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汪王庙

江右书生

吴山汪王庙

一、 吴山汪王庙的变迁
吴山汪王庙始建于唐朝，在杭州七宝山大观台之麓。根据《志略?公牘》所言；“自唐时歙杭立庙，春秋致祭，载在祀典。”可知杭州吴山汪王庙与徽州本土的汪王庙历史同样悠久。吴山汪王庙供奉的汪华，是隋唐之际徽州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6年）正月十八日，殁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三日，享年64岁。隋末天下大乱，汪华起兵割据于江南歙州、宣州、杭州、睦州、婺州、饶州，保障了一方的平安。唐朝统一天下，“至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汪华）令宣城长史铁佛献表称臣，即授为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总管，封越国公……历代庙食江浙，有石碑刻越国公像。” 汪王庙建立后，其属性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初建时汪王庙仅为一名宦祠。《志略?祠祀》引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钱塘县志、乾隆杭州府志所载，指出汪王庙“唐节度使汪华名宦祠也。高祖时以保障有功封越国，称王持节歙、宣、杭、睦、婺 、饶六州军事。”唐朝以后，随着历代统治者给汪华封号的升级，名宦祠逐渐演化为神庙。汪王庙内汪华神座上的额匾是“六州屏翰”，两侧匾联则为：“自昔州闾资圣护，祬今稼穑沐神功。”有宋一代，尤其是北宋末、南宋，半壁江山，外患内忧，国家祭起神灵的法宝，用以稳定统治，而汪华保一方平安、归顺中央王朝的事迹正为统治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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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祠庙》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追封汪华为灵惠公。此后在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赐庙额曰忠显，七年封英济，宣和四年（1122年）“以阴相下睦寇”，即保佑平定方腊起义（睦寇）而加封灵显。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以能禦災厉加信顺”，乾道四年（1168年）进封信顺灵显英济广惠王，夫人钱氏追封灵惠夫人，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徽州太守 “祷祈有感，奏易信顺为昭应”，理宗端平元年（1223年）郡守刘炳给汪华庙楼上匾曰“神光”。淳祐八年（1248年）改封昭应显灵英济威信王，十二年（1252年）改封昭应广灵显德英烈王，宝佑二年（1254年）改封昭忠广仁显圣英烈王，恭帝德佑元年（1272年）改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改赐庙额曰忠烈。汪王庙又称忠烈庙，其源盖出于此。两百余年间，汪华先后受封10次，其神力增添了平息寇乱、禦災厉、乃至祷祈有感神灵无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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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大正祀典”，规范民间祭祀仪式，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令“凡昏淫之祠一切报罢。徽之所存惟越公及陈将军程忠壮公二庙。改封唐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 ”这样，徽州仅剩下汪华与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庙为合法的祠庙，享受国家的祭典。汪华在徽州诸神中的地位也达到至高了。
在造神的过程中，民众与国家相呼应，共同制造了神灵故事。据《志略》 序：“汪王庙见于记载者若徽州，若乌聊山，若桃花岭，若吴山，子孙散处四方，簪缨相继，盖王之仁泽入人深，而庙貎亦因之而多矣。”环绕杭州与的徽州本土4座汪王庙，徽州民众制造了不少灵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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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歙县的汪华忠烈庙。明学士程敏政《汊川乌龙山越国公庙田记》 指出，该庙始建于贞观已亥（639年）。乌龙山地势险要，“据汊川之上，琅水东出，璜水南下，至此合而北流，底于浙溪。山形蜿蜒，沂流而上，峭壁断崖，皆黑色，不可正视，山因以名，而庙占其胜，故其神益灵而人尊奉之者不懈益虔。” “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建立之初，忠烈庙就被神化。《志略》介绍，“王庙塑有二武士介两兵立于门首，土人谓之毛甘将军、汪节将军。毛甘者歙县人，汉建安之乱率家保乌聊。汪节者绩溪人，唐神策将军，家在大徽村，有神力。二人与王虽异世，民间特以有功故类而祀之。”汪王与守门神超时空的结合，增添了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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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汪王庙汪华神位上所书封号：“历封襄安昭忠广仁武烈灵显王唐越国公，”其中第一个封号 “襄安” 就是在“效灵助勦”太平军所得。这些神灵故事告诉汪氏族人和广大民众：汪华有保地方平安、扶助忠义、灵验等等的神力。在民间社会，民众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需要神灵的抚慰。在汪王的信仰中，国家与民众找到了结合点，这是汪王庙长盛不衰的缘故。
汪华具有双重神格，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的地域神，又是徽州汪氏的祖宗神。汪王庙从建立之初便不归汪氏所独有，它既是徽州乃至江南六州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子孙追念祖先的所在。汪王庙构建的斥资者既有汪氏的后裔，也有地方官或他姓。如汊川乌龙山汪王庙，“宋端明殿学士程泌建。本朝汪永庄亦公远孙，偕乡众修葺，又于庙之左买地为屋三楹，置守者居之又割田亩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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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汪氏向杭州的迁徙及民国年间的基本状况

汪氏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城为什么能重建宗族组织？这涉及对近代中国商人，尤其是民国后商人状况的基本估价。《续编》为我们了解这一点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个案资料。明清以来徽商在迁徙中形成的重血缘、重地缘的特征 在民国年间基本保持了下来，这是重建宗族组织的基础。
据《新安名族志》载，“汪始于頴川侯鲁成公黒\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頴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汪侯为汪氏始祖。汪氏始迁徽州之祖是汉灵帝时的汪文和，“以破黄巾功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因中原大乱，南渡江，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家于歙。” 汪华是汪侯44代裔孙。汪氏在徽州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徽州第一大姓，故“新安有十姓九汪之谓也。” 。前揭《五石脂》在指出徽州大姓以汪、程为最著的同时，还指出“且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因不特汪、程二氏已也。”可见，经商是汪氏迁徙的主要原因，江浙闽是汪氏迁徙的主要方向，而汪氏迁徙的主要特色则是“推本于歙”认同本土、在迁徙地保持汪氏“巨族”的宗族血缘关系。《黟县续志》卷15《艺文?汪文学传》所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乾隆年间“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宏村名望族（汪氏），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履丝曳缟，冠带袖然，因而遂家焉。至于仕于其地者，一举手摇足，无不视为利薮，所谓利而商也。民之凋瘵举不关于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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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商会在全国普遍建立，商界气象为之一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抗战前夕的杭州商人的血缘组织还会重新建立起来呢？ 这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使商会失去了原有的空间，商人不得不回归传统的民间组织。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近代以还，中国商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他们身上有着强大的传统因子，从宗族社会中走出来的徽商尤甚。这二个条件是抗战前夕杭州吴山汪王庙组织委员会得以建立的必要前提。
因此，只有把握抗战前夕杭州徽商的基本情况，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徽商血缘组织重建的历史缘由。1936年的《续编?宗人录》是汪王庙管理委员会的族人登记表，该表由7个要素组成，分别是收姓后世次、名号、年龄、职业、籍贯、地址和附记。这些要素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直至抗战前夕徽州商人的状态，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世次、籍贯、职业提供了徽商血缘、地缘关系和职业的基本情况。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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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杭徽州人的籍贯及其地缘认同。
《宗人录》登记的汪氏族人计有205人。他们的籍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籍贯乡里的族人，共52人，约占全体族人的25%；二是寄籍杭州的，共82人，约占40%；三是寄籍异地的，共71人，约占35%。非籍贯乡里者共计占全体族人的75%。但是，这三类族人也并非都生活在杭州。寄籍异地者中，有32人生活、工作在杭州，39人则在他地生活、工作；加上籍贯乡里者中有8人在他地生活、工作，共有47人不在杭州。在总数为205人的汪氏族人中，去除47个在异地者外，在杭州者实际上是158人，而这158人中，寄籍杭州者只占51.9%，籍贯乡里而又在杭者占27.8%，寄籍于其他各地者占20.3%。这大体上也反映了民国年间户籍的复杂性。万历《歙志》云：“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寄籍是指久离原籍而用旅居地的籍贯。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商人寄籍他乡者已达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当为十之五六。而到清代乃至民国年间，徽商寄籍他乡者已是超过了籍贯乡里者。按照《宗人录》来统计，汪氏仍籍贯乡里者有52人，寄籍者则为153人。徽商中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仍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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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数字，我们制成《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如下：
《吴山汪王庙登录移民来源考察表》
歙县 休宁 婺源 绩溪 祁门 黟县 不明 总计
籍贯乡里人士 14 9 6 9 3 11 52
寄籍杭州人士 29 8 3 1 9 32 82
寄籍异地人士 14 15 3 1 1 37 71
总计 57 32 12 11 3 21 69 205
205个汪氏族人中，对所迁源头不明者约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根在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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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徽州各邑的职业分布及徽人的迁徙。

由上表可知，旅杭汪氏以歙县、休宁人数最多，黟县、婺源居次，绩溪、祁门则居末。歙、休两邑向以盐业和典当两业为主，在杭州的势力最大。可见，杭州汪氏移民的来源，是与其本土各邑的交通、传统职业相关的。例如盐业，明清时期杭州是两浙都运盐使司治所，管辖17府1州包括浙江全省和江苏的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四府和安徽的徽州府、广德州食盐的行销。盐商也是汪氏在杭州的主业之一。《宗人录》中，有9人在登录时说明其先人是因经营盐业而移居杭州的。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91世汪维瀛一门6人，其先“81世祖洪信公业盐迁杭”。上溯10世，在杭州经营丝绸业的汪琛，其“安徽休宁85世祖友圣公因经营盐业占籍仁和，即今杭州。”汪友圣当是在乾隆年间迁杭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