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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0 1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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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历史
由于历史的原因，汪日章在解放以后曾经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应。1963年，汪日章上书周恩来总理，表示要重新拿起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周总理了解汪的愿望后，便写信给中共奉化县委转告，鼓励他发挥自己专长，为人民创作出好的作品。1975年，汪日章写信给邓颖超，汇报自己情况，邓大姐指示有关部门，委托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来奉化，勉励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奉化县人民政府对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妥善安排。1979年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选为奉化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民革奉化县委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省文史馆特聘汪日章为馆员，按月寄来工资。1985年奉化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狂日章活动方便，特地为他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公房，把他从乡村迁到新寓所。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多方面关怀，使汪日章深受感动。他曾说：“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难用语言表达。”
时隔近半个世纪，在北京的国谊宾馆五楼出现了一个汪日章和孙鸣九“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场面。1985年4月，民革中央召开三届二中全会，汪日章和孙鸣九都以民革中央顾问名义出席会议。看了与会人员名单，他们俩都愣住了，那不是50年前兵戎相见的仇人吗?可是物换星移，眼前已是志同道合的党友了。4月16日午后，这两位昔日的仇敌终于如约见面了。他们凝视半响，已不辨当年面貌，紧紧握手之后，开怀大笑，往日的恩恩怨怨尽在一笑中烟消云散。在场的民革中央委员兼民革奉化县委主任委员毛翼虎，脱口而出，引用了一句鲁迅的诗：“你们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啊!”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诸尚一，眼明手快，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个人贡献
汪日章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和各级领导的期望，他在有生之年，热情奔走于北京、杭州、奉化之间，出席各种会议，参政议政。撰文作画，联络海内外亲友，接待来访宾客，忙得应接不暇，不知老之己至。他撰写的《蒋介石在故乡》、《我所知道的宋美龄》、《回忆俞国华》等文章，为海内外多家报纸所刊登，有的还为台湾杂志所转载。他创作的美术作品《秋瑾》、《奉化水蜜桃》，曾在北京、香港、台湾展出。他在接待中，常以亲身经历宣传祖国新貌，家乡可爱，为促进奉化建设、加速祖国统一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人生画卷
如果没有“留法同学”周恩来的特别关照，做过蒋介石侍卫长后又留在大陆的汪日章几乎不可能躲过上个世纪如此频繁的风雨。后来，他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应。1992年去世时，其社会职务是奉化县政协副主席。 汪日章应该是个画家，但关于他从艺的资料寥若晨星。自2000年在杭州邂逅他的一张画作后，我一直关注这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不过，至今也仅在已停刊多年的《西湖》杂志1982年第8期中，找到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与美术》。此文仅数百字，半页的篇幅，似乎要浓缩他不平凡的艺术经历。 “许多人都知道我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是搞政治的。却不知道我是学美术的，而且从事过美术教学活动。一九二九年，我留法回来，就聘于上海新华艺专，担任西洋画系主任。在此期间，我与庞薰琹等人在上海原法租界金神父路发起组织“台蒙画会”。……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后撤到重庆，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中，仍有闲情，拿起画笔。一九四0年，倪贻德、林风眠两同志来找我，为要在国内推行‘独立派’的艺术风格，于是我们邀请了关良、郁风，加上倪、林和我五人，在重庆联合举办了‘独立画展’……画展展出后，颇受国内美术界的注意。由于我有以上一些美术活动，所以当全国美术界抗战协会在渝成立的时候，许多美术界的朋友推选我当理事长。理事有徐悲鸿、潘天寿、吴作人等……”
艺术风格
从历史看汪日章的艺术地位，他也应在这个行列之中。1926年，他从上海艺专毕业后，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油画系，该校当时在法国算正宗派美术的最高学府。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从这所高校毕业的仅徐悲鸿、颜文梁等寥寥几人而已。 汪日章是画西画的，以水彩画与油画为主。余生也晚，没见过他的西画真迹。近几年中国油画价值得到大幅提升，在拍卖会上，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留法画家，其作品动辄叫价百万元以上。我不禁想，汪日章如果一直从艺，该会怎样？
弃笔从戎
如果没有“老乡”蒋介石的关照，汪日章不会搁下画笔。 1931年的一天，汪日章去南京拜访同乡暨留法同学毛庆样，毛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两人在房内交谈时，蒋介石信步走了进来。毛于是将汪介绍给了蒋介石。当蒋了解到眼前这位小伙是奉化同乡，并且是萧王庙镇孙氏舅父的外甥时，就主动介绍他到南京市工务局工作。在那时，能得到蒋介石的推荐，是件很荣耀的事，于是汪日章急忙搁下了画笔，做起了政府公务员。两年后，汪又在毛庆样的推荐下，进待从室当他的助手。后来毛庆祥专任机要室主任，由于同乡加远亲的关系，蒋介石即提拔汪日章为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为蒋掌管印信文电，备受蒋的信任。汪日章生前谈起此事，曾感慨地说：“我从艺术转到政治，纯粹出于偶然，要是那天不去探望毛庆祥，要是蒋介石不进来，要是他不问我具体情况，要是……那我的人生道路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因了这层关系，再加上工作得力，汪日章仕途顺畅。1938年6月，调行政院任秘书兼机要组长，1946年起任行政院主任秘书，成为蒋身边的红人。
负笈海外，学成归来，弃艺从政，师友提携……如此美好并积极的人生，如果延续下去，该有多好。
放弃赴台
解放军渡江之后，势如破竹，国民党做着迁台前的最后准备。1949年初夏，称他“娘舅”的蒋经国专门通知汪日章，他亦在迁台之列。汪日章毕竟和蒋氏父子有较深的关系，如今又专门通知，如何能不去呢？ 但他的夫人坚决反对，她哭着说：“要去你一个人去，我是不去！带着4个孩子，咋走得动？”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闻西刚刚出世，大女儿闻歌也才 8岁。考虑、争议再三，最后汪日章决定只身南下见机行事。汪日章乘杭州至广州的最后一次列车，直达羊城。在那里，他徘徊观望，整整滞留了12天。 突然，汪日章接到妹妹发来的紧急电报：“母病危，速回甬。”正在彷徨的汪日章，为尽人子之道，又念及妻子儿女，急急忙忙乘广州到宁波的最后一班轮船，回到了家乡奉化。
晚年生活
汪日章的五十年代是如何度过的？
现能看到的资料是1963年，他给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留法同学周恩来写了封亲笔信，在信中表示自己要重新拿起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周总理对汪日章是熟悉的，他记得不论是在武汉，还是在重庆，他去找蒋介石，每次谈完话，蒋总是叫汪日章这位老同学陪送他回八路军办事处。于是周恩来写信给中共奉化县委，转告了他的问候，并鼓励他发挥自己专长，为人民创作出好的作品。这封信改变了汪日章后半生的命运。
1975年，汪日章写信给邓颖超，汇报自己情况，邓再次给有关部门做了指示。邓还委托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去奉化，勉励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
那一年，汪日章七十岁。奉化老人说，汪日章命好，总有贵人相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奉化县人民政府对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作了全面并妥善的安排。1979年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民革奉化县委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省文史馆特聘汪日章为馆员，按月寄来工资；1985年奉化县人民政府还为他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公房，把他从乡村迁到新寓所。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多方面关怀，使汪日章深受感动。他曾说：“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难用语言表达。”
于是他就用画笔，表达他难以言表的感情。
汪日章原是画西画的，晚年因青光眼，双目几近失明，在此情况下他改做水墨画。他最喜欢画的题材就是奉化特产水蜜桃。不过，在他的笔下，那些笔触、章法并不似中国画。西画讲究造型，国画讲究线条，取西画之长，走国画创新之路，是那一代留法学生的努力，现在从作品来看，汪老比之他的同学林风眠、徐悲鸿等，相差甚远。
鄙斋收藏的这幅水蜜桃立轴，作于1991年（辛未年），这是汪日章生命的最后篇章。他在这幅画上用已颤抖的毛笔由衷地写道：
奉化水蜜桃，驰名东南亚。食之能长寿，声闻全世界。 寄语海外客，回归共品赏，齐心为四化，举国庆团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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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0 11:4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