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保定巡抚汪应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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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蛟是明朝万历年间保定巡抚，也是一个农田水利学家。明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汪应蛟来到天津小站地区，大兴垦田筑堤，耕种稻谷。”据史书记载，“计葛沽、白塘二处耕种共五千余亩，内稻二千亩，亩收四、五石……”汪应蛟把这次尝试的结果禀报明神宗，并提出了一个开垦7000顷、年产200多万石的庞大生产规划。汪应蛟调用了“海防官军万人分田垦种”，沿海河南岸开辟了10个“围”。所谓“围”，就是用“闽浙濒海治地之法”，垦荒造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海河开一条“通道”，涨潮时将甜水引入，再开一条“通道”，落潮时将咸水泄入海河，汪应蛟所开辟的“十围”，奠定了现在津南区北部沿海河一线约25公里长的地段内全部耕地的基础，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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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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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位于天津南郊，距市中心大约30公里。据记载，为了让南方的水稻也能在北方安家，以减少“南粮北运”对各方面所造成的负担，1600年，明朝保定巡抚汪应蛟在小站一带垦种水稻5000亩，这是最早的小站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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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蛟，字潜夫，明徽州婺源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土，授南京兵部主事、南京礼部郎中等职。在他代任天津巡抚时，见葛沽、白搪一带田地荒废，询问当地人，都说是盐碱地不可耕种。汪应蛟却不以为然，他经过调查，得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然有利”的结论。于是募集百姓垦田5000亩，其中十分之四为水田，亩产四五石，田利大兴。这是天津附近较大规模地改造盐碱洼地种植水稻的开始。

汪应蛟后官保定，这里也是“荒土连封、蒿莱弥望”。加上天津4000驻兵，需饷6万，都是敛之于民。汪应蛟认为，如果开渠置堰改作水田，可得7000顷，每顷收谷300石，不但可资天津军饷，亦可支援附近各镇。因此上疏神宗，建议垦田，得旨允行。万历三十年(1602年)，汪应蛟想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于是建议神宗“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使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这一建议曾得到工部尚书和神宗的称许，后因神宗去世，明王朝走向衰落，汪应蛟的建议没有实现，但是汪应蛟这种利用众多水渠、变河北为江南的设想，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

汪应蛟在我国北方盐碱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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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蛟心系百姓

汪应蛟，字潜夫，号登原，婺源段莘村人。少能诗。明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历任南京礼部郎中、兴泉宪副、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其为人亮贞有守，视国如家。

　　屯垦改地泽乡民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倭将平秀吉兵围朝鲜，危及我国安全，朝廷派天津巡按领兵赴朝镇抚，升汪应蛟为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屯兵驻防，保卫海疆。
　　由于连年征战，军队的后勤供应非常紧张，百姓不堪重负。汪应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天津附近葛沽、白塘一带的土地，一片荒芜、径苇丛生。他想，这一带水源充足，若能将此荒废之地开垦为水田，不仅能改善军队的粮食供应，同时还能大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汪应蛟找来几位当地老人，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一大片地都荒芜了”。老人们告诉他：这些地是因为“斥卤不可耕”。汪应蛟经过调查分析，得出“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的结论。于是，他力排“盐碱地不能耕种”的“风土论”观点，决心一试。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减轻百姓过重缴纳军粮的负担，汪应蛟下令驻防兵丁2300人进驻葛沽、白塘一带，筑堤围田，开浚河渠，灌水洗碱，开始屯垦。是时，他吸取江浙治理盐碱地的经验，采取“一面滨河，三面开渠，与河水相通”的办法，四面筑堤以防水涝，开挖深渠利于排涝，利用海河一日两潮引水灌溉和排出盐碱。第一期垦田5000亩，其中水田2000亩，亩产粮四五石；旱田3000亩，亩产薯豆一二石。“岁得美谷盖二万石有奇”。汪应蛟首次屯垦，并创天津种植水稻之始获得成功，为当地大规模开发改造盐碱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由是军民始信，闽浙治地之法可在北方推行，而各官也相信斥卤可尽变为膏腴。”在汪应蛟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天津“田利大兴”，大片的盐碱地得以开发成为良田。屯田范围逐步扩大到何家围、吴家嘴、双港、辛庄、盘沽、贺家围、东泥沽、西泥沽等地，分别以“求、仁、诚、足、愚、食、力、古、所、贵”十字编次其围田，人称“十字围”。开田数量达到“十八万亩，积谷无算”。每年获利饷银6万两，使天津财力大增，极大地改善了军粮供给和百姓的生活条件，并造就了津门著名的水利设施，福及子孙后代。

　　心系百姓解民忧

　　抗倭援朝战争胜利后，汪应蛟移调保定巡抚。时保定恰遭大旱蝗灾，粮食颗粒无收，造成饥民无数，畿民困敝；而矿税却有增无减，强行摊派，百姓苦不堪言。汪应蛟一面开仓赈灾，帮助饥民度过灾荒；一面上疏直言请尽罢矿税，减轻百姓负担。他说：“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馑相望，加以频值寇警，屡兴征讨之师，按丁增调，履亩加租，赋额视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疮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论矿税有无，概勒取之民间，此何理也。天下富室无己，奸人肆虐何极。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罄矣。持无可究诘之说，用无所顾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穷且乱也。”在汪应蛟的力争下，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神宗帝终下诏停矿税、释系囚、录建言谴谪诸臣。
　　汪应蛟官保定时，看到保定一带也是“荒土连封，蒿莱弥望”，对此情状，他认为“惟屯田可以足食”。于是上疏朝廷，建议“开渠置堰，规以为田，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此疏“得旨允行”，引之卓有成效。后来，汪应蛟为根本解决河北水利问题，又奏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籴于北”。这一建议得到了工部尚书杨一魁和神宗的称许。只是后因神宗去世，明王朝走向衰落，使他的建议未能实现。但汪应蛟利用“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邺下，……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之变河北为江南的设想，不失为一个宏远规划。
　　不久，汪应蛟辞官归婺源故里。在居家的十九年里，他曾捐俸置义田五十亩，建“正经堂”，修“三贤祠”并讲学其中。光宗即位，汪应蛟复起任南京兵部尚书。当时东西战事又起，朝廷骤加赋银数百万。汪应蛟急上疏力诫，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馈饷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殚之民穷，变化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并列上十八个爱养民众得民心的事例。汪应蛟的上疏得到熹宗的嘉奖与采纳，加赋计划为之取消。接着，熊廷弼奏议加征饷银1200万两，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也被汪应蛟上疏阻止。
　　后因年老，汪应蛟七次上书辞官，获准。诏加太子少保，旨赐其“理学真儒，经济实用”评语。平生著作甚富，有《诗礼学略》、《诗礼品节》、《学诗略》、《中诠》、《读庸悟言》、《理学经济汇编》、《九问密语》、《独言》、《海防奏疏》、《津门疏》、《抚畿奏疏》、《蜀语》、《古今彝语》、《计部奏疏》、《病吟诗草》、《乡约记》等百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