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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4 18: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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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 1140）夏、秋间在颖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平生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借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末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朮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朕，号“拐 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朮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 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自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 《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字。岳珂为求能够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朕”，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为一，则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 1206 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并且表上于朝（事实上即献诸史馆），以备修撰国史时的采择。其中的《岳飞传》，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稍加删润而成的。在记述郾城战役中大破金军《拐子马》一段，则只是把《行实编年》中的“堵墙”改为“如墙”，“是战也”改为“是役也”，“步人”改为“步卒”，“既相联合”改为“相连”，“一马偾”改为“一马仆”，此外再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元朝晚年编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飞传》果然是照抄了章颖的《南渡四将传》中的那一篇，连字句间的改动也很少。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记述岳飞事迹的小说《说岳精忠全传》之类行世，其内容虽不尽相同，却全都在叙述郾城战役时插入了大破拐子马一节，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飞传》或《鄂王行实编年》为其依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一般人对于所谓拐子马者统一在同一种理解之下：“三人为朕，贯以韦索”，而且是，只要“一马仆”，其余二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铁浮图”和“拐子马”全都不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同起来，做史官的章颖又完全依照《行实编年》改写了一篇《岳飞传》而上之史馆，可以想见，南宋《国史》中的《岳飞传》必既是毫不改动的照抄了章颖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飞传》，若非直接从章颖著作中抄来，便必是从南宋《国史》中抄来的，两篇文字之间的差异处，真可以说是绝无而仅有。于是，“三人为朕，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从此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定说”了。在明、清两代人所编辑的《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等书中，更无不沿用其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编篡《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朮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朮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着《宋史·岳飞传》中，却正是辗转因袭了《鄂王行实编年》之误，把“拐子马”和“铁浮图”合二而为一的，而《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的解释，则是把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解释照搬来的，因此，这段“御批”还等于间接地对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对“铁浮图”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如在上文中所已说过的，铁浮兵和铁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汉人口中的一种称呼，而其所以得此称呼，则又只能按照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所说，是指金军中之“重铠全装”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义，便必然发生错误。汪若海没有亲自参与顺昌战役，对于金方军人和战马的装备全不曾目睹，却偏要在杨汝翼的记载和解释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等无稽之谈，既不近情，也不合理，当然不会是从“临阵之人”或“被掳之士”询访得来的。 《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铁浮图已经给予了正确的解释，在驳斥了汪若海的谬说之后，当会很自然地回到杨汝翼的正确解释上 去；而杨汝翼、汪若海二人对于“拐子马”一词却全未给予任何解释。在《通鉴辑览》的这条“御批”当中，虽然论证了“三马联络”与“三人相连”之不合情理，然而说，拐子马仍是南宋人见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却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仍不免要问：拐子马既于铁浮图同样不是“三人相连”或“三马联络”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军中的什么部队而说的呢？ 五、“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七月乙未有一条记载说：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徐“东南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形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先是，以大阵步骑相半。敌谍和王师不敢擅离本处，多尽力偏攻一面，既众寡不敌，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曾公亮等人编篡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记载说： “东南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马”并选精骑。夷敌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从上边的两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马”一词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现。而见于这两段引文中的“拐子马”，又全不是指敌人（当时北方敌人为辽）方面的某种骑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线上某一种骑兵说的。《长编》所载诏令以“东西拐子马”与“无地分马” 对举，所谓“无地分马”者，乃是指没有固定列镇的方位和地点，只准备随时听令相机策应或赴援某部之用的骑兵；而“东西拐子马”者，则是有固定列阵方位，亦即《武经总要》中所说“为大阵之左右翼”的骑兵。 以上引两条记载与杨汝翼、汪若海记顺昌战役的文字相参证，我们就可对“拐子马”一词得出确切理解了： 1．《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东西拐子马”、“大阵之左右翼”，和见于杨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两拐子马”、“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是完全相对应的；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所谓“东西拐子马”实即等于说“左右翼骑兵”。 2．《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拐子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阵左右翼”的骑兵而言，而见于杨汝翼记载中的“两拐子马”，却又恰恰是出诸“河北签军”之号，而非出于女真贵族口中的。所谓“河北签军”者，照我们上文所考释，其人本皆汉人，其话也全是汉话，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自然也是沿用北宋以来已在习用的一个名词，不会有新加的含义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在北宋时期内的词汇中，不但有“拐子马”，还常见有“拐子城”的称呼。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于靖康元年（ 1126）闰十一月记金兵围攻开封城时，即屡次谈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有云：“车驾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虏营。” 四日乙未条有云：“贼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门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兵事，措置独有法。” 六日丁酉条有云：“金人犯阙几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和、通津、宣化三门尤为紧地，……姚仲友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 九月庚子条有云：“宣化门告急，姚仲友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门者，以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楼橹皆坏。”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的《东都城外》条亦载：“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据上引各条资料可以证明，建筑在汴京城的各城门外，用以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北宋人称之为拐子马阵。是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当无疑义。不幸的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他们听到这一名词虽也完全懂得，却也不再用以称呼自己的两翼骑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杨汝翼和汪若海，对拐子马这一名称还能通晓其涵义，还不曾在其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对他作任何曲解和附会；到南宋中叶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更不免对之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一三三《夷狄》门载，朱熹曾向他的学生说，当宋徽宗派人去与金人联系夹攻辽朝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往高丽的两位医师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又说：“女真作一阵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胜之。”对于被高丽国王称为“甚好”的女真阵法，朱熹继即加以解释 说：“盖如拐子马之类。”按照《武经总要》所说，“拐子马阵”乃是北宋对敌作战时所常摆布的一种阵式，怎么被说成是女真的一种甚好的阵法呢？可见朱熹已不知拐子马的确凿涵义了。 岳珂和章颖，较朱熹更为晚出，对于拐子马一词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只能望文生义，硬把“铁浮图”和“拐子马”二者牵合为一，并借用汪若海对“铁浮图”的错误解释来解释“拐子马”，另外还附益了“三人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等话语，以致与“拐子马”的确切涵义就不能不愈去愈远了。 六、纠驳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和“拐子马由此遂废”诸谬说 （ 1 ） 金朝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壮所组成的部队，或从其所管辖的各少数民族征调来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骑兵。只是从汉族地区征签的兵丁，才编制为步兵队伍。而且在作战时，总要他们首先去“冲冒矢石”。如《归潜志》所说，每当金朝下令签军之时，居民则“号泣怨嗟”，州县均为之“骚然”，“驱此辈战，欲其克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军的主力，及其恃以取胜的，当然只有骑兵，包括被汉族士兵称作铁浮土和拐子马的那些部队。打了胜仗，固应归功于他们；打了败仗，也同样归咎于他们。而从宋、金间发生战争以来，金的主力部队被宋军打败的事却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实编年》以为，自金人起兵以来，只要铁浮图、拐子马一上阵，便战无不胜，只在郾城战役中，才被岳飞识破其弱点，“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才第一次把铁浮图、拐子马打败，而且， “拐子马由是遂废”。这显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实的。 首先，宋军以大刀、长斧入金镇而砍其马足，并因此而战胜金军的事，在郾城战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一载：绍兴四年（1134）十月韩世忠在扬州大仪镇打败金军，其过程是：“韩世忠引兵次大仪镇，勒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金将挞也“拥铁骑过五阵之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背嵬军（按，即韩世忠的侍卫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削马足。”金的骑兵“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挞也。” 2．《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有朱熹关于绍兴十年顺昌战役的一段话： “ 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按，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上十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肉饭犒师，……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马甲），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 （《语类》卷一三六载有另一人所记此次谈话，末段作：“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数十人。”） 上引这些资料所说的，全是宋军用斧或长斧或大刀斫断马足而战胜金军的事，而所战胜的金军，又都是“人马都全装”的“铁骑”，其中也必然包括有铁浮图和拐子马。因此，既然以上十万的大军作战，而其中无劲旅，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杨汝翼，汪若海两人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军 中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都已参战，而且都被打败了。既然如此，则说在郾城战役以前，铁浮图、拐子马不曾被宋军打败过，着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真象的。 （ 2 ） 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既然是左右翼骑兵，则说在郾城战役之后，金人在作战时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骑兵，着显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阵如一旦打了败仗，难道也要从此不再设置正面大阵吗！事实上，金国自从发动侵宋之师以来，一直都使用着所谓“三生阵”，而这“三生阵”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两翼在内的一个统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话》①中有专记此事的一段文字： 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陈己见以闻。 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徼。旗头死，从（者）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圆阵当锋，两翼夹攻，既为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是不可能因某个局部的一次胜败而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从南宋的许多史书的记载上，在郾城战役之后，也仍可看到，金军在与宋军作战时，还照样在两翼配置精骑，亦即照样使用“拐子马阵”。例如：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于绍兴十一年（ 1141）二月十八日记宋军于柘皋镇大破金军事，说道： 兀朮率铁骑十余万，分两隅，夹道而阵。……王德麾军济渡，奋勇先登，薄其右隅，贼阵动。……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大破之。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记这次战役的文字，还可得到一些补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杨）沂中曰：“敌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 可见宋军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阵，所使用的办法，和大仪镇、顺昌城诸战役完全相同，是以长斧入阵，“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的。这既可说明，用麻扎刀砍断马足，从而使金的骑兵大受挫败，这并不是由岳飞创造发明的一种办法，而是在其前其后全都使用过的；还可说明，岳珂所说，在郾城战役之后，“拐子马由此遂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无稽之谈。 而且，不只是在晚于郾城战役一年的柘皋战役中有拐子马的出现，在郾城战役二十多年之后，在宋方的记载当中，仍然说金方使用拐子马参加战斗。如《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所载： 孝宗即位，隆兴元年（1163），……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逼关陕。……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琪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 尽管在此以后，拐子马一词确实是极少出现了，但是，它所以极少出现，也仍然不是因为“拐子马由此遂废”，而是因为，这时 宋、金军队中的将官与士兵（包括金军中的签军在内），全已换了一代人，在他们的口语和词汇当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马”这个词儿，都不再以此称呼金军的两翼骑兵，从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记载当中，这一名词也随之而逐渐消失了。（完）——邓广铭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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