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感悟让平凡人成就伟业的传世奇书书

双子客

贤文，拜读了。

汪根远

引用第10楼双子客于2011-03-02 14:52发表的  :
贤文，拜读了。

拜读了！谢谢楼主和汪涛本家！

东方堂

引用第10楼双子客于2011-03-02 14:52发表的 :
贤文，拜读了。

汪乐志祥

什么叫“谋略八字诀”？

      我们在预谋策划事物之时，必须从八个大的方面来考虑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谋略八字诀”，即时、势、动、静、趋、避、中、和。时反映了事物发生变易的时机；势代表了事物形势的优劣和运动势能的高低；动表示事物动作的得失，如何动作和动作的时机，静反映事物不动的利弊，暂时地静止，以等待时机；趋代表事物的主动进取；避表明事物的暂时退让；中代表中和各方以取得势力的平衡或居中观望，以等待形势的变化；和代表以小和大、合势以成就事业，或三足鼎立，和一方而击另一方；八字者以时、势为先，动、静为要，趋、避为本，中、和为纲。




　　
时
      这里的时，不是指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指具有着特定意义的事物在发生转折或变化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时机”，“机运”、“机会”等等。事物在正常的流动过程中，它的时间是均等的，—般看不出什么特殊意义，正象我们每天工作、休息、吃饭，显得非常平淡。然而，当一件事物出现不平常运动，即出现剧烈变动时，如出现某一大的事件，破坏了原有事物的活动程序，从而使其建立新的活动程序，在这个变动过程中，就出现了不平常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事物从开始变动到变动终结的一段区间。之所以说它不平常，是因为它与事物的变化发生联系，事物在此时间里改变了自已的运动或者自身形态，这个时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它在人们的感觉上往往会变得不均等了，时间的概念被延长或缩短了。事物变化的过程被忽略，而只看到变化的结果，并且把这个结果浓缩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成了旧事物和新事物的交接点，或者说是旧秩序和新秩序的连接点，这个点，就是我们数术学特定的研究对象，称为“转折点”或“机变点”。如1949年l0月1日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化的转折点，离转折点很近的前后一段时间区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时机”。
      例如，天上—直是晴天，但突然转阴，继而下起了大雨，这是一个由晴转雨的变化过程，然而一般人们只注意“下雨了”的变化结果，而把“天阴了”的过程忽略不计。因此，由晴转雨的变化过程，从阴开始，到下雨而结束，下雨的时空区间就成了一个转斩点，接近这个转折点的时间，就叫“下雨的时机”。
      在我们的现实事物中，转折点是不容易被找到的，时机也更难把握，人们总是生活在习惯的惯性之中，突然的变化总是使人手忙脚乱。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无法知道眼前的事物是否已经到了尽头，是否要开始发生变化和转折，是否要从这个变化中去寻找有利的时      数术学帮我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能够预先算出事物的变化，指明事物的转折和转折的时机，它能在事物发生之前就料定其发生发展和变化趋势，因此，自古以来，数术学就被称为“天书”和“神机妙算”之学。
在数术运筹学上，时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运筹事物成败的关键，如何寻找机会利用时机，是我们设计谋略和计谋的关键环节和入手功夫。时机未到，功夫减半；时机一到，万事可发。


　　

　
势
      势者，有两种含义，其一为形势，即事物大势发展之态势，和自己在整个大形势中之位置。其二为势力，即事物所具备之活动能力，亦即事物发端之势能和动能的大小，以及事物原发态之气数的强弱。二者总括起来，就是在预谋事物之前的形势和能力分折。
形势分析就是对事物大势的一种分析。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和自然的环境等等。不同的环境就形成了各种特有的形势，各种形势的总和，就构成了整个事物的大势。如我国民国时期，社会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统治腐朽，天灾人祸，民心思变等等因素，使整个社会之大势败落和散乱，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变革。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有了必然的趋势。大势分析可以判断社会的走向、兴哀和大运的变化，大势兴则旺，大势败则散，大势来则有大变，大势去则事必亡。我们预测股票也同样如此。股票的涨落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我们从股票的大势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当股票的牛市到来，大势一路坚挺，这就表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必有所改观，社会的大势已经到来。而当股票的熊市来临，大势低迷，就预示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肯定出现问题，社会的大势进入到散乱或低迷的状态。我们说诸多的因素造成了不同的形势，而形势的总和又构成了大势，小的形势体现了大势的发展，而大势又包含在各种形势之中，大势反映了事物整体的发展态势．
数术学对大势的预测，有着它独到的优势，它可以先人而知大势的来去，可较为精确地判断大势的有无，因为大势是由气数所决定的，而数术正是研究气数的学问。
      知道了大势，再看“我”在大势中的位置，大势于我是利多还是弊多。大势的动静、进退、转折、变化等等于“我”的关系，都决定了我的计划，预谋和行动。运筹不看势，则必多败。
      能力分析就是看我在整个事物运行过程中所具备的能量的大小。任何事物的运动都具备两种能力，其一是事物在开始运行前的起点所具备的能量，因为它是处于尚未动作和蓄势持发的状态，故而称之为事物的势能。势能越大，其运动的
      能量就越充足，其一发则不可阻挡，它的运动来得迅猛而快捷。势能也叫势力，它是衡量事物实力大小的标志。势力大，事物的能量也就越大。故任何事物在其发生之前，必有一个蓄势的过程，或者叫“聚气”的过程，我们要办公司，必须要蓄集人力和财力，万事具备，方可发展。不过也有皮包公司者，然其势甚弱，一般难成就气候。
      其二是事物形成以后所具备的动作能量，故称之为事物的动能，动能是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它与事物的势能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两军交战中，势力越大，攻击的能量也就越大。在作生意上，本钱越大，赚回来的也就越多。事物的动能，是可以不断地在运动中培养的，这就是机遇和人为的努力，势力小的，可以在运动中培养势力，正象滚雪球，可越滚越大，势力大的，也可越变越小，．正象百万富嗡，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因此，社会意义上的势能和动能，并不象物理学上的势能动能—样，存在着明确的转换等量关系，而是因为由于人为意识的参入，使其整个的物理关系发生了改变!
      数术学判断事物的势能和动能，是以分析事物的气数状况和发端的强弱以及三传的强弱运动来确定的，它里面存在着一套独特的分析技巧，和判断的依据．它通过对气数的分析，判断出各方位各时间各局部的气数状态和相互影响，从而确定整个大势的走向，最后得出整个形势和能力的判断。



　
　　
动
      动为主体在整个大形势中的动作，当对时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后，就要确定我是否动作，如何动作，在大势中是顺势而行，还是逆势而走。
      动作的关键，是要看清大势的走向，大势动则必有大气候，若抓住了大气候，则平步青云，可获大功。动如看大势者，为圣(神)人；动作看小形势者，为智人，动作既不看大势，亦不看小形势者，为愚人。
      事物动，必有其动机，此动机为动作的时机。机会，反也、变也。老子说：“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在于阴阳的逆反和变迁。聪明的人在大势走向高峰之时，早巳看到其必然的回转，而在大势处于低边之时，已料定其反向的必然，在这个阴阳回转之时，就叫做机。机会和机遇总是献给能把握它的人。
      当然，人与事物的动作，有大动，也有小动，大有大的动机，小的小的动机，此动机又全在人为意识之中，众多的动机总汇起来，又构成了大的动机。当我们发现周围的许多小动物纷纷逃离自己的巢穴，周围的环境出现了许多其明其妙的变化时，大地震的灾难就会接踵而来。当众多的人们被“民族主义“的动机所驱使而进攻别人的国家时，战争也就随之而燥发。由此而知，众多的小动机是大动机的征兆，聪明的预测家就善于观察周围事物的任何细小变化，而从这些变化中找到事物即将发生大变的依据。我们的数术预测，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征兆观察”。
      与人类社会有关的事物，其一切变化，都打上了人类思维的烙印，因而人的思维意识，对动机产生了支配作用。中国由于对八十年代经济工作的重新认识，而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转变成较为富裕的国家，这么一个重大的变化，虽然由无数农村和城市的小变化汇聚而来，然而这一大势变化的转折点，都汇聚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观念的转变，也会对事物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起着决定的征用。
既然意识对物质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作用去改变事物的发展，当事物发展于我有利时，无论逆势和顺势，我都要受到损害，这时我们就要利用人为地变势运作。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围困诸葛亮，诸葛亮只有两千余人，进也不可，退也不行。然其巧妙地运用了空城计，造成了城中藏有百万雄兵之势，人为地使形势产生了逆转，巧妙地躲过了灾难。
      顺势，逆势和变势运动，首先必须明势，动作的目的在于使势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把握了势，我们行动才能主动；失去了势，而去盲目地行动，必然会彻底地失败。







静
      静者，伏藏也。当大势不动，或形势不利于我，此时我们指导方针当以静为宜。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旺时期和它的衰弱时期，一个人一生中必然会遇到几次大的挫折，挫折超多，它建功立业的机会越多；挫折越大，它的业绩也就会远大，不饱经风霜的人，永远是无大出息的的人。因为事物运动的曲线就是这样，升起的越高，跌落得也就越深，反之亦然。因此，当我们发现，周围的事物处处于我不利，我和我的家人，朋友接二连三发生着不幸事件，我干任何事物都不顺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已经处于自己一生中大的低谷了，也就是大运的低潮。我处于势弱气孤的地步。这时强行干一些大事，动作越大，损失和损害也越大。今年做生意接二连三地亏本时，再想去做一桩大买卖，结果只会亏得更大．由为这是受到自身气数制约的，一般人是解决不了这个气数问题的。
      我们说静，并不是消极地等待，静的目的是为了蓄势，静一方面可以避开汹涌而来的厄运和灾难的袭击，因为只有静才能制动，把动之能量化在无形之中。另一方面可以把就我的动能变成我的势能，压力和困难往往就会促成意志的坚定和斗志的高昂。静者，弱也。老子云：“弱者道之用“，道以弱为用，用可以理解为利用，作用等等。只有弱的东西，才能兼容一切，才能富集自己的势力，以造成大势的反转。我们练气功的人都知道静则聚气，动则散气这个原理。动者，动极而生静；静者，静极而生动，静的目的是为了动，只有为动而静的人才是高明的人。




趋
      趋者，所向也，进也，攻击也。当我蓄势已毕，就要寻找时机进行出击，即由静止迅速地转为动作，动有进退，随大势而动：趋只为进取，随形势而变。趋者，需明地理，辨九宫，识八卦，当取形势最弱者而攻之。
      在六壬中，趋之宜为财爻之地和空亡之地，比肩者有盟军相助，父爻者为我援助和供给之处，切不可趋向官鬼之方，否则必有大败。此法同样适合于预测敌方之防御体系，有白虎者，为大将军指挥之所；有贵人者则必有重兵；有玄武勾陈者，必有敌特相互猜疑，争斗或暗中泄势；有太阴者必有埋伏；有腾蛇朱雀者必为火炮阵地；有六合者敌必有接应和逃遁之路；有青龙者必有游动之兵；有天空者为敌佯攻或虚设之阵地以及疑兵之所；有太常者为敌粮草供应之方；有天后者必为敌之后方；见空亡，必为敌空虚之处，其各方势力的大小，须以天地盘上下神将六亲合断，上下相生且处旺地者势旺，反之则势弱。课体结构与我有利，且三传无腾蛇变化者，便可择势而劝。
      战争预测的谋略，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争夺，周转的形势决定了我进击的目标或突破口趋是动作计谋的关键，动法是采取谋略的要点，二者必须兼用。当事物处于大动之时，趋之则应迅速而猛烈，这样可获取大利。当事物机现而处微动之时，则应谨慎从事，以免盲动招损。


　　


　　

避
      避者，退也，藏也。当我在动作和趋的过程中，遇到强敌或遇到预料之外的困难工灾难时，切不可仓惶逃命，而首先想到的就是避字诀。这时要保持平稳的心态，心力归于静定，暗中默念静字或避字，指掐玄关，用月将加正时，得出天地时空，干支以定神将，然后视空亡之地或太阳六合之地或吉神良将之地趋之，其灾难必化。如被困或不能走动，也同样按此法，心力归一，念动避字，则自有神力相救也。
      老子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出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狮虎，入军不被甲兵，犀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处死地。”有些人经常遇到重重灾难，这是因为他不“善摄生”，而常入死地。人的生死有三种，自然的生和死只有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属于本不该亡，但入了死地而死的。所谓死地就是自然界中五行相残、恶气汇聚、死墓集中而又阴盛阳衰，三光不到之地，此地任何事物进去，都会不知不觉地互相伤残，或者发生突然的变故和灾难。破之的唯一方法，就是中和五行，驱散邪气和死气等等。因此，“善摄生者”是不入死地灼，既使入了死地也会相安无事。这个“善摄生者”，就是深通宇宙自然之奥密，善于从宇宙中获取生命能量，使自身不被各种恶劣气机所侵蚀并且能用自然的能量化解灾难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修道有方之人。
      避之用于谋略，只是在大形势中的短时动作，它是一种对恶势的暂时回避。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进行了数年的战略防御后才转为战略进攻的。在大势处于低谷或大势于我不利时，采取人为的回避是必须的，避与静不一样，静是一种伏藏，是在相对静止中进行等待；观望、蓄势而待发。避却是一种主动地退却，它是在运动中的战略防御，带有积极主动的性质。避之方无论是强者或是弱者都可采用，它用于诱敌深入，先避其锋芒而后击其末尾之战术，往往可获奇功。可挡但为避免大的损失，也可用之。避主要是针对强势而言，势来而不可挡则避。避开强势而观其弱势则可奋起而击之。故避之目的是为了趋，退是为了进，只知进，不知退的人，往往会陷于更大的因境，此之为战略战术不可不知。__




　　
中
      中者，中间也。事物都是由阴阳矛盾组成，而阴阳必须围绕着一个焦点来运转，这个焦点就是太极的中心。焦点消失，矛盾也就随之而消失．我们对一个问题发生正反两种争论时，该问题最后解决了，已经不成问题，对它的争论也就随之而结束。任何事物都有其核心，我们看问题都要看它的核心实质，要看到矛盾的中心问题，中心解决了，矛盾也就解决了。中国古代的一些得道高人，最强调中的意义，他们在人体气功修练过程中，最强调‘守中”，即守玄关，守戊已之门。玄关者，即混钝中之一点，亦即中也。戊已者，即土也．河图以土为中，土就是综合了各种物质（五行之金木水火），而又处于其中间状态的物质。所谓“性命圭旨”中的“圭”字，就是上下两土叠加而成，他们把性命的源泉，性命的动力，性命的结合点都归结于土的中间性质。
      中是事物矛盾的焦点，中的变化又是事物变化的根源，老子云：“道生一、二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一，就是矛盾的焦点或中心，由一而产生了二，四矛盾。二生三就是由阴阳两者之间又产生了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偏不倚又综合了前面两者的内容，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成为新的矛盾的焦点。由此，原有的事物就得到了发展，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样的从—到三的不断循环而形成的．____
      一般人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就在于事物矛盾内部的斗争性，其实这并没有真正地揭示矛盾运动的特点，凡矛盾，肯定就是相互对立的，不对立就不叫矛盾。然而，矛盾的发展并不在它的对立性，而在于它的中间状态即那个道或太极的“一”的运动，任何矛盾都是围绕这个“一”在运动，什么样的“一”就形成了什么样的矛盾。80年代末，我国要建三峡大坝，由此而产生了能建和不能建的矛盾，然而在这之前，也就不存在这个矛盾。以后，大坝建成了，围绕着大坝的矛盾就又会改换新的形式。因此，任何矛盾都是先有了核心，才形成了对立，核心的内容变化，矛盾也就自然变化，核心进化，同时也就预示着矛盾的进化。故第三者是事物前进的标志。三实际上就是新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运转的矛盾，只不过是证明这个核心存在的形式而已；____
      因此，中是—切事物的纲领，牵住了纲领则事物的主线自可明了。中是我们解决矛盾、控制矛盾和制造矛盾的郑。抓住矛盾的核而攻之，则矛盾自破。解决矛盾，杀两头者，必会引祸上身，且矛盾更加激化．按制矛盾，抓住中心，则可牵制两头和受益于两头．制造矛盾，即制造一个中心，造成矛盾，激起事态发展让敌对双方两败俱伤，我可坐收渔翁之利。
      中之动用于谋略，主要是在大势不明朗，各方势力均衡，我虽处强势，但进退皆不利时，所知的居中观望，和巧妙利用各方矛盾焦点，以谋取利益和各个击破的高明战略。居中之位，可以躲避直接与人抗衡所受到的攻
击，又可以左右各方势力，造成_三足或多足鼎立之势，我可观势变而动之。


　　

　
　　和
      和者，合也。当敌强我弱，无能力与之抗衡或用我之能力无法成就气候时，我可采取和的战略．和就是合势，联合各种势力，以增加我的气数。
      和的原则，以和中为妙，一可以得到喘息，而不直接受到攻击，二可避免被所合之方吞并，因为中是矛盾的中间地带，它可以容纳各种势力而不直接与之发生冲突，中可似墙头草，可以随时倒向任何一方，我愿依靠你就依靠你，不愿依靠你随时都可以走路。而如果我依靠了矛盾的一方，则势必要与另一方作对，我如果要脱离这—方，就必然会被另—方吃掉。
      当然，在变化多端的现实社会中，我们很难找到纯粹的中间势力，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时，则以联合弱小为出发点，以我之势加于比我更弱的势力之上，或者势力相当，相互不不能吞并对方，以达到独立自主及和平共处．
和法是我方势力尚微，不足以采取大有的行动；或我的行为对事物影响不大时，所采用的和气之法。它的目的在是激烈地竞争中得以生存和迅速发展壮大，所以在和的过程中必须找准对象，以避免受到对方的愚弄和欺骗。
在选择对象之前，必须用数术之法进行预剿，算定对方的虚实，是否具有诚意，在合作的过程中，是否会伤害于我。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中，这种预测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运用数术谋赂，与一般的谋略是大不一样的，首先是对于周围形势和大势以及我大势中的位置具有明确性，其次起对事物的发展或大势的走向具有预见性，它可以避免我们的盲目行动。数术谋略是我们在制定较长远规划和运用计谋的指导方针，它是数术运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术运筹分运和筹两个部分。筹就是谋略和计策，运就是运用各种方式方法，以调集和调整宇宙能量，改变周围的气数环境和趋吉避凶，这些方法如“阴差阳错”“背孤击虚”、“颠倒明阳”、“趋吉避凶”等等。它与佛道法术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各种法术之类的东西都与我们的思维能量分不开。因此，真正的运筹是谋和术的结合。有谋无术，事情的成功就要打折扣，诸葛亮不借东风，‘赤壁大战就很难胜利。有术无谋，就会无的故矢，抓不住重点或有劲使不上；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江湖术士所为．谋术相合，才能真正地做到“运筹于推鲤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汪乐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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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治社会转型，为什么能成功避免革命 2013-02-25 22:09:52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42068 次 | 评论 126 条
作者：李铁
   
1948 年，在美国的扶植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和那个时代很多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一样，尽管它们在建国之初都效法西方，选择了现代民主式的政治模式，但在最初的民主化道路上却都摔了跟头。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之后，这些国家又重回独夫统治的道路。韩国的故事也是如此。
当1959年，张勉从李承晚手中接手韩国政权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平抑社会动荡，很快在1961年，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夺了权。虽然两年后朴正熙迫于美国的压力，恢复了民选政府，而他自己也在1963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实际上，一直到1987年卢泰愚发表著名的民主宣言为止，韩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实施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
亨廷顿曾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分为三类:变革(transformation)，即当局自己实现民主；置换(replacement),即反对派推翻当局而实现民主；移转(transplacement)，即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
而韩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就属于“移转”类型的典型。这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在互动中此消彼长直至势力大体相当时互为妥协的过程。韩国的这一政治社会转型，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
“汉江奇迹”的黄昏
在60—70年代，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政权的集权统治下取得了腾飞。60年代前的韩国的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NP仅80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但从1962—1976年间，朴正熙政府连续推出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韩国经济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9.5%，韩国经济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韩国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8.9%，这一发展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
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依靠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通过权力高度集中，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大力扶持大型企业。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
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身亡。同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延续了军人独裁，但同时也延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进入80年代的韩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
    这种高度集权、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首先，集权就免不了腐败。朴正熙总统本人对此也感叹:“由于行政机构缺乏合理的控制，尤其是缺乏民主监督，国家公职常常由于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遭亵渎。整个机构的制度化了的腐败现象即由此产生，其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病态。”“自上而下的整个组织的政治腐败和枉法已渐渐地侵蚀了我们全部生活，甚至连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利，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并追逐起他们的私利。”
尽管朴正熙利用个人权威大力反腐，自己也尽量保持清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反腐效果微乎其微。全斗焕上台后，集权统治一时间有所强化，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全斗焕对其亲属各授权柄，太子党立即大发横财，很快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
    除了腐败，国家主导经济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也开始遭遇增长的瓶颈。正如有专家在分析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所说:“利用集权官僚制架构推动现代化，这种方式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它只适合社会经济尚十分落后的特殊阶段，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必然会产生突破这种体制的要求”。
80年代初，为了走出发展的困境，韩国政府开始了“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完全抛弃了国家主导经济的模式。
民主化运动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国民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国民对于威权统治的反感越来越强烈。人们开始激烈地反抗政府压制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这直接造成了社会动荡，同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动摇了威权统治的基础。
在旧有的威权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普遍要求用多党政治、民选总统来取代一党政治和军人专政。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成为韩国80年代以来社会改革的主旋律。
进入80年代之后，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并在1987年达到了最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个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势力与权威统治势力的一次最大冲突，史称“六月抗争”。
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当局选择了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1987年6月29日，被全斗焕指定为接班人的卢泰愚，发表了历史性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这八项主张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的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宪法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当年12月，顺应历史潮流的卢泰愚当选总统。1992年卢泰愚主动退出民自党，将党内大权交给金泳三，韩国彻底完成了军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顺利过渡。
韩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
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只经历了并不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死扛。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于武力镇压，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另尽头，民主政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政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 2%升至11. 9%，而通货膨胀率由28. 7%降至3. 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自由化的实行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政治家政治活动的禁止，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1984年底，由42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反对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也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愿意提供改革的空间。那么反对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这也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当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进入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角逐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之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所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 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当全斗焕4月13日作出不明智举措时,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的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而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 ,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政治，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还有就是各种NGO及企业的力量。各种社会团体的建立使得各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组织的参与公共事务也避免了混乱与极端，NGO的繁荣、公民社会的成熟，都为韩国稳健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保障。
20 世纪80 年代, 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 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 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 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这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政治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首先背后的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的存在的忌惮。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
  原载本期《南方周末》

固始汪德进

千言万语著此篇.人生哲理包罗全;若能精通其妙术.巧借外因成人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