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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5 23: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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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残阳称意红
陈 燮 君
汪庆正先生走了。他披着白发，揣着真诚，带着才智，念着事业，离我们远行。
一年来，汪先生顽强地与病魔抗争着。他热爱生命，珍惜生活。他在生命终结的前一天傍晚，面对肚泻，自言自语："排泄不是坏事，身体会好起来。""我会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的。"他酷爱文博，恪尽职守。在住院期间，每次去探望，讲好不谈工作，却总是始于工作、终于工作。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为了"中日书法名品展"，在床头累起书堆，把同事请来病房，口述《梦寐以求的日本现藏中国古代重要书迹》一文，直至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他疼爱文物，牵肠挂肚。他在病床上一再嘱咐对于文物征集"该进则进，当断则断"，对于馆藏文物的保管和展示要"上脑上心，谨之又谨"。他关爱亲友，以诚相见。在手术以后，身体十分虚弱时，他还念叨着朋友、职工的岗位变动、家庭生活；在病情加重、说话费力的情况下，还情真意切地关照同事和朋友"千万要保重身体"……
尽管对于汪先生的病情恶化，大家已有思想准备，然而还是感到走得太快。如果有时间，汪先生真想参加一个月后的"17世纪景德镇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两个月后的"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五个月后的"中日书画名品展"……如果有时间，汪先生想继续深入研究我国先秦货币中的三孔布，他认为：中山国三孔布，制作十分规整，但传世数量极少。说明当时的铸量不大。然而，其币面文字反映的地名却达十多种。很难设想，中山国在极短的兴盛期内，有那么多的城市，其商品经济都发达到必需铸造货币的程度，而铸量却又那么少。这里似有一种可能性，即中山国在一段时期内，曾按照赵国"焛"、"离石"圆足布，仿制了三孔圆足布，并按照当时曾占有重要城市名称、编排范别命名。这种情况，不仅三孔布，甚至在其他货币，如小方足布、小尖足布等也有此可能。是否正确，将待进一步证实。如有时间，汪先生渴望进一步探索流散到日本的中国古代书迹。从上一世纪50年代汪先生开始师从徐森玉先生学习碑帖以来，就看到了很多流散到日本的中国古代书迹的珂?版印本，萌生了研究日本现藏中国古代重要书迹的念头。他说：研究中国字体的演变，从秦小篆以前的籀文、甲骨文到由篆草到隶草，由隶草到行草，以及由隶到楷的过程，都会有一些颇有争议而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课题。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字体、书体和书法史，最主要的载体和必然要涉及的是历史遗存下来的重要古人书迹，其中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实物现收藏在日本的公私收藏机构。特别令人关注的存世战国《石鼓文》最早、存字最多的拓本，秦《泰山刻石》存世字数最多的拓本，东汉《西岳华山庙碑》的长垣本，东晋书圣王羲之最好的墨迹《丧乱帖》，以及清李宗瀚收藏的非常出名的"临川四宝"，即唐拓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褚遂良《孟法师碑》、唐拓魏栖梧《善才寺碑》和唐拓隋丁道护《启发寺碑》等孤本均在日本。至于现藏日本的唐、宋、元以及明、清时期的法书则更是数不胜数。汪先生是多么希望在2006年3月就能在上海博物馆的大展上看到上述国之瑰宝!此外，到时展示的还有王羲之的《定武兰亭叙(吴炳本)》、《十七帖》、《集王圣教序》、《孔侍中帖》、《妹至帖》、王献之的《地黄汤帖》、智永的《真草千字文》、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等，汪先生多么企盼直面稀世珍品，继作深入探索!如有时间，汪先生想对正在积极推进的崧泽遗址博物馆，志丹苑遗址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中心的建造和改扩建方案与领导班子一起再作进一步研究、论证和完善……
汪先生把人生的生离死别的时间定格在公元2005年10月22日上午9点55分。前一天，市委及宣传部领导前来探望。从21日深夜开始，最后的抢救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市领导来了，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的领导、职工陆续前来，汪先生的多年的老朋友先后前来，国外、海外的朋友不断打来电话……在汪先生的生命的最后时刻，有许多许多人围绕在他的身旁，与他默默道别，祝愿他一路走好。在他告别病房前，他的亲属、同事、朋友排起长队，绕床一周，挥泪哽咽，这样的场景，是多年来少见的。
在汪先生逝世以后，中央和上海市领导给予热情关怀，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各省市文物局、博物馆先后发来唁电，美国、英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和各地的朋友专程赴沪进行遗体告别，国家文物局领导单霁翔、张柏、董保华、童明康发表悼念文章《深切怀念汪庆正先生》，感叹"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博界的又一重大损失，闻之令人痛惜!汪先生一生痴迷文博、执著文博、奉献文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刻苦的精神和踏实的作风，从一名普通的文博工作者成长为一名睿智卓识的学者和专家。其经历令人感佩、其成就令人景仰!在治学上，汪庆正先生谦逊严谨、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对陶瓷、钱币、碑帖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鉴定水平在国内外文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汪庆正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工作成就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其为人之率真，待人之诚恳也广受称道。在后辈心目中他还是一位德高望重、宽厚仁爱的长者，他崇高的道德风范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将激励我们为中国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奋勇前行!"资深记者郑重发表了《博学精鉴 笃学好思--汪庆正治学风范》一文，指出"无论是读汪庆正的有关钱币的学术论文，或是和他交谈，我都感到他是个思维敏捷的学者，他善于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来探讨回答前人研究中留下的疑难课题，很快就形成新的思想，建构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学术构架。……汪庆正聪明睿智灵活，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只要他钻进去，很快就能跳出来，做出成绩，并卓然成家。……汪庆正的学术研究是一种连锁反应，常能从一个题目中派生出许多题目来，环环相扣，逐渐形成一个体系。"一时，学者撰文，诗人写诗，书法家挥毫，同行缅怀，亲友悲泣，同事们找来各种照片、录像，赶制追思汪先生的资料片，出版社搜集汪先生的多种著述，抓紧编辑汪先生的论文集，上海博物馆及时汇集唁电、唁文、唁诗和纪念文章，正在编纂汪先生的纪念集……在"汪庆正先生追思会"上，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古陶瓷学会的代表和不少国家、国内部分省市的专家学者以崇敬的心情在一起深情缅怀德高望重的汪先生，追思他的渊博的才识、非凡的业绩，再现他的音容笑貌，向他诉说大家对他的深切的怀念。全场肃穆、悲切、动容、欷歔!
汪庆正先生为江苏苏州人，生于1931年11月。汪先生出生书香门第，自幼对文物兴趣浓厚。1949年2月至1952年7月，就读东吴大学司法系、会计系，他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对中国货币史进行专题研究。1952年9月，汪先生进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自己毕生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文物与博物馆事业。他从1985年3月起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从1993年3月起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汪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文博专家。他对中国古代陶瓷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甚丰。他对瓷器有很高的鉴定水平，在海内外享有很大的声誉。在他指导下的宋代汝窑窑址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他先后撰写或主编了《中国陶瓷史--明清》、《上海博物馆藏瓷选》、《景德镇彩绘瓷》、《简明中国陶瓷辞典》、《青花釉里红》、《汝窑的发现》、《中国陶瓷全集》元代卷和清代卷、《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中国陶瓷辞典》（英文版）等专著，发表了《中国陶瓷史上若干问题的探索》、《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汝窑析义》等重要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文博界产生重大影响。他对中国古代钱币亦有系统研究，创见颇多，撰写《货币》，主编《中国货币大系--先秦卷》，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货币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日本银行及上海博物馆所藏博山刀考略》、《三孔布为中山国货币考》等重要论文。在碑帖及版本研究方面发表过《隋龙藏寺碑》、《泰山石刻考略》、《〈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等很有见地的论文，具有高水平的鉴定能力。
汪先生以忘我投入的工作精神带动举办了一系列的重大文物精品展览和学术研讨活动：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盛况空前，掀起了民众走近中国传统书画的文化热潮；"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讨论会"、"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千年遗珍'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举办成功，积极推动了各个相关文物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也使上海博物馆的综合学术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围绕《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归，汪庆正先生以一个老文博工作者敬业务实的精神，夜以继日地为特别展览的筹备及其一系列普及教育活动开展工作，他还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收集、查阅大量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成果。汪庆正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工作成就获得了社会各方的高度评价。
如今，汪先生离我们而去，可是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精神财富是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坚毅执著的事业追求、孜孜以求的勤勉学风、灵动溢智的研究方法、持续发展的交友方式和出神入化的人生境界。这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使他和其他老一辈领导专家、文博工作者一起书写了上海文博事业与上海博物馆发展史上的最初的辉煌篇章，并带领了几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延续着创业风采，播扬着中华文明。这坚毅执著的事业追求使他和同事们一起，不断推进着上海博物馆的新的发展里程，与时俱进地迎来上海文博事业的新的演进阶段，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中，使上海博物馆适时地舒展了以高新技术支撑的收藏保管功能、形成学科发展优势的学术研究功能、面向现代社会的社会教育功能，并在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一体化发展中，以科学发展观赢得了上海文博事业的新的拓展空间。这孜孜以求的勤勉学风使他横跨中国古代陶瓷、钱币和碑帖研究领域，不断捧出探索成果，给同行们一个又一个的学术惊喜。这灵动溢智的研究方法使他在学术研究中重视运用科学方法，进而把科学方法升华到科学方法论的层面，做到了一般研究者很难达到的重大突破、体系构建、环环相扣、链式反应。这持续发展的交友方式使他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以心交朋友，诚恳待朋友，交友惜友情，患难见真情，以事业高度交朋友，交了朋友为事业。这出神入化的人生境界使他在敬业中不失乐趣，在执著中不失豁达，在亢奋中不失从容，在务实中不失睿智。汪先生事业有成，学问有识，笔耕有恒，育人有方，交友有情，生活有趣，他充分展示了个体生命的群体意识、文博事业的团队精神、学术耕耘的潜在能量、有限人生的应有乐趣，让人生的75个春秋尽显充实、精彩、亮丽和永恒!
汪庆正先生喜爱做学问，善于搞研究，注重方法论，巧用桥和船。谈起治学之道，他谈得最多的是方法。他经常说："方法能释放学术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法是潜在的学术能量"。借助于科学方法，汪先生成功地释放了学术能量，并在中国古代陶瓷、钱币和碑帖研究领域，把"学术潜能"变成了"学术显能"。览读汪先生的丰硕著述，可悟汪先生深得治学之道。
一是以马恩为导引。汪先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运用马恩理论。在研究钱币的过程中，他前后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了三遍，还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和货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等基本理论，以及关于铸币、纸币等若干理论，对钱币研究带有指导性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来看，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一般说，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是和交换水平相适应的。根据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论述，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的序列大致可以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金属铸造货币时期。实物货币是和交换的比较原始性相适应的，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实物货币为金属称量货币所代替，但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商人阶级的出现，称量的金属货币最后将由金属铸造货币来代替。汪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对中国实物货币的使用时间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实物货币带有比较原始性的特征，殉葬奴隶用"货币贝"来随葬，说明当时货币贝的使用已极为普遍和广泛。
二是以特征求辨识。汪先生在做学问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特征的分析，从特征抓入口，以特征求辨识，把"特征论"作为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特征出发直入问题的本质。汪先生对汝窑的识别特征说得入木三分。他说：汝官窑胎洁釉润，制作精细，纹片细密而又传世珍罕，使人宝爱。它在工艺上超过以前的地方是：其一，胎质细洁而呈香灰色；其二，采用绝细的芝麻钉包釉支烧；其三，烧出纯正的天青色(包括淡天青和深天青)；其四，开创人工的细密纹片。在汝窑以前，无论南方的越窑、龙泉窑或北方的耀州窑，其胎质都比不上汝窑那样细洁，汝窑器的香灰色胎，超过了以前南、北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艺上，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并不始自汝窑，五代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岳州窑都已使用支钉包釉支烧。岳州窑的支钉较粗大而呈浑圆形；耀州瓷的支痕表明，其所用支钉较岳州窑小得多，呈扁斜状。汝瓷的支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绝后的。青瓷主要是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在还原气氛中呈色。在汝窑以前，中国高质量青瓷的釉色，除了唐代越窑以烧成青中偏黄的艾色为主外，其他的瓷窑都是浅草绿色。汝窑则烧成纯正的天青色。过去描绘柴窑的色泽"雨过天青云破处"，正好是汝釉的呈色。汝窑的天青色是严格控制还原气氛而烧成的。由于胎土中含有微量铜，因此汝窑的特点之一，是迎光照看，微见红色，这是近代仿制品所忽略的现象。釉面开裂纹片，是瓷器烧成过程中，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现象。把这种本来属于烧成中出现的缺陷，变为有意识的装饰，则是从北宋汝窑开始的。汝窑多见鱼子纹开片，但也有无开片的器物，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清《南窑笔记》亦说："有有纹片者，有无纹片者。"目前所知，传世的无纹汝窑器，仅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盒"一件。
三是以比较获真知。比较的方法也是汪先生在文物鉴赏、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运用比较，研究深入；通过比较，异同自辨。汪先生曾对汝窑、南宋郊坛下官窑和元末哥窑仿官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支烧的支痕方面，汝窑为香灰色细小尖针状；南宋郊坛下官窑的情况是早期有少数较小的尖针状，但较汝窑为大，而色泽比香灰色要深。后期多为小圆柱状，色泽偏灰或炒米黄色，决无香灰色和黑色。极个别大器有不规则块状支痕。元末哥窑仿官器大多为圆柱状黑色支痕。在盘、碗之类器物的口沿方面，汝窑一般均呈浑圆感，口沿部施釉规整而无厚叠的感觉。南宋郊坛下官窑的口沿一般施釉规整，胎体较薄，而稍有尖锐感。元末哥窑仿官器的口沿浑厚。在盘、碗之类器物底足的处理方面，汝窑支烧为多，圈足包釉外撇，处理规整。南宋郊坛下官窑支烧器包釉外撇，处理规整。垫烧器施釉较薄，圈足处理规整，内外壁不易用手抓住。而元末哥窑仿官器的圈足内、外壁施釉较厚。一经比较，研究趋于深入。汪先生运用比较方法，区别了鬲式炉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他指出：北宋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粉青鬲式炉"的口沿由外向内倾斜，出筋捏成圆钝状泥条堆贴成；南宋老虎洞修内司官窑遗址出土标本的口沿由外向内倾斜，出筋呈锋利刀刃状；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标本的口沿由外向内倾斜，锋利出筋到底；南宋上海博物馆藏30年代朱鸿达在郊坛下官窑遗址采集标本的口沿由外向内倾斜，出筋的锋利度减弱且不到底；南宋末浙江省德清市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墓出土龙泉窑炉的口沿板沿平直，出筋呈圆钝状；元代新安海底沉船发现龙泉窑炉的口沿板沿平直，出筋呈圆钝状。可谓"比较获真知，对比见异同"。
汪先生把方法看作"潜在的学术能量"，在学术探索之路上，还积极地以综合觅灼见，以偶然见必然，以深入得浅出，以史脉寻突破，以古籍作行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怀念汪庆正先生的日子里，百思汇聚，百感交集，赋诗一首，以表缅怀：
今秋依依写悼词，
来冬幽幽作追思。
吟咏已知何处声，
别离难定再见时。
中宵案头显笃学，
陶罐瓷瓶盛睿智。
分辨特征求灼见，
深入浅出获真知。
神游宝丰说汝窑，
驰骋齐燕论刀币。
《淳化阁帖》见古韵，
"最善本考"理谱系。
白发丝丝牵友情，
弹词曲曲念旧事。
天外残阳称意红，
海内明月照故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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