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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2 20: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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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 ... /07/2005/10022.html
离开九溪，我们于18日到达吉昌屯村，调查这里著名的“抬汪公”活动。在屯堡区，流行“抬菩萨”活动，所谓菩萨，实际上指的是当地人所信仰的佛、道及民间诸神，如关羽、包拯、郭子仪等等，其中以“抬汪公”最为盛行。
汪公的原型名汪世华，字国辅，世居徽州，生于南陈至德四年，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隋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汪华亦乘机起兵，割据于徽州地区，自称吴王。唐高祖武德四年，汪华奉表降唐，被封为上柱国、越国公、歙州总管。汪华降唐后尽心王事，颇受宠信。为表彰其功业，在世时唐朝政府既“为华公立生祠于刺史厅西”。高宗永徽二年，汪华归葬歙州，当地父老呈请为之立祠祭祀。以后随着汪氏后人的“推广”，逐渐遍布于徽州及周边地区，神道色彩也越来越重。对于一个为普通百姓所尊仰，以忠君爱民著称的前朝大臣，后代王朝自然会加以利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敕封汪华为灵惠公；宋徽宗政和七年，“晋升”英济王；元顺帝至正元年，封昭忠广仁武烈英显王；明洪武四年，封越国忠烈汪王大神。历朝诏封前后达九十二道[④]。
明初征南，大量徽州籍军士入黔，汪公祭随之被带入贵州。据说，历史上安顺九屯十八堡都有抬汪公的习俗，目前只保留在吉昌屯、西屯、五官屯等部分村寨，以吉昌屯的规模、声势最大。
吉昌屯，原名鸡场屯，现有859户，3350人，有田、冯、胡、汪、陈等姓氏。胡姓始祖胡世显，原籍徽州府歙县；汪姓始祖汪灿，族谱中称其为汪华第三十三世孙，汪华第八子汪俊的后裔；冯姓始祖冯友先，据说官至指挥使；田姓始祖田正，无官爵；田、冯、汪三姓始祖同时入住吉昌屯，后来在游泳时一同遇难。陈姓自称是闯王李自成的后代，至今祖墓碑记中仍留有“陕西衣冠原称李，黔南俎豆改为陈”的对联，是否属实，尚需查证。
吉昌屯原与狗场屯、鲍屯共抬一尊汪公菩萨。据三屯老人追忆，原来的汪公神像是“填南”时从徽州府休宁县梅林街直接迎来的，为三屯公祭。每年正月十八汪华生日那天，由上年迎回汪公的屯把神像送至三屯交界处的十八场，由另一屯接走，依次循环。相传，清末兵乱，三屯都想自己来保护神像，结果反而把神像及用具分抢为三份：鲍屯抢走神像、狗场屯抢走旗伞仪仗、吉昌屯抢得神像肩舆。自此以后三屯各自补全神器，独立祭祀。不过据我们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三屯分抢神像、用具的动机似乎并不单纯是为了在战乱时期主动承担护法职责。《王氏族谱·九世祖考文林郎正昌公之德绩》记载：“时有鸡昌屯、中所屯、狗场屯三处争执猪场甚剧烈，三方械斗，业已伤亡不少。有一次逢猪场期，正当三面倒戈之际，我正昌公不避锋刃，从中拦阻，且理直气壮，责彼斗者，于是一场干戈始告罢息。”王氏九世祖正昌生于清末，逝于民国初。这段记载中虽然未提及鲍屯，但明确揭示出吉昌屯和狗场屯之间存在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以至发展到武装械斗，这对“鸡狗二屯一家人”的民谚是个极大的讽刺。两屯冲突多年，自然难以再坚持轮流祭祀汪公的旧俗。三屯乘乱分抢汪公神像和用具与此应该有一定关系。
吉昌屯的汪公庙地处村中心，原为大佛殿。目前汪公庙的临界厢房为村委会办公场所的一部分，上方为一小型戏台，中央张贴有宣传贯彻“三个代表”的标语。戏台后面为汪公殿，高踞数级台阶之上，神像端坐于正殿神台之上。前有四根立柱，悬挂汪公神联。从汪公殿侧面的通道可达后殿，即大佛殿，供奉三世佛和观音、目连菩萨。不同属性的神佛共处一庙，反映出当地村民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和泛神观念。
改革以后恢复的“抬汪公”活动在每年的正月十八进行。我们调查时已经是农历四月，自然见不到抬汪公的实况。不过村委会已经把当年的“抬汪公”活动录了像，制成VCD。沈福馨先生曾经于1990、1992年到吉昌屯考察，撰有《贵州省安顺市大西桥镇吉昌屯村正月十八的“抬汪公”仪式》[⑤]一文，通过观看VCD，我们发现，2002年的“抬汪公”活动和沈先生十年前所见的“抬汪公”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十年前的抬汪公由村中百姓选出的11位大公无私、办事能力强的人员组成“十八盛会筹备组”，专门负责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成员并不介入。十年后的抬汪公则由村支书亲自主持，市文化局等单位的领导莅临讲话，中央民族大学的外籍学者列席，形如一场文化活动的开幕式，而且被冠名为“迎春文化节”。原本在活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老年协会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其次，2002年的抬汪公在诸多领导的致词中只字未题，录像中都是文艺表演、记者采访以及商贩买卖的内容，有关抬汪公的具体情形被全部删掉，村委干部的解释是担心被人误解成宣传封建迷信。和十年前隆重、严肃的迎神活动相比，2002年的迎汪公被热闹的文艺表演、繁荣的节日经济所包围。联系汪公庙前悬挂的宣传“三个代表”的标语可知，目前的抬汪公活动，宗教色彩已经被有意的淡化。抬汪公正朝着文体商贸活动的媒介方向发展，其地位在日渐弱化。至于2002年抬汪公的具体情节，由于没有见到有关的录像资料，无法和十年前对比，非常遗憾。
汪公祭祀原本盛行于徽州及周边地区，入黔军士中的徽州籍军士把汪公信仰带到贵州也可以理解，但安顺地区的军士来源非常广泛，何以他们也接受汪公信仰，接受抬汪公呢？笔者认为，这与抬汪公活动中日渐增加迎春、文艺、商贸等活动有关。入黔移民基本上是汉人，文化相通，习俗相近，而且都是背井离乡，心理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当一地开展抬汪公活动时，临近汉民很容易接受并参与其中，使之成为大家共同的节日。活动时的文艺表演、商贩云集对所有人都是需要的，时受欢迎的。至于是否真心信仰汪公倒是其次。从宗教学角度来讲，一种宗教要想获得广泛的认可，必须走世俗化的道路，将其宗教活动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抬汪公活动得到广泛认可，正是因为围绕它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与普通屯堡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相反，在其宗教色彩浓重，“教规”严格时不易为人所接受，九溪村发生的汪公和五显神的“两鹰之争”既是明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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