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史学九章》愤懑悲哀之书

祝明

时间：2006年08月23日14:08   我来说两句  　   


  
  
  
【作者：谭伯牛】  
　　《史学九章》：愤懑悲哀之书

　　汪荣祖撰《史学九章》，其名与《楚辞》之“九章”同，但他在导言与余论中并未解说这个巧合。从形式上看，此书共分九章；就内容而言，此书全论史学。那么，《史学九章》之名正符其实，没有必要牵及先秦古籍。



但是，汪氏主业虽为近代思想史，而博雅不让昔贤，尤汲汲于文、史二学之通贯，在其文集《学林漫步》与《诗情史意》中，再三致意；因此，若谓定名之时，汪氏毫未虑及《楚辞》与己撰的关系，令人难以置信。及至读毕全书，看到汪氏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驳斥后现代理论以维护史学传统，这个“悬念”就似更不足以成立了。

　　“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王逸《楚辞章句》）；这是公认屈原撰《九章》的本意，而在《史学九章》中，我们也能看到“忧心罔极”、著明忠信的用心。

　　汪氏开篇即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遭遇到空前的挑战，挑战来自史学园地之外，然而园地之内，已先有危机”。史学内部的危机，自十九世纪德国史家兰克倡导史学的专门化与科学化，即已埋下种子。单就中国而论，此前的史学，承继的是二司马（司马迁与司马光）的传统，是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与“惩恶而劝善”（《左传正义》杜预序）的传统，是讲求叙事效果、揭示道德正义的传统。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史书，因过分追求叙事效果——戏剧化（如史传中的机密对话）与文学性（如后代记载照搬前世典故），不免损害客观真实；而滥用“善善恶恶”的“笔削”手段对史事进行剪裁和评论，更是遮蔽乃至篡改了历史，贻患甚大。有鉴于此，梁启超等人才会在民国初年引进兰克的理论，辅之以乾嘉朴学的方法，对传统的帝王家谱、“相斫书”之类的史学进行革命；随后，胡适、傅斯年等人更进一步，将兰克史学理论简化为“让史料说话”的方法论，严格划分科学的史学与讲故事的史学、讲道德的史学之间的界限，甚而不承认后者具有史学资格。于是，史学越来越专门，越来越具有“科学”特征——写起来像科学报告，读起来真是科学报告。另一派新史学，同样重视“占有资料”，却不“让史料说话”，而是用科学的唯物史观说话，发展到极致，则曰“以论带史”。

　　史料自己哪会说话？光定论不举证，也算历史？风潮过后，有心人不得不质疑这种机械的新史学。可还没来得及反思明白，来自史学园地以外的挑战又出现了，这就是产生于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各式历史哲学——牌号甚多，其著者如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种挑战的核心议题乃是取消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只承认历史书写不过像小说一样只是一种“文本”（The past is the fiction of the present），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也只能是完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阐释循环；文本以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依了后现代史学的主张，管他什么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兴起有绝续的思想，全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虚构”，真实云云，意义云云，茫不可辨亦不须辨矣。

　　史学园地内的革命，渐渐走向绝对主义之路。或者绝对重视史料，几乎上升到了“史料即史学”的信仰，如傅斯年所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不出货”；或者绝对重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也将之提高到信仰高度，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必经历五个阶段的演变，那么，中国历史上就一定要出现奴隶社会；两千年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不符合西欧封建社会的特征，那么，就创造一个为非作歹两千年的“地主”阶级，借助他们的反动势力，使历史走上封建社会的正轨；封建社会之后一定是资本主义，那么，寻找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便成为重大课题。史学园地外的挑战，则是另一种绝对主义，可称为绝对的相对主义。或者认为史书毫无客观真实可言，因为，同一件事情，只要叙述者不同、记录者不同、接受者不同，那就会成为互相矛盾的多件事情，那一件能被称作真事？或者认为，历史的书写不仅体现胜利者的意志，也体现各类权力、利益集团的意志，与其费尽心机去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意志，不如放开心胸，大展拳脚，径去书写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希望看到的历史。

　　正是在内忧外患之际，汪荣祖才发奋著述，用以“维护历史此一学科的根本”。什么是汪氏揭示的根本呢？略言之，一曰求真，而叙事绝不可废；一曰辞达，则文史不宜隔膜。

　　史事若无真相，史书若不能传真，则史学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然历史之真不同于自然科学之真，甚至不及社会学之真，又是事实。那么，仅曰求真，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不足奠定史学的合法性。于是，汪氏乃曰：“历史之真，要能传神”。所谓“神”者，即王安石诗“丹青难写是精神”之“神”；所谓“传神”，即英国史家科林伍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所以“传神”之术，则如钱锺书所云：“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话说至此，则史学已成为一门艺术，而不再是科学。既为艺术，则文学手法有了用武之地，如汪氏所谓，“社会科学是史学的远邻”，文学才是史学的近亲。于是，《史学九章》的作意凸现出来，亦即：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叙事才是史学的正道。鲁迅赞扬《史记》的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汪氏心目中史学的最高境界。

　　但是，史学会依汪氏设想的途径发展么？至少，在撰写各章（或曰草稿，盖此书大部分重要观点实已出现于氏撰《史传通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叙事史学尚未形成风气；近年进入中国引领风骚的以“美国汉学三杰”为代表的史书，虽读来不再像科学报告，但在具体写作方面似不符合汪氏的期许；而即以汪氏自撰的郭嵩焘、陈寅恪评传为例，窃谓亦未达到汪氏自悬之标格。到底是史学本非汪氏所设想之面目，还是各种史学以外的因素——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学院主义等——压制了这种冲动，抑或竟是书写符合这种标准的史书已经成为历史，不得再见于当世？

　　朱熹评论屈原《九章》，云：“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汪氏命名其书，殆有感于斯语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