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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乐志祥

郭宇宽：温州观察——有社会就有希望
2011年01月28日08:07东方网郭宇宽我要评论(2) 字号：T|T
郭宇宽 资深传媒人士
最近两年，温州是我持续重点关注做田野调查的地方，在很多外人看来，温州是一个代表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地方。而在我看来，它代表着在大陆你能找到的最原汁原味的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台湾，在大陆范围内，中国在温州。
由于地理的闭塞，温州不仅在中国的版图上属于边缘，即使在浙江也是边缘，正应了“礼失而求诸野”，温州的水土保留了最纯正的中国民间社会传统。比如宗族力量，在温州被非常完整地保留下来，温州的祠堂大概是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有的祠堂气势修得像天安门城楼，祠堂里很多还有大鼓和铜锣一类响器，用于召集族人，甚至有的地方的祠堂里，以健身的名义，陈列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很多地方的宗族械斗，还很激烈，后来随着大家把注意力向经商集中，械斗不再流行，但到了春节的时候，各姓以类似游行或者龙舟比赛的方式来展示宗族力量，还是非常盛大，在外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而当地政府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即使在“文革”中，温州的大义灭亲的事件也非常少见，倒是宗族械斗借革命造反的名义搞得很热闹。
温州的宗教也非常兴盛，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都非常兴盛。甚至在到处破“四旧”的“文革”中，温州的地下传教都没有中断。我见过多位温州的牧师和神父，他们信教都是从“文革”时就开始了。今天庙观和教堂更是遍布温州，此外还有很多地方性类似土地爷一类的民间信仰，像杨府殿、大圣宫、汤和庙也都香火旺盛。用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观点来说，在温州人构筑这些信仰的时候，他们真正崇拜的对象是社会本身。活跃的宗教背后是活跃的社会群体力量。
这些年温州随着经济的发展，每一个村都有不少个人和家族经商相对成功，这些人不在少数，成了相当于旧时代士绅类型的地方精英，这些人也许在乡间还有宅基地，户籍上的身份也是农民，但这些人在当地有威望，有公信力，也就有了号召力，他或者他的家族又有了实力。
但是，中国主流的知识系统对于温州社会的理解太不够了。
我之所以介绍这些，是因为我想给没有专门研究温州的读者一个对温州的概念，温州是有社会的，温州的民间不是一盘散沙。每一个温州的地方干部甚至警察，不仅是“国家的人”，他还属于并要忠于他的宗族；他的家庭包括他的老婆或者母亲，也许就是一个教会的虔诚姊妹，要在众人面前向上帝做忏悔。每个温州人都被嵌入了不止一张紧密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至少可以说是一个背后有庞大的社会关系支撑的人，而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地方政府一帮人秘密地策划对付他，这个秘密是保守不住的，在我想象的空间内是不可能的。温州的一个村子，看上去不起眼，村里的海外关系比清华大学都要多，何况这是互联网时代。
有人看到温州有全村老人齐刷刷下跪的情形，都觉得这里的农民好可怜啊。我看到的却是温州乡间良好的民间自组织系统。他们在与外部权势博弈的过程中，在运用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武器”，那种在维护自己利益时的策略和分寸感，值得很多人学习。
真正让我感到忧虑的倒是中国其他的地方，在遭遇“文革”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荡涤后，民间社会被彻底铲除，人民被彻底地原子化，他们只能在一种权威的庇护下生产。那里的农民在遇到拆迁，征地，甚至你想象不到的冤屈时，他们更加孤立无援，也更加绝望，甚至只能用自焚这样极端行为来抗争。这样原子化的社会，在压抑下，一旦有火星点燃，更容易走向非理性。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能够最早借助传统社会关系的纽带，建立商业和金融关系，喝到开放的头啖汤。我也相信，就像我透过钱云会案所看到的，借助传统社会的信任资源，温州那个具有公民精神的社会也一定会更加茁壮地成长。
悲剧不足以让人绝望，只要社会还在，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