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族源

大风

土家族族源

土家族是居住在湘鄂渝黔边的一个古老民族，自称“毕兹卡”。对于这个民族的族源，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看法，如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乌蛮说、江西迁来说等等。在这些观点中，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理由更充分一些，特别是巴人后裔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自从潘光旦先生所著的《湘西北的“土家”和古代的巴人》发表以后，土家族的主体为巴人的后裔的观点一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一观点许多研究者都从文献考据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入手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基本上廓清了巴人的来源、迁徙、流变情况。即是说早在商、周时代巴人就生活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巴方”就是古巴族。商朝末年，巴人还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因功封为巴子国。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与东边的楚国时战时和，双方交往密切，文化相互渗透。后来，在楚国威迫下，巴国不断向西南退却，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先秦时期巴人的历史经过研究者的研究考订所给予的定位，为近期的考古发掘所证实。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从1987年起，对清江库区淹没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香炉石文化的发掘和命名。香炉石文化遗址位于长阳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距传说的廪君出生地不远。经考古专家认定，香炉石文化距今最早为4000年，早期相当于夏、商、周时期，从第四期西周时期以前到第一期夏朝时期为早期的巴文化。其文化类型与其它夏商文化迥然不同。生活用具以夹砂褐陶或灰褐陶为主，约占80%，纹饰以粗、细绳纹和方格纹为主；“香炉石文化”的人们，一般都靠河流居住；这种文化的经济生活中捕鱼和狩猎占很大比重；“香炉石文化”地处较封闭的山间河谷地带，但文化并不十分落后。可见，香炉石文化与史载的巴文化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十分相似，因此，考古学界将“香炉石文化”定为早期的巴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峡库区也发现了多处巴文化遗址。 秦灭巴以后，巴国不复存在了，但巴人不断迁徙，广泛分布在武陵山区。秦实现统一后，在原巴人故地设巴郡、黔中郡、南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史书把当时活动于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通称为“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西汉时，被称为“武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中的向、田、覃等姓首领的活动已载入史册，《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史书对其史迹均有记载。这些被称为“禀君种”、“板 蛮”的人已经有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其活动地域基本与今天土家族所在地吻合。

三国时，“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五溪蛮”中既有土家族的先民，也有苗、瑶、侗等族的先民。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各族大混杂，巴人的迁徙也很频繁，东边一直扩迁到鄂东北和河南东南部，所以史书记载也很混乱，有“酉溪蛮”、“零阳蛮”、“溇中蛮”、“建平蛮”、“巴建蛮”、“酉阳蛮”、“宜都蛮”等称呼。

唐宋时期，把居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的土家族先民以地名命族名，称为“夔州蛮”、“信州蛮”、“彭水蛮”、“施州蛮”、“辰州蛮”、“石门蛮”、“溪州蛮”、“高州蛮”等。杜佑在《通典》中概而言之“其在峡中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至宋代，史书上为了区别其他少数民族，则把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冠以“土兵”、“土人”、“土丁”等名称，这些称呼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已初步形成。 元明清三朝，中央王朝在今土家族居住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使居住在渝黔湘鄂边的“土人”基本上稳定下来，加速了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形成。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出现的。宋以后，汉人逐渐迁入武陵山区，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汉族大量迁入，于是出现了“土民”、“客民”之分。为了区别外地迁入的人群与本地人的不同，“土家”一词开始出现。以汉语自称“土家”，称外地迁来的汉人为“客家”，称毗邻的苗族为“苗家”。《咸丰县志》载：“今就本县氏族列之，大指分土家、客家二种。土家者土司之裔……。客家者，自明以来，或宦或商，寄籍斯土而子孙蕃衍为邑望族者也”。虽然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但把“土家”与“客家”严格地区分开，正式把“土家”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提出来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清朝所修的方志中不少都把土民、苗民、客家区分开来，表明土家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已经形成。

当然，土家族是多元一体，除了巴人的后裔外，还有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著人、外面迁来的汉人及其它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在共同与大自然和自己的敌人的斗争过程中，相互交往和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土家族。

土家族确认

土家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虽然早已形成，但作为一个民族正式被确认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解放以后，田心桃（女）等许多土家同胞多次向中央反映，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要求中央正式确认。1952年严学窘教授奉命到湘西调查土家语情况。1953年9月，中央又派以汪明瑀教授为负责人的中央调查湖南土家小组。党中央在听取了这些专家的汇报后，决定派著名学者潘学旦、王静如、汪明瑀对土家历史、语言等进行考察研究。经过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潘光旦先生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王静如先生写了《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汪明瑀先生写了《湘西土家概况》。以上三篇文章论证了土家不是苗、瑶、獠、彝、汉，而是巴人的后裔，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民族。1956年，中央又派潘光旦先生为组长的调查组，赴湘西和鄂西调查。同时，党中央又组织力量给党内有分歧的同志做思想工作。1956年10月，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已基本确定下来。1957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向达、潘光旦参加了会议。接着全国政协召开扩大会议，潘光旦和向达作了联合发言，与不同意土家为单一民族的人进行了辩论。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告湖南省委和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同年3月15日，土家族作为单一民族在《光明日报》上公布。从此，土家族才真正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随着土家族的被确认，土家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逐步享受到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以后，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的土家族人民不断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由于“左”倾思想对民族工作的干扰，土家族干部群众的要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得到圆满的解决。 1980年5月，来凤土家族自治县和鹤峰土家族自治县先后成立（1983年12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后，这两个自治县改为原称）。1983年11月7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1月11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983年12月1日，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93年4月改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4年11月10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1月13日，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11月18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2月8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2月12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成立。1987年11月20日和23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也先后成立。另外，在土家族散居地区还成立了土家族乡。土家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了自治的权利。

龙吉

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外地迁进到土家人生活区,与当地人结婚后,其子女都可以为土家族.

                                                                          多羊

说话不作数

看来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居住哈

hnnywjg

土家族中也有汪姓：现代诗人汪承栋，土家族，1930年8月生于湖南永顺县长官寨。1951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诗集十几部。

大风

我发些文的意思就是说土家族中的汪姓，也有可能是汪华后人。。

龙吉

我所知道的湘西州土家族汪姓,都是汪华后裔,汪介然的后代.有上万人了,  

                                                                                                               多羊

汪加付

我到过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只记得那儿的土家风味菜特别好吃，尤其是熏肉！哈哈。

汪兴吾

能分辨出汪姓土家族世系最好。

龙吉

西藏文联副主席、诗人汪承栋

　　汪承栋１９３０年出生于永顺县长官乡长官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土家族诗人。他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７年在湖南省立八师部读书，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在永顺师范学校读书。１９５１年１月参军，任永顺军分区文工队创作组长。１９５３年转业到武汉，任中南民族歌舞团创作员。１９５５年调入北京，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任创作员。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调入西藏，先后任西藏日报编辑，西藏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西藏分会副主席。１９８８年退休回湖南长沙市武家岭定居。
　　汪自１９５３年开始从事创作，先后出版有诗集《从五指山到天山》、《高原放歌》、《雪原小云雀》、《雅鲁藏布江》、《边疆颂》、《汪承栋诗选》、《汪承栋叙事诗选》、长诗《昆仑垦荒队》、《黑痣英雄》、《雪莲花》、《雪山风景》、散文集《昆仑山下的明珠》，电影文学剧本《唐古拉》、《波乌赞丹》以及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若干。《雪莲花》是汪承栋的代表作。
　　汪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会员，出席过第四届、第五届文代会。１９８３年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身份参加南斯拉夫特鲁卡国际诗歌节，其诗作被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等多国文字，是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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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吉

国民党抗日将领汪之斌

　　汪之斌（１８８４～１９４９），字星垣，今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长官乡人。
　　汪之斌家道寒微，高等小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先在上海当警察数年，后入湖南讲武堂。毕业后，被派至湖南督军赵恒惕第二师刘湘部任排长。１９１８年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在湘军某部任营长。１９２２年在周澜部任副团长，奉令随团长鲁阳开在常得刺杀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提升为团长，不久，转入王东原部。１９３５年，任十五师四十五旅旅长，驻防永顺，参与过“围剿”红军的战事。
　　抗战初期，出任七十三军十五师师长，奉令开赴江浙，参加“八·一三”松沪战役，守卫浏行，苦战月余，其部伤亡甚重。
　　南京失守后入重庆山洞陆军大学特五期将官班深造，毕业后，出任七十三军副军长兼暂编第五师师长。１９４１年，日寇聚集四个师团由醴陵、浏阳分兵进攻湖南省会长沙。守卫长沙的国民党第十军腹背受敌，日渐不支，该军军长方先觉向驻守在望城坡一带的七十三军求援，七十三军所属的十五师立即横渡湘江支援，援军快开到水陆洲时，日寇出动三十架飞机俯冲投弹扫射，封锁湘江，十五师渡江支援受阻。情况紧急之时，汪率暂五师火力掩护十五师渡江，汪见日机逞凶，命令十里长阵的各团轻重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高远飞走。十五师乘机万橹齐发，飞登彼岸。日寇遭到夹击，向东逃窜，长沙转危为安。
　　１９４３年，汪之斌升任七十三军军长，驻防长沙望城坡。２月上旬，驻守衡阳的国民党四十四军遭日寇强攻，急电求援。汪之斌率部日夜兼程前往，到华容晋家渡与日寇遭遇，汪发动猛烈攻势，一举攻占高桥。后又在七里峰、黑山铺、五峰岭一带辗转苦战四个多月，歼敌千余。战斗间隙，七十三军在石门县城召开“追悼滨湖战役阵亡将士大会”，在大会上，汪声泪俱下，发誓说：“国土沦丧，是我军的奇耻大辱，若不踏平三岛，何足以慰英灵而谢国人，耻不雪，勿宁死。”与会官兵和各界人士无不为之动容。
　　同年８月，七十三军奉令驻防石门、临澧、津市、慈利一带，堵截日寇向湘西进犯。汪之斌布兵于澧水南岸，背靠澧水，严阵以待。１０月，日寇以四个兵团的兵力，从石门两侧进攻七十三军。七十三军背水与日寇决战，因敌众我寡、粮道阻绝，援军不至，部队被迫泅水向对河转移之际，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使七十三军全线溃退，暂五师师长彭土亮阵亡，失掉桃源热水坑一线军事要地，损失惨重。蒋介石闻军讯震怒，严令汪之斌在二十四小时内收复热水坑高地。命令一到，汪之斌火速进行战地整编，亲率一个师的兵力，向日寇猛烈反攻，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将日寇驱回桃源县城，收复了热水坑制高点。这场血战，汪部伤亡三千余人，日寇亦尸横遍野，不计其数。战后，蒋介石却电责汪之斌作战不力，军事失利，随即撤职，永不录用。汪接电报后，义愤填膺，于当晚在办公室留言一纸，带一卫士轻装便服离队。次日，新任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发现汪已离去，随即派军需处长曾异三率士兵数人挑法币四亿元作为汪的退职养老金，至大庸后坪赶上了汪，汪却分文未受。汪抵家后，闭门不出，靠祖业二十余亩稻田生活。
　　１９４５年，王东原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聘汪为省政府高级顾问。不久，又任汪为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
　　１９４７年，调汪之斌回永顺，任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时汪已年老力衰，且因受到蒋介石的打击，消极颓唐，两届专员均无建树。１９４８年，王东原调离湖南，汪亦辞职回家。１９４９年２月，汪之斌在家病逝。终年６５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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