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儿歌

亮翁

汪曾祺与儿歌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9日09:37 南方日报

　　闵良臣

　　读唐德刚《胡适杂忆》，其中由国外大学校园一些男女大学生的趣闻轶事，又联想到他们那个时代男女大学生谈情说爱的生活:“笔者大学时代，男同学中春情发动的酸葡萄便曾在女生宿舍的外墙上，大做葡萄诗曰:‘一年级俏；二年级傲；三年级放警报；四年级没人要’”(185页)

　　认真起来，我不知是否可以说，这其实就是儿歌的延伸，是大孩子们的“儿歌”。

　　笔者小时候也唱过一些儿歌，特别是一到月色皎洁的夜晚，正是孩子们疯闹的好时光。记忆中，那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一个大点的孩子打头，后面的孩子都是一个牵着一个前面小伙伴的后衣摆，成一队形，在那不大的场地上一边来回转着圈儿，一边齐声唱着也不知流传了几十几百年的儿歌:“好大月亮，好卖狗，卖给人家打烧酒，走一步，喝一口——你还买狗不买狗！”有时那个打头的大孩子还故意问旁边站着看热闹的大人:“你买不买狗？”惹得大家都是笑，包括那些要“被卖”的“小狗”们，也是乐不可支。

　　后来随着年纪增长，然后又几十年过去，真正能记住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每个成人都有孩提时代，往往也都有自己的“儿歌”，可孩子们编唱的歌儿在不少大人看来，往往就是“胡编”、“胡闹”。即便这“胡编”、“胡闹”的对象也包括了那大人自己的童年，一些人对这“胡编”、“胡闹”也还是并不认可——不惜否定自己天真的孩童时代。正因此，像汪曾祺先生这样的小说、散文大家出来为孩子们说话，为孩子们的“胡编”、“胡闹”(当然也包括为汪先生自己的小时候)“正名”，乃至大唱赞歌，也就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知道，对于书、画、文章皆通的汪曾祺先生，与其称他为优秀的小说家，莫如称他为优秀的散文家，而不少人也常常把他的一部分小说当作散文来读——好像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

　　汪先生一生为孩子为儿歌说过多少好话，唱过多少赞歌，我没作过统计，不得而知。可我至少知道，在他活着时就一版再版的散文集《蒲桥集》中有《童歌小议》有《踢毽子》等，不仅为孩子们的儿歌大唱赞歌，而且还把儿歌提到了创作的高度来进行评价，希望作家们能像孩子们学习。孤陋寡闻如我，真不知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别国的哪位著名作家像汪先生这样喜欢儿歌，赞美儿歌(印象中，小说家林斤澜先生，在文章中也专门谈到一些孩子信口唱出的谁也搞不懂是什么意思的儿歌，但没有像汪先生这样如此赞美)。

　　据了解他的人说，汪先生是个“老顽童”。读他的有些散文，也验证了这一点。再看一位老联大学生何兆武先生的口述《联大七年》，仿佛进入“时光隧道”，看到了汪曾祺先生当年的一些情形，很传神:“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见2005第10期《书屋》杂志)

　　汪先生到老回忆起儿童时代居然还是那么生动、有趣，乃至活灵活现。他能写出一篇《踢毽子》，甚至能写出踢毽子时的一招一式，我想会让不少中老年作家吃惊。

　　对于儿歌，汪曾祺承认“这些歌是孩子们‘胡编’出来的”，但对这些“胡编”出来的儿歌，他不仅充分肯定，还称这些在有的大人看来是多么幼稚的东西，“是所谓‘天籁’，所以都很美。美在有意无意之间，富于生活情趣，而皆朗朗上口”(这也正是汪先生的一种审美观)。汪曾祺认为儿歌中的“胡编”乃至“胡闹”也是一种创造，因此“应该鼓励孩子们这样的创造性”。他还提出:“作家应该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的信口胡编。”在汪先生看来，“不懂之懂，是为真懂。”不知这是否与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有点相通，或说还有点“模糊数学”的味儿。汪先生又接着说，“学习孩子们的滑稽感，学习他们对于生活的并不恶毒的嘲谑态度。直截了当地说，学习他们的胡闹。”还说，“但是胡闹是不易学的。这需要才能，我们的胡闹才能已经被孔夫子和教条主义者敲打得一干二净。我们只有正经文学，没有胡闹文学。再过二十年，才许会有。”文章读到这里，让我想起钱钟书，想起他的那本出版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据传曾受到过批判的《宋诗选注》，想到钱先生在这本选注前有篇序文。钱氏在序文中谈到宋人学唐诗和明人看宋诗，先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接着，钱先生实际上是批评明人:“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按:宋人)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我想，今天的大人们不应该还学明人——而幼稚如孩子们的那些“胡编”乃至“胡闹”，大约也如对于唐诗而言的宋诗，正是那儿歌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吧。

　　从汪先生对儿歌的赞美，至少我个人体会到，汪先生对人世、对艺术的理解，汪先生的思想境界，都是大大超越了很多弄艺术搞写作的人的。尤其是如果没有一颗童心，如果没有把心贴近孩子，如果没有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如果对孩子们的那种所谓“胡编”、“胡闹”不是站在人类和人性的高度去看、去思考，是绝不会有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