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华文化形成背景探析
桐城 汪兴吾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 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 意识形态在内的 精神产品。汪华文化显然属于前者,它是以汪王生平、思想、“汪王信仰”及与其相关的历史、人物、风俗和遗迹等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关于汪华文化的定义和汪华文化与徽州文化的关系,拙文《汪华文化初探》、《越国公汪华与徽州》已作初步探讨,本文就汪华文化的形成背景作进一步的探析。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汪华文化也不例外,它是在徽州形成的,其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都是与徽州的历史、政治、社会、地理环境分不开的。 一、汪华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隋末自任刺史到建“吴”称王,从唐初归顺朝庭到归葬云岚,这是一段非常清晰的历史。汪华在这段历史中表演了从一方诸侯到一朝重臣的角色转换,也奠定了其在江南六州作为“人文初祖”的历史地位。 (一)建吴称王——肇启人文初祖 隋朝末年,炀帝荒淫无道,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地掀起了反隋高潮。汪华在众将士驱除郡将张公后被推上歙州刺史的宝座。不久汪华率军击败宣州守将,杭、睦、婺、饶等州相继纳于麾下。汪华遂“奄有六州,带甲十万,威誉益隆”,势力遍及皖南、浙西、赣东地区。汪华统治六州后,以中原的先进文化结合当地的实际改造土著文化,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的整合,使古徽州这一蛮荒之地出现了文明的种子,开始了新安文化的新纪元。汪华被张脉贤教授誉为“古徽州人文初祖”是有历史依据的。 随着势力的增强,汪华在诸将的拥戴下建立“吴”国,自称为王。建国后,凭借六州之险实行对外不盲目扩张、来犯者必拒,对内“赏罚明信”、休养生息政策,“虽四方大扰,部内赖以安业,私谓太平之主,如此者十数余年。” 吴国政权的建立与运行,为新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新构建的和谐环境,新确立的平等社会,新统一的独特区域,为今后徽州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我在《汪华文化初探》中说:“某种意义上说,此时及稍后的汪华文化等于新安文化。” (二)归顺唐庭——成就大唐功臣 在李唐王朝行将统一全国之际,汪华审时度势,认为“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可乎?”遂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籍土地、兵民,临遣宣城长史铁佛奉表于唐”,被唐王朝封为“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歙州剌史,越国公”。唐初延隋制建歙州总管府,拜汪华为总管,汪华成为唐代歙州第一任刺史。这是李渊顺应民心的决策,迅速把东南六州人民的反隋情绪转化为拥护唐朝的力量。汪华归唐后先后击退王雄诞入侵之兵,讨伐辅公祏叛军,恢复了一度失衡的太平世界,“兵民各复其业”,六州由此安定下来。 两度用兵,六州百姓更深刻地认识到汪华是捍卫六州的真主,李唐王朝也因此感受到汪华对国家的忠贞。在高祖的旨意下,汪华“明年遂朝于京师”。 至于汪华入京,认为是解决汪华拥兵自重问题似成定论,我认为值得商榷。汪华于高祖武德五年“朝于京师”,但没有留寓京师。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汪华任歙州都督府长史例兼歙州刺史。太宗贞观元年(627),全国行政区划大调整,撤销歙州都督府,汪华奉诏进京,贞观二年授予白渠府统军,任职于京都。太宗即位后,进行区划大洗牌,不排除解决各地拥兵自重之嫌,但调汪华入京任白渠府统军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绝对可靠。太宗李世民是靠政变上台的,对任命京畿军事官员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不可能引狼入室。贞观二年,太宗已基本控制全国局势,调汪华入京,既是加强京畿防务的需要,更是对汪华功绩的褒奖,对汪华忠唐的肯定。如果单纯是防止汪华动乱,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就会将他调出歙州,不可能让汪华归唐后仍统治歙州八年,如王雄诞、辅公祏相继背唐,在平息他们后借机调走汪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汪华入京,再次提升了其在六州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贞观十年,太宗改鹰扬府为折冲府,汪华任折冲果毅都尉,无战事则轮番宿卫;贞观十七年升任忠武将军,行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继续负责唐高宗李世民寝夜安全,“夙夜尽瘁,事无所乏”,忠勤可嘉。贞观二十三年汪华薨于长安,永辉三年,赐葬云岚山。 徽州历史选择了汪华,汪华也谱写了徽州历史。汪华保障六州的靖民之举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徽州百姓选择他——“汪王神”作为本地域的最高地域神。 总之,汪华出现以前,徽州历史中几乎没有一个详尽的历史人物记载。唐史中最早提到了汪华,各种史料中也有大量的、详尽的汪华资料。汪华在自称刺史、建“吴”称王的过程中创造了新安文化;作为大唐功臣,汪华归葬云岚山后推进了新安文化的发展;汪华自身生前殁后的事迹也奠定了独特体系的汪华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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