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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30 23: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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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毅然前行 7
没过几天，我得到通知：准备好，明天有飞机来，你要随飞机飞往济南。第二天一早，我脱下了旧衣裳，换上了一套草绿色的不知是什么面料的军装，当然已经不是新四军的军装了。 没有镜子，我看不到换了装的自己，只感到整洁利索些了。
飞机降落在临沂机场。
从飞机上下来的客人、准备上飞机的我方工作人员、接机的主人、前来送行的亲友，再加上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中间还夹带几个美国人，一时都云集在交际处，有点乱哄哄的。气氛并不欢乐，而是严肃拘谨的。
面对这些我都陌生的人，我不得不和孩子、小牟告别，她们二人以后怎么生活，我心里没有一点着落。然而，在我即要离开交际处去机场之前，有人特意前来告诉我：“孩子已经安排好，送省政府办的托儿所，你们上飞机后就送小牟同志和孩子前去。” 我的心才一下落在地上。
我们一行人登上了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硬邦邦的金属面的座位，一溜边地排在机身的两侧，连安全带都没有，整个机舱显得空荡荡的。我是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没有经验，飞机起飞后，我也同旁人一样，在飞机舱里来回走动。几分钟之后，便感到了眩晕，恶心，我马上回到座位坐稳，好一阵子后，才渐渐平缓下来。
飞机降落在济南机场。济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团进入了“白区”。
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在等待我们。济南的市容显得很陈旧，特别惹眼的是一些路口，堆积着麻袋，或设置了障碍。他们在备战呢！
吉普车在一座二层楼的花园洋房大门前停下。这里将是济南三人执行小组办公和食宿的地方，我方和美方的全部人员都住在这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只到这里来开会。
这座楼房是完全的西式建筑。一楼有很大的会议室和餐厅，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还有个很不小的阳台，偌大的庭院，望出去却荒芜得不见一点花草树木。据说，这个建筑原是英国驻济南领事馆的官邸。大概建得不久，保管的不错，整个建筑并不显得陈旧。
我方代表团工作人员有十多个。主要成员：正代表邝任农（少将军衔）是江西老表，副代表黄远（上校军衔），此外还有参谋、翻译、秘书、电台工作人员五六位。正副代表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大房间，这是他们的卧室兼办公室。有一部手摇电台，设在一楼。我的卧室在二楼一侧的一间小屋，邻近的几间屋子住着美方一般的工作人员。
国民党的代表涂（少将军衔）、美军方面：代表戴维斯（空军上校）。
我方主要工作人员每日三餐都到餐厅同美方代表一齐进餐。一个铺着白布的长条餐桌，主人位置的一头坐着戴维斯。餐桌两面，一边是我方人员，对面是国民党人员，他们并不常来就餐。餐桌上摆的是美国军队的西餐，很多冷食都是些空运来的罐头食品。进餐时，大家很少交谈，气氛沉闷。
2、“翻译机器”感受陈毅魅力和谈判中的戴维斯开始工作的前几天，作为翻译的我很有点紧张。拼写生疏了，军用的词儿又很生僻，一时想不起恰当的词儿，只好弯弯绕，句子语法不对了只能将就…… 不过几天后，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原来的英语恢复得不慢，而且还能从戴维斯的讲话中汲取新的词儿和表述方法，我能应付自如了。
也许是因为在“白区”，为防止被窃听，在办公室里，是不谈论工作的。谈判开会之后，出去视察归来，邝代表从不同我们谈论工作中的成功和不足之处。我只见到他谈判后和视察后急忙伏案写报告发电报，几乎每天都发，有时一天发两次。我私下调侃自己是一部不用头脑的“翻译机器”。我在执行小组工作了半年，对于调处工作面临的形势变化和每次斗争我方的成败得失是模糊不清的，又没有会议记录，所以今天回忆起来就少了些谈判的细节。
在会议上，国共双方代表有时会争执起来，甚至吵得厉害。这时我方邝代表满面怒容，声色俱厉。我这个翻译很难用英语表达出他那样的强硬，我从来没有用英语同人吵过架呀！其实，这也不重要，听我英语的，只是戴维斯一个人，他从邝代表的神情就感知到他的态度了。我甚至发现，每逢我方代表声色俱厉时，他仍面带笑容不大在意。也曾发生过我方代表在怒斥对方后站起来，拂手而去，退出会场，我方人员一齐跟退的事。
济南三人执行小组到达济南不久,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在他的官邸宴请小组,表示欢迎。这是一次例行公事似的聚会。何思源和三方代表的讲话和宴会的气氛是不冷不热的。
约在2月初，济南三人执行小组造访临沂，这似乎也是一种例行公事的行动。我方军队最高领导人是陈毅，当时他的职务是华中军区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他可没把这次聚首当成礼节性的活动，他抓紧这个时机亲自同美方代表戴维斯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无疑，他用他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哲理以及坦率诚恳的态度，向这位美国高级军官阐明了我方的原则立场。他的人格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谈了至少有两个小时，似乎谈得比较融洽。在此后的执行小组工作进程中，我感到了这次谈话的重要作用。
那是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日子,有一天我得到通知：陪美方代表到临沂陈毅司令员的住所去吃便饭。我和戴维斯是怎么到临沂的，是否趁我方代表回临沂汇报工作之便同行飞去的，还是开车远征的，全记不得了。
陈毅的住所是一个带有院落的砖瓦结构的平房，显得有些陈旧了。屋子里没有什么摆设，陈设非常简单，饭厅不大，摆一张不怎么长的小长桌，铺着白台布。陈毅司令员和夫人张茜一同出来迎接客人。
真像是普通朋友一起吃饭，大概也就是四菜一汤。陈毅是四川人，可这顿便饭并没有川菜麻辣的特点，是怕外国人难接受吧。记得我看见端出一盘海参来时，轻声地对张茜说，客人不吃海参。主人有点尴尬，表示了歉意并张罗着换了一道菜。
这顿午餐,没有谈什么正事，更没有高谈阔论，只是随意地闲谈，气氛轻松、友好。我想，陈毅此举必然使客人格外地高兴。高级将领请外国人到家里来做客是稀罕之事，传达的是友谊，戴维斯岂能无动于衷？这次家宴，又为艰难的军事调处工作留下了“佳话”，表现了陈毅将军的外交魅力。
此后的一天戴维斯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平日三方面代表和工作人员除了正式的工作或应酬场合外相互间是没有个人接触的。这是我唯一一次进入他办公室。他要求我用中文代他写一封信给陈毅司令员，向他表示慰问和敬意。我感到十分意外，也不好多问，就坐在他办公桌旁，以“尊敬的陈毅将军”开头，写了不到一百字的短信。我逐句地译给他听，他笑着表示满意，签了名。我告辞出来，心里琢磨：他有中文翻译，为何要找我代写？他为何不让我用英文写，而让我用中文呢？我想，戴维斯是有心计的人，他大希望赢得陈毅将军的尊敬和友谊。这不能不说是陈毅将军个人魅力的体现。
虽然美方的立场是偏袒国民党一方的，但我渐渐地发现戴维斯对待两方代表态度的不同：对我方代表是平等的谈判对手，对国民党代表，他常表现出居高临下的长者对待下属的姿态，不论在饭桌上、会议桌上或其他公共场合，我都觉察出这个区别。
戴维斯是空军上校。据说，在美国军队中这个军衔在空军的含金量比在其他兵种的要高。他不辞劳苦亲自开车，开飞机，使我们惊奇，也让我们多了一份钦佩。在那个年代，解放军的装备很差，不必说飞机了，即使是机动车车辆都很少，高级军官一般是以马代步的。偶尔有缴获的车辆，也不会有领导去开车的。即使是装备较我军优良许多倍的国民党军队，由于等级观念，大概也不会有几个高级军官肯放下架子自己开车。
戴维斯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情味。在小组谈判的冷漠的对峙气氛弥漫的日子里，他会突然地邀请双方人员和他一起共进午茶，摆点水果点心、咖啡、热茶，制造一点轻松和平的气氛。有一次，他借着庆祝某个节日之名，下午就在二楼一间小客厅里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参加者就是三方面主要工作人员，没有外来人。戴维斯搞起外交来了。
当时谈判也好，外出视察也好，主题大多是围绕着交通问题，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急于要修复从济南到胶东地区的胶县至青岛的胶济铁路。这是一条横贯山东省中部的交通大动脉。此外就是恢复重要的公路交通，如潍坊、聊城、淄博等公路的中心。恢复交通是为了便于国民党运兵、运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为进攻解放区做准备。而破坏铁路和重要公路，并非一日之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对日寇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部分。执行小组外出视察的大小城市都是同铁路公路交通有关的，章丘、张店、淄博、潍坊、高密、聊城以及青岛都是小组去过的城市，有的不止一次地通过或停留。
有一次，戴维斯为了具体了解胶济铁路破坏的情况，沿着弯弯曲曲的铁路线低空飞行，飞机摇摇晃晃，我们都眩晕得难熬。飞回济南降落时，他还得意地同大家开玩笑说：“你们没有睡倒吧！”小组出去视察时，在或大或小的城市多次发生过来自农村的所谓“难民代表”向我方代表请愿的事件，有时，他们还呈上许多人联署的请愿书。显然这都是由当地政府组织的，这些“代表”就是我们称作“还乡团”的被农民斗争过或逃到城市躲避斗争的地主老财。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存在的大半时间，山东解放区正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
“还乡团”是来向我方代表抗议示威的。他们是和平请愿，我方代表自然也用和平的语言应对。出面应对这些地主老财的是中共的副代表黄远。他是胶东地区威海市人，说话带胶东口音，是请愿者的“老乡”。他又是一位政工人员，正适合去和他们对答。戴维斯对“难民代表”的请愿常表现出不满，因为他们的行动干扰了三人小组在当地的调处工作。有一次在某城市，小组和当地有关方面正在进行的谈判会议，就因请愿“难民代表”的到来被搅散了。戴维斯为此对国民党涂代表发了脾气。
大约在四月底或五月初，戴维斯突然被调离了，走时没有送别仪式。我心理琢磨过，他是正常调动呢，还是有什么事情使他的上级不满呢？我无从回答。
3、美国朋友所拍照片引发的半个世纪的故事接替戴维斯的是奈普中校，到任不到一个月，便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件：中共代表团人员被当地军方无理地软禁了，电台同时被封闭。我发现邝代表不见了，办公室只剩下黄远、高参谋和我。楼下是秘书、电台工作人员和译电员。黄远副代表召集大家在一楼会议室开会，要求我们不要惊慌，也不要轻举妄动。他对为什么发生这种蛮横粗暴的事情，没做任何解释。我们都 “失业了”。我说，我愿意教大家学英语。那个时期，人们还没有什么学外语的热情，没有课本,我又没有教成年“白丁”的经验，这个英语学习班没维持十天就散伙了。遭软禁，对我来说，除了政治上感到受辱，愤怒难平，就是“失业”的烦恼。至于“行动失去自由”，真的是无所谓的。进入济南以来，我从未在闲暇时离开过这所院子，也未到庭院去散过步，更不必说上街了。我推测大概是国民党军队在什么地方向我军进攻未得手又挨了打，王耀武司令员一怒之下，采取的单方面报复行动。这只是我的推测，我始终未得到官方的说明，无以证实。
黄远和我，只能靠看小说打发时光。不知他从哪里找来了苏联名著《父与子》、《战争与和平》，与我分享。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忽然得令，小组到青岛去执行一次任务。这也许是解禁的前奏吧。
青岛有个执行小组，我们见到了我方代表姚仲明，他曾和电影明星陈波儿合作写过电影脚本,小有名气，记得当时他正患感冒发烧，我们在他的住处住了一两晚。也许是有意让济南小组借支援青岛小组之名，恢复工作吧，这也是我的个人猜测。
在我照片相册中，有一张我在执行小组工作期间与小牟、女儿晶晶的合影。小牟穿着棉袄，抱着晶晶，我穿着军装站在旁边。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人很少。这张照片是何人所拍，如何送到我的手中，我都记不清了。
四十年后的七八十年代，我突然接到当年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姚仲明同志的电话，约我到某饭店吃午饭并会见一位外国朋友。
我踏进饭店的餐厅，站起来迎接我的除了姚仲明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人。姚介绍说，他叫Herbert Amstrams，以下简称 “赫”吧。此人很快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啊！我们那张合影，原来赫就是照片的拍摄人！他说，他这次来华前特意找出这张照片，到北京后，他拿着这张照片向姚仲明说，一定要找到照片上这个 “little babay ”（小婴儿）的妈妈。
此次见面后我才知道，赫曾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籍工作人员，1946年至1947年期间，在分配救济物资时，坚持主张分给共产党领导地区的人民应得的一份。这也是他此次能应我对外友协邀请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原因。姚仲明是接待赫的主人，而姚又与我相识，照片和姚成了我们与赫友谊的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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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30 23: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