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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临海和平解放
汪振国
解放前夕，我是临海一个七品芝麻官，微官末吏，起义不起义，对大局起不了什么影响，当然也就说不上什么立功，但对我个人来说，面临的却是重大的挑战，艰难的选择。
艰难的选择
我成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风美雨，向往英美的民主自由。在大学读过一点旧书，对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多少也留下一点烙印。也看过欧文、圣西蒙等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也涉猎过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典籍。并向往《礼运大同篇》中国古代所描写的大同社会崇高境界，认为社会主义大同之治，应是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不过这都是书生之见，凭理想不知实际，究意怎样才可达到这样崇高的人类社会境界，却是茫然一无所知。虽年逾而立，思想还是驳杂不纯，全未成熟。突然遇到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局，何去何从？必然是感到徬徨无主。如何应付这个变局，何去何从？曾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饱尝互相逆反的思想痛苦。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时，想的很多，但也是杂乱无章。从古想到今；从蒋介石想到毛泽东；从国民党想到共产党。想到历史上最开明的皇帝唐太宗，他得政权后，所用的大臣宰相如魏徵、房玄龄、杜预等都是来自敌对阵营，但李世民对他们推心置腹，重用而不疑，乃有历史上贞观之治。毛泽东是不是有李世民这样宽宏大度呢？想到明末洪承畴投降清朝，对满清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功绩卓著，但死后尚被列入“二臣传”，满汉敌我之分终于不变。我投向共产党，是不是也作为“二臣”或作俘虏看待，受到歧视，甚至身家难保呢？想到国民党执政二十馀年，党同伐异，“剿匪”未成民已苦，江南到处有啼痕，共产党来了是不是能救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上衽席之上呢？如果是“以暴易暴”，那不如弃官而逃，归耕乡里，作一个顺民为得策。但共产党是以搞阶级斗争为本能，能允许我这样一个国民党官儿作顺民吗？又想到临海当时的政治环境，既是专员公署的驻在地，又有区保安司令部的一营武装，还有军统特务武装“反共救国团”人枪逾千，而我所能掌握住的县自卫总队，官兵不及千人，绝大部分都是临海人，万一起义失败，结果是全家毁灭。这些杂乱的问题纠缠着我，一时难以作出选择。但又是摆在面前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怎么办？经过日夜筹思，我终于选择了走起义的道路。
促使我决心起义是有两个思想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十多岁在安徽宣城师范读书时接受的思想，当时的校长章伯钧聘请的老师，有几位是共产党重要人物，如恽代英、萧楚女等，当时人们都目之为过激党。恽代英、萧楚女是我最敬爱的两位老师。每当晚饭后有很多同学围坐在操场草坪上听恽老师谈天下国家大事，谈青年人的前途，谈起来既认真严肃，又逸趣横生，我总是听得入神。他的形象穿件灰长袍，戴副近视眼镜，至今印象犹深。萧楚女也是深得学生欢迎的一位不同一般的老师，他讲授国文课，所选教材不是《古文观止》诗云子曰，而是《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古典小说的选段。萧老师一脸大麻子，一口湖北腔，讲课像说大书一样，往往吸引了他班同学挤在教室窗外听。他在学生中还组织了一个工读杜，我抢先报名加入。这样两位我所敬爱的老师，其后都被国民党杀害了。我在起义前的徬徨中想到这两位老师，不自觉地产生对共产党的向往与尊敬。我不是国民党员，对国民党二十多年秉政，民穷财尽，更感到失望。想到共产党既是一个新兴的政党，决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腐败无能，由它执政，也许为中国崛起带来希望。这是促使我走起义道路一个主要的思想因素。第二个因素是：1943年我从重庆国民党内政部下放到浙江任县长，临行时我去向章伯钧告别，他对我嘱咐：“县长是亲民之官，可为而不可为，要勤政而爱民，毋助桀以为恶。”想到老校长这两句话，我如果反共为国民党殉葬，我无以对老校长对我的嘱咐。章伯钧当时是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与周恩来过往很密。我在章伯钧家里也曾碰到过周恩来。我想与这些民主党派亲共的政党有这种关系，起义是会受到他们的欢迎，生活与工作不致有问题。
选择起义的道路是决定了，就多方设法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最后与徐德同志取得了联系，在秘密会见中，谈得都很顺利。但他提出两个条件，叫我为难。一是起义的日期要由他决定，不能由我轻率行动，第二在起义中要杀掉或逮捕国民党在临海的党政重要头面人物。我当时以为这是给我出难，对我不信任，心里很不高兴。但我还是控制了情绪。我说，兵机不可预测，要随机应变，如果起义日期要等你的决定，也许会错失良机，或时机不当，导致失败。你必须派个人在我的身边，以便随时联系。徐德答应了，但他始终没有派人来。第二点要求，这是对我的诺言不信任，对我的身份不尊重，是要我拿人头来作证。我说，杀人捉人这都要伺机而行，不可强求，能做到的一定做到，却不能以此作为承认我起义的标志。他希望我要争取做到。结果还是做到了，起义时，消灭了“反共救国团”，活捉了团长陈启忠。
三次动摇
起义的道路居然决定了，但思想还是不坚定的，在准备起义过程中，曾发生三次动摇。第一次是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曾接到在外交部工作的武汉大学同学丁宪薰一封信，叫我立即离开浙江，挈眷到南京随同南撤，车票由他负责，并云已得雪艇师的同意（雪艇师即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是我们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校长）。接到这封信，思想一度动摇，认为这是安全离开浙江的最好机会，到了广州，到了台湾，也不愁没有工作。但这个动摇思想很快克服了，当时想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已成定局，到了台湾一个孤岛也决难持久。我不愿为国民党殉葬。我回信给那位同学婉谢了。我说，我是守土之官，“敌人”未至，即弃职而逃，必引起地方混乱，不准备就离开，临机再作打算。第二次动摇是在杭州解放后，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当时已至台湾任省主席，有一天他的大哥周斗诗持周至柔一份电报来看我，电报内容是说：商请汪县长陪送老母和你们到舟山，并已另电周主席（即周嵒）照拂。我当时思想又动摇了，认为到台湾有周至柔做靠山，工作生活决无问题。海门、舟山一水之隔，我还可以带几十名武装护卫，安全也决无问题。但一时委决不下，我叫周斗诗明天再来。经过一夜考虑，还是原来思想战胜了动摇思想，决定不走。第二天周斗诗来，我告诉他，我现在不能离开，离开了地方要乱，对不起临海百姓。并请到台湾代向周至柔先生致意。第三次动摇是在我起义的准备已大致就绪，对所属部队的掌握已有把握，只等徐德的通知，但两次叫潘梦麟去找徐德，就是联系不上，拖到4月下旬，还是联系不到。有天上午突然收到浙江省政府一份密电，内容是：“临海县长汪振国另候任用，派徐振汉代理临海县长，仰即行交接具报，此令。”我看到这份电报，开始是感到震动，不知所措，所谓“另候用”就是撤职代名词。我是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内政部外放到浙江任县长，并不是省政府委派的，如果在平时，我可以拒不移交，请示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但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不存在大陆了。这是非常时期，我如果拒不移交，有立即被扣押的可能。徐振汉即徐楚蛟，是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我是兼总队长，准备起义以前，我很少过问部队的事，都是全权交给徐梦蛟去训练指挥。省政府这个命令之由来，在陈启忠被我逮捕时，我曾讯问他省政府的免职令是不是他打了秘密报告，陈启忠承认是他与专员葛天联名电周嵒，说我有通“匪”嫌疑，请予撤换，并推荐徐梦蛟接替。我接到这份电报，思想又一次动摇，认为县长已被撤了，兵权交出了，我就成为一个老百姓还有什么条件起义呢？不如乘此交卸，回到安徽老家去当老百姓。省政府既知我遵命移交，不至再有留难，中共地下党也不会怪我背约失信。但进一步考虑这个想法不妥，陈启忠由于我平日不顺他的意，对我早有去之而后快之心，我一旦交出权力，他必然串通葛天将我扣留，以“通匪”罪名押往舟山，甚至以军统的名义，将我就地杀害。这样一想，头脑清醒了，决计以拖延移交的办法，尽快起义。
冒险成功
徐梦蛟是个老军人，出身保定军官学校，资格虽老，人还忠厚，平日对我尊敬服从，他接到代理临海县长的电报后，当天就来见我，还是立正敬礼，说“我是老粗，是外行，不知道当县长，还是县长你继续当下去。”这虽然是客气话，但至少没有催促我快办移交的意思。我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不能不遵守，我也早想离开临海，这样很好，你来接任，一切都会顺手，地方情况你很熟悉，没有什么困难，更说不上外行内行。不过办移交，造清册，需要一些时间，移交清册造好了，你就可以接印就职。他说慢慢来，不急。起身告辞时，还是必恭必敬立正敬礼。时间拖了半个月，专员葛天多次电话催我先交印，清册可以补造，并说交了县印可以到专署任秘书。我只能唯唯敷衍，不肯将权力交出。徐德联系不上，我只能自己行动。我想乘专署独立营下乡巡逻时，突然围歼“反共救国团”，但独立营这个时期一直不出城。有时早晨出去，晚上又回来了。如果不摸清独立营的行动，冒然起事，受两面夹攻，决无成功的可能。最后决定冒险，准备到五月底还得不到徐德的联系，得不到四明山的接应，就不顾一切先解决“反共救国团”，然后与独立营谈判。但具体时间未定，只是准备，万一失败，就把队伍拉往天台找浙东游击队，能拉走多少就拉走多少。正当这紧迫时刻，5月28日晚饭后，自卫总队副大队长李旭（是我安插在自卫队的唯一亲信）来向我报告，说独立营长楼光明找大队长王克明去谈话，不知什么事，我叫他立即与王克明一道去，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向我报告。大概是十点钟左右，王克明、李旭回来了。他俩说，楼营长说今夜有行动，要自卫队听他指挥。他俩回答，自卫队没有县长的命令，他俩调不动。楼光明这时的用意很明显，思撇开我吃掉自卫队，甚至可能要逮捕我。我听了王克明、李旭的报告，立即拿起听筒打电话给楼，问他今晚有什么紧急情况，要调动我的部队？他措词含糊，说是上面命令，今晚要宣布独立，又说要起义。我问他上面的关系，他也说不清。既然提到起义，我就告诉他，已与浙东游击队接上关系，准备起义。于是我与他在电话中约好，分工合作，他解决专员与副司令的卫队，并逮捕葛天、何目远；我负责解决“反共救国团”，并逮捕陈启忠。并约定5月29日凌晨1时行动。我当时摸不透楼的意图，为防不测，又同他约定，各自划定警戒线，各自决定口令，各自独立指挥。与楼通电话后，我作两手准备，一方面叫王克明、李旭立刻去紧急集合部队，听候我的命令，同时电话通知徐梦蛟，今晚如有枪声，切勿出门。另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也作了应付不测的准备。决定调两个中队去包围驻在建成中学的“反共救国团”，以两个中队防御独立营的不测行动；一个独立分队四十馀人是我的卫队，集中我的住所，并准备了几顶轿子，雇了十几个轿夫，万一起义失败，即携带家眷，拉队伍出城，到天台找游击队。结果，我与楼光明都按约定的计划实现了。所以说，这次起义，日期不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也是临时决定的。对我来说。这次起义，在军事上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连一排的小动作，却是冒了生死交关的危险。成功往往是从冒险中得来的，而冒险是来自勇气与决心。没有勇气和决心，也就不会去冒险。这也是成功立业的一点要诀罢。拉杂书之，聊供采择斧正。
汪振国，号半山，安徽南陵人。1906年生。国立武汉大学毕业，曾任开化县长，1947年10月派任临海县县长，兼县自卫总队总队长。起义后任浙江省交通厅航运局秘书、科长，省政协文史研究会委员，省文史馆员。著有《行政学概论》、《地方自治理论与实际》、《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真相》、《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等甚夥。九十岁后针对社会腐败现象著《清官史话》以警世人，影响巨大。无锡刘操南（1917—1998）作序，文约而旨丰。其文云：汪叟振国，安徽宣城人也。同事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徜徉湖山，幸得追随杖履，挹其清芬。不以忧患溺其志，饥寒慑其心。兰若雅谊，亮节高风，心实仪之。际斯盛世，以为经济腾飞，云蒸霞蔚，精神文明建设，犹憾未能同步也。华夏文明，越数千年。爰思古人，何以修身治国，励精图治？沉研典籍，博稽群言。纵览历代名臣言行，倘有优良传统，足资借鉴者乎？晨搜冥钞，志存澄世。以耄耋之年，数越寒暑，撰《清官史话》百篇。先生用心可谓良苦矣。书成征余一言为序。余读其文，义据浑融，感情肫挚。其辞婉，其识宏，其思邃。言多“修己以安百姓”，属于民主性欤？文字清新，气韵生动。先贤硕德懿行，感人肺腑。洵足振聋发聩，移风易俗。余知读此书者，耳濡目染，其将“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非以翰墨为功，当能有补于世。
（朱汝略 奚永宽《浙东军事芜史》第九章风雨苍黄天地翻 文献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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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21:19:47
楼主
发表于 2011-4-24 23: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