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婺源县令陈元通夫妇墓葬成为厦门最重要唐代墓葬考古发掘

汪乐志祥

中广网厦门8月17日消息  关于厦门城的开发史，“南陈北薛”的说法由来已久，可是这“陈”和“薛”所指何人，却一直是个“历史悬案”。2004年12月至2005年4月，为配合仙岳路的改造工程，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位于仙岳路与金尚路交叉口东侧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厦门最重要的唐代墓葬之一—“陈喜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历代相传的陈喜墓和陈喜衣冠冢，其墓主人实为陈喜之孙陈元通及孙媳汪氏；由这座双冢双穴墓出土的两块墓志铭也因为承载着可能破解“南陈北薛”疑团的历史信息而成为了文史界关注的焦点。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及辨识，日前，文保中心的专家终于“破译”了这两块墓志铭的铭文，并于昨日正式公布了对陈元通夫妇墓葬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

    据介绍，这座双冢双穴墓东侧墓主人为陈元通，西侧墓主人为其夫人汪氏，两墓均为长方形土坑券顶砖室墓，坐北朝南。陈元通墓墓室长4.8米、宽1.64米、高1.65米，该墓早年被盗，墓中出土带盖大陶仓、青釉碗、青釉双系罐、青釉四系罐、银勺、铜镜、铜泡、铜钱、铁刀、墓志铭等遗物20余件；汪氏墓墓室长5.3米、宽1.38米、高1.64米，墓中出土邢窑白瓷碗、青釉碗、青釉盖罐、青釉双系罐、长沙窑双系罐、方形铜镜、银碗、银盏、银、银冠饰、铜簪、墓志铭等40余件。

    陈元通墓的墓志铭《故奉义郎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志铭并序》刻在宽65厘米、高58厘米、厚8厘米的花岗岩石上；汪氏墓的墓志铭《唐故陈府君汪夫人墓志——唐故歙州婺源县令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宽46.5厘米、高61厘米、厚8厘米，由细泥烧制而成。记者了解到，由于岁月侵蚀，两块墓志铭的铭文都十分模糊，再加上铭文中有不少古文异体字，古时行文又不用标点，令铭文的识读困难重重。文保中心的专家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古文字专家刘钊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一字一字地“破译”了铭文。

    文保中心的专家介绍说，关于厦门早期历史的记载很少，过去“复原”这段历史，主要是依据明弘治的《八闽通志》、明万历的《泉州府志》、明崇祯的《闽书》、清乾隆的《鹭江志》、清道光的《厦门志》、清同治的《福建通志》，以及一些族谱等。这些资料或成书较晚、或语焉不详，使人们对厦门早期历史的认识不甚明了。陈元通夫妇墓葬的发掘堪称福建唐代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除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之外，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铭尤为重要，是迄今为止记载厦门历史的最早实物见证，为研究厦门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故奉义郎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誌铭并序》

乡贡进士欧阳偃撰

    有唐大中九年，岁在乙亥四月二十四日，颖川陈公终于泉州清源郡嘉禾里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呜呼！曰（古）稀之年虽已过矣，五等之名亦已尊矣，上德高义盍其永歟。哀哉！公讳元通，清源同安人也。曾祖承，撫州司马；祖喜，蜀州别驾；父仲瑀，番禺县丞。公则番禺之长子。生高阳许氏，宽厚和雅，指規人間，代之器也。豐其產，继为豪室，而行诸礼教，人称名家。其姻戚有仕者，亦累至郡縣。公始不求试，不躁进，乃爲常調。释褐自餘干、南昌兩尉，转歙州司兵参军，迁婺源县令，累任得清平之称。而婺人多罹其寇，叠政病，不能获。公用良筹密思，无所遗党。既以能闻于廉使，仍加字□（此处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之术，多会于诏。乃书上下，考申其有司。有司褒其能，不黜其较将。罢秩还乡，至止之后得疾，不越月而终焉。呜呼！器有余而用未至，禄有待而寿俄终，良可悲哉！先娶汝南周氏，则前登太常弟匡物之女，不幸早世。有男不育，唯女二人。长适许氏，次曾氏。后娶汪氏以继其室。有男子二人，长曰肇，次曰皋。女子三人，皆稚年。相次而克承名教，丁丧合礼。明年秋八月一日，卜葬于所居之里，祔其先塋，礼也。或以重泉之下，用志其德，其孤乃号以请之。其渤海欧阳偃实公之丈人也，于是哀为铭焉，冀彰公之德于丘陵倾圮之后。其词云：禀器蕴能，为其之称。怀才抱德，伊人是则。为政立名，于时作程。位思称实，寿俄已毕。吞恨者多，伤之如何。哀哉！

《唐故陈府君汪夫人墓志唐故歙州婺源县令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陈过庭撰

    夫人颖川汪氏，其先新安人也。曾祖训，祖相，父宏。夫人即宏之长女也。高堂具庆，代虽不仕而由仕也。享年四十八。鄆王登位后二年岁次辛巳六月二十一日寝疾，终于清源郡同安嘉禾里之第。歔欷！夫人幼受贞明，长居令淑；高格有焯，柔顺承家；伉俪端凝，备于中外。以织组紃为业，以恭谨孝行为心。顷者，府君自歙州司兵参军，夫人迺配淑德。由司兵拜婺源令，夫人皆同受荣禄。妇道炫燿，和顺六姻；乡里之间，休芳馹著。何图双鸾翼比，一旦飘零，梧桐韵清，千秋泯绝。四十一而寡，抚育孤幼，严训守养。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夜行以烛，昼不游庭，实可谓其高行耶！噫欤！人之生死，理亦常道；一往一返，真宅是归然。悲乎！夫人生则慈而贤，寿何殁而中，是不幸也！以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厝于宅东三里之原，祔府君之塋，礼也。龙一举，丹旄翩翩；蒿里永从，愁云漠漠。芳兰霜败，玉树风摧，痛矣哉！有男一人，曰皋，举孝廉。幼则明敏，赜经籍微奥，早为州里荐送。以膝下之恋，未遂西辕。钟以荼蓼，不能灭身。呜呼！禄不及其亲，哀毁无地。临棺一恸，百鸟哀鸣。号天扣心，何酬鞠育。有女二人，皆美淑端休，其仪不忒。一人适学究许及，虽未得禄，得禄之道一也。一人年未及笄，孤无怙恃。过庭与皋则同房之叔，復文翰同志，为名而刊玄石，以纪其事，而表泉壤。铭曰：夫人之德兮松篁，夫人之懿兮兰芳。六亲兮保顺其美，皇天兮讵罹祸殃。月明风起兮垅树苍苍，千秋万古兮玄化茫茫。已而已而感其伤。（记者海鹰 通讯员靳维柏 郑东）

汪乐志祥

台海网12月12日讯 （海峡导报记者 陈嘉进／文 吴晓平／图）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整理、修复，昨日，厦门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唐代陈元通夫妇墓葬的出土文物终于在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揭开了神秘面纱。
　　2004年底，位于仙岳路与金尚路交叉路口东侧的唐代墓葬陈元通墓、汪夫人墓的考古挖掘牵动了所有厦门人的神经。“南陈北薛”开发厦门的说法由来已久，而这两座墓葬里的文物最有可能破解这一疑团。
　　据了解，这两座墓葬共出土文物52件，包括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其中一号墓（汪夫人墓）墓室完好，出土文物31件；二号墓 （陈元通墓）早年被盗，出土文物21件。另外，两座墓葬还出土棺钉27枚，铜钱约280枚等。
　　“这是福建省已发现唐墓中出土文物品种最多的墓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文保中心研究员郑东说。
　　两年前的考古挖掘，出土文物为何现在才面世？郑东说，2005年初现场考古发掘结束后，文保中心就一直在对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和修复，“许多文物因南方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原因，保存状况不是很好，尤其是金属质地的文物锈蚀较为严重，因此，部分珍贵文物曾送往西安文物研究所进行修复，现在还有一些文物正在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作进一步修复。”
　　据了解，这些文物今后将移交给厦门博物馆收藏，这将大大提高博物馆历史文物收藏的档次。


银碗 摩羯鱼栩栩如生
　　汪夫人墓出土的文物最多，也最精美，其中引人注目的当数一个制作精美的银碗。
　　银碗底部四周是联珠纹，中间是两尾锤?出来的摩羯鱼，两只摩羯鱼细节非常精细、栩栩如生。此外，银碗的中间位置以及碗口也有精美的纹饰，有西番莲、细密的鱼子地、纤细的漩涡纹、短密的细线等。
　　文保中心研究员郑东说，这个银碗的制作工艺很多来自中亚、西亚地区，而纹饰则来自印度，说明当时唐朝是个开放的朝代，并深受外来文化影响。

白釉碗 瓷器中的精品
　　汪夫人墓还出土了褐禄彩瓷罐以及白釉碗。“褐禄彩瓷罐来自唐代名窑长沙窑，是中国最早的釉下彩瓷器，它的外壁还有联珠纹，这也是源自印度文化。”
　　郑东认为所有出土瓷器中最珍贵的当数白釉碗。“唐朝有‘南青北白’之说，‘北白’指的就是河北邢窑白瓷，属于高档细瓷，这是当时瓷器中的精品，是贵族用的。据我所知，目前福建省内还没有发现过邢窑、长沙窑的文物。使用这些银器、瓷器随葬，也表明墓主所具有的较高身份、地位。”

银盏 刻有6个“通”字
　　在郑东看来，这些文物中最有价值的却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银盏。这个银盏出自一号墓。
　　“银盏外壁和外底浅刻有6个‘通’字，需要非常仔细并在特殊光线下才可辨认，其字迹潦草随意，并不是工匠所刻，而是后来刻划的。在随葬器物上刻写或铸上姓名，从商周以来就有此风俗，表明其是墓主生前较为珍视的物品，一般较为珍贵。”
　　刻有“通”字的银盏为何出现在汪夫人墓中？“封建社会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汪夫人墓随葬的银器刻写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丈夫的名字，也是理所当然的。”

墓志铭 唐墓中体量最大
　　此次出土的二方墓志铭是福建出土唐墓中体量最大的墓志铭，也是厦门出土的仅有的唐代墓志铭和年代最早的墓志铭。
　　郑东说，由于墓主的特殊身份以及涉及到厦门的开发历史，墓志铭是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和原始物证，其可靠性和真实性均高于史料、族谱和口碑资料，其文字记载资料将进一步考释，有望填补厦门开发历史记载的空白。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靳维柏称，这批文物的级别档次是目前厦门最高的，同时，此次发掘中全省首次出土长沙窑瓷器，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发现中没有长沙窑瓷器文物的空白。
　　


　　墓志铭
　　最早记载厦门历史
　　陈元通夫妇墓在出土一批珍贵文物的同时，还为研究厦门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两座墓中出土的墓志铭尤为重要，是福建出土唐墓中体量最大的墓志铭，也是厦门出土的仅有的唐代墓志铭和年代最早的墓志铭，是迄今为止记载厦门历史的最早实物见证。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靳维柏介绍，厦门开发较晚，关于早期记载的历史也很少。过去复原这段历史，主要依据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一些族谱等。这些资料或成书较晚或语焉不详，使人对厦门早期历史的认识不甚明了，许多认识都是经推测而来。此次发现的墓志铭，成为记载厦门历史最早、最可靠的实物见证，将填补厦门开发历史记载的空白。
　　“墓志铭辨识花了很长时间，有几十个字认不出来，用了好几个月。辨识出来后还有断句问题，为此还请了我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钊教授帮助完成”靳维柏说。
　　陈元通墓志中记载：“颖川陈公终于泉州清源郡嘉禾里之私第……公讳元通，清源同安人也”；陈元通夫人汪氏墓志记载：汪氏“终于清源郡同安嘉禾里之第”。
　　据此得知，陈元通卒于唐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此时厦门岛隶属于设在泉州的清源郡，机构设置为“嘉禾里”。里是古代一种居民组织，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可见当时厦门岛的居民数量还很少。
　　在汪夫人墓志中有“清源郡同安嘉禾里”的记载，而史料记载，同安是在晋太康三年（282年）首次置县，短时即废。唐贞元十九年（803年）置大同场，至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又升大同场为同安县。陈元通夫妇去世时，同安县已不存在，但墓志中仍记“同安”，当为文人喜用前代称呼，崇尚悠久历史的一贯文风。
　　此外，墓志铭也肯定了厦门在唐朝时期属于同安嘉禾里。
　　长沙窑瓷器
　　闽首次出土长沙窑瓷器
　　出土的褐绿彩瓷罐出自唐代名窑——长沙窑。长沙窑瓷器创烧于安史之乱之际，盛行于唐朝中晚期。古代长沙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以釉下褐绿彩和模印贴花装饰为主要特征，有出色的釉下装饰技法。长沙窑瓷器之前曾在其他12个地方发掘出土，在福建则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福建没有长沙窑瓷器文物的空白。
　　邢窑白瓷碗
　　北方瓷器典型代表
　　邢窑是北方瓷器的典型代表，创烧于北朝时期，繁盛于唐朝。特点是类雪类银（白），纹饰少，多素面，瓷质细腻，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郑东称，在陈元通夫妇的墓藏中发现的褐绿彩瓷罐和白沙瓷碗，分别出自当时两大名窑——长沙窑和河北邢窑。“能用上这两个窑的瓷器，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郑东表示，由此可见陈元通家确实很有钱。
　　陶仓
　　厦出土的最大陶器
　　陶仓是冥器，专门为随葬而制，表示家里丰收、富足。陶仓最早出现于东汉。东汉时期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壮大，因为古代随葬品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不能僭越，所以庶族地主不能按照士大夫的等级随葬，就做陶仓随葬。除了陶仓，还有猪圈、水井、楼房、陶望楼（小别墅）。但是到了唐朝，等级制度不是那么严格，随葬品也是五花八门。此次出土的陶仓是厦门出土的最大陶器。
　　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靳维柏介绍，这个厦门目前为止出土的最大陶仓，也见证了陈元通家的富庶。
　　昨日上午，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召开陈元通夫妇墓出土文物情况说明会，本次考古共出土银碗、邢窑白瓷碗、青釉碗、长沙窑双系罐、银冠饰、银盏、铜钱、铜簪、墓志铭等文物60多件。
　　专家称，文物的精美度和研究价值在历年的厦门考古发现中首屈一指，其中有不少文物将成为厦门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
　　关于厦门城的开发史，“南陈北薛”的说法由来已久，可是这“陈”和“薛”所指何人，却一直是个“历史悬案”。2004年初，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位于仙岳路后坑村路段的“陈喜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历代相传的陈喜墓和陈喜衣冠冢，其墓主人实为陈喜之孙陈元通及孙媳汪氏；由这座双冢双穴墓出土的两块墓志铭也因为承载着可能破解“南陈北薛”疑团的历史信息而成为了文史界关注的焦点。经考证，两座墓室距今约1150年，是福建省迄今发现的最大唐代墓葬，也是厦门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墓葬的发掘，也是福建省唐代考古重要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