侍傍，得游淳安诸先生间。吴暾先生则所师也，洪震老先生、夏溥先生则所事而资之也，洪赜（本一）先生则所友也。……淳安之士，皆明陆氏之学。”[4]郑玉早年的师友都是陆学者，他也毫不例外是接受陆学。
郑玉在青年时期（十八岁—三十五岁）转向朱学。十八岁左右，郑玉离开淳安随父到新安。“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5]从而转向朱学，即学术界所谓的“由陆入朱”。此后，“及再（与洪赜）会钱塘，则议论多有不合”。[6]显然，两位原陆学好友的学术思想业
已发生了分歧。
郑玉离开淳安后，投到朱学学者胡绿槐的门下。此事《燕耕读堂诗序》
[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四《师山学案》
[2]《宋明理学史》卷上第756、757页
[3]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第六章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师山文集》卷七
[5]《师山文集》卷七
[6]《师山文集》卷七
中有记载：“余年十八九时，从胡先生绿槐氏学。”[1]从此开始治朱学。
郑玉由陆转向朱，并非他自己晚年所言：“余十数岁时，蒙昧未有知识，於前言往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出於吾口也；闻人言朱子之道，则疑其发於吾心也。”[2]似乎听人诵朱子就突然感悟猛醒，从而转入朱学。这其中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即此时程朱理学已经被元朝统治者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3]
据史籍所载，仁宗皇庆二年（1313）六月，元廷诏：“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庙。”[4]同年末，向全国颁行科举诏，决定恢复自元朝建立后一直未行的科举制度。规定三年一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采取蒙古、色目人为一榜，考两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义理精明、文辞典雅为中选，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为一榜，“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註，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註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参用古体四六。知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时务不矝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5]
由於从元仁宗起元朝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定为国学，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非程朱之学不试於有司”。[6]於是“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7]在这种形势下，陆学的绝大多数人开始“由陆变朱”。[8]郑玉正是在这样的大潮之下，由陆学转向朱学。此时，郑玉正值青春年少，看到朱学成为入仕之径，扬弃陆学而专攻朱学是极其自然的。郑玉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亦可以说明其由陆入朱的目的。
郑玉在中年时期（三十五岁—五十岁），其学术思想是“和会朱陆”。致
使郑玉改变专攻朱学的原因，主要是走科举入仕之路的失败。“再应进士举，
不利，即弃举子业，求圣人之道”。[1]
至顺二年（1331），郑玉与父亲大都之行，结果其父客死他乡。郑玉扶柩
[1]《师山文集》卷九
[2]《师山文集》卷首《余力稿序》
[3]参见周良霄《程朱理学在南宋、金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文史》第三十七期
[4]《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5]《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赵忠简公祠堂记》
[7]《圭斋文集》卷九《许文正公神道碑铭》
[8]《宋明理学史》卷上
还乡守丧三年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从此不再追求仕途。於是，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其中包括对陆学的回顾。从郑玉於元统二年（1334）所作的《听雨舟后记》一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迹象。他说：“今吾不幸至於大故，且除丧矣。方将驾一叶之舟，挂数尺之帆，得意於风烟之上，放情於沧海之门，遍寻名山大川，徜徉乎泉石之侧，以遂平生之志。然后归卧此舟，以终馀生”。[2]不再为追求入仕而苦读朱学之后，又去追寻陆氏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於我”，“优游涵泳”的意境。[3]郑玉在四十八、九岁时所作的《燕耕读堂诗序》亦反映了这种变化。他说：“方余从先生（胡绿槐）遊时，年少气锐，勇於为学。……今余鬃种种，年已入无闻，学问日益荒落，所以负先生者至矣。”[4]郑玉当年“勇于为学”的是朱学，以后“日荒益落”的亦是朱学，而并非是陆学。这时的郑玉在“自持立心，以诚敬为本”，[5]为探求陆学的本心论，而暂时放弃笃实下学工夫的朱学。
郑玉在元统二年以后的十数年间，时常以陆学者的面目出现。他在《肯肯堂记》中称：“天地——万物也，万物——我也，……所谓天地万物皆吾一体。”[6]完全属于陆学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思想。在《云涛轩记》吟咏：“吾眼空四海，胸吞云梦，以天地为籧篨，古今为瞬息。凡宇宙间烟云变化，风涛出没，皆吾轩中物也，又岂拘拘一室之间者乎！何当与子挟飞仙，乘怒翼，超轶乎埃土盍之外，周旋於太虚之中，仰观六合，府视八荒，则天下一云涛耳。”[7]其间表露的思想内涵，正是陆学的“万物森然於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的思想。[8]
这一时期，郑玉回顾陆学的目的，并非想要回归陆学，而是在进行反思。这应视为“和会朱陆”的前奏。郑玉在这一时期（大约至正六年），写下了代表其和会朱陆思想的名篇《送葛子熙武昌学录序》，[9]文中说：“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之称朱氏曰江东之学，朱氏之称陆氏曰江西之学。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馀年卒未能有同之者。”在
简略追溯朱、陆分歧的由来之后，接着阐述自己的论点说：“以予观之，陆子
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塗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
[1]汪克宽《环彀集》卷八《师山先生郑公行状》
[2]《师山文集》卷五
[3]陆象山《象山全集》卷三四、三五《语录》
[4]《师山文集》卷四《肯肯堂记》，文中说：“玉之先君子尝仕于时，学不尽试，才不大用，沉没下官，卒无所偶，斯为罔极之痛。”由此可知，此文写于其父去世之后。
[5]汪克宽《环彀集》卷八《师山先生郑公行状》
[6]《师山文集》卷四
[7]《师山文集》卷四《云涛轩记》
[8]《象山全集》卷三四《语录》
[9]《师山文集》卷三，本文未著录时间，但从葛子熙（葛将）其任职是在至正五年十月预修《元史》之后，可推断出本文写作的大致时间。
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郑玉指出，朱、陆只是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的不同，而学说的本质是一致的。他批评说：“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东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认为应当追求朱、陆的共性，而非任意扩大分歧。进而，他又比较朱、陆两家的利弊说：“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郑玉的学术思想已经与少年、青年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对朱、陆已不再有门户之见。因此，郑玉中年的和会朱陆，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高峰。
郑玉在晚年（五十岁——六十岁），其学术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从和会朱陆又转向专心朱学。这从他在至正十年（1350）写的《馀力藁序》和至正十二年（1352）写的《鲍仲安墓誌表》等文中可见其思想变化的情况。《馀力藁序》中说：“吾新安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论道理则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则必本於道理。……余年十数岁时，蒙昧未有知识，於前言往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发於吾心也。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古人，而疑古人之类我也。”[1]这篇序是郑玉为自己所编的文集《馀力藁》而作。在这里，他不但极力推崇朱学，而且力图否认陆学在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反映了郑玉晚年的学术思想从调和朱、陆而转向专心朱学。而且，愈到后期排陆尊朱就愈强烈。他在为其学生鲍仲安撰写的墓表中说：“故人子弟来从问学，一见即曰：‘前所学皆误也，吾今而后得闻圣贤之正学矣。’於是日从事於《五经》、《四书》，……程朱之说严谨简略，盖引而不发，学者宜尽心玩味。”[2]看似在悼念学生，实则是抒发自己最终回归朱学的心情。这里，我们再看不到他过去所说的朱学“支离”，“颓惰委（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的缺点，而且把陆学“简易”的优点亦加在朱学的头上。於是朱学在他眼中变成了“严谨简略”之学。此后，直至他逝世都是以朱学卫道者身份出现的。
综上所述，郑玉从少年到老年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陆—朱—朱、陆—朱的演变过程。郑玉一生的学术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从中截取任何一段来说明其整体思想，都不免会落入一叶障目的窠臼。
二
学术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学术环境，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磋商乃至争论，
[1]《师山文集》卷首《余力稿序》
[2]《师山文集》卷八《鲍仲安墓表》
无疑会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朱熹和陆九渊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学派，是两个学术对手，但是他们懂得学术流派之间交锋和取长补短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治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著名的“鹅湖之会”，这是朱陆二人在信州铅山鹅湖寺发生的一次学术争论。事情发生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夏，由著名学者吕祖谦牵线，陆九渊、陆九龄（陆九渊之兄）与朱熹在鹅湖寺相会，切磋学术。朱陆二人在会上，着重就治学方法进行了交锋，辩论相当激烈。当时，在场的学者朱亨道记载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规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1]可见，朱陆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学术的分歧，并不影响朱陆互相尊重对方学说。此后，朱熹还曾邀请陆氏到他的书院，让弟子们直接聆听陆学不同的声音，并且诚恳地表示陆先生讲得使自己很感动。陆氏走后，将对手的讲义妥善保存在书院，以供弟子们研习。陆氏对朱学也从来没有恶意攻击过，而是取长补短发展自己的学说。然而，一经元朝官方介入，事情却发生变化。
元朝建立后，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极力倡导之下，朱学在全国广泛传布，尤其学校制度悉取资朱熹，使朱学地位越来越高。至元仁宗实行科举，考试内容多采用朱学，“五经皆本建安,《书》蔡氏为文公门人，而《春秋传》则正字胡公（宪）之从父文定公。师友授受，宗于一门，会于一郡。至若训蒙士、正史统、庋积笔录，悉师于文公”。[2]朱学已在教育科举、思想经术等领域牢固地确立了统治地位。
朱学一经成为国学，陆学等其他学派顿时处于十分尴尬境地。元仁宗时，任国子司业的吴澄，是一位学术地位极高的学者，当时有“北有许衡，南有吴澄”的说法。[3]他治学主张“和会朱陆”，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4]这样一位大学者，由于违背了“尊信朱子本意”，只得“一夕谢去”，卷铺盖回家。杨简是陆九渊的弟子，宋末创办慈湖书院。入元后，书院虽继续开办，但研习陆学遇到了阻力。“世位谓先生从陆文安之学，人自标异，诵圣人之言，述圣人之行，求其止乎极而已矣，岂可各开户牖，而有分裂圣人之道哉？”[1]给陆学传人扣一顶分裂的大帽子。在这种形势下，陆学难以维持下去了。
由于元朝国策所决定，绝大多数元朝的儒士，由于利益驱动，对这种独尊朱学是高唱赞歌的。“洪惟国朝，自许文公以朱子学光辅世祖皇帝，肇开文
[1]《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
[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四《送朱君美序》
[3]揭傒斯《揭傒斯全集·吴澄世道碑》
[4]《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运，百年之间，天下学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经，以上溯孔孟，其功大矣。贡举之制，又用朱子私议，明经主程、朱说，兼用古注疏，经义不拘格律，盖欲学者读经，有沈潜自得之实，所作经义，能条举程、朱注疏之说，辨汉儒传注之得失，一洗宋末反覆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以便志道 之士，岂汉唐宋科目所能睨其万一？士之学于今者，岂非幸与？”[2]事实恰恰相反，独尊朱学的结果，带来学术凋零的悲哀。可以说，元代早期，还有一些陆学学者。然而到了后期，郑玉由陆入朱之后，已经没有象模象样的纯粹的陆学学者了。随着郑玉的师山书院也不可避免地纳入了元代官学体系，同其他书院一样变成一级官府，徽州已不在有陆学的阵地，陆学在外力的压迫下走向衰亡。因此，陆学向朱学转变的结果，标志陆学的生命的终结。
物极必反，朱学独尊之后，从而失去了在论争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环境，丧失了活力，在学术思想的停滞中走向衰亡。最终，朱陆殊途同归。
（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解光宇）
[1]王元恭等《至正四明续志》卷八
[2]程端礼《畏斋集》卷五《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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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5 10:4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