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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我国的文字学
潘德孚
作者介绍:
潘德孚,温州市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1992年被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聘为高工,主持该所“汉字形码方案研究”课题。著有《汉字要走出编码时代》、《汉字编码设计学》,把编码设计推上科学的轨道。近作《汉语汉字的起源》、《中国需要自己的汉语言学》、《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率先对我国语言学中的一些“常识”、“基本原理”开火,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意见。
问题的提出——儿童识字教育方向
教育学家邵宗杰在2006年4月的国际儿童识字教育学术研讨会上问:儿童识字教育的“头口奶”吃什么?⑴“头口奶”,不仅指的是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讲指导方向。
鉴于学生写作能力的降低,语言学家张朋朋在这次会议上放了一个大炮:“中文不是汉语”!⑵此话振聋发聩,让到会的专家大吃一惊:原来是语言学界把这两个最根本的概念混淆了,才会把识字教育的方向弄错。中文,指的是古文和白话文;汉语,指的是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学生要写好文章,应该学的是文而不是语。这两个概念,本来很容易讲清楚,为什么从大学教授,到普通老百姓,都如此混沌不清?原来,以前这半个世纪里,著名教授王力学《古文观止》,选了几篇优秀古文,编了一册书,就把它叫做《古汉语》。那么,是不是《古文观止》弄错了书名?教授是否不知道古代有个“数典忘祖”的故事?
在国际儿童汉字教育学术会议上,香港大学的李辉先生作了多年识字教育追踪调查的报告:北京的儿童生活、学习、家庭环境条件都比香港的儿童好,但学习结果显示却差。⑶此调查是否有偏颇?很难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香港儿童受我国语言学家的瞎指挥影响少。识字教育的关键在如何识“字”,“参谋部”应该设在文字学界。可是我国已经没有了文字学,也没有了文字学家。所有的大学里都只教语言学,而不教文字学;只有语言学家,而没有文字学家。没有了文字学家,中国儿童的识字教育,只能听从主张拉丁化的语言学家的瞎指挥。有专家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写的文章,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说句难听的话,实在可以叫做惨不忍睹!”为什么会这样?儿童识字教育时期理论上的瞎指挥是也。识字教育,不仅仅是为识几个字,而是通过识字,学习中文,为写好文章打基础。
汉字的存亡,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存亡。中华民族如果没有五千年的汉字文化记录,能有过去的辉煌和现代的文明吗?可是在上一世纪,它却遭受到了莫名的羞辱。文化界一些人推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方案”,准备用拼音的拉丁文字来取代汉字。如果这样行为真的实施成功,我们的下一代还能用汉字来读中国的文化典籍吗?五千年的文??劬突嵩谝桓鍪兰屠锵?АK?惺呛鹤止偶?荒苋每脊叛Ъ衣??舛粒?SPAN lang=EN-US>
当然,尽管语言学家们如何用尽权势,而汉字仍屹立不倒。这不是因为汉字的幸运,而是因为汉字的强大。因为有了汉字,才有了汉字文化。五千年的汉字,构成了一个浩瀚的汉字文化时空。中华民族的代代子孙,都从这里吸取它的奶汁,一代一代长大。每一个有知识的,都是汉字文化人。所以我说,那些想使汉字拉丁化的学者,就像提着自己头发要上天的狂人,不知道自己的脚站在哪里。
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不想消灭中国的文化。汉字的灾难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一个世纪以来一些人口头上高呼民族主义,本质里在搞民族自残。现在识字教育的局面如此被动,究竟谁之过?社会的形势既已造成,就不是一方二法、三言两语解决得了的。如果以为只要确定某种政策就可以力挽狂澜,那就太幼稚、太天真了。
历经一个世纪的汉字改革,国家发布了《语言文字法》,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的理论与实践统统失败了。汉字成为法定文字,总算从灭顶之灾中走了出来,不再受“改革”之罪了。但是,因文字改革而遭灭顶之灾的文字学,就没有重新“活”过来。惨!已过半个世纪,文字学“空前绝后”。
汉字落后论毁了我国的文字学
要是问:语言学家如何成为识字教育的主宰?
上个世纪初,一些人认为我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难学难用;西方国家的先进是因为他们的拼音文字好学好用,只需要26个字母,就能统统拼出来。于是,他们从理论上,制造出汉字落后论;在实践上,制订了拉丁化拼音文字方案。为了推行汉字拉丁化,就诛杀我国的文字学家。也许他们认为,文字学家就是拦在他们前面的一道难越的坎。于是,唐兰、陈梦家、陶坤等,都不能发声了,他们的文章不能发表了,文字学不再有人研究了。还没有成熟的外国语言学,完全取代了有二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字学。中国的“文字学”成了“语言学的一个部门”。⑷他们的用心当然是为了把汉字,彻底消灭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上。虽然汉字没有被毁,而文字学,却真的遭到了灭顶之灾。
不成熟的语言学,生生鲸吞了文字学。现在的大学教授只有语言学家,而没有了文字学家。管理的权力当然起了根本作用。国家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有发言权的都是语言学家。后来发现汉字确实改革不了,就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领导还是同一批人。文字学家都打成了右派,识字教育,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意见,要由语言学家来指导。
半个世纪过去了,文字学被现实遗忘,语言学家合法接班。如果说我国的语言学家真的想继承文字学的遗产,认真发展我国的文字学,那也理所当然。而他们内心的梦想,却是消灭汉字。要是问:拉丁化运动有如此强劲的势头,为什么毁不了汉字?答案很简单:只要你是汉字文化人,你就不得不使用汉字。你说要拉丁化,但自己却一个字也改不了。你要是一改,你说的话就没人听,写的文章就没人看。这就是拉丁化失败的原因。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有一种知错永远不认账,死要面子的习惯。汉字落后论至今为止还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愿意承认倒不要紧,问题在于还以语言学的理论对识字教育瞎指挥。
中华民族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汉字就是要使用的,文字的应用研究总是要继续下去的。二千年的汉文字学建设,正逐渐像个样子。语言学家们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后,就把文字学压进了还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外国语言学的囊中。“强势杂交”的结果是生出了一批不能繁殖后代的“杂种”,就只能“绝后代”。有例可证:许多语言学家连字母与文字;信号与符号;声音、语音、字音与读音……,这些建立语言学所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概念还没有弄清楚,一个个却都成了大学教授,有的甚至成为权威。这样的“代”,能让我们的学子去“接”吗?要“接”,就会误人子弟;不“接”,当然只能“绝后代”!
自毁的根子——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运动过去后,很多人都说这场中华民族的文化浩劫,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可什么是“左”,谁也没有说清楚。如果我们永远是这么稀里糊涂,今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别想摆脱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左”,为什么在中国历史的暴力革命运动中总是不断出现,不断地毁灭中国的文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揭示它的真正面目。
“左”是什么?它是我们文化中一种自毁的力量。
文化是什么?就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财富。物质财富是指当前我们享用的衣食住行;精神财富是指一切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成功的经验会转化为物质财富;失败的经验则会转化为成功。在我国这2500年历史中,换过不少皇朝,暴力革命没有断过。可是就没有一个皇帝能接受失败的教训,把皇朝长期维持下去。道理何在?原来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中,存在着“为尊者讳”的思想。统治者犯错误,做事失败了,就应该隐瞒,不能记录在历史的册籍中。这就叫做“为尊者讳”。历代皇朝都不记录失败的经验,因此,没有一代可以成功地保住他们的江山。可见“为尊者讳”就是一种自毁的基因。怪不得我购了一套《世纪档案》,里面记录了二十世纪世界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连电影明星梦露的死亡都在案,却没有记录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三面红旗”与“文革”两个群众运动。
文化是一代代积累不断增多的。美国文化只积累了三百年,成了世界第一富国。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很少这种自毁的力量。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精神和物质财富应该说积累得很多了,要比美国多上十倍才是。为什么这样说?文化积累的“原料”,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投入。生命一代一代过去。历史越长,人口越多,积累也就会越丰富。然而,我们却无法按这个方法计算。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至今还一穷二白,原来就失之在自毁——“为尊者讳”,历史不记录“尊者”所有失败的经验。
汉字在我国历史的途程中没有遭到毁坏。因为,谁都需要用汉字来沟通信息。即使有满怀毁灭之心的人也舍不得毁灭,它才得以存留,才会在不断的应用中发展起来。我国的吃文化奶生活长大的文化人,脑子里贮满了这种文化思想,也就同时会表现出这种文化的本质。西方的科技进步,使许多中国文化人惊诧不已,内心的自毁基因就萌发出来。但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后,西方文化带来了拼音文字。他们的心目中,汉字就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中华民族这一代一代的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基石,与其他中华文化一样,成了难兄难弟,面临被毁灭的前景。于是,“汉字落后论”就被这些人制造了出来,作为毁灭汉字的理论基础。尔后又提出“汉字拉丁化方案”,作为替代汉字的具体措施。谁都不曾认真想一想,自己是吃什么奶长大的?。尽管鲁迅是个伟大的人物,同样也是吃汉字文化奶长大的。他就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可以原谅的是,他也同样带有汉字文化的自毁基因。
中国学术的自毁基因:权力等于真理
如以纯学术的观点,汉字与拼音文字,都各有所长,应该互补才是。不管汉字落后论或汉字优越论,只要有一个公开、公平的学术环境认真展开讨论,让实践来评判,是非很容易讲清楚。可我国的文化界却没有这个传统,而是谁掌握权力,谁就是真理,反面的意见就没有平等的地位。
社会科技的发展,靠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因为,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任何意见都是片面的。而我国掌握权力的文化人,只要想出一点点主意,都会自以为代表真理,都会想借权力来实施。孔子为实施他的主张一生都在跑官。他当了官后,就马上诛杀少正卯,给学术界树了一个最坏的榜样。从此以后,我们的学术界就都以诛杀异己为荣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中有了这个毛病,就“遗传”给了我们的代代子孙。李斯是法家,有了权力后就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照理,学术研究中反对的意见,在任何时候都有存在的价值。然而我们的教育理念却缺乏一种宽容、包容的修养和精神。为证明自己的正确,就认为可以毁灭对立的一方,甚至别人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就在前几年,我国的语言学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伪科学”闹剧,700多语言学家签名声讨“伪科学”。他们认为,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就是“汉字优越论”。为什么只能够说汉字落后,不允许说汉字优越?这样的事件,并非只是语言学术界的中国特色——以权势压人,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本文不能再加扩展,否则就要离题了。
我看了该闹剧“导演”伍铁平教授的一本著作《语言和文化评论集》。⑸此书有几个标题,值得学术界深思:“不要胡批索绪尔”、“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本知识不能违背”、“不要歪曲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现状”……给学术研讨可以下这样“不要”、“不能”的规定吗?我感到极其感冒。因为,我认为学术研讨的参加者心中,就应该没有权威,也没有什么不能质疑的基本知识,无论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在好几个刊物上,我就发表过《语言学的基本常识的错误二则》⑹,既批评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的说法;也批评过我国的文改权威周有光一个把字母与文字进行使用比较的研究图,说过他犯逻辑错误;⑺还批评了语言学界的权威吕叔湘,认为他连“声音、语音、字音、读音”这些语言学的最基本概念都还没有搞清楚。⑻我的话,也许伍铁平会认为大逆不道了。而我认为,学术研讨,是为追求真理,因此,学术的平台上,人人平等,不管什么地位、什么权威,都没有享受不被批评的权力。伍铁平的这些规定,是一种权力崇拜,权力等于真理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并不奇怪。自秦始皇建成绝对专制的权威制度后,2500年来,中国人就只有皇帝圣明。也就是说,掌握唯一大权的皇帝,干对了是“圣明”,干错了,也还是“圣明”。做了皇帝,就不会犯错误。长期专制制度统治下,许多文化人就产生了权力等于真理的思想。在伍铁平的文章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他的一些论述,总是会把国家的政策当做真理的标志。其实,政策,只是一种权与应付,是政府根据当时的环境情况,做出的应对措施。我们思想中把权力当做真理的思想,就是学术自毁的基因。。
为儿童识字教育,必须重建文字学
儿童识字教育暴露了我国文字教育规律研究的漏洞,说明我们马上需要重建我国的文字学体系,不能再与语言学混在一起。如果有专门的文字学术研究平台,平等地研究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落后、汉字优越,或者汉字既不落后,也不优越的讨论,都能平等对待。文字的规律研究与识字教育的指导,必然不会像现在这的样子。几年之后,儿童识字教育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既然是识字教育,当然是字形的教育,是文字学家的责任,怎么可以让语言学家鸠占鹊巢呢?混淆概念是我国语言学界的特色,文字教育成了语言教育。可见,学术研究认真区别不同的概念是主要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重建文字学。
国际儿童汉字教育学术会议结束后,主持人悟到此会与他本来的设想完全不同。原来是认为只要把识字教育的方法搞好,儿童的学习就能上去。会议后他却认识到,识字教育的方向还没有弄清楚,更多、更好的方法一点用处也没有。识字教育本在一个“字”上,指导的却不是文字学家而是语言学家,不是听瞎指挥吗?然而中国已经没有了文字学,到哪里去找文字学家?所以,要想搞好识字教育,还得从头做起,要重建文字学。
重建文字学的意义就在于,教育家们可以分清文字教育与语言教育的不同含义;分清文字能力与语言能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孩子写文章需要的是文字使用的能力;孩子们作演说需要的是语言表达的能力。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是演说家;演说家,不一定会写出好文章。所以,中文就是中文,不是汉语。要想孩子长大后能写出好文章,就应该按照我国几千年来孩子学习中文的规律办,而不是按照西方国家的孩子如何学习语言的规律办。
汉字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戴汝潜研究员告诉我说,在儿童识字教育方面,他们的大成教育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国设了很多教学实验点,几年时间,学生就发展到8万人。方法成功的根本,就在于避开让拼音字母教学成为儿童识字的“头口奶”。然而,手中掌握权力的拼音化积极分子眼红了。他们找了几处大成教育的教学点,使用红头文件下令改换教材。三年下来,原来的8万学生,就只剩下5千了。然而,教学点的老师们,却在那里叫苦连天,好货被换了破烂,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不好了。原来,管理的权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文化中评判学术优劣的标准,不在乎谁掌握规律,而在于谁掌握权力。
语言归属于信号系统;文字归属于符号系统。它们各有自己的规律,属于不同的学术平台,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必须分别开来研究。儿童识字教育的问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将来,不是小事。它的方向指导,不属于语言学,而属于文字学,应由文字学家来指导。因此,中国人必须重建文字学。
注 引
⑴邵宗杰:《语文教学的起点在哪里?》,见《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23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4月。
⑵张朋朋:《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中文教学的理念》,见《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60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4月。
⑶李辉:《一国两制下北京和香港早期识字教育及其成效的追踪研究》,见《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93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4月。
⑷《现代汉语词典》第1320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2月,第228次印刷。
⑸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
⑹见《识字教育科学化论文集粹》第69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4月。
⑺潘德孚:《〈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发表后》,见《语文学林改错》第9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⑻潘德孚:《语言学基本常识中的错误(一)》见《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第40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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