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遵熹： 一次绝无仅有的救场

大风

汪遵熹： 一次绝无仅有的救场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12-19 05:04:45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本报记者 孟蔚红/文

　　汪遵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级导演。曾导演过话剧《死罪》、《情祭》《李大钊》、《伐子都》、《爱在伊甸园》、《生逢其时》、《马蹄声声》《洗礼》、《我认识的鬼子兵》、《老兵骆驼》、《九三年》、《怀疑》等。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金狮奖、电视连续剧飞天奖等。

　　采访手记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汪遵熹都给人非常冷静的感觉。

　　上个月底《农民》在成都推出，我看的那天已经是第三场，关于这个戏的好评已经开始有了。那天看完以后感觉的确很震撼，下来以后很多人围着编剧李亭，激动的，祝贺的，都是难捺心中的情绪。而她旁边的，一定是导演汪遵熹。他戴着深色的棒球帽，穿着深色的衣服，背着手站在那儿看着大家，脸上的表情却一直很平静，甚至可以说严肃。这时李亭给我介绍他，他礼貌地跟我握握手，就没话了。

　　再一次见汪遵熹，是在北京他的家中，我跟他提到《农民》已经入选明年文化部主办的中国话剧百年的消息，汪遵熹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形于色。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话剧的话题，他也不是那种慷慨陈词的人，娓娓道来，语气和缓。

　　汪遵熹的夫人雷英比他外向活泼许多，她爽朗地说，汪遵熹这个人就是做人低调，低调有低调的好处，踏实，所以很多事他就做成了。

　　低调的汪遵熹，“实”大于“名”。虽然汪遵熹的名气并不如很多导演大，可是在京城话剧界，他除了完成自己所在的总政话剧团的排练任务，还作为国家话剧院的特邀导演，为国家话剧院导了非常多的戏。在北京，有汪遵熹的戏迷，他导的戏必定要看。这些戏迷有很多是知识分子，比如李陀、梁从诫等等。

　　汪遵熹这一代导演，既不同于过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样的纯现实主义的老派导演，又不同于现在的后现代所谓嬉皮、雅皮派导演，他既有扎实的现实主义功底，又有现代派的东西溶在其中，把两者的精华融为一体，非常不容易。

　　汪遵熹一直在探索这样一条话剧的道路。《农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看起来无比温和的汪遵熹一直在斗争，与自己斗争，与演员斗争，与观众斗争。

　　汪遵熹的内心，无比坚定。

　　一次救场使他与《农民》 结缘。他用20多天时间导演了这出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话剧。这在他的话剧生涯里绝无仅有。更绝无仅有的是，《 农民》不久入选了明年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国话剧百年”纪念演出。

　　故事

　　一次救场

　　9月底接到李亭的邀请，看原著看剧本，四五天后的10月1日就坐上了去成都的飞机，二十多天以后，《农民》公演。这在汪遵熹的话剧生涯里是绝无仅有的。在此之前，汪遵熹推掉了好几个邀请，有电视剧的，也有话剧的，有的是因为本子没新意，有的是因为时间太紧。上海一台话剧要他一个月排个戏出来，他说，那怎么能行？一个月排出来太粗糙了。没想到后来弄《农民》李亭只给了二十多天，“早知道如此，上海那个戏我也能排出来了。”汪遵熹说到这个事，哈哈大笑。

　　为什么会这么匆忙地接受李亭的邀请呢？除了友情，最打动他的还是李亭抛出的诱惑：他们将推选这台戏去参加中国话剧百年的纪念演出。虽然是因为文化部刚刚发布的通知说推选资料截止日期从年底改在了十月底，被打乱计划的李亭在原定导演不能到场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这么着急地找到汪遵熹救场，但汪遵熹丝毫没有计较。能够有机会参加中国话剧百年的纪念演出，对于一个大半生从事话剧事业的导演来说，吸引力太大了。

　　再说李亭一天七个电话，不来也得来了。

　　还有，与很多人听到农民这个题材很头疼不同，汪遵熹喜欢《农民》这样的大题材。他说，“我喜欢搞这样的题材。话剧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看完就完了，话剧是直接跟观众见面，需要提供给观众精神食粮的东西。话剧不是流行时尚，应该是和观众精神上的对话。这个戏就是这样。”

　　与自己斗

　　汪遵熹笑着说，接了戏以后他才想，说是为了参加话剧百年演出，最后能不能选上啊？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戏的命运如何。但是汪遵熹在采访中说：“我要弄的戏，一定是跟别的农民戏不一样，必须这样，没有这个把握我就不做了。”

　　与众不同，甚至与己不同，是汪遵熹对自己导演话剧的要求，他觉得常规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汪遵熹说，“话剧风格，不同的戏，有不同的风格。我也排过喜剧。我不愿意重复自己，必须找到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总是要比观众超前半步——如果走得太远，可能观众也不接受。”

　　《农民》这个戏二度创作难度比较大。首先因为赶时间，编剧李亭几乎是匆匆把本子拉出来的，根本来不及精心雕琢，尤其后半部，缺少事件，缺少冲突，戏容易塌下去；二来还是时间，是排练时间紧。但是既然接受了，困难就变成挑战了。汪遵熹最不怕的，就是挑战。

　　《农民》一开始就有一场戏，就是男女主人公牛添财和老婆陈素华在分给自己的土地里做爱。演陈素华的演员马炼很反感这场戏，甚至打了退堂鼓。这是一场谁拿到都会十分头疼的戏，又不能取掉。实的不行，虚的也不好出新，用现代舞什么的，汪遵熹又觉得不是这个戏的味道。拿到剧本，汪遵熹开始琢磨，上了来成都的飞机也在琢磨。几乎在飞机落地的同时，汪遵熹想到了干脆用四只脚来完成这场戏，就是两个演员躺在舞台，脚冲着观众来表演。这个想法一出来，汪遵熹一下找到了这个戏的语汇，甚至风格！

　　汪遵熹说，“这个戏本来就是很现实主义、很传统的题材了，如果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演绎的话，会显得陈旧。这个故事不是特别吸引人，不是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性特别强的一个戏，带了一点史诗的品格，二度创作时，我就想用陌生化的手段，把史诗的东西放大，用表现主义的东西、象征主义的东西给观众一些冲击，让观众去思考。”汪遵熹强调，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不是一个东西，现实主义题材未必要用写实的方法去处理用表现的方法去处理会更有意义。

　　基于这样的想法，汪遵熹在正式排练之前，对原剧本结构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原来剧本是用编年史的方法来结构全剧的，汪遵熹把剧本的物理空间改成了心理空间，改成了以牛添财的被命运左右的心理状态的走向，不去强调时间的变化，让观众跟着他的心理路程走。

　　这样一来，这个戏就肯定要用很多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了。除了前面说的用脚丫演戏的那场戏是场很难排的戏外，比较头疼的还有三场开会的戏。特别后两次会，是没法看的。一次是选举，一次是讨论种草改革什么的。汪遵熹就逐渐剥离，越来越抽象。第二回开会，汪遵熹还用了木偶，因为这场选举本来是带着一点喜剧色彩的，它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在里面，支书是自己选自己，所有人都跟着起哄，不需要脑子。最后的那个会是一个讨论，汪遵熹只要了几个人的观点，用很快的节奏，把它们一句一句直接打向观众。

　　就这样，汪遵熹用别具一格的高度艺术化的手法，让这台农民题材的戏呈现出史诗的品格和面貌。最后，《农民》顺利通过“海选”，成为中国话剧百年纪念演出的正式入选剧目。

　　与演员斗

　　排练《农民》对于汪遵熹而言，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一是他很久没接农民题材的戏了，觉得有很新鲜的吸引力，另外，和四川人艺这群完全陌生的演员合作，也是很有意思的过程。

　　汪遵熹知道，《农民》这样一个题材的戏，对于演员来说，信心是不多的，尤其前面提到的演员马炼，从一开始就在打退堂鼓。汪遵熹说：“我就告诉她，我们用两个人的脚丫子来演。她听了很新奇，说，这么排戏没排过，我倒愿意试一试。”对其他演员，汪遵熹也如法炮制。汪遵熹说：“我想告诉演员，这个戏虽然是农村题材，但是导演会拿出新的方式来处理，总给他们信心和好奇心。演员的好奇心是很强的。”

　　这次汪遵熹在语言上对演员下的功夫特别大，他想通过语言的节奏来统一演员的风格。汪遵熹说：“四川人艺演员的风格极不统一。孙敏是特邀，他是一个影视演员，从戏剧学院毕业一直没演过话剧；赵簸箕是业余的；学员没有经过太严格的训练，而老演员呢，又有各自的表演方式。他们的表演习惯跟我的要求距离非常远。这给了我很大的难题，我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他们统一到我的风格里面去，强制性地让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这个戏就是各演各的，捏不到一起去。我就用语言，这个戏语言的节奏是其他传统的戏不会有的，我要求演员把所有的标点都去掉，用快节奏来讲。这个戏所讲的东西，如果再拿腔拿调的话根本就没法听。这种快节奏训练演员是很难的，大概是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原因，他们还给我面子，刚开始演员还是很抵触的，他们不习惯这样的方式，怎么能没有标点符号？怎么能那么快说话？几乎是绕口令。”

　　以前汪遵熹也用过类似的台词处理方法，但不完全一样。在《九三年》里面，他用了轮唱的方式，那是真正的史诗了，特别雨果的台词，非常漂亮，需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处理台词。而《农民》是现代戏，有好多语言就是大白话，既没思想性也没艺术性，也不好玩，怎么办？只能在语言上下手。

　　汪遵熹在排练场，几乎就是不停地说：不对，再来，这句话不准停顿、不准停顿！头一个礼拜就是严格斗争。老同志的问题是不习惯，年轻的是说不清，基本功差。汪遵熹说：“最后有些演员连着给我说十遍，不行就二十遍，二十遍不行，就可以找院长不干这行了。但人是这样，真正下功夫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是不是严格，是不是有这个要求。”

　　演员刚开始极其不习惯，不知道还可以这样演戏，可最终都看到了，不用这样的语言节奏，这个戏是没法完成的。

　　汪遵熹说，有的演员要表扬为主，有的要批评为主，导演很大的才能，就是要在很短时间里熟悉每个演员的习惯，既要适应他们，又要让他们适应你。导演和演员既是朋友也是敌人，刚开始互相试探，谁强势谁就赢。当他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怎么说都没用。头三天，就是斗争。

　　与观众斗

　　“我不让观众有任何的闪失。”汪遵熹对观众是相当用心的。

　　“导演和观众也是一种斗争关系。你的戏好的时候，给他们的鼓舞和精神上的满足，是其他戏办不到的；当你的戏不行的话，现在的观众绝不耐烦，起身就走。我看过这样的戏，台下最后没剩几个观众。惨啊！”

　　汪遵熹说：“我还是有这个信心，观众你进不进剧场我没办法，既然进来我就能让你不走。”

　　汪遵熹喜欢话剧，虽然搞戏是赔本的买卖，但是喜欢，没办法。他说：“排戏很累，也很享受。一进剧场、一排戏我就兴奋，别看是个小天地，却可以无穷无尽的发挥。时间、空间都固定了，你就要去找到最合适的形式。我一直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的一部分，找到这个形式，内容也就有了最好的呈现。过去批评形式主义，可我觉得形式是很了不起的，很多内容很好，找不到好形式，没法看。形式就是内容，甚至是强化内容的。寻找到一个形式就成功了一半，甚至一大半。”

　　对话

　　话剧是不能玩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在戏中用了很多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现代派、表现派的话剧？

　　汪遵熹（以下简称“汪”）：我不赞成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新鲜而新鲜；或者伪现代，而其实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现代派要有反叛精神，如果没有这个精神，还要去弄那些手法，那就是玩了。我觉得话剧是不能玩一把的，话剧需要认真，需要想方设法。艺术就是需要创新，创新是很艰苦的，看着好玩，其实过程是很艰苦，你需要找到最符合这个戏的方式来丰富它。有些导演让演员没有任何表情，把他们当作导演手里的工具，那不行。一个戏，最后呈现的还是演员。一个导演最大的本事是把演员的潜力调动起来，把他们展现出来，就怕你老想替代演员，老想表现你自己。

　　记：你感受中国话剧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和发展？

　　汪：话剧比前几年日子好过，但是缺精品。

　　记：那几年不好过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观众选择的东西更多了，另外是话剧没有好东西出来，很多话剧导演心很浮躁，做不出好东西。为什么国外有那么多话剧观众？我们的舞台很少有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觉得好的东西，难怪观众不来。大老远跑来看戏，你不能给他们满足。太浅，缺少思考。希望话剧百年，能让从事话剧的人想到，这是我们从事了一百年的事业，大家要珍惜这个事业，真正出点好东西。现在话剧的人才和观众在慢慢地回归。话剧对观众是有选择的，不需要人人都喜欢，而是有这样追求的人，他能愿意到这来跟你交流、感受。

　　记：关键还是得出精品。

　　汪：对，你得出好东西，一次两次，他觉得好，他就会来了。如果要么就是“上酸菜”这样的很俗的戏，要么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戏，怨不得观众不来。话剧观众是不能讨好的，因为你讨不过其他的形式。你老想讨好的话，真正喜欢话剧的观众就流失了。连我都不愿意看这样的戏，浪费时间。有些打着现代旗号的东西，没有得到现代的精髓，没有精神，只是玩花招，花招玩一把就够了，多了就像变戏法，没有啥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