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贡砖：转载文章

临清汪氏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临清贡砖：一个都城的基石

《看历史》 本刊记者┃李远江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数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这个生产过程一直

持续长达500年之久可以说，没有临清贡砖，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但随后，失去“政府

采购”订单的传统作坊，迅速地坍塌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营造新都北京，在经过多方对比之后，临清砖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被选为御用贡砖。此后一船一船的贡砖沿着运河被送往北京，成为修建城墙、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的主要材料。可以说，是临清贡砖一块一块地构架起北京城的基本风貌。也正是在北京城建设和维修的巨大的需求下，一个专业化的贡砖生产基地诞生在了临清并维持了长达500年的时间。《看历史》201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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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定制
      1958年9月19日，定陵发掘进入关键阶段，当考古队撬开金刚墙时，队员们惊奇地发现：历经三四百年，这些城墙砖还完好无损，像新出窑的一样。几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南，年轻的铁道兵马鲁奎负责接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沈杰。在闲聊的时候，听说马鲁奎是临清人，沈杰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他告诉马鲁奎：定陵墓室用砖无一例外都来自临清。
      到底是怎样的原因能让临清砖在使用三百多年后依然完好如新？带着疑问，马鲁奎对临清砖展开了多年的研究。他发现，是临清独特的土质和高超的烧造工艺完美结合，使得临清砖能够历经岁月的沧桑，保存至今。
临清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形成了大量的淤积土。这些土粘沙适宜，细腻无杂质，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当地俗称“莲花土”。这种土含铁量适中，易氧化还原，非常适合烧制青砖。毫无疑问，从原料开始临清贡砖就已经占据了优势。
    除了土质好，临清贡砖的烧造工艺也十分考究，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18道工艺。
选土、碎土完成后，要用大小筛子筛过，再将土泡到巨大的池子里，不断加水沉淀，目的是去除土中的杂志——让轻质的树叶、根茎漂起来，捞走，而较重的碎石则沉淀下去。这个阶段叫做“澄泥”，是其他手工砖很少使用的工艺。因此，临清砖也被称为“澄泥砖”。
澄泥完成后，分层取泥，通过人或牲畜的反复践踏，使泥完全软烂熟化，这道工序称为“熟土”。
      踩好的泥要用草苫盖起来，放置半个月左右，称之为“养泥”。养泥结束后，将泥土取出，用木棒反复碾打，使其无气孔，每摔打一遍要焖上二至三个小时，称之为醒泥，就像做馒头揉面块那样让面块醒一醒。这时的泥软硬适度就可以做砖坯了。
“制坯” 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一块泥坯重达七、八十斤，没点力气举都举不起来。但光有力气可不行，扣坯子的时候必须一次成型，四角四棱、填满填实，不能有任何缺陷。
    制坯完成后，将砖坯整齐码放，在棚下阴干，这道工序称为“晾坯”。晾坯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工序，就是盖上戳印。印上通常要标明烧造年代、督造官员、窑户（窑主）姓名、匠作姓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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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圣之旅

即使是这些窑户精挑细选的临清砖，也还不能称之为贡砖，它能否被送往北京还需要闯过两道关。
各砖窑烧制完成的砖先要缴送设在临清的“工部营缮分司”，分司署设在临清的商业中心—中洲（今临清市回民中学），下辖上、下、中、后四个砖厂。各窑厂就近集中成品砖，检验合格后，用黄表纸包裹，盖上官府的朱砂印，然后再装船运往北京。
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明清两代，政府都规定，凡是通航于运河的船只都必须无条件加带临清贡砖。一般说来，漕船较大加带贡砖也相对较多，普通民船和商船大小不一，夹带数量也不统一。明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船每百料带砖20块，沙砖30块。天顺（1457-1464年）间，令运河中的漕船每只带城砖40块，民船依梁头大小，每梁头一尺带砖6块。到嘉靖三年规定漕船每只带砖96块, 民船每只带10块。嘉靖十四年更增加到潜船每只带120块，民船12块。清朝也延续这项制度，只对具体的运输数量有所调整。
标准的城砖重约50斤，20块重约1000斤，120块则是6000斤，这对漕船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民船一般载重量小，负担几百上千斤的贡砖就更显困难了。然而，在当时的专制体制下，无论官船民船都得向官府低头，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不仅如此，这项义务加带的运输任务还有更大的风险：若有损失，船户还得包赔。
临清砖一路北上，到达通州张家湾时就不能再走水路了。由于运输途中会有颠簸，卸在张家湾的贡砖还要经过第二次的检验，不合格的砖就被丢弃在这里。因此，直到今天，在张家湾还能随处见到临清砖。
在张家湾检验合格的砖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贡砖，它们被装上一辆辆马车运到北京，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据考证，正常情况下临清每年出窑青砖约1200万块，但最终运到北京成为贡砖的不过100万块左右，淘汰率超过了90%。
由于选料考究，工艺精细，淘汰率高，临清贡砖的质量非常高。单以硬度而言，普通砖的硬度是70号，而临清砖基本上都在100号以上。国家文物局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临清用回弹仪做测试，结果发现临清舍利宝塔的部分古砖的硬度高达200多号，比一般石头还要硬，如此高硬度的砖在全国都属罕见。《看历史》201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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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兴而衰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当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已经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据史书记载，平常年景“岁征百万”临清贡砖。即使如此，也需要数百座砖窑连续不断地烧造。康熙年间，宣城人袁启旭客居临清，看到临清运河气势恢弘的烧窑场景，曾赋诗一首：“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斸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官窑万垛”自然不是实数，但没有几百座似乎也没有这般气势。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傅崇兰研究员的调查，临清砖窑分布在卫运河两岸，从今临清市西南约30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 再到临清东北部的张窑，最后延续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隅张庄，呈人字形分布，长度达六七十里，总窑数大约384个，其数量十分可观。
不仅如此，据马鲁奎的实地考察，临清贡砖并不仅仅是临清一处烧造。它是整个临清州运河两岸数千座官窑共同完成的杰作。砖窑分布于运河两岸，南到馆陶县，东至清平县，北到夏津、武城，直接德州。受其影响，德州也生产部分贡砖，目前在北京的明长城上还能看到“德州窑”的戳印。
据《临清州志》记载，明清两代，临清窑户大体维持在200户左右，每窑户下领作头、匠人、杂工等。其中“窑户”是由官府征调承办官窑的窑场主，他们拥有财力及周转资金，并不一定是工匠出身；“作头”是窑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与参与者，相当于“工头”， 他们懂得一定的技术，一般是工匠出身；“匠人”是在窑厂中具体从事制砖与烧制、洇灌的技术工匠，老百姓称之为“把式”；杂工则是从事取土、筛土、滤泥、踩泥、装窑、运柴、打水、出窑等各道粗笨工序的劳动者。根据现存窑址容量与劳动量换算，每座窑连同窑户、作头、匠人、杂工至少应在50人以上，以200座窑计，可知在临清从事砖瓦烧造的手工业者不下万人（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初沿袭元代的窑役制度，砖窑属于官办，匠人有专门的匠籍，其职业身份世代相袭。因此，明朝早期临清贡砖的生产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窑役制度”开始松动，出现了“以银代役”的新形式。
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将河南、直隶河间府的砖窑一律“停罢”，由工部发放砖价银，在“临清开窑招商”。临清的砖窑也由官办变为官督商办，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调动了“窑户”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也“视昔加倍”。民营砖窑渐渐取代官窑生产，但所谓民窑，所有权仍属政府，窑户只有使用权，临清贡砖的生产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掌控。
事实上，在贡砖的烧造过程中，各级官吏竞相弄权，严重影响了窑户的正常经营。万历年间刘念庭任工部营缮分司主事，上任伊始，查除陶弊。得知临清砖烧成后，窑户要先后对吏、军尉、脚夫及船主分别行贿、打点，才能将砖顺利送出，否则就会被“贬值”。
进入清代，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据窑户后人回忆，“清朝末年，窑户每进贡一块砖，朝廷付给2吊钱的报酬，但被下层各官员经手一剥皮，真正发到窑户手里的只剩下加200钱，也就是十分之一。”（傅崇兰、郝一河、王洪辰等《明请临清砖窑考查资料三》）
官吏的层层勒索，成倍地增加了窑户及工匠的负担，而清朝时期政府采购的时断时续，则将临清贡砖产业推向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清代，历代皇帝看到临清贡砖的烧造耗费巨大，且劳民伤财，曾几度下旨停止生产。但每有大型工程，又不得不恢复生产。清朝后期，国力衰落，加之官吏层层盘剥，窑户无利可图，遂消极应付，致使贡砖质量严重滑坡。道光十年，临清烧造的六十万块陵墓用砖，因“质性浮松，沙眼太多”，难以选用，不得已改为“由京烧造”。
此后，临清的贡砖生产日益衰颓，至清末官窑停办，贡砖停产。1933年，民国政府欲效法清廷，在临清重开两处官窑，但因种种原因，所产青砖皆“苦陋不堪用”，只好作罢。《看历史》201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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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的“贡砖”

当青砖生产在临清绝迹之后，新的需求却出现了。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北京的故宫、天坛，聊城的光岳楼等古建筑先后展开维修，对方按图索骥，纷纷来到临清买贡砖。但结果非常失望，历史上名震全国的临清贡砖，竟没人烧了！结果，维修方只能到外地买青砖。
进入90年代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起了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兴建仿古建筑，由此产生了一个逐渐扩大的青砖市场。1996年，作为窑工后代的景永祥，凭借着世代口传心授的贡砖生产工艺，恢复了青砖生产。
2008年，“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入选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永祥作为该项遗产的唯一传承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景永祥的烦恼却与日俱增。
一方面，由于场地、资金的限制，很难扩大生产规模，眼看许多大单找上门来自己又不敢接。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扩大，临清又冒出了好几家青砖厂，部分企业急功近利不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大大降低了所产青砖的质量，从而严重损害了“临清贡砖”的声誉。
面对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年逾古稀的景永祥一时还找不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临清砖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御用贡砖”，它的生死存亡也不再决定于政府采购，而是越来越成熟的市场。
■本文来自《看历史》杂志社-2010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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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贡砖明清两代 “岁征城砖百万”，当时临清每年的贡砖烧造实际数量应远远超出几百万块的贡砖数量。据考证临清官窑多分布于运河两岸。明清两代临清为州，后升为直隶州管辖夏津、武城、邱县、馆陶四县。官窑的分布应以临清为中心，南至现河北省馆陶县境内，北至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夏津县，东至现临清魏湾乡，原清平县的漳卫运河及会通河两岸。在此区域内窑窑相连，常以群聚，康熙时客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启旭曾赋诗吟咏烧砖情形：“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属斤 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皇家营建所需贡砖在距京城迢迢几百里之遥的临清烧造，其原因有两种。一是烧造贡砖必须所具备的内部原因：首先临清当地的运河淤积土质好，俗称“莲花土”，细腻无杂质，沙粘适宜，用这种土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再者当地的烧造工艺技术娴熟、独特。烧出的砖品种齐全、色泽纯正、形状规整。有诗云：“朱花钤印体制精，陶模范埴觚棱好。”二是促成皇家指定在临清烧造贡砖的外部原因：临清傍临运河，贡砖烧成检验后可直接装船解运京师。诗曰：“玉河秋水流涓涓，舳舻运砖如丝连”。并且当时临清是卫所重镇，屯兵拥众，又是国家储粮基地，还是商业都会，可以严格控制各地派出徭役滋事生变，满足窑工生活日用所需。
     
   
　　由于临清傍临运河，运输方便，土质特别，水质不碱，成为当时生产贡砖的首选之地。于是在临清划地营建官窑数百座，专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至清代末，烧砖工艺延续达500多年。临清贡砖除用于北京皇宫等建筑外，广泛用于全国各地。
　　临清贡砖烧制工艺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泥、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成砖检验等复杂的烧制工艺。临清贡砖生产工艺复杂精细，且用土讲究，用当地特有的“莲花土”以及漳卫河水（俗称阳水）烧制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
　　临清贡砖生产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取得的独特经验，明清时期用此工艺生产的大青砖已被故宫等多处世界级文化遗产建筑所用。 几百年来，此砖不碱不蚀，质地仍坚硬如石，显示了临清贡砖烧制工艺的高超。临清砖开发并恢复生产后，已用于蓬莱水城和成都杜甫草堂的维修，现正扩大生产规模， 以满足全国各地古建筑的修建使用。
　　现在北京故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城门楼、钟鼓楼、文庙、国子监及各王府营建中所用的临清贡砖比比皆是，处处可见。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皇家陵园营建中所用的“寿工砖”也由临清烧造。此外南京中华门城墙、玄武桥，曲阜孔庙，德州减水坝，张秋镇荆门、阿城、七级等闸坝等处也相继发现临清贡砖，这些砖至今不碱不蚀、敲击有声，500多年的历史中，临清烧造贡砖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中国任何地方无法比肩的。
如今，临清贡砖烧制技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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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贡砖撑起了北京皇城
2009-9-20 9:19:26 来源： 苏州日报


  
    苏州陆慕有金砖，聊城临清有贡砖。所不同的是，苏州产的金砖是用来铺地的，而临清产的贡砖用来砌墙——



　　“老窑址离运河不到1公里地，当年这里出来的贡砖就是通过大运河送到北京，修筑北京城。 ”临清永祥贡砖生产基地第四代传人、72岁的景永祥老人这样介绍。
　　苏州陆慕有金砖、聊城临清有贡砖。所不同的是，苏州的金砖是用来铺地的，而临清产的贡砖用来砌墙。在北京城，不仅仅故宫和十三陵，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城门楼、钟鼓楼、文庙、国子监、清东陵、清西陵，无不闪现着临清贡砖的身影。据了解，北京修建皇城所用贡砖，绝大多数都来自临清。可以说，临清贡砖撑起了北京皇城。
　　一块砖能卖20元
　　出乎预料，出产有着“金石之声”的贡砖的砖窑竟然藏在一堆堆的黄土堆间。占地大概有几十亩的砖瓦厂里，一条条整齐排列着砖坯。砖厂北面是一串土窑，有两个窑顶上还冒着热气。窑下是三四间土黄色的平房，景永祥老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上来，告诉记者这里是他的办公室。
　　这是一座看不到任何机械设备的砖瓦厂，景永祥老人却毫不在乎，他指着墙角摆放着的几块砖告诉记者，2002年故宫大修的时候，所用的砖就是这个模样，长、宽、高的规格分别是48、24、12厘米，当年的价格是20元一块。
　　一窑这样的贡砖，从泥土开始到贡砖烧成，需要经过8道工序。其中，烧制则需要30天，在烧到20多天的时候便要停火，将砖闷在窑里。至于什么时候停火，很有学问，火候掌握不好，烧制出的贡砖质量便会大有不同，这个时候便需要熟练的窑工去闻砖窑里冒出来的烟的味道，“当烟发出香喷喷的气味时，就可以停火了。 ”至于老人闻出的“香喷喷的气味”到底是啥味、如何掌握，老人避而不答。“临清贡砖烧制，没有成文的制作工艺，而是作为一种不传之秘代代相传。 ”景永祥将其称之为“商业秘密”，需要在慢慢的烧制过程中积累。
　　“500岁”贡砖重生
　　临清贡砖，开始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在北京城营建皇家宫苑城池。临清贡砖官窑烧制在清代末年停烧，延续了500余年。
　　老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价廉物美的红砖，抑制了贡砖的生产。上世纪80年代以后，故宫、天坛等维修时都想到了临清贡砖，然而此时却无人生产。“我们家世代单传，这门手艺如果断在我的手中，我对不起老祖宗。 ”老人说，因此他在老窑址的基础上建起了这两座马蹄窑，临清大地上重新燃起了贡砖烧窑的热气。如今，老人的儿子和孙子都在窑上帮他烧砖。
　　比石头的硬度还高
　　听到记者来自陆慕金砖的产地苏州，老人连声说：“我要到苏州去看看，苏州人是怎么烧砖的。 ”他十分好奇苏州金砖砖坯是怎样做成的，当记者向他形容金砖的每一块砖坯都要工人手持木锤、一锤锤将泥坯夯实时，他连连点头，“与我想象中的一样，与我想象中的一样! ”
　　临清贡砖和陆慕金砖一样，叩之皆有“金石之声”。这是因为两者所用的泥土非常讲究。老人介绍，临清贡砖之所以有名，主要由于临清的水土好。由于黄河的多次冲击，很多地方的土为“莲花土”：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这种土细腻无杂质，烧成砖后，硬度不可替代。
　　当年，国家文物所曾测试临清舍利宝塔上的古砖，硬度最高达到了270号，比许多石头的硬度都高。
　　老砖窑消化不动大订单
　　老人在接受采访时接到一个电话，记者依稀听到有人向砖窑厂定几百万的货，老人犹豫着拒绝了。“烧制一窑贡砖，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窑每年最多烧制十二窑贡砖，产量有限。 ”他告诉记者，近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以及古建筑物的修葺，临清贡砖需求量开始增大，但产量成为了“瓶颈”，出现对订单“吃”不消的状况。
　　目前，“临清贡砖烧砖技艺”已经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仅靠一个基地延续一门技艺的传承，仅靠父传子、师传徒这种家族式的传播，临清贡砖的路走得很难。而只有建立保护研究机构、技术开发基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临清贡砖才能获得新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苏州的陆慕金砖也可以从中获得借鉴意义。

临清汪以强

临清贡砖、漂来的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