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①他在淮阴度过了一生最初的 １２个春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长淮阴、熟悉淮事、地地道道的“淮人”，毋庸讳言，周恩来的身上打上了难以消磨的淮阴乡土文化的烙印。
一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单元。对于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来说，那些最亲近的呵护关爱最多的人，应当说是其最早的老师，特别是１０岁以前的孩子，甚至能传承他（她）们的性格和品格特征，生活和行为习惯等等。因此，要研究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首先必须对他的家庭及其最亲近的一些人进行考察，并作必要的“文化定位”。
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城，是出“绍兴师爷”的地方，但到其祖父周攀龙时，就已离开绍兴，于咸丰初年迁居清江浦（今淮阴城，时为清河县城），咸丰末年定居淮安。②
周攀龙是国学生，曾代理过安东（今涟水）、阜宁、桃源（今泗阳）等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③他逝世时，周恩来还未出世，他的祖父——一个“纯粹”的绍兴人，已很难说对他有多少影响了。
周攀龙生有４个儿子：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生贻赓，十三年生贻能（周恩来生父），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生贻奎，四年生贻淦（周过继父）。这兄弟４人长大后，贻赓承父业“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也算个师爷；贻能“为人忠厚老实，他也学过师爷，但没有学成，只能作小事。”④贻奎是个残废人，辗转床箦几十年；贻淦过早夭亡。总起来说，周恩来的父辈也还勉强维持了诗礼簪缨之家的面貌，然而，明显地处于没落的境况。特别是１９０７年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相继病逝后，周家经常靠借贷、典当维持门面和生计，更呈现一派门衰祚薄之景。
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父辈的兄弟４人，均在淮安出生或长大。尽管他们长大后，有２人去学当“绍兴师爷”，还有意无意地贴上“绍兴人”的标签，但他们毕竟是出生、成长在淮上，讲的是一口淮阴话，不仅如此，而且都是娶淮上姑娘为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从周恩来的父辈起，就已经是淮阴人了。尽管周恩来也曾不止一次地讲，他是浙江人、绍兴人，但那是遵循了中国人不数典忘祖、喜欢强调父系祖籍的传统；他在更多的场合则讲他是淮安人。后来，大概是为了防止引起淮安和绍兴的争议，周恩来干脆来个折衷，称自己是“江浙人”。其实，他魂牵梦绕的浓浓乡情是淮安和清江浦。他慨叹自己“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地方也是淮安和清江浦，因为这里才是塑造他最初文化形象的根。
谈到“家”，还必须研讨一下周恩来在清江浦住了３年多的家。清江浦，是周恩来生母万氏的娘家。３年多里，有一半时间就住在娘家，还有一半时间虽另择屋居住，但是住得很近，几乎无日不往还。俗话说：“外甥多像舅”，这主要是从生理特征上讲的。笔者认为，周恩来不仅在生理特征和天赋条件上以母系遗传为主（他的相貌长得极像万氏），而且在后天成长上生母万氏对他的早期影响也是最大的。而他在清江浦生活之际，是６周岁到９周岁，正是早慧的周恩来启蒙、入世的初始阶段和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周恩来不仅与母舅家一起生活、相处，还经常潜身于他外祖父留下来的大藏书室，邀游于知识的海洋中。⑤还以其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吸纳清江浦一切新奇的人和事，充实着自己的社会知识。从周恩来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章看，主要有《射阳忆旧》、《巾帼英雄》两篇篇幅较长的文章记述两淮的人和事，其中《巾帼英雄》是记清江浦的事，《射阳忆旧》中记述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也是记述清江浦的事。另外，１９１６年写的很多文章都引用的《评<咏岳少保词>七律》，文中所评的七律诗，也是周恩来在清江浦岳庙看到的。清江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记忆。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其前辈已居于河北宛平，故有的志书亦称他为宛平人），外祖母张氏夫人则是清江浦人，周的舅父、姨母辈都是在清江浦出生、长大，更是地道的“淮人”。万青选的父亲承紫、伯父承纪早年由宛平到淮上谋生，干幕僚，当师爷。万家卜居清江浦比周家到淮上要早４０年以上。在黄河北徙前，黄、淮、运交汇地带素称难治，而万承纪、万承紫兄弟能从普通幕僚而晋升到比县知事级别还高的外河同知、中河通判这样的官，⑥可见他们是非常精明能干、善于治水的。万青选似乎比他的父辈更有才气，从咸丰年间由宝应县主簿捐资任清河县知县开始，先后三任清河知县，并任过盐城县、安东县和山阳县知县，光绪十八年由淮安府同知改任里河同知，为官３０多年。万氏的治水家法可谓代有传人，到万青选的子侄辈，仍不乏精于此道者，“其子万立钰（周恩来八勇），精于水利，对乡邦水利多参与，颇有建树，他能通过看水的颜色，测知上游洪水的来水量”。⑦然而万家到万立钰这一辈，兄弟１０人，“一半在外面，或做师爷或经商；在家的几个，有的泡赌局，有的玩古董，有的逛窑子”，弄得家庭里矛盾百出。⑧万家也呈现一片式微的不祥之兆。
综上所述，无论是周家，还是万家，都是处于没落的淮阴封建士大夫家庭。因此，淮阴的封建“士”文化，是对童年周恩来产生影响的主体（但绝不是唯一）文化层面。
二
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既有积淀，又有流变，都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和时代特征。周恩来生活在故乡淮阴之际，淮阴（特别是淮安和清江浦两座城市）呈现什么样的文化氛围（或曰文化环境）呢？为了准确地揭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复原”。
周恩来在故乡生活之际，正是清王朝行将倾覆之时，列强的入侵、肆虐，国库的空虚，人民的贫弱，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民主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从而加快其变化的速率。而这时期的淮阴更有其特殊的变故，并由此而呈现出地理文化独特的流变形态。
周恩来童年生活的淮安和清江浦，是典型的因交通而兴，因河、漕、盐、榷、驿而兴的城市。淮安城位于古邗沟入淮处末口，向来为淮运交汇处的重镇，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山阳县衙、淮安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是漕运总督的驻节之所。漕运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系，故明清总漕的地位很高，与封疆大吏相埒，淮安城也因此俨如省会。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是有名的“肥缺”。官盐商的豪富更无与伦比，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的数以千万、万万计的财富，在淮安城北三里的河下营造很多豪华第宅和近７０座园林，⑨以致区区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他们“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入则华筵连宵，歌吹竞艳，挥霍无度。10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淮安城西北的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
清江浦位于淮安城西北３０里，其间有河下、板问、钵池等较大聚落，两城市似断还续。清江浦地跨里运河两岸，是黄河夺淮后，为治河理漕而兴起的城市。清江浦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公司，清代设有南河总督署，还先后或同时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要论“油水”，甚至胜过总漕。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白银，遇有大水决溢还另拨专款，故旧时称治河花费为“水大头”。清江浦一带的居民因此而大多寄食于河、漕。所谓“市廛杂还，浩穰百端，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致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民乍富乍贫，日月异趣。主与客相耀，野与市相驱。”１１众多的治河经费，其实“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因此，河工大小吏员“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他们挥霍淫奢，使“脂膏流于街衢”，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12清江浦还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清江浦石码头旧有“九省通衢”之誉。与石码头仅一箭之地的王营，“若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往往呈现“日出千车”的盛况。１３清代的淮安和清江浦，已不仅是一方之重镇，更是全国之名城。
关于两淮的繁荣盛况，光绪《淮安府志》有一段精彩简洁的描述：“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钜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１４“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１５以至“士有闭蓬户然膏油不入公卿之门，则仆隶笑之；妇人衣不呈质，锦纯绣领过其材；至如清门素士，搞綦椎髻，少与婚对。”１６“惟士人尚能遵俭仆、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１７
然而，自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陶澍实施淮北纲盐改票后，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有的甚至贫至彻骨，河下遂迅速衰落。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运道梗塞，致使河运停顿了１０余年，江南漕粮遂大部由海运北上。黄河北徙后，水上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咸丰十年，捻军攻克清江浦，清江浦又惨遭兵火。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清江浦，且由海督兼管河务，河务、漕运同时式微。１９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城市迅速衰落：“自纲盐改票，昔之钜商甲族夷为编氓；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寇陷清江浦，河员裁而帑金绌，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百事罢废，生计萧然。……暨时事迁移，重之以兵火，富者日益贫，贫者日益偷。每遇水旱，佃户贫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而士女方且竞修饰，被服丽都，婚嫁殡葬，岁时伏腊，尤多浮费，子弟博塞嬉游，莫之或禁，曩者浮靡之习，独未尽革，询乎由奢入俭之不易也”。18《续纂清河县志》更明确写道：“四十年来踵事增华，奢不中礼，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自政令维新，浮慕自由者低及礼教，几决男女大防。惟人民渐知趋重实业，农工商各赴其事……而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至于冠履之僭越，衣饰之诡异，几于上下无等，良贱混淆，则万方一概，不足为一乡一邑病已。”１９
以上只是反映两淮在由盛而衰的变迁中，文化“流变”的主要特点，因此，这种“复原”只能是粗线条的轮廓，或曰朦胧的点线。属于文化“积淀”的内容，则留待下面分析影响时一并展开。
三
首先谈谈淮阴地域性文化“流变”对周恩来的影响：
清王朝覆亡前夕，以河、漕、盐、榷而兴的淮安和清江浦，虽已被釜底抽薪而江河日下，但奢靡之风在世家中仍未“尽革”，“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周恩来的生母病逝，他的外祖母就硬逼着周家大操大办，使周家早已捉襟见肘的经济景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必须经常靠典当、借贷来维持各项开支。周恩来一生俭朴，反对浮费奢华、繁文缛节，这与他从小出入当铺，深受浮靡风气、繁缛礼节之害，关系至深。
清末的淮阴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因“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甚而至于“低及礼教”。当时，淮阴不仅有维新派人士活动，还有同盟会的民主革命分子活动，且比较活跃。如张相文以清江浦的江北师范学堂为阵地，宣传民主与科学；周实、阮式创办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韩恢、赵云鹏等，或在清江浦的北洋新军中串连，或在绿林中结党，积聚革命力量，这已不仅仅是“低及礼教”的问题了。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就是孙中山的信徒，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中国同盟会成员。他还变卖家产，支援革命活动，并经常为此而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龚特别喜欢周，不但让他到龚家的学塾就读以免失学之苦，还给周讲了不少革命道理，给他看过一些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书刊。所以周恩来讲龚是他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因这方面学界多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与文化“流变”相比，淮阴地域性文化“积淀”对周恩来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因而也更大些。谨分述如次：
由于两淮是交通咽喉，烽烟起处则简为重镇，成为“兵马走廊”；黄河夺淮以来水患频仍，民生浮寄，这些因素导致民性易徙，“所谓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仅千百中之什一耳。”20这同江南一带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相对稳定地聚居一地，形成鲜明对照。淮安、清江浦更是商旅辐辏，五方杂处，故士风乡风不但不排斥客籍人士，而且对客籍人士之懿德善行，彰扬不遗余力。这与很多地方对“外来户”的排斥、轻视迥然不同。这种兼容并包，平等待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充满儒侠精神的士风乡风，在周恩来的接人待物中，可以说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善的体现和升华。
淮阴浓厚的儒教之风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也不仅因为他进的是私塾、读的是儒书，他的启蒙老师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更因为当时的整体氛围仍充斥着“儒气”。淮阴学风素来称盛。就拿淮安、清江浦来说吧，除了府学、县学外，就有书院近２０所。较著名的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崇实、袁江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明清两朝，仅山阳（今淮安）一县就有进士２００余人，举人７００余名。河下弹丸之地，不仅举人、进士众多，而且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河下三鼎甲”，至今被传为佳话。在《清史稿》中，以儒术、文学、贤能节烈立传的淮安籍人士，就有１０多人。淮阴士风，儒雅和刚烈兼备。论武烈，“韩侯之兵功在炎汉，步骘之略威加蛮夷”；论文章，“三十篇《文选》之裁，都尉肇夫《七发》，建安七子有陈军谋之檄，大历十子有吉侍郎之诗……龚高士之天马，陶山人之雪兔，一艺之士，皆斯土之光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士，则有臧洪、陈容、刘仁赡、赵师旦、扈再兴、黄文政、缪朝宗、张孝忠、关天培等等。21晚清著名学者丁晏在评价淮阴的士风时写道：“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中，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２２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之嫌和一定刺激性，然而淮阴士风，确实像发源于此的淮扬菜一样，取南北之长，成独特之风。周恩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当时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里浓厚儒学之风和独特士风的熏陶。
周恩来离开故乡淮阴以后一年半，即１９１２年１０月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23文言文写得那么老道，思考问题那么深入，没有在故乡学儒学打下的深厚基础，绝不可能在一年半时间内一蹴而就。淮安在清代有“诗城”之誉，一度名动全国，诗风所被，文人皆能言诗。感时言情之人比比皆是，慷慨悲歌之士代不乏人。现在所能找到的周恩来写的最早的诗，是他１６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其一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24而他写《大江歌罢掉头东》时，也仅有１９岁。周恩来早期的诗，既附丽着儒家诗教的色彩，更体现着慷慨悲歌、讨伐无道、向往和投身革命的情怀。同时，这里面也融会着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传说和精神风貌，是地域文化“积淀”的主体内容之一。这部分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过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不少谈到“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对周恩来有着重大的影响。韩信曾为成就大事而忍受胯下之辱。周恩来超人的忍辱负重的精神，与乡贤韩信何其相似！英国作家韩素音甚至这样写道：“７０年之后，当周恩来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像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像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25韩信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多说两句，周恩来的有时甚至失之“过分”的忍辱负重的精神，恐怕不仅仅是受了韩信“胯下之辱”的影响，也是打上了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忍辱负重的文化烙印。
淮阴关于汪廷珍的故事传说也很多，家喻户晓的程度仅次于韩信。汪的家和墓，在周恩来经常坐船去玩耍的淮安河下；汪墓还在周恩来当年经常往返的淮安至清江浦的必经之道上；汪墓是道光皇帝钦赐“祭葬”的，墓道上有石翁仲，还有彰扬其生平事迹的墓志铭等，喜欢猎奇的少年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养母陈氏出生于科宦门第，在科举取士的时代，她和其他一些年长辈高的亲属，不可能不对他讲这样一位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位居一品的大名鼎鼎的乡贤。然而至今，却没有一篇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汪廷珍。
汪廷珍（１７５７～１８２７年），字玉粲，号瑟庵，１２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人。其时家道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坚强意志，并激发他刻苦学习。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五十六年以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旋又升祭酒。其间选刻《成均课士录》。嘉庆帝继位后，汪廷珍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嘉庆帝信任。后连任安徽、江西、浙江学政，曾撰《学约》五则以训士：一曰辨途，一曰端本，一曰敬业，一曰裁伪，一曰自立。从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尽心启迪。道光帝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道光帝在诏书中称他“授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师道、臣道可谓兼尽矣”。后因查勘南河决口得力，于道光五年升协办大学士。七年病卒。汪廷珍一生谨守母教，生活俭朴。为人正派，举止有分寸，“不棘不阿”，待人以礼，而又不拉拉扯扯。“门生故吏遍满中外，终其身无尺一相慰答”。26他为大学士期间，“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其行谊文章，海内识与不识，推为正人无异喙。”27他不务虚名，述而不作。大学士阮元很佩服他学识渊博，劝他著书立说，他说：“六经之奥，昔儒皆先我言之，岂敢复以长语相混哉？但读书所以析义，要归于中有所主而已。”２８他平生虽未专事著述，但奏议序跋、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为《实事求是斋集》。
周恩来不仅早年的家庭遭际与汪廷珍很相似，而且思想作风、立身处世之道，甚至很多言行都极相似。汪廷珍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周恩来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汪廷珍强调实事求是，并以此名其书斋，周恩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甚嚣尘上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实事求是的韧性坚持和追求；汪廷珍恪守“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周恩来一生勇于修正错误，维护真理，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汪廷珍一生勤慎，周恩来在勤慎方面更无懈可击；汪廷珍立朝３０余年，“不棘不阿不党”，周恩来则堪称“不棘不阿不党”的典范；汪廷珍为相，“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周恩来为总理，日理万机，不骄不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廷珍才气过阮元，却坚持述而不作，周恩来早年即以文才诗才名，以思想深刻著，但中年后却不露锋芒，也“述而不作”了。所有这些，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吗？分明有同乡的影响、“传承”的印痕。我们绝不能因为汪廷珍是封建王朝的宰相，而无视甚至否认这样的事实。
周恩来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外祖父万青选的故事。万青选为官３０多年，在周恩来出生后即去世。他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而钩稽疑狱必详审再四，核实乃已”。任上重视修水利，办教育，“一意与民休息，劝导棉桑，雇江南工师教民机织”。光绪二年大灾荒，道馑相望，主持“设厂赈粥，全活十余万人。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他被列为“名宦”，并与清河县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李信圭、管钜相提并论。他逝世后，人们在清江浦建立“万公祠”祭祀他。29万青选受到清河县吏民的敬重、供奉，生活在清江浦３年多的外孙不可能不去“万公祠”祭拜，也不可能不有所触动、影响。万青选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注意公正断案，重视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等等，这些都能从周恩来身上找到“再生”的影子。
以上这三个都是对周恩来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历史名人。而在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三个女性——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乳母蒋氏对周的影响最大。对此，笔者没有异议，只是想强调一下，万氏和陈氏，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成员，都是儒学经典或儒教规范造就的。万氏虽未读过多少书，但她特别聪慧精明能干，善良大度，是万青选最得爱的女儿。嫁到周家后，马上以其达事理富才干善齐家而成为支撑这个没落世家的主妇。她终因操劳过度而于１９０７年春（周恩来９周岁时）过早地去世。养母陈氏是典型的由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而变成大家少妇的，她年轻守寡的命运和沉静寡言的性格，也注定她是短命的。她也在１９０７年紧接着万氏而病逝。万氏的善良、精明能干和宽容大度、与世无争；陈氏的热爱知识，会动脑筋，沉静温和，都给童年周恩来以耳濡目染。乳母蒋氏是循规蹈矩、善良忠诚的普通劳动妇女。他勤劳俭朴，对主人忠诚不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乳母蒋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照料恩来。后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蒋氏还不远干里前去看望日思夜念的恩来。“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30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记述了一个奴仆忠于主人、辎铢不染的动人故事，并于最后点明主题：“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31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蒋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32可见，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人民公仆的思想，最初是从乳母蒋氏那里受到熏陶和启迪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 释：
①、２３、24、31《周恩来早期文集》第１版（上），第１５页、第1页、第９页、第２１页。
②、③秦九凤文章《淮阴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④、⑤《周总理与故乡》第１版，第２页、第１３页。
⑥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１５，光绪《淮安府志》卷１２、１３。
⑦《淮阴市志》第１版（下册），第２２３２页。
⑧庞瑞垠《早年周恩来》（上），第６１页。
⑨王觐宸《淮安河下志》、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
⑩、12黄钧宰《金壶浪墨》卷１“纲盐改票”、“河工”。
11、16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１。
１３《王家营志》卷３“交通第六”。
14、17、１８光绪《淮安府志》卷１。
15《续纂山阳县志》卷１。
19、29《续纂清河县志》卷１、卷９“万青选传”。
20《泗阳县志》卷２１“氏族”。
21、22《山阳艺文志》卷５“淮阴说”。
２５、30、３２（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１４—１５页、第１６—１７页、第 １３页。
26、28《重修山阳县志》卷１４“汪廷珍传”。
27《清朝野史大观》卷７“汪文端公之相业”。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发表于 2006-7-16 14: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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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17 10:45:21
