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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中国第一状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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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0-29 18:4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休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胡 宁

 

状元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状元是社会各阶层推崇备至的“偶像”,考取状元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明文废止科举,这将近1300年间,历代政权(包括农民起义政权)约开科考试750余次,录取状元800多位(不包括武状元),有案可查的状元为649位。其中,从宋嘉定十年(1217年)到清光绪六年(1880年),休宁籍状元有19位,比例居全国之首(表列如下)。

 


人  名 籍 贯 考取年代 任 职 备 注
吴  潜 休宁 宋嘉年十年   寄籍宁国
任亨泰 古楼下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 翰林院修撰 寄籍襄阳
沈  坤 休宁 明嘉靖二十年   寄籍太和
戴有祺 瑶溪 清康熙三十年(1388年) 翰林院修撰 寄籍金山卫
汪  绎 县城西门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翰林院修撰 寄籍常熟
汪应铨 梅林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翰林院修撰,赞善 寄籍常熟
金德瑛 瓯山 清乾隆元年(1736年) 都察院左都御使 寄籍仁和
毕  沅 闵口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湖广总督 寄籍镇洋
黄  轩 古林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四川川东道按察使  
吴锡龄 大斐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 翰林院修撰  
戴衢亨 隆阜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体仁阁大学士 寄籍大庾
汪如洋 县城西门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翰林院修撰 寄籍秀水
王以衔 洽阳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礼部侍郎 寄籍归安
吴信中 长丰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 翰林院修撰 寄籍吴县
戴兰芬 休宁
清道光二年(1822年) 翰林院修撰 休宁人,天长籍
汪呜相 休宁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 翰林院修撰 寄籍彭泽
黄思永 休宁
清光绪六年   寄籍江宁
程若川 汊口 宋 知滁州 武科,曾使金
黄  赓 龙湾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   武科

 

这19位状元,虽多寄籍外地,但他们的根在休宁。据此说休宁是全国第一状元县,应是无可辩驳的。

那么,一个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七八万的山区小县,何以接二连三地出了这么多的状元呢?笔者认为,这是作为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的休宁,其自身历史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于休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休宁虽僻处安徽南陲,但并不十分闭塞。它介于浙赣两省之间、抱于黄山白岳之中,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等水系的发源地,在古徽州拥有地理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水陆两线构织的交通网,连通了山外的世界,方便了商旅往来,活跃了休宁市场,繁荣了休宁城乡。境内“川平山开,洲渚隐现”,“烟风晴露,落日溪光”,“其民雅驯,其俗简易,游宦东南者皆以徽为乐土,尤在于休宁”。

其次,在于休宁对教育的重视。休宁既近程朱阙里篁墩,又与朱熹桑梓之邦婺源为邻,深受程朱理学濡染,素来敦人伦、重教育。从明朝成化年间休宁知县欧阳旦颁布的《教民条约》,到清朝雍正年间的《茗洲吴氏家典》,都可以见出休宁官府和士绅平民对教育的热衷程度。“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

第三,在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达。徽墨、徽纸、徽笔、徽砚等制作业的兴盛,为徽州学人吟诗赋词、舞文弄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此相对,著书、刻书、藏书之风盛行。据不完全统计,自宋至清末,有书目可查的休宁人著述多达670余种,其中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作者有56人。徽州在宋元时期就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在徽州众多的刻坊、刻书家中,休宁有汪廷讷环翠堂、胡正言十竹斋、程大宪滋荪馆等名家名坊。徽州历史上多藏书名家,休宁藏书家则领徽州风气之先。南唐查文徽,宋代宋松年,元代陈栎、赵方,明代朱升、程敏政,清代“汪氏三子”汪文桂、汪森、汪文柏等,无不是家藏万卷的藏书家。如此便利的学习条件和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对激发休宁学子的学习兴致、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在于称雄中国商界300年之久的徽商的作用。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赢得封建政权的庇护,他们一方面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另一方面把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同族学子通过科举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诚如胡适先生所言:“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第五,在于徽州宗族社会强大的合力。徽州大姓多为同宗同源派生,为了强化宗族的凝聚力,除了通过修谱、墓祭、建祠等途径维系宗族的群体认同,还十分注重对族内的贫寒之家的救济抚恤。这种宗族的合力,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将兴办族学、资助族中贫困子弟读书、奖掖科举及第等条文写入家规族法。如此便为族中子弟科举成名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对族中子弟形成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推动力。19位休宁籍状元中,汪氏占4位,吴、黄、戴三姓各占3位,程、金、王、毕、任、沈六姓各占1位。上述姓氏,尤其是吴、汪、程、黄、戴、金等姓,都是休宁乃至徽州的名门望族,不仅富甲一方,而且文化积淀深厚、人才辈出,19位状元不过是他们当中的拔尖人物而已。

代山代有人才出。虽然状元随着其所依附的封建科举制度走进了历史,但在孕育了19位状元的休宁,至今仍以其独特的文化乳汁哺育着新的人才茁壮成长。新中国的70多位皖籍院士中,休宁籍的就占有6位,他们分别是汪耕、汪堃仁、江菊渊、汪燮卿、洪德元、许根俊等。

在徽文化日益被世界关注的今天,“第一状元县”对于休宁来说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县委、县政府对此十分珍惜,正筹谋通过出版专题著作、建立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题旅游项目等,借文化之笔写县域经济文章,将这笔精神财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造福状元故里。

(注:本文原载《徽州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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