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公”考》商补

hnnywjg

汪文学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近读题为《“汪公”、“五显”崇拜及安顺地戏的两大流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l992年第二期)的论文，该文共讨论了五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汪公’考”。“汪公即唐初越国公汪世华．亦即汪华，是徽州汪姓祖神，也是贵州安顺东路地戏中的一位十分重要的神灵。该文根据安顺西屯、鸡场屯、五官屯、狗场屯四个地方有关“汪公”的民间传说和零星资料，推论出“汪公”的生平行状，为研究安顺地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其中仍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商榷和补订，如关于“汪公”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关于“汪公”的名字、籍贯、父名、母姓、生卒、归葬……等问题；关于“汪公”一些主要事迹的系年问题等。笔者乃汪氏后裔，“汪公”系笔者四十四代先祖(见余手抄本《平阳族谱》注)。平素对涉及吾祖事迹的史料颇感兴趣，亦有所积累，今以平昔所得有关吾祖——“汪公”——事迹的材料为据，对”汪公’考”作些补订。不要之处，敬望作者和读者指正。

一、关于“汪公”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汪公’考”是这样说的：“尽管我们花了大量精力所考证的‘汪公’至今还无法确认实有其人”，“由于唐史对于这位国公级的人物并没有只字的记载，实在不能不说仍然是一个谜。”但据我所知，“汪公”确有其人，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及其它典籍都有关于“汪公”事迹的零星记载。如《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就有两次提及“汪公”。一云：“武德四年，平汪华，置歙州总管。”再云：

“睦州，隋遂安郡，武德四年平汪华，改为睦 州。”

《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也有大致同于该书《地理志)的记述。其云：

“武德四年，(杜伏威)遣其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又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东、淮南之地。”

《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传》所记与此略同。

记述“汪公”事迹更为详细的是《旧唐书》卷五十六《王雄诞传》：

“歙州首领汪华，隋末据本郡称王十余年。雄诞回军击之，华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诞，甲兵甚锐。雄诞伏精兵于山谷口，率赢弱数千人当之，战才合，伪退归本营，华攻之不能克，会日暮欲还，雄诞伏兵已据其洞，华不得入，窘急面缚而降。”

《新唐书》卷九十二《王雄诞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所记与此略同。

另外，《全唐文》卷一还收录了唐高祖李渊《封任华越国公制》一文：

汪华，往因离乱，操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

宁宴，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褒宠，授以方牧，

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

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干户。

仅就上面所引述的或见于正史(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或出于“钦定”文编(如《全唐文》)的几条材料，完全可以证明”汪公’考”一文说的“唐史对于这位国公级的人物并没有只字的记载”之非，关于“汪公”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通过这些记载已找到肯定的答案。至于地方志、族谱中记述“汪公”事迹的材料，就更不在少数了。

二、关于“汪公”的名、字、生卒年及归葬问题

关于“汪公”之生平行事，可考索之处尚多，现仅对“‘汪公’考”一文所提出的问题作一些补订。

关于“汪公”之名，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卷一《封汪华越国公制》、宋《新安志》、明《弘治徽州府志》、清《康熙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道光歙县志》、《民国歙县志》皆作“汪华”；《平阳族谱》则作“汪世华”。《平阳族谱》云：“先是，公名世华避讳去世字。”但宋《新安志·汪王庙考实·王讳》云：“按初封告(按：指唐高祖《封汪华越国公制》)在武德中，无所谓‘世’字，……考一时归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勋，皆无所省，世勋在贞观时犹复如故，……及世勋之为勋，皆在高宗之时。讳亲之典，安有当贞观时为人主则不讳，而在武德时才为藩王，人反为避哉。然今相传云王有二弟，世英、世荣。或曰：初实二名，既贵，自欲从省，要不为唐讳设也。”《新安志》编者罗愿虽认可“汪公”名世华的说法，然于其略称汪华之因尚无从断定。依笔者之见，避讳说较为可信。唐太宗曾下诏规定：单用“世”或“民”者不避，若“世民”二字联用则避(见《全唐文》卷四唐太宗《二名不偏讳令》)。因而高祖、太宗时没有避“世”字之必要，高宗时始避“世”字，故高祖、太宗时之人名有避“世”字者，皆太宗以后人之改作，如苏世长之为苏长(《大唐新语》卷三)、郑世翼之为郑翼、萧世翼之为萧翼(《全唐诗》)、邓世隆之为邓隆(《贞观政要·论文史》)等等。唐高祖之封制称汪华，显示后人删改。世称汪华，相沿成习，反将其本名——世华——遗忘了。故“‘汪公’考”之“汪公名汪华”的说法应改作“汪公，姓汪名世华”。

关于“汪公”之字，“‘汪公’考”末云，然参稽史乘，也略可知晓。《平阳族谱·世系本始图说》、《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说“汪公”字国辅。《弘治徽州府志》卷七《人物志》、《道光歙县志》卷十一《人物志》云“汪公”字国辅，一字英发，此可补“‘汪公’考”之阙。

关于“汪公”的生日略有歧说。“‘汪公’考”根据安顺五官屯的一部清同治年间的材料，确认“汪公”生于南朝陈至德四年正月十八日子时。然《道光徽州府志》和《平阳族谱》则认为生于至德四年正月十七日子时。两说相差一日，无关宏旨，故可不论。“汪公”卒年亦有两说。一说卒于贞观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见“汪公’考”、《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一说卒于贞观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见《平阳族谱》、《新安志》、《道光歙县志》)。然两说皆以为他生于南朝陈至德四年，享年六十四岁。依贞观二十二年计其，则只有六十三岁，按贞观二十三年推之，则刚好六十四岁，故以贞观二十三年说为确。

关于“汪公”归葬歙州的时间问题，“‘汪公’考”云：“永徽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发柩回原籍。”此说误把安葬的时间当成发枢回原籍的时间。据《弘治徽州府志》载：“永徽二年诸子以丧还，葬歙北七里云岚山。”(《康熙徽州府志》所记略同)。又《道光歙县志》云：“永徽二年归葬歙县北七里云岚山。”可知发柩回原籍的时间不在永徽四年，而是在永徽二年。《平阳族谱·华公行状》云：“高宗永徽二年六月，诸子以公丧还，四年癸丑十月二十六日葬歙县云岚山。”(《道光徽州府志》所记略同)。可知遗骸发回歙州的时间是永徽二年，永徽四年才葬于云岚山。

“汪公”归葬之地，现存材料皆以为在歙县城北七里的一座山上，然于此山之名有三种说法：一曰岚山(见“‘汪公’考”)，二曰云郎山(见《道光徽州府志》、《新安志》)，三曰云岚山(见《平阳族谱》、《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道光歙县志》、《民国歙县志》》)。考此三说，当以云岚山说为当。首先，据材料的多寡而论，云岚山说有五证，其它二说或两证或一证，故当从证据丰富的云岚山说。其次，据《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裁：“云岚山，在邑北七里，唐越国公汪华葬此。”卷二《营建志》云：“云岚桥，在江村，近云岚山，故名。”是知歙县本有云岚山、岚桥，云郎山、云郎桥，考诸各种有关的方志材料，在歙县城北七里处，都不见有其地名的记载。故当以云岚山之说为当。“‘汪公’考”引鸡场屯关于“汪公”的记载说：“葬于歙州北七里云岚山。”此盖由作者于采访中先将“雲”简化成“云”，后因“云”与“之”形近而误“云”为“之”之故。谓“云郎山”者，则盖因“郎”“岚”音近而误也。

（未完待续）

江右书生

《“汪公”考》   可有其文?     [s:1]

hnnywjg

[s:1] 《“汪公”考》这篇还没找到。

汪兴吾

写得很好。

大风

不错。。

wang100

说实在，我看了文章很纳闷，他查过的东西我几乎都看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他怀疑过啥，或者考证什么，包括我认为汪华的生日没什么任何疑义。正纳闷的时候发现，原来汪文学教授根本不是我们宗亲，跟我们没任何关系，他是苗族的。

龙吉

友鸿本家;
             说汪文学是苗族不是我们宗亲此话欠妥,我在前面已多次说明过,汉人迁到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只要与少数民族结了婚,所生的子女都可以随母亲或父亲定为少数民族,但他的祖宗仍然是原迁来的汉人,我们的祖宗是汪介然,他的后裔从江西迁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根据国家民族政策,我们这里的几万汪氏族人均是土家族和苗族.照此一说.我们还可不可以与大家联宗啊?

                                                                                                                          多羊

汪氏家族人

根据国家民族政策,你们那里的几万汪氏族人均是土家族和苗族.可以与大家联宗啊

hnnywjg

我真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汪文学自己是这样认识的：

笔者乃汪氏后裔，“汪公”系笔者四十四代先祖(见余手抄本《平阳族谱》注)。平素对涉及吾祖事迹的史料颇感兴趣，亦有所积累，今以平昔所得有关吾祖——“汪公”——事迹的材料为据，对”汪公’考”作些补订。不要之处，敬望作者和读者指正。

多羊本家的认识是对的。

hnnywjg

三、关于‘汪公”的籍贯、父名和母性问题

史籍于“汪公“的籍贯有三说。一云休宁,“‘汪公’考”据安顺鸡场屯所存的《汪公简历》的记载，谓“汪公”是安徽歙州休宁县人。二云绩溪，宋《新安志》卷一《祠庙》、《平阳族谱·华公行状》作此。三云绩溪登源，《弘治徽州府志》卷七《人物志》、《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作此。考此三说，“汪公”之籍贯当以绩溪或绩溪登源说为当。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载：“绩溪：(刘)宋司马汪叔举墓，在登源唐金山，越国公华四世祖。……《邑志》云：在十一都。叔举，字鹏远，大明中仕为军司马，始迁歙之登源，爱其山水，因家焉，墓旁有越国父母墓。唐长史汪铁佛墓，在十一都堨头村上，越国公从弟(《绩溪县志》)。忠德侯汪爽墓，在十一都七塔村前，越国公第七子（同上)。忠祐侯汪俊墓，在十一都汪村西盘园，越国公第八子(同上)。”汪公”四世祖汪叔举因爱绩溪登源的山水而迁家于此，这是“汪公”家居绩溪登源的起因。并且“汪公”的父母、从弟、第七子、第八子的坟墓皆在这里．可知“汪公”的父母及儿子仍居住在绩溪登源，故“汪公”之籍贯也应是绩溪登源。又据《平阳族谱•华公行状》云：“公初起兵，未获立城之所，乃引弓射矢，所坠适当形胜，遂城之，今绩溪登源是也，后人因以立庙，北沟堑垒存焉，故宅距庙才一水，乡人不忍锄艺．于孙环居之，名曰汪衬。”是知“汪公”起兵的时候仍居住在绩溪登源。综上考索，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汪公”之籍贯是绩溪登源。至于持休宁说者，实出误会。据《平阳族谱•世系本始图说》载：汪氏三十五代翊，曾任休宁令，居休宁；四十三代僧莹(即“汪公”之父)曾为海宁(海宁即休宁)令；“汪公”之叔父僧湛居休宁。但不能因此就说“汪公”的籍贯是休宁。虽然汪氏三十五代翊居体宁，但四十代汪叔举因爱绩溪山水而从休宁迁到了绩溪登源；虽然其父亲曾为休宁令，但并没有举家移居休宁。所以。汪公’之籍贯应以绩溪或绩溪登源说为确。

另外，上面引《道光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云叔举迁“歙之登源”，而《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和《平阳族谱·华公行状》皆云“绩溪登源“。其实，歙之登源就是绩溪之登源，两者是同一地方》。据《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云：“绩溪，永徽五年析歙置。”而登源又处于两县的交界地，盖永徽五年设置绩溪县的时候，就将歙县的登源划归了绩溪县。所以歙县登源和绩溪登源实属同地。若称旧名，即为歙县登源；如谓新名，便成绩溪登源。

“汪公”之父汪僧莹，字伯玉，陈天加元年袭戴国公为休宁令(《见《平阳族谱·世系本始图说》)。“‘汪公’考”根据狗场屯关于“汪公”的口碑材料，谓其父名“珍莹”而《平阳族谱》、《康熙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皆作“僧莹”，盖因民间口耳相传，由于音近而误“僧”为“珍”，故略辩于此。

“汪公”之母，其姓氏有两说。“‘汪公’考”以为是“歙西郭氏”，但不列其所据。《平阳族潜》、《弘治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则皆云其母为“歙西郑氏”，而无一作郭氏者。据《平阳族谱·华公行状》载：“母歙西郑(氏)，今宣之旌德上泾县郑村是也。”云其母是郑村人，郑村是以姓名村，此村之人应多为郑姓，故应以郑氏说为当。说为郭氏者，盖因“郑”、“郭”形近而误也。

四、“汪公”行状及有关系年考

(一)“汪公”起兵的时间问题。“汪公”何时起兵，正史、族谱及方志多无明确记载，唯《民国歙县志》卷三《武备志》云：“炀帝大业十三年，郡人汪华起兵据新安。”但未列其所据。考《平阳族谱·华公行状》，谓“汪公”起兵时，隋炀帝正在江南。据《隋书·炀帝纪》裁：炀帝于大业十二年幸江都，十三年仍在江都。时间与此基本吻合，故姑且从之。

(二)杜伏威进攻“汪公”的问题。杜伏威攻打“汪公”一事，旧史记载多含混不清，故略辩之。据新、旧《唐书·杜伏威传》云：武德四年，杜伏威遣将军王雄诞进攻“汪公”。又《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平阳族谱》、《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谓杜伏威遣将军攻打“汪公”的具体时间是武德四年十一月。然在此之前，“汪公”和杜伏威都相继归降了唐室(“汪公”于武德四年九月归唐，各史皆如是说；杜伏威于武德二年归唐，见《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何以又有攻伐之事?考诸史乘，则可略知其梗概。据《新唐书·杜伏威传》载：“是时秦王方讨世充，遣使招杜伏威，乃献款高祖，……(伏威)又遣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以献，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东、淮南之地，……秦王已平刘黑闼，师次曹兖，伏威惧，乃入朝，招拜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留京师。”据此可知，杜伏威虽于武德二年归唐，但仍有较大的军事力量，还怀着野心在江南发展自己的势力，故有进攻“汪公”之行事。旧史家或曰“汪公”被王雄诞俘虏之后才归降唐室，或云杜伏威在俘虏“汪公”之后才归唐，皆不得史之真实。

(三)“汪公”任歙州总管问题。“汪公”归唐，被拜为歙州总管。《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云：“武德四年，平汪华，置歇州总管，管歙、睦、衢三州。”但据《全唐文》卷一《封汪华越国公制》，谓“汪公”为歙州总管，管的是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军事，而《地理志》云管三州，此中必有疑问，须详究之。考《旧唐书》卷五十六《王雄诞传》，云雄诞“以前后功授歙州总管。”又《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引宋《新安志》云：“武德四年，越国公汪华纳款，因其境土以歙州为总管府，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未几，改命王雄诞为使，总管歙、睦、衢三州。”是知“汪公”为歙州总管，管的是六州；王雄诞继“汪公”为歙州总管，管三州事。《地理志》把王雄诞为歙州总管的史实记在武德四年，这是错误的，因为王雄诞为歙州总管不在武德四年。据《旧唐书·杜伏威传》载：“杜伏威闻太宗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伏威惧而来朝。”又云：。伏威之入朗也，留辅公祐镇江南，而兵马属于雄涎。”是知杜伏威入朝时将其在江南的兵权交给了王雄诞。盖唐高祖为了稳定江南之局势，便依势拜王雄诞为歙州总管，管歙、睦、衢三州事。因为杜伏威于武德四年十一月俘虏了原歙州总管“汪公”，成为歙州地区军事实业之最者。伏威入朝，雄诞代之掌握了兵权。故唐高祖废弃了名存实亡的歙州总管“汪公”而另拜王雄诞，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那么唐高祖又是何时拜王雄诞为歙州总管的呢?考《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祐传》，谓杜伏威“惧而来朝”是在武德五年七月丁亥。故王雄诞为歙州总管应在武德五年七月丁亥之后不久。在武德四年十一月至武德五年七月之间不可能有拜王雄诞为歙州总管事。因为杜伏威此时仍暗中与朝廷为敌，且攻打唐室的歙州刺史和歙州总管“汪公”。故《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的该条应改作：“武德四年，平汪华，置歙州总管，管歙、宜、杭、睦、婺、饶六州；武德五年，改管歙、睦、衢三州。”

(四)“汪公”朝京师的时间问题。《平阳族谱》、《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皆云“汪公”于辅公祐叛乱的第二年朝京师。唯宋《新安志》说是武德七年。考《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谓武德六年辅公佑叛乱，故知《新安志》的武德七年说不谬。

(五)“汪公”任九宫留守问题。唐太宗伐辽东，诏“汪公”为九官留守。然“‘汪公’考”根据安顺狗场屯现存的关于“汪公”的记载，说是诏“汪公”为九官太守。考宋《新安志》、《平阳族谱》、《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道光徽州府志》、《道光歙县志》皆云是九宫留守。又《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云：“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天宝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知贞观年间无太守一官职。且九宫又不是一州名，何以有太守之职呢?故太守说之谬不辩自明。

五、“汪公”传略

根据以上考索，再参照有关史籍，可著成“汪公”传略如下：

汪公，姓汪、名世华，字国辅，一字英发，安徽歙州绩溪县登源人。生于陈至德四年(585年)正月十七日。父亲汪僧莹，字伯玉，仕陈为休宁令，迁稷州长史。母歙西郑氏。世华早孤家贫，随母郑氏回外家，在外家长大成人。炀帝后期，天下大乱，大业十三年(6l7年)，世华于绩溪登源起兵，自称吴王，以汪天为右相，汪铁佛为左相，经略附近州县，号称甲兵十万，势力颇大。武德四年(621年)九月甲子，遣使归唐，高祖优诏褒宠之，授歙州刺史，兼歙州总管，封上柱国，越国公，食邑三千户。武德四年十一月，杜伏威遣将军王雄诞来侵，世华败，被俘。武德七年(627年)朝京师。贞观二年(628年)，授左卫白渠府统军，令参掌禁军。十七年(643年)，改忠武将军，左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太宗伐辽东，诏为九宫留守。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三日卒于长安，享年六十四岁。永徽二年(651年)遗骸发回歙州，永徽四年(653年)葬于歙县城北七里之云岚山。妻线氏，生子九人，即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献早卒，余八子皆仕于唐。

注：

《平阳族谱》，即《汪氏族谱》，平阳是汪氏之郡望。据此书记载：最早修汪氏族谱的是汉末人汪文和，明万历年间汪鸿儒等汪氏宗人以文和谱为基础修成《平阳族谱》，以至代代相续，以至于今。据笔者考证，该谱资料丰富，真实性强，在一定程度上可补正史之阙。而“汪公”又是其中最显赫的人物，有关他的事迹，该谱的记述远较其它材料详细。故考索“汪公”之事迹，该谱应是一份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该增现藏于贵州省思南县板桥乡汪汉山先生家，笔者有该谱的手抄本。

本文自初稿至定稿，从标题到文字，都承蒙王发国先生再三指教，精心修订，谨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