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年谱

江右书生

汪曾祺年谱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傍晚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其父辈兄弟三人：大伯父汪广生，二伯父汪常生，父亲汪菊生。
　　
　　二伯父早亡，无子，应立嗣长房次子汪曾伟；但因二伯母喜欢汪曾祺，经协商，两人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派继”，一个是“爱继”。
　　
　　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产生很大影响。
　　
　　生母姓杨，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第一个继母姓张，后也死于肺病；第二个继母姓任，是她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汪曾祺对她很尊重。
　　
　　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家里人怕他长不大，按当地民俗，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和尚庙、道土观里都记了名棗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鳖”。
　　
　　1925年，汪曾祺人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这个幼稚园只有一个女教师，名叫王文英。王文英见汪曾祺小小年纪戴着妈妈的孝，十分心疼他，对汪曾祺，她是老师，也是母亲。56年以后，即1982年，汪曾祺回到故乡，特地去看望王老师，并献诗一首：“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诗后还有两行字：“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汪曾祺。”
　　
　　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一座佛寺旁边。自幼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同时又是在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汪曾祺，进入“五小”接受正规课堂教育，进步更快。由于文学对他影响根深、进校后不久就显出偏科现象，对语文越来越喜欢，对算术却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从三年级起，汪曾祺的算术就不好，一学期下来勉强及格了事。语文却总是考全班第一。
　　
　　与语文相联系的，汪曾祺的毛笔字在“五小”也得到较为正规的训练，特别是在三四年级时遇上敬业精神强、对学生要求严格、且具有相当功力的周席儒先生，在他指导下，汪曾祺的毛笔字进步很快，为他日后书法水平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五小”，汪曾祺除了语文好，写字好，画画也好。使汪曾祺在全校才名大振。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人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汪曾祺在小学读书时就显露出文学天赋和才能，祖父汪嘉勋与汪菊生商议，利用暑假，聘本地名流指导汪曾祺。主要有二人：一位是张仲陶先生，指导汪曾祺学《史记》；另一位是韦子廉先生，指导汪曾祺学桐城派古文、学书法。
　　
　　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言教师很有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教汪曾祺语文的有好几位老师，其中，高北溟先生是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语文老师之一。汪曾祺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都是高先生教的国文。在高先生教课的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
　　
　　那凡年，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就是归有光了，直至今天，读者仍可以从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感觉到归有光的余韵。高北溟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除了学业上的，更有人格上的因素。他为人正直，待人以诚，清高孤傲，不与世俗合污，敬业且能坚持勤奋终身。汪曾祺后来把他对高先生的敬重一一写进题名《徙》的小说之中。
　　
　　张道仁先生也给予汪曾祺很大影响。张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是他比较有系统地把新文学传到高邮。汪曾祺曾在专写给张先生的一首诗中，称赞他：“汲源来大厦，播火到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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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中后的汪曾祺，在语文方面崭露头角，同时，他的绘画、书法、刻石以及演戏等也大有长进。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人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这是一所创立很早的学校，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当时这所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科。喜爱文学的汪曾祺使自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写宋词，既练了书法，也领略了词意。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在这个小庵里，汪曾祺除了带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之外，另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上海一家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他翻来覆去地看这两本书，引起他对文学更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认为：“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人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他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西南联大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其中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极其深远。
　　
　　沈从文没有一年级的教学任务，大学二年级时，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见，沈先生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把沈先生的三门课都选了。沈先生教学方法很特别，他不赞成命题作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所以他把自己开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在沈先生的习作课上，汪曾祺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上灯后各式人物的活动。这篇习作在沈先生指导下几经修改，便成了后来的《异秉》。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这是汪曾祺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的开始。
　　
　　汪曾祺的大学生涯本应于1934年结束，但因体育、英语成绩不佳而延宕一年。次年，虽两科皆已补考过关，但当局要求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须任“美军翻译官”职，否则作开除学籍论处。汪曾祺没有到任，故没有取得大学文凭。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这两篇汪曾祺的早期作品，明显受西方纪德、萨特、沃尔芙、阿萨林等人的影响，不仅是汪曾祺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意识流作品的代表。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
　　
　　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
　　
　　汪曾祺到北京后发现，在那里立足不易，找工作更不易。他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原想随“四野”一直打到广州，积累生活，写一点刚劲作品，不想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这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
　　
　　5月，与施松卿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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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这个杂志后来改成《说说唱唱》。
　　
　　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独具慧眼的老舍先生当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他发现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曾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
　　
　　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这一年偶尔写些散文和散文诗。
　　
　　在领导一再动员下，汪曾祺就单位的人事工作如何做到人尽其才提了一些看法和建议，抄写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困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1958年夏，因本单位的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而被补划为右派。秋，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59年底，农科所给汪曾祺等一行从北京来的人做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工人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里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但北京一时无接收单位，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汪曾祺自述当时画马铃薯花的情景，经常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并于半年时间绘成厚厚的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汪曾祺几十年笔墨生涯中最为奇特的作品。原来农科所打算正式出版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经过长时间对生活的观察与思索，汪曾祺又开始了小说创作。他在小学生作业纸上，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小说写成后，汪曾祺寄给沈从文先生和师母张兆和，被推荐给《人民文学》编辑肖也牧，大受赞赏。经《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调查后。《羊舍一夕》得以在该刊发表。
　　
　　这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根据肖也牧的建议，约汪曾祺写了小说《王全》、《看水》、连同1962年发表的《羊舍一夕》，定名为、《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并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演出，受到高度评价。4月27日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演出结束后，他们登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这是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后了解，这是因为江青要把京剧《芦荡火种》继续加工修改为“样板戏”，过去汪曾祺写的唱词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从阶下囚变成“样板团”成员的汪曾祺，为继续修改加工《芦荡火种》，贡献自己的力量。毛主席通过江青对京剧《芦荡火种》的修改加工先后发表过许多指示；汪曾祺认为，这些指示是正确的，是高明的艺术见解，对修改加工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毛主席的意见中，其中一条即是把剧名改为《沙家浜》。他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不无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方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京剧《沙家浜》发表于1970年第6期《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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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21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拥护毛主席5月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对于这段特殊经历，汪曾祺认为：“我搞了一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压力可想而知。”
　　
　　作为“样板团”的成员之一，“文革”中的汪曾祺还曾奉命到四川、西藏等地深入生活，但在“三突出”创作原则束缚下，了无成果。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汪曾祺又复陷入受审查的境地，查他与“四人帮”的关系。但终因汪曾祺仅是创作人员，而且是奉命创作，审查不了了之。
　　
　　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这篇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都与常见小说迥然不同的作品问世后，立即引起文艺界高度重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对这篇小说赞誉的评论纷纷见于《文艺报》、《北京文学》等报刊，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并且在报纸上撰文予以批评。《受戒》以荣获1980年度“北京文学奖”终被肯定，这不仅是对该作品的肯定，也是对汪曾祺多年沉寂后复出文坛的肯定。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这是汪曾祺根据回忆重写的原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的作品。重写不是重复，虽然写的是同样的人和事，但作者的感情变化，也使新作《异秉》发生了质的变化。著名作家高晓声撰写的《雨花》“编者附语”指出：“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
　　
　　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并于同年6月被《小说月报》以及此后的《新华月刊》杂志转载。该作品莱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1981年度“北京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其主要的作品还有：
　　
　　小说《岁寒三友》，《十月》第3期；
　　
　　小说《故乡人》，《雨花》第10期；
　　
　　小说《徙》，《北京文学》第10期；
　　
　　这一年，汪曾祺还发表了一些评论和散文，主要有：
　　
　　评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发表于《英蓉》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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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关于葡萄》，发表于《安徽文学》第12期。
　　
　　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这是他自1939年离开高邮后的第一次回乡，受到地方政府和家乡人民的热情欢迎与接待，这给汪曾祺以安慰和鼓舞。从此，他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散文写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时期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主要作品有：
　　
　　小说《王四海的黄昏》，发表于《小说界》第2期；
　　
　　小说《故里杂记》，发表于《北京文学》第2期；
　　
　　小说《皮凤三楦房子》，发表于《上海文学》第3期；
　　
　　小说《鉴赏家》，发表于《北京文学》第5期；
　　
　　小说《晚饭花》，发表于《十月》第10期；
　　
　　散文《旅途杂记》，发表于《新观察》第14期；
　　
　　评论《小说笔谈》，发表于《天津文艺》第一期；
　　
　　评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发表于《读书》第8期；
　　
　　新编历史剧《擂鼓战金山》，发表于《北京剧作》第1期；
　　
　　2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作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主要有：
　　
　　小说《星期天》，发表于《上海文学》第1期；
　　
　　散文《天山竹色》，发表于《北京文学》第1期；
　　
　　散文《两栖杂述》，发表于《飞天》第1期；
　　
　　小说《八千岁》，发表于《人民文学》第2期；
　　
　　小说《尾巴》，发表于河南《百花园》第4期；
　　
　　小说《职业》，发表于《文汇月刊》第4期；
　　
　　小说《故里三陈》，发表于《人民文学》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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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关于汪曾祺作品的评论逐渐多起来，不少评论家开始了对汪曾祺作品的跟踪研究。汪曾祺自己发表了《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一文，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文学主张：“我也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的蛛丝马迹。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路子应当更宽一些。”
　　
　　1984年，汪曾祺发表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小说《金冬心》（《现代作家》，2月号）、《日规》（《雨花》9月号）及散文《沈从文的寂寞》仍引起读者、评论界的注意。
　　
　　散文《老舍先生》获1984年度“北京文学奖”。
　　
　　针对评论家们对作家作品的风格众说纷纭，汪曾祺发表了《谈风格》一文，明确他说：“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晚饭花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新时期作者继《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之后的又一本小说集。收入作者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19篇（组），其中有6组，每组包括3个小短篇。
　　
　　这一年，汪曾祺还创作了剧本《裘盛戎》，发表在《新剧本》第3期。
　　
　　6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
　　
　　1986年，相对于前两年创作的沉寂，这一年汪曾祺发表的作品又多了起来。其中散文《故乡的食物》发表于《雨花》第5期，后获得《雨花》颁发的“双沟散文奖”；小说《故人往事》（《新苑》第1期）、《桥边小说三篇》（《收获》第2期）、《安乐居》（《北京晚报》10月连载）等发表后，均受到读者的欢迎，并获得文艺界的好评。
　　
　　京剧剧本《一捧雪》在第5期《新剧本》发表。这是作者的一个尝试，他想对京剧的一些老本子进行改造，“让看老戏的过瘾，也吸引年轻观众。”他认为：“京剧的出路，就是要吸引现代主义的东西，老的东西不能一下改，改得面目全非。”
　　
　　秋，汪曾祺又一次回到故乡高邮。
　　
　　1987年2月26日，《文学报》报道：“著名作家、北京京剧院编剧汪曾祺最近在京光荣入党。”
　　
　　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
　　
　　这一年，汪曾祺创作丰收，除了不断在报刊发表新作外，在大陆和台湾各出版作品集一种：《汪曾祺选集》在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寂寞与温暖》在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
　　
　　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3月，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为什么取名《晚翠文谈》呢？作者在“自序”中说明：“这也像《千字文》一样，只是取其字面上有点诗意。这是“夫子自道”么？也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我自20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的东西比较多，则在6O岁以后，真够‘费劲’的。鸣呼，可谓晚矣。晚则晚矣，翠则未必。”
　　
　　9月，《茱萸集》由台湾联合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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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3月，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将本书的简介别致地印在封面上，称：“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爪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丽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永，春初新韭，秋未晚菘，滋味近似。”
　　
　　4月11日，在《新民晚报》的《读书乐》专栏发表四言诗一首，题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8月，京剧剧本《大劈棺》在《人民文学》发表。本年度，小说集《受戒》法文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为该社《熊猫丛书》之一种，书中有汪曾祺的自传体散文《我的家》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叙述自己对生活、对文学的一些见解，特别对一些人说他的作品“淡化”表示不同看法。他说：“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我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高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戏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问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他还诚恳地劝说有意学他的小青年：“不要这样。第一，不要‘学’任间人。第二，不要学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纪，怕就什么也没有了。”
　　
　　本年度，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熊猫丛书》出版了英文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集《晚饭后的故事》。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作者特地写了再版后记，表示：“我很高兴，比初版时还要高兴。这说明人愿意看我的书。”
　　
　　5月下旬，由菲律宾椰风文艺社和《福建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散文征文评奖活动在福州揭晓并举行颁奖仪式，汪曾祺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获二等奖。
　　
　　11月，《受戒—汪曾祺自选集》由漓江出版社再版。作者于《重印后记》中说：“字我的作品有读者，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给了读者一些什么？我说过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做到了么？能够做到么？”“我今年71岁，也许还能再写10年。这10年里我将更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化文学的影响。”“我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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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在“自序”中说：“本集取名‘旅食’，并无杜甫的悲辛之感，只是说明这里的文章都是记旅游与吃食而已。”
　　
　　10月，《汪曾祺小品》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自序”中指出：“小品文崛起这个现象，是和另一个更大的文学现象，即散文的振兴密不可分的。小品文是散文的组成部分，如果其它散文体裁不兴旺，只是小品文一枝独秀，是不可能的……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小品文为人所爱读，也许正因为悠闲。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增长一点知识，虽然未必有用。至于所讲的道理，当然是可听可不听的。”作者还宣称：“学元不暇，贤于博奕，是我写小品文的态度。”
　　
　　12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部分以地方背景分，主要是江苏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等；散文则分为记人的、写风景的和人生杂论等。
　　
　　本年，作者开始撰写自传体系列散文《逝水》、与吉林《作家》杂志相约，在该刊陆续发表，10月号发表了这组散文的第一篇：《我的家乡》。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有关于《受戒》和《大淖记事》两个名篇的写作体会文章。在“启序”中。作者对有把他归人乡上文学作家之列表示“我不大同意”。他认为，“乡上文学概念不清，而且有很大歧义。”他说：“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上气。还是不要把我纳入乡土文学的范围为好。”
　　
　　接着，《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作为《当代散文大系》之一种在沈阳出版社出版，汪曾祺为这一散文大系丛书写了“总序”。他在“总序”中简略地回顾了中国散文源远流长的发展史，评介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各个阶段的散文创作，并对新时期以来蓬勃兴起的现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乐观地预言：“中国散文的前景是辉煌的。”
　　
　　9月，散文随笔集《榆树村杂记》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同月，另一个散文随笔集《草花集》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10月，《汪曾祺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汪曾祺近半个世纪文学创作道路的一次回顾与总结。文集分四卷，总共120万字。一为小说卷，收入小说48篇；二为散文卷，收入散文62篇；三为文论卷，收入文论55篇；四是戏曲剧本卷，收《范进中举》、《裘盛戎》、《沙家浜》等8个剧本。
　　
　　《汪曾祺文集》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第一版3000套一销而空，两年内连续印了三次。后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三届江苏省文学艺术奖。
　　
　　12月，散文集《老学闲抄》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散文《故乡的野莱》获《钟山》．杂志主办的《泥池杯”》同题散文征文一等奖。
　　
　　1904年初，汪曾祺纪实专题片《梦故乡》（上、下集），在江苏电视台首播。汪曾祺应邀为本片写了主题歌《我的家乡在高邮》。
　　
　　9月，《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狂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夏，散文《故乡的野菜》获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江苏省第二届报刊优秀文学作品‘蝶美杯’评奖”散文一等奖。
　　
　　1996年1月，散文集《五味集》由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月，小说集《矮纸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为本书写的《题记》中，作者意味深长地写了这样一段话：“陆放翁诗云：‘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我很喜欢这两句诗，因名此集为《矮纸集》。‘闲作草’、‘戏分茶’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有一位作家把我的作品归于‘闲适类’，我不能辞其咎。但我并不总是很闲适，有时甚至是愤慨的，如《天鹅之死》。明眼人不难体会到。”
　　
　　3月，散文集《逝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7月，小说《水蛇腰》获《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江右书生

1997年2月，汪曾祺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双月刊）第一期发表小说《当代野人系列三篇》，这三篇是：《三列马》、《大尾巴猫》和《去年属马》。这三篇都是写的“文革”题材。三篇小说之后，作者特意写了“题记”，全文如下：
　　
　　有一个外国的心理学家说过，所谓想象，其实是记忆的复合和延伸，我同意。作者执笔为文，总在有一点生活的依据，完全向壁虚构，是很困难的。这几篇小说是有实在的感受和材料的，但是都已经过了“复合和延伸”，不是照搬生活。有熟知我所写的生活的，可以指出这是谁的事，那是谁的事，但不能确指这是写的谁，那是写的谁。希望不要有人索隐，更不要对号人座，，那样就会引出无穷的麻烦，打不清的官司。这几年自我对号的诉讼屡有所闻，希望法院不要再受理此类案件。否则就会使作家举步荆棘，临危踯躅，最后只好什么都不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多管闲事，对文艺创作是不利的。
　　
　　我最近写的小说，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是否是“文化大革命”不让再提了？或者，“最好”少写或不写？不会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从历史上，从人的记忆上抹去呢？“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从、自私、残忍、野蛮……
　　
　　这一组小说所以以“当代野人”为标题，原因在此。
　　
　　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
　　
　　3月，《作品与争鸣》，杂志就汪曾祺发表在1996年第4期《收获》杂志、后又由《小说选刊》转载的小说《小娘娘》展开讨论。
　　
　　4月，写短文三篇，其中《梦见沈从文先生》记述了他“夜梦沈从文先生”的情景，作者自己也奇怪，“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这三篇短文中的两篇于5月28日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副刊发表。
　　
　　5月，汪曾祺到四川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后于月初回到北京。原定5月上旬来南京接受江苏电视台《大写真》编辑的电视采访，然后再到浙江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但5月12日深夜突然发病，吐血不止，连夜送人友谊医院抢救，经诊断为因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静脉曲张而造成的消化遭出皿。四日后，即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汪曾祺粹然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坛引起震动。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我很难过……像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一辈人已是不多了。”
　　
　　新华社20日、28日两次发布新闻，报道汪曾祺去世，报道汪曾祺遗体告别在京举行，28日的新闻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8日电著名作家、戏剧家汪曾祺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副书记陈昌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及文学界人士陈建功、徐怀中、杜运燮等数百人参加了告别仪式。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以及巴金、冰心、臧克家等知名人士送了花圈。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高邮，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务。

龙吉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县城人,其故居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现凤凰古城已是旅游圣地,如果汪曾祺先生的子女能到此来走一走,看一看,或许从中感悟到当年曾祺与从文师生之情,/两位乡土文学大师永垂不朽/

                                                                 多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