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汪氏家族入粤与其家风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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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汪氏家族入粤与其家风家学

左　岩

提　要：嘉庆十四年(1809),山阴汪氏家族以游幕迁入广东,之后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广东引人瞩目的文化世家,这与其家族文化传统有关。汪氏家风廉介孝友,在文化上充溢着独立不迁的色彩;此外,汪氏家族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十分顽强,不断调适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积极吸纳岭南文化因子,为岭南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做出多方面贡献。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幕府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而绍兴游幕风气之盛,在全国首屈一指。山阴汪氏家族便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嘉庆十四年(1809),迫于生计的山阴汪氏家族以游幕入粤,其后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广东引人瞩目的文化世家。本文拟通过探寻山阴汪氏家族入粤的历史足迹和心路历程,揭示其入粤过程与家风家学之间的关系。

一、汪氏家族入粤考述

关于汪氏家族的姓氏源流,汪士林撰《山阴汪氏谱序》中称:

　　汪氏相传为鲁成公之后。成公有生而文在其手者,左曰“水”,右曰“汪”,遂以汪为名,后因以为氏。鲁哀公时有讳“錡”者,以能执干戈卫社稷见称于孔子,厥后传闻异辞。①

在这段文字下,注引李东阳《怀麓堂集·汪氏家乘序》云:

　　汪氏出黄帝之后,至后稷为姬姓。伯禽封于鲁,传至成公黑肱之子,名汪,食采平阳,卒葬颍川。孙诵以王父名为氏。后有曰“錡”者,死于郎之战,谥“烈”。后曰“文和”,汉献帝时为龙骧将军,渡江南,居会稽。曰“旭”,晋成帝时封淮安侯。曰“叔”,举为齐司马,以兵镇歙,乃迁新安,子勋名,梁成帝时封载国公。曰“华”,当隋乱保歙、宣、杭、睦、婺、饶六州复归唐,封越国公。②

由是新安(又称徽州)汪氏繁衍不息,世代兴盛。不过,汪士林认为上文“所载汉、晋诸人官名多不合于史”,故“谨注备考”③。

元末,汪氏始迁祖纯一公由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迁居浙江绍兴山阴,居绍兴城火珠巷。纯一公去世后归葬婺源,后人则始葬山阴。纯一公以上的家谱已亡佚,世系不得其详,故《汪氏族谱》、《山阴汪氏谱》的世系图表均始自纯一公。浙江绍兴府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积累深厚,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明清时,浙江绍兴府下辖八个县,山阴县与会稽县同为县首。历史上仅山阴就涌现了陆游、王畿、刘宗周、徐渭、王思任、张岱、祁彪佳、周大枢等一批杰出人物,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使汪氏家族获得了孕育优良文化传统的契机与可能。明清之际,山阴汪氏先世虽不算特别显赫,却也算得上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出现了像汪徽④、汪镃⑤、汪应轸⑥等一批在居官、文学方面有一定影响的人物。科举制度曾让汪氏家族以宦修显世,但明代后期汪家已然衰落,著述、功业几乎藉藉无闻,不复昔日风光。汪伦秩⑦是汪氏家族入粤最早之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汪伦秩筮选广东长宁知县,莅任方五十日即以疾卒于官,返葬浙江山阴。尽管汪伦秩对汪氏家族入粤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先导作用,但这时汪氏家族只是短暂在粤逗留,尚未正式迁入广东。值得注意的是,汪伦秩卒后,“有官款数百金,贫不能偿,家属不得归里。广州府知府某公慨然曰:‘汪令清官也!’代偿之,乃扶柩归葬”⑧。汪伦秩所任官职较低,居官清廉,收入微薄,没能给子孙留下足够维持生计的财产。穷则思变,这一境况为日后汪氏家族以游幕谋生埋下了伏笔。

嘉庆十四年(1809),汪伦秩三子汪炌⑨随曾燠南下,遂入广东按察司幕。从现存资料看,他既是第一个以游幕为业的汪氏家族成员,也是汪氏家族正式迁入广东之始。道光十二年(1832),汪炌病殁署中。此时侍父在粤的三子汪鼎⑩扶汪炌灵柩回里安葬后,又重至广东。在汪炌带动下,一批家族成员随后入粤,其四弟汪金鉴游幕广东南韶道,金鉴三子汪翼、四子汪献、孙汪珣相继入粤佐幕。不过,其中只有汪献去世后葬在广东。

尽管明清两代广东已进入全面迅速开发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从落后跃进全国先进经济区行列,但在汪鼎眼里,广东的文化、教育、习俗等方面尚不能与江浙地区相比。王铭鼎撰《雨韭庵笔记序》称汪鼎“薄游荒徼,托迹遐陬,郁奇气于青霞,抗冲襟于碧澥”○11,仍将广东视作蛮荒化外之地。汪鼎在记述岭南风物时,的确怀有一种文化优势心态,常采用俯视的视角,加上岭南本身特殊的地理特点和风土习俗,使得汪鼎在《雨韭庵笔记》中,多是津津乐道的猎奇。这反映了一种因地缘关系引起的文化隔膜。汪鼎去世后,子汪瑔○12因贫不能扶柩归里,葬广州小北门外狮球冈。

汪瑔自称:“瑔昔当弱岁乔寓兹邦”○13,可知其于幼年入粤。汪瑔承父业作幕于广东各地,终身足迹不逾五岭,但他对自我文化身份一直指认为“越人”。汪瑔著有诗词笔记《旅谭》五卷,其中大量是关于浙籍文人的。其诗曰:“半世摹诗格,吾乡老放翁”○14,可见他为诗主要师法乡贤陆游。在生活习惯上,多保留家乡风俗,如汪瑔《元旦微雨率成小诗》云:“却扫思乡客, (元旦不扫地,吾乡旧俗也。)冲泥贺岁人”○15,都体现出汪瑔作为山阴人的乡邦情怀。

汪瑔治事能力极为突出,颇受幕主推重。凭借幕中的上佳表现,汪瑔迅速在广东站稳脚跟并寻求进一步发展,从州县幕府升级到两广总督幕。同治十一年(1872)夏,汪瑔自潮州归广州城,定居豪贤街。汪瑔长在广州,习其风土,因此“比年旅泊他郡,却望侨寓有如故乡”○16。重回广州让疲于奔波的汪瑔倍感惬意,他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去体贴广州的一草一木,自然非以往贬谪岭南的文人所能比:

闲街吹过绿槐风,有客承蜩技最工。知了一声天正午,儿童争买荔枝虫。广州呼蝉为荔枝虫,有捕以售者,箬叶裹之,摇令作声以诱小儿。城南灯火认闲坊,盲女琵琶夜作场。唱到珠江旧时曲,有人弹泪说招郎。入夜,巷陌间多盲女鬻歌。道光中,招铭山大令庸撰“粤讴”,一时争歌之,近稍稀矣,有老妪年八十余,尚能道铭山旧事。○17

这两首诗具体而微地描绘一幅幅独特的当时广州市井风情画。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当地人已将汪瑔视为岭南文人的佼佼者,如“岭南风雅衰颓日,拔戟词坛大有人”○18。汪瑔有子兆铨○19。

汪瑔的堂兄汪琡,道光二十六年(1846)自山阴来粤从汪鼎治刑名学,之后客游广东四十年,去世后葬广州小北门外唐帽冈。汪琡有四子,长子兆镛、次子兆鋐○20、三子兆钧○21、四子兆铭。

山阴汪氏家族入粤后,至兆铨辈皆落籍广东番禺。汪兆铨辈生于斯长于斯,业已形成对“广东番禺人”的地域文化身份认同。以汪兆铨为例,汪兆铨《海珠李忠简公祠碑》云:“珠江之水为东西北三江所汇,巨浸浩茫,与海呼吸。有石屹立于江之中,登立而望,则形势之雄胜、山川之奇特、远近之所出没、人烟村落之所分萃,莫不具见。夫山水之英、精灵之域,必郁奇气,诞生异人。宋世吾粤李忠简公尝读书于此,别有高台,名曰‘得月’,犹忠简故迹也”○22。

可见他对岭南文化充满强烈的认同感。而葬地的选择,最能体现家族的地域归属感。从汪兆铨诗题《吾家徙粤逾百年矣,故乡山阴松楸在望。吾兄弟计偕时,大人谓有一人得隽,即绕道回故乡省墓。此愿竟不克偿。今年吾与憬弟皆逾花甲,憬弟慨然携二子宗洙、宗藻归山阴扫墓,并游西湖而归,既喜且愧,赋诗赠行》○23,可以看出汪氏家族仍将山阴视作家族成长的起点,但是由于时空距离的阻隔,“故乡”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汪兆铨《清明日遣儿扫墓三宝墟》云:“他年埋骨依亲侧,魂梦时时恋此乡”○24。三宝墟便是汪瑔夫妇的葬地。诗中表现出汪兆铨出对身后葬在这片土地的安心,说明对“第二故乡”广州已有了真正的归属感。在入粤初始阶段,汪氏家族多与乡党联姻。《汪母张宜人墓表》称:“吾宗自先世以来,所与通婚媾者,皆出于浙之迁族。故一时姻党之间,其风尚礼俗尚颇循吾乡之旧”○25。同乡联姻易于在文化意识与婚姻观上保持一致,有助于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至汪兆铨辈几乎皆与粤人联姻:汪兆铨妻廖氏,广州南海人,翰林院编修廖禹臣之女也,二十五岁卒;继配沈氏,广东番禺人。汪兆镛妻陈氏,广东顺德人;妾陈氏,番禺人。汪兆鋐妻崔氏,广东番禺人,崔运峰中书次女。汪兆钧妻章氏,广东番禺人。汪兆铭妻陈璧君,祖籍广东新会,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这标志着汪氏家族在血缘关系上与广东紧密联系在一起。就这样,通过四代人的努力,汪氏家族完成了从外在形式到内心情感的整个入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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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粤与家风

中国文人自古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十分重视良好家风的营造与传承。“一般说来,家风就是世族精神文化传统。一种精神或行为方式在某一宗族内延续三代以上,便可视为某一家族之文化传统,构成其家风”○26。汪瑔称:

　　人家胜衰亦是命运循环必然之数,然盛者无有勿衰,而衰者不皆复盛,其故可深长思也。当其盛时诚厚谦谨,不敢以一毫加于人,则其衰稍迟,既衰亦可以复盛,否则不久必败,且一蹶不复振矣,可不畏哉!○27

这便指出只有秉持一种诚厚谦谨的家风,方能保证家族的持续发展。汪氏家族家法甚为谨严,子孙也多能秉承遗意,所教皆以严称,保证了家风的延续。

汪氏家族重视科举。元末明初的汪氏先人的履历不明,仅存生卒年、婚配、茔域,直至五世汪镃事迹方较为详细。汪镃“父声斋,讳徽,博学能诗,善真草书,尤精于星历,以先祖贵,累赠兵部郎中;母谢氏累封太宜人,以贞节旌门声”○28,由此可知,明代初汪氏颇有功勋,后代可以荫补入仕。至汪镃则以进士出身入仕。之后,虽仅有一人中进士,但为官者大都凭借自己的才学,以正途入仕。明后期以来,汪氏家族在科场上不如人意,但读书作为一种职业准备,仍可

以教书、游幕为业,使家族得以维持生存。不过,汪氏家族对入幕心有不甘,一有机遇总想回归正途;稍有余力,便以幕捐官,即使是个虚衔,也在所不惜,如汪瑔晚年捐纳国子监生同知职衔。由于较好维持了诗书传家的传统,汪氏在科场上还时有斩获,如汪兆铨,番禺县学附生,光绪十一年(1885)中第三十五名举人,举海阳县学教谕、国子监典籍衔生。汪兆镛,光绪十一年(1885)举优贡,朝考一等,以知县用未赴;光绪十五年(1889),中第二十八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汪兆鋐县试第一,汪兆铭府试第一,双中秀才。但更重要的是,科场上的不得志使汪氏家族从学术文学中找到施展才华的新动力,反而为重振门户提供新契机。

汪氏家族入粤以来多以游幕为业,这一生存方式对其家风有所影响。清代幕客是地方官自行聘请的佐治人员,非官非吏,无品无位,须退居幕后,成幕主之美,往往名不见经传。作为下层幕客,潜意识中那种为人作嫁、无所作为的失败感,摧毁了他们经国济世的雄心壮志,因此入粤后汪氏家族的心态不是外向的,没有先辈那种恢弘开放,而是日趋内敛。比如,汪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我思往哲,茹素守真,可泯没以终世,勿夸耀以干人,其意趣高矣”○29,汪瑔亦常教导弟子“幕客治事当如身居此官,善则归于主者,不当居其名也”○30。这种独善其身、淡泊名利的心态,包含下层幕客对于前景无望的无奈,但也使汪氏家族能够远离功名的诱惑,摆脱一般幕客追名逐利、尖酸刻薄的心理特征。汪氏家族为生活所迫,以游幕为业,自认卑下,但骨子里仍透出一股傲气,如汪炌“廉介不苟”○31;汪鼎“性行高旷,不自矫饰以为名高”○32;汪瑔,“今之隐君子也,其立身行志,皎然不欺,出于儒家;而其退然自居,不欲为天下先,则又得之于道家”○33;汪琡,“其德足以渐厚而励佻”○34;汪兆镛,“君性和易,独介然有守于学术”○35。可以说,立意高迈,不与物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汪氏家族立身处世的精神支柱。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汪兆铭)成了民族罪人、家族耻辱。1939年汪精卫筹组伪政权时,曾请乃兄汪兆镛在广东出任官职,遭到断然拒绝。汪氏家族几百年来坚守廉介家风,为其带来了良好的家族信誉,不会因为个别不肖子孙的失节而一笔抹杀。汪氏家族以孝友传家。家族成员之间及与姻亲外族之间,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在患难之时对家族成员施以援手。此类记载在《山阴汪氏谱》中俯拾即是。汪氏入粤的几个房支,普遍男丁不兴旺,汪翼、汪献无子,汪鼎一子,汪琡四子,其中两子早逝。由于人丁凋敝,加之同在异乡,即便不是同支,汪氏家族仍能形成较强的内聚力,正如汪兆铨赠汪兆镛诗所云:“吾宗寡兄弟,派远情自亲。与子共曾祖,方若同怀人”○36。

汪氏家族崇尚妇道,妇媳大都持家有道,贤惠能干,而且重视家庭教育,教诲子弟日习诗书,如汪兆镛母卢氏,“久患嗽后益剧。兆镛尝夜从塾归,课读灯下,读有误方嗽,急欲是正,辄指书抵几以目之,未悟则嗽且逾急”○37。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极其深重,汪氏累世择妇谨严保证了世德相继,家风不坠。

汪氏家族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奖掖后学,并期望以此振兴家族。汪兆镛是汪氏家族中的佼佼者,于史学、文学、金石、谱牒、绘画等皆有贡献,而在他身上,凝聚着多位族中长辈的心血。同治四年(1865)冬,兆镛父汪琡佐幕广东四会,五岁的汪兆镛入塾读书,由伯父汪士林督课。汪兆镛称:“余五龄入塾,四子书五经皆公(指汪士林)授读。余资性鲁钝,先府君恒忧之,公独谓‘孺子可教’”○38。兆镛母去世后,汪琡“命与公(指汪士林)一室同卧起,授以朱子小学,训诲甚至”○39。光绪四年(1878),叔父汪瑔提出接汪兆镛到广州就读,由他亲自教导:

　　十五叔父以读书须在省会之地,乃能得师友观摩之益,在外独处,孤陋寡闻,非计也。因函告府君,命到省与莘伯兄同学。正月十六日,拜太夫人忌辰后,即下船到省,居叔父寓中,塾师仍延郑玉山先生。○40

汪瑔“喜收书,所藏甚富”○41,这于汪兆镛的学问大有助益;汪兆铭也曾回忆说:“我叔父更是博学,藏书数万卷,因此我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也还窥见一些”○42。在汪瑔一手培育下,汪兆镛学业精进:

　　叔父饮食、教诲、眷爱无微不至,每夜阑客散,命侍坐,或讲学,或讲处世接物之道,娓娓不倦。兆镛一生得益,实基于此。○43

而汪兆镛果然不负众望,在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上都大大超过前辈。日后,汪兆镛以“微尚”榜所居,并自号“微尚老人”,意在纪念汪瑔的教导之恩○44。

由此可见,汪氏家风廉介,以孝友传家,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汪氏家族入粤之后,一方面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谨守家风的核心特征,保证了家族的生存、繁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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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粤与家学

汪氏家族一方面以读书举业为务,一方面也延续着潜心学术的优良传统。如汪然(1749~1765),“十三通诸经大义,旁及古文词。师授以举子业,曰:‘未遑也,愿究心于根本之学,而后学焉。’师奇之,遂弗之强,每见其读书至孝友性分之事,辄反覆玩味不厌,乃知其天性固然,后稍稍课以制义,甫成篇即卓然有矩度”○45。这种不汲汲于现实效应的求学问道,个人趣味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缺少适宜的家庭氛围。汪氏家族怀有一种文化使命,并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在学术文化方面多有贡献;而这种对学术文化的执着,也为汪氏家族发展增添了后劲与活力。汪氏家族为学往往充溢着独立不迁的色彩,如汪应轸《与季彭山年兄》云:

　　朱子……盖欲学者内外本末交相培养,以存此心焉耳。所以辟异端,扶世教,正在于此,恐未可轻议也……盖道必讲而后明,必于同不可也,必于不同亦不可也。吾之所见如是,因人之言而求之异;吾之所见不如是,因人之言而求之同:一则失之附会,一则失之求胜,皆惑也……惟私心用事则先蹶其求道之本矣,尚何足以语圣人之学乎……近蒙阳明先生屡赐教迪,岂不知感?但此心疑犹未释。又敢不以待执事者待阳明哉?若阳明之文章功业,洎执事之才气风节,则固仆之师友也,又何必同而嫌于异哉?○46

明代思想学术,朱子理学始终是朝廷的官方正统思想。而明中叶,阳明心学则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汪应轸与王阳明多有文字交,但笃守朱子学,不迁异说,弘扬儒学大道。汪兆镛撰《世父读山先生事略》中称汪士林:

　　论学贵心得,耻随俗向背,生平服膺姚江。方嘉道间,海内标尚汉学,鸿生魁硕竞言声韵、训诂、名物,繁引博征,其弊支离破碎,去道日远。公(指汪士林)谓:“姚江言致良知,本于孟子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扩而充之之义,足以扫除廓清,扶世翼教。”世之讥为禅学者谬也,遂著书通湮流,阐发微旨。复推而论究古今治法之原,以为儒术必先之,以穷理修身扩之以治世,乃郁郁终老,而岸然自立,欧阳公所谓“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者也。○47

乾嘉年间,考据学全盛,清儒沉溺于文献考据,割裂“文”与“道”。汪士林则推重阳明心学,强调良知的重要性,践履圣人之道,不盲从一时风气。

《山阴汪氏谱续编》称汪兆镛:

　　于学无所不窥,方开博识,乙部尤淹贯。为文兼工骈散,而长于考据,订讹补坠。多发前人所未及。君于金石之学,极推钱氏竹汀,精核似之。诗词托意沈婉,皆卓有雅音,不诡随俗尚。其品格亦可见也。○48

汪兆镛著述颇丰,其精核处多前人所未及。正如汪兆镛所说,“为学当有心得,不随俗向背,斯为吾家学之所本云”○49,汪氏家族的学术个性与人格特性互为表里,显示出独立不迁的核心精神。汪氏家族学风扎实,重视文献考据,将其视作治学的根底,如汪云,“其大旨以小学为立身之本,宜覃心研究,毋溺于俗学”○50。或许是受浙东史学派的影响,汪氏家族尤长于史学,如汪炌,“生平喜读史,尤习于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及温公《通鉴》”○51,著有《史亿》一卷。汪鼎著《雨韭庵笔记》四卷,“窃谓此书虽率意之作,体例近于小说家,然其中论史、论吏治诸条,皆明白晓畅,得古人之微意,其他议论亦平正通达,无偏宕矫激之弊,而所纪昔人之遗言轶事与夫山川之胜概、天壤之异闻,皆足以裨劝诫而资闻见,则虽杂家之书,亦可窥见其学术之厓略矣”○52。

汪氏家族入粤后发扬自家重史学的特色,对岭南典籍之校理、学术之传播多有贡献,如汪瑔著有《松烟小录》六卷,自称“效宋人说部”○53,记述当代广东掌故,兼论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文词语,共收三百零二则,皆有可观,而以关于广东历史地理文化者最可采。作为广东学术界标志性人物陈澧的弟子,汪兆镛与乃师重音韵训诂的学术趣味颇有不同,而是继承了家学传统,长于考据订讹,史志方面著作有《孔门弟子学行考》四卷、《补三国食货志》一卷、《补三国刑法志》一卷、《晋会要》六十卷、《叙目》一卷、《广东元遗民录》二卷、《碑传集》三编五十卷、《叙目》一卷、《岭南画征略》十二卷、《岭南画征略续》一卷、《岭南画征略补遗》一卷、《续贡举表》一卷、《番禺续志》四十四卷、《山阴汪氏谱表》一卷、《山阴汪氏谱录》一卷、《山阴汪氏附录》一卷,代表了当时岭南史学研究的风尚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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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家族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兴趣与建树,能诗善词,工书画。这方面的名望,以汪应轸为最。汪应轸著有《青湖文集》十四卷,《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入粤以来,汪氏家族在文学方面的成绩颇惹人注目。汪伦佚“弱冠为文即卓荦不蹈,恒蹊后更肆力于先秦两汉,旁及诗。古文辞风格日益遒工”○54,著有《幼湖文稿》二卷。汪瑔诗词文俱佳,著有《随山馆猥稿》十二卷、《随山馆丛稿》四卷、《随山馆词稿》二卷。汪瑔通过幕府中频繁的学术文化活动,不断吸收、消化岭南文化因素和成果,与广东文人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得到张维屏、陈澧、郑献甫、文廷式等士林一流人物的赞赏。应该说,汪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岭南文化世家,汪瑔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汪琡著有《省斋诗存》一卷。汪兆铨“为学撷精吐糟粕,工诗善词兼文笔,余事隶草及医术”○55,著有《惺默斋诗》二卷、《惺默斋文》二卷、《惺默斋词》一卷,合为《惺默斋集》,另有《苌楚轩诗》二卷。汪兆镛,为词“音协词雅,导源姜张,追踪朱厉”○56,“诗近朱竹垞”○57,著有《微雨斋杂文》八卷、《微雨斋诗》二卷、《微雨斋诗续》四卷、《雨屋深灯词》一卷、《雨屋深灯词续》二卷、《棕窗杂记》四卷、《澳门杂诗》一卷。张学华评汪兆镛诗:“随山诗派有传人”,“随山”为汪瑔寓斋名,可见汪兆镛诗法受汪瑔影响之深。汪兆铭,著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双照楼诗词稿》等。“双照楼诗词稿,早已传诵遐迩”○58,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称:“汪精卫兆铭与胡展堂,为粤东二妙,而才调迥不相同”○59,并对汪兆铭诗作《秋夜》、《中夜不寐偶成》,称誉备至。汪氏家族在文学创作上多强调独创性、真性情,与其家风一脉相承。陈永正先生《岭南诗歌研究》将“番禺汪氏”即汪氏家族,列为明清以来岭南十四家有过较大影响的诗人世家之一。○60文学上的成就,为汪氏家族创造良好的社会声望。汪氏家族是一个游幕世家,幕学是其家学之一。从他们现存的著作看,其中保留了不少辅佐吏治的心得。汪瑔著有《无闻子》一卷,是一本地道的幕学著作。而像汪鼎、汪瑔、汪琡、汪兆铨、汪兆镛等皆自幼随父辈游幕,对刑名、钱谷之学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更重要的是,家族的频繁流迁还对子辈提出较早自立的要求,提供很多磨练的机会,汪兆铨称:“余诞于东莞兮,历艰虞于襁褓。越十四岁之寒暑兮,逾二万里之长道。览山川之奇伟兮,豁丱龄之怀抱。荫顾于二亲兮,又安识夫温饱?”○61游幕的生活方式,使汪氏族人多阅历丰富,见识不凡。值得一提的是,汪瑔居住的豪贤街以及附近小北路一带,除山阴汪氏外,还有浙江朱氏、徐氏、陶氏,他们大都是以入幕为生,同乡之间声气相求,时有联姻。日后,汪兆铭与汪瑔外孙朱执信皆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这与他们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山阴汪氏家族是具有良好学术文学底蕴的文化世族,这使汪氏家族的家风和家学具有丰富的弹性和多样性。入粤对汪氏家族来说,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到未知地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而要顺畅地融入新环境殊非易事。面对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汪氏家族秉承家风家学,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默默前行,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位;另一方面,汪氏家族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十分顽强,他们扎根于岭南的土壤之中,不断调适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积极吸纳岭南文化因子,成为岭南学术文化领域的一支生力军。此外,家族成员皆勤奋刻苦,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后来居上,为岭南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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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汪士林:《山阴汪氏谱序》,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卷首,民国三十六年汪氏敬德堂印本。

④汪徽(1393 ~1439),字德声,一字声斋。四世。赠兵部郎中。

⑤汪镃(1437 ~1510),字时用,别号休斋。五世。殿试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兵部车驾司郎中,进阶朝列大夫。著有《休斋集》,已佚。

⑥汪应轸(1490 ~1547),字子宿,号青湖。七世。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官泗州知州、户科给事中、江西按察司佥事、督江西学政。入祀泗州名宦、绍兴乡贤祠,《明史》有传。著有《青湖文集》十四卷。

⑦汪伦秩(1709~1769),字攸五,号幼湖。十五世。举人,海宁乡学教谕、江西新喻县知县、广东长宁县知县,历官以清白见称。

⑧○25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46、81页。

⑨汪炌(1756 ~1832),字明之,号静川,游幕皖、湘、赣、粤各省,先后任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

⑩汪鼎(1791 ~1854),字禹九,先后在广东顺德、清远、南澳、信宜游幕,咸丰二年(1852)前后因幕主无识受诬,不复佐幕,著有《雨韭庵笔记》四卷。

○11王铭鼎:《雨韭庵笔记序》,载汪鼎《雨韭庵笔记》卷首,咸丰六年刻本。

○12汪瑔(1828~1891),字玉泉,一字越人,所居名谷庵,学者称谷庵先生。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七年(1868)依五福作幕于曲江、阳山、东莞、番禺四县及廉州、琼州、潮州、高州、肇庆五府,办赈救灾;同治八年(1869)至同治十年(1871)客潮州,主盐运使冒澄,司笺牍;同治十一年(1872)至同治十三年(1874)主广东布政使俊达,定居广州;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十年(1884)两广总督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先后延之为幕客,主洋务。

○13汪瑔:《〈花影吹笙词〉后序》,《随山馆丛稿》卷二,光绪十一年刻本。

○14汪瑔:《漫成四首》之三,《随山馆续稿》卷下,光绪十七年刻本。

○15汪瑔:《随山馆丛稿》卷六。

○16汪瑔:《城南消夏杂咏序》,《随山馆猥稿》卷六。

○17汪瑔:《城南消夏杂咏》之二、之四,《随山馆猥稿》卷六。

○18陈澧:《随山馆猥稿题词》,《随山馆猥稿》卷首。

○19汪兆铨(1859~1929),字莘伯,以番禺县附学生员援例入籍应试中举人,官海阳县儒学教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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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汪兆鋐(1878~1894),字仲器。

○21汪兆钧(1879~1901),字叔和。

○22汪兆铨:《惺默斋集·文》,广东省西湖街超华斋刻本,第5页。

○23○24汪兆铨:《苌楚轩诗集》,第45~46、45页。

○25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81页。

○26王永平:《论中古时期世族家风、家学之特质———以江东世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

○27汪瑔:《与戚某》,《随山馆尺牍》卷下。

○28○29○30○31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27、61、79、53页。

○32王铭鼎:《雨韭庵笔记序》。

○33文廷式:《随山馆猥稿序》,《随山馆猥稿》卷首。

○34○35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73、92页。

○36汪兆铨:《别从弟憬吾兆镛》,《惺默斋集·诗》卷

○37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74页。

○38○41汪兆镛:《棕窗杂记》卷一,民国三十二年刻本。

○39汪兆镛:《世父读山先生行状》,汪兆镛《微尚斋杂文》卷五,民国三十一年刻本。

○40汪兆镛:《微尚斋老人自订年谱》,第7页,汪氏敬德堂刻本。

○42转引自谭天河:《汪精卫生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2页。

○43汪兆镛:《微尚斋老人自订年谱》,第7页。

○44汪兆镛称:“少时读书于芙生十五叔父寓舍中,《南史·谢宏微传》:‘叔父混,风格高峻,名知人,尝为韵语,以勖宏微,曰:微子基微尚,无倦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住必千仞。’兆镛榜所居曰:‘微尚斋’,以志弗谖”(《微尚老人自定年谱》,第3页)。

○45汪鼎:《雨韭庵笔记》卷一。

○46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七,同治十一年刻本。

○47○48○49○50○51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68、94、68、58、53页。

○52杜隽:《雨韭庵笔记跋》,《雨韭庵笔记》卷末。

○53汪瑔:《城南消夏杂咏十首》之十,《随山馆猥稿》卷六。

○54○55汪兆镛等编:《山阴汪氏谱》,第45、87页。

○56沈泽棠:《雨屋深灯词序》,汪兆镛《雨屋深灯词》卷首,宣统三年刻本。

○57沈泽棠:《忏庵随笔》卷八,宣统二年刻本。

○58陆丹林:《双照楼词》,《大风旬刊》第七期,民国二十七年五月。

○59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陈衍诗论合集》(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517页。

○60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61汪兆铨:《感秋赋》,《惺默斋集·文》。



作者简介：左　岩,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006

【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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