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民间对这样的党内老人有一个正面说法，叫“两头真”。汪老轻易不言，但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参加革命是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并不是为一己翻身，晚年重返高位，则尽可能舒解民困，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这样的老人走一个少一个，难有后继，故而才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黯然伤怀，以各种方式怀念他，追忆他。
我与汪老很晚才认识，此后接触也很少。他对我有过两次“保护”，一次是认识前，一次是在认识后，但他本人却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
2000年春，我因故被提出必须离开讲台。此前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前去做短期访问，上海大学校方尚有犹豫，闻封课令下，立刻批准我出境，对上则答以“此人已不在讲课名录”。汪老不知从何渠道闻得此讯，明言反对。据朋友转告，汪老当时说得很动感情：“如果我们连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宽容，还能团结什么人?!”(大意是这样)。而在那时，我与汪老尚未认识。
2001年春节期间，正是万家团聚、共庆佳节时，汪老让秘书给我打电话，邀我和沪上另一个知识分子去见他，不为别事，只谈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实情以及外交困境。因为是报忧不报喜，只见他始终紧蹙眉头，只听不言，即使是对一些同志的直接批评，他也不打断。结束时，只听得他长叹一声：“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啊!”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
这年秋天，“三农”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传媒热议。汪老召集小范围座谈，事先关照，不听官式汇报，只要真情实况。他要我和另外两个朋友想办法，一竿子插到底，以私人名义请外省朋友直接来上海，不要和当地官方打招呼。结果从湖北、安徽请来一个村会计、一个乡干部、一个地市级副书记，形成一个非正式的“三级会议”。这三个朋友风尘仆仆到上海，尤其是那位乡村老会计，第一次从内地到上海，一看又是老汪在，不免窘迫，神色有些紧张。汪老起身，招呼他们一一坐下，蔼然有长者风，又鼓励他们放胆直言，百无禁忌，很快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会议一结束，汪老立刻飞到北京，那一年他已年过80高龄，“三农”问题也不在他工作范围内。据说此后农村减负，农民处境稍缓，即与汪老此次北上有关。
此外还有一次会议，是汪老请北京中央编译局的朋友来沪研讨欧洲社会民主党，分国别作详细介绍。那里他身体欠佳，刚动手术不久，事先说好半天与会，半天休息。不料他听得兴起，午餐后不回去了，鼓励大家继续讲，他要连续听下去。会议后半场有上海本地一知识分子站起来激动表态，“马列主义传统不能丢!”与会者面面相觑，颇感诧异。北京朋友小声对我说，“上海氛围还这么左吗?你在这里怎么呆下去?”然后就盯着汪老看，看他对这样的“表态”如何表态?只见汪老听到那样的发言，一言不发，埋头做他的笔记，就像没有听见一样，会议如期进行。
2003年春天，李慎之先生去世。此前三年，慎公因发表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些同代老人不敢与他来往。但慎公与汪老毕竟属“生前友好”，我犹豫再三，还是将临终病情发给他一份，只是让他知晓，并未奢望汪老在那种时候能说什么话。岂料他读那份材料，居然读出我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细节，慨叹：“北京那地方，春天供暖一停止，室内还是很冷，他没在家中添置取暖设备，是冻出病的。慎之晚年窘迫啊!”这是他身边的人事后告诉我的，连我都感觉意外。汪老“文革”时期在北京度过一段艰难困厄，只有过来人才会有那么细致入微的体会。慎公追悼会召开前夕，我参与后事，起草讣告、悼词，突然接到汪老身边人电话：“老先生委托你给李慎之送挽联，送花圈。”我颇感意外，遂问挽联怎么写?电话中说：“汪老是全权委托，没有限制。”我与慎公女儿商议，是否克制一些，只写“慎之先生千古，汪道涵”九个字?只要有汪老名字在，即能震慑某些势利者，比什么都管用。后来果然发生作用，慎之女儿告诉我，社科院一开始态度冷淡，一看汪老送有花圈与挽联，立刻改变态度，派人出席了追悼会。
2004年夏天，我在一些知识界朋友应阿登纳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因为是非官式访问，与各行各业朋友直面交流，甚至当面争论，双方都觉得很有收获。访问结束后，我去欧洲其他国家私人访友。人未回国，就有不利说法传出，帽子扣得很大很重，眼见得又有一场风波要发生。汪老闻讯，不动声色，先让身边人了解情况，再等我将访德纪行在杂志上逐篇发完。看完所有文字，他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结论：“学勤说得很委婉，太委婉了嘛。”汪老如此说，举重若轻，那些人做不成文章，一场风波不了了之，就此停歇。这件事从起到了，在过程中我完全不知晓，也是事后朋友告诉我，才知道。
我有一个学生见过他一次，称他有“古大臣风”。汪老类似风范，相信还有很多。对慎公真情悼念，对后人尽可能予以一些保护，只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我与他接触也有限，故而只能言二三事。我也想过这一问题：老先生身居高位，为什么会有如此情怀?除本人修养外，或许与他以下三个经历分不开：民国时代在上海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与人文熏陶;1949年后在党内长期冷落，不受重用;“文革”中打翻在地，备经磨难。由此经历，对民主法治、人道尊严有内在体会，对敢言者、受压者有深切同情，厌恶那些高位压人、矫情表态或动辄告状的文革后遗。民间对这样的党内老人有一个正面说法，叫“两头真”。汪老轻易不言，但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早年参加革命是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并不是为一己翻身，晚年重返高位，则尽可能舒解民困，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这样的老人走一个少一个，难有后继，故而才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黯然伤怀，以各种方式怀念他，追忆他。
发表于 2016-3-22 12:5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